相比王安石变法，北宋和煦派官僚的反思和自救方案才更贴合实际？
一提到北宋中后期的王安石变法，人们就习以为常地将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等人称为“新派”，将反对者称为“保守派”。假如你对那段历史不够了解，很轻易就会站在看似“先进”的新派一边，认为保守派墨守成规、冥顽不灵，阻碍进取。
而我在反复多次深究那段历史后，真的不愿称唤司马光、韩琦、富弼、吕公著、吴奎、苏辙、吕诲等人为“保守派”，韩琦和富弼都曾追随范仲淹参与庆历新政，岂是顽固守旧之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改革意见，只不过相对和煦而已，故称其为“和煦派”更为妥当。
相对的，称王安石等人为“激进派”，才能与其翻天覆地般的改革思想和措施相匹配。
图片源于网络，有疑问可联系删除
那么，面对北宋的种种积弊，“和煦派”官僚都有什么样的自救措施？相比王安石的主意，是否更具有可行性呢？
军事层面的自救
北宋初期的军队和将领，基本承袭了五代混战时期的彪悍和勇武，李继隆、潘美、范廷召、杨业等名将均在五代时期就征战沙场，个个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任凭宋太宗如何瞎指挥，也能在对阵辽军时取得不错的胜率，在与党项的战争中更是胜多负少。
宋真宗延续了其父宋太宗执政后期猥琐避战的构思，在战场形势有利于宋军的情状下，与辽国签下澶渊之盟。
可以说，北宋初期的军事力量是足够强大的，无论“业余军事爱好者”宋太宗和柔弱皇帝宋真宗怎么折腾，北宋也没有亡国之患，容错率非常高。
不幸的是，与辽休战之后，北宋的武备逐渐松懈，灾荒之年频繁征招灾民进伍，“用军费养灾民”几乎成为国策，导致军队数量浩大，军费开支浩大，士兵短缺练习，战斗力低下。
展开全文
图片源于网络，有疑问可联系删除
军队战斗力差了，容错率也就低了，而宋仁宗、宋英宗仍然改不了“插手前线将领指挥权”的毛病，可谓雪上加霜，导致西北党项首领元昊一旦起事，北宋屡战屡败，根本不是对手。
刚才所说的这些军事层面的问题，北宋中后期的和煦派官僚们看到了吗？不仅看到了，还明确提出了修改意见。
治平元年，宋英宗任命多名内侍亲信前往西北边地担任“驻泊兵马钤辖”，掌管当地蕃族事务，引起谏官吕诲、御史傅尧俞、赵瞻等人的联合反对。
谏官吕诲言：“自唐以来，举兵不利，未有不自监军者····钤辖寄重，实均安抚使之权乎！乞朝廷罢之，精择帅臣，凡事一切付委，庶几阃外之权，得尽其用矣。”——《续资治通鉴》
吕诲是北宋有名的谏官，一生中多次因弹劾宰相而被罢免，然而屡败屡战，愈战愈勇，连司马光这样刚直脾气的人也对其钦佩有加。
这一次吕诲的上书意思很明确，将领统兵在外，应予以足够的自由度，不得差遣名为“钤辖”实为监军这样的皇帝亲信跟在身边，这样只会导致作战失败。
惋惜吕诲的意见并未被宋英宗摘纳，但至少“不信赖前线武将”这个问题已经被多名言官拿出来公开讨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而转过头来的第二年，司马光关于“限制军队规模”的意见被摘纳了。
影视剧《清平乐》剧照
治平二年，司马光向宋英宗进言道：“兵在精而不在多，兵少而精，各项物资轻易给予充足，才能以一敌十，遇敌必胜。反之兵多而不精，物资给予不上，十个人也抵不上敌军一个，能打胜仗才怪。统兵将领一味要求给他们增加军队数量，这是无能的表现。”
对此，司马光的意见是：“首先停止招募禁军，抉择得力的将帅，练习好当下士兵就足够了；其次，那些受灾地区灾民，按照正常程序发放周济粮就可以了，严禁当地官员妄自招募灾民进伍扩充厢军。”
