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变成德意志帝国，欧洲迎来了主人，俾斯麦却为三件事头疼
引言：
1871年1月18日，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宣告成立。
这个帝国的诞生，对欧洲而言是一场地缘政治革命，中欧破碎的心脏地带被整合成强大的帝国。这个新生的帝国，必须要承担来自四方的压力。
是变成列强争衡的场所？还是变为向四面扩展影响的重要权力中心？
新生的德国该如何应对？
近两百年欧洲史中，法国不断尝试获得欧洲大陆霸权。
谁曾想，这努力成了泡影，德国的诞生，让法国失往了期看。用当时的话说就是
欧洲失往了一个主妇，却得到了一个主人。
（在法国加冕的德皇）
一：崛起的德国面临的境况。
统一是德国大国崛起的标志，随统一而来的则是各种新的压力和义务。德国人发现自己陷进大国崛起的常态悖论。
实力越是增加，其他大国越是疑惧，外部安全压力也不断增加。
为了应对这压力下的风险，统一之初的德国抉择放低姿态，摘取类似“韬光养晦”的路线。
从大战术看，这是德国国家战术探索期。
1871年德国的统一，是通过普鲁士发起的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的。德国实质上就是普鲁士王国的扩展，但两者在实力上却不可同日而语，也因此需要适应角色转变。
统一前的普鲁士只能算军事强国，可统一后的德国，面积比普鲁士大一倍，人口从1930万增加到3460万，更重要的是，统一后经济的惊人发展，让德国变得越来越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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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迅猛崛起的大国也并非无懈可击，德国依旧有矛盾和脆弱的一面，特殊是内部结构上的问题，让德国难以形成大战术，全局性的筹划。
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战术决策体制三个方面。
（从普鲁士变德意志）
二、德国政治结构，从初始就有偏差。
从政治角度看，德意志帝国的成立是妥协和平衡的产物。
这种妥协既体现在自由主义和君权思想间，也体现在德意志民族主义诉求和各邦分立的传统间。因此，统一后的德国虽有宪法，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其政治体制属于“混合型”，即是君主制与民主代议制的混合，又是联邦制与中心集权制的混合。
比如帝国国会就是如此。
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实行普及