司马光言：“国家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少而精，则衣粮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当十，遇敌必能取胜；多而不精，则衣粮难赡，公私困匮，十人不足当一，遇敌必致败亡。边鄙之臣，无他材略，但求添兵，是以不顾国家之匮乏，只知招募，取其虚数，不论疲软无所施用·····臣愿陛下速降指挥，应在京及诸路，并宜罢招禁军，但抉择将帅，练习旧有之兵，以备御四夷；其灾伤之处，州县不得妄招饥民以充厢军，但据所有斗斛，周济农民，俟向后稍丰，使各复旧业，则天下幸甚！”——《续资治通鉴》
司马光的这个自救方案切中时弊，直击要害，相比王安石复杂的“保甲法”，既不扰民，不增加百姓负担，操作起来也简单易行。只要实施到位，北宋的军费开支就能得到有效扼制，随着年老士兵的淘汰，军费还能进一步下降。
治平三年五月，英宗下诏，令河北和陕西各路兵马总管加强对于士兵的练习，不得利用士兵为自己谋利，拒绝了前线守将的增兵请求，认为当下兵员已足够使用。
五月，乙丑，诏：“河北战兵三十万，陕西战兵四十五万并义勇，令本路都总管常加练习，毋得占役。”时边臣或奏请增兵，朝廷以为兵数不少，故降此诏。——《续资治通鉴》
影视剧《清平乐》剧照
显然，经过两府的反复讨论，英宗以及两府宰执还是接受了司马光的提议，意识到了军队规模问题并踩了刹车，停止向边地防线增兵，对于司马光“兵少而精”的论断，也督促前线加强士兵的练习，提升战斗力。
由此可见早在宋神宗继位之前的治平年间，北宋和煦派官僚在军事层面就已经展开了反思和自救，并付诸具体实践。
更令我惊异的是，常被诟病“将西北国土送给西夏”的司马光，居然也有自己“恢复汉唐之疆”的想象，不过他的出兵前提是“修明政事、公私富足、兵精马壮”，在达到这三个条件之前，他意见无论是对契丹还是对西夏，都摘取猥琐发育、避而不战的态度。
财政层面的自救
无论是“冗兵”还是“冗官”，带来的问题都是钱不够花，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和首要目的就是“敛财”，在“民不加赋”的条件下开垦新的增收渠道，为北宋财政增加收进。
“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法措施在构思上都非常精妙，无可挑剔，其“贷款”理念甚至有超越时代的感觉，但问题在于所有政策在短时间内同步实施，基层实施起来困难很大，想法很美好，实践起来却轻易出乱子。
对于如何增加税收，苏辙曾在熙宁二年向宋神宗上奏，认为“要想使财政充裕，要害不在于钱财的纳进，而在于往除在各项事务中的浪费；只需取缔闲散无事的冗官，裁减闲散无事的兵丁，以及减少“滥封”“滥赏”等行为即可。”
先是辙上疏曰：“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往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
在苏辙看来，北宋当时的财政状况还没恶劣到推倒重来的时候，只需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修剪”，少花点少用点就可以了，而不是“另立新枝”，往大动干戈地做什么新的冒险。
时任三司使韩绛曾向宋神宗报告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上百年积存的财富，如今都被挥霍完了。这个表述常被人引用，来体现神宗初年财政的紧张程度，以及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甚至连易中天老师的书里，也把这句话当做重要论据。
但我翻找史料，发现韩绛在说完“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仅仅两个月后，又向神宗上奏说，“京城储存的大米已经多到足够食五年的了，仓库底部的都快要烂掉了。”
丁卯，三司言：“在京粳米约支五年以上，虑岁久陈腐，欲令发运司于上供年额，权住起发五十万石，于谷价贵处减和籴之数，变市金银绢，输榷货物封椿，分给三路，以备军需。”——《续资治通鉴》
这是韩绛自己前后矛盾吗？其实不矛盾，之前说“惟存空簿”指的是金帛，是说仓库里存的金银绸缎没有了，这与粮仓里大米足够食五年一点也不矛盾。也就是说，当时北宋的财政可能确实碰到了危机，但危机程度远未到火烧眉毛的程度，这也是和煦派官员们在谈及财政危机时，将“省食俭用、减少赏赐”作为应对答案，再无其他深层次措施的底气和原因。
虽然金帛没多少了，但粮食多得食不完，但凡朝廷少花点就能解决危机，不至于伤筋动骨般地往做调整。
那么和煦派的“省钱”论调具体实践起来如何呢？
影视剧《清平乐》剧照
首先，和煦派自发性地拒绝朝廷的赏赐、为国减负。比如仁宗往世后，英宗照例将大行皇帝的遗留物品赏赐给群臣，司马光将所得的珍珠上交给了谏院作为公用钱。
随后，和煦派集体倡议拒绝朝廷祭天大礼后的巨额赏赐，意图将其作为惯例加以延续。
这事儿发生在熙宁元年，由曾公亮等人出头，意见朝廷取缔祭礼后给予百官的赏赐，但是遭到王安石的拒绝，司马光甚至与王安石当庭吵了起来，王安石在这次闻名的廷议上说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句名言，而司马光则反驳称这句话不可能实现。
猛烈的争论过后，还是以王安石的胜利告终，该赏赐的一分钱也没少。
和煦派的努力，失败了。
冗官层面的反思
“冗官”是最棘手的问题，这触及到了地主阶级的核心利益。仁宗朝的范仲淹仅仅是严厉了官员的选拔和观察准则，就被污蔑“结党”，所谓的庆历新政草草结束，跟在范仲淹身后的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都被贬出了朝廷。
所以敢于直言“裁撤冗官”，乃至于“宗室授官”的人少之又少，历朝历代都是凤毛麟角，这不仅是与天下仕族作对，甚至是在与权势熏天的皇亲国戚作对。
图片源于网络，有疑问可联系删除
但是在宋英宗时期，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北宋“宗室授官过度”的积弊。
治平元年，吴奎在英宗与宰执大臣的廷议中勇猛地说道：“以前给宗室授官，不过是殿直、侍卫这样的小官，哪像今天这么过分？朝廷假如想要千秋万代传递下往，必须进行裁减和抑制。”
奎曰：“祖宗时宗室皆近亲，然初授止于殿直，侍禁，供奉官，不如今之过也。朝廷必为无穷计，当有所裁损。”——《续资治通鉴》
吴奎是王安石拜相之前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从这次给英宗的进言来看，也算个有胆有识的人物，一度做到过副宰相之职。
后来王安石得神宗独宠，他与一众和煦派官员一样，离京往地方任职了，再难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
显然，在裁撤冗官方面，和煦派官员的态度一点也不和煦。
结语
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中这么形容王安石的一生：“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图片源于网络，有疑问可联系删除
短短几年时间，雷厉风行的王安石带领一众执行力特强的新锐们放弃旧制，不惧人言，不畏天变，将与其意见不一的官僚全部赶出京城，整个北宋为之一变。具体这个“变”是褒义还是贬义，苏轼没有明说，至少，他当初对新法也是持反对意见的。
无论“变”是褒是贬，可以肯定的是，王安石两次拜相期间，北宋政坛争议四起，以往的宽容和开放风气不复存在，章惇之后愈演愈烈，逐渐步进黑暗，以至于当金军南下时，习惯了内斗的满朝官僚毫无方法，他们习惯了机械性的执行，早就丧失了“自主献策”的能力。
而我在反复研读那段历史之后，真的情愿信赖，假如就按照和煦派官僚们的意见和想象往做，北宋中后期政坛不至于那么紊乱，他们的自救方案简单易行还卓有成效，或许比王安石变法更贴近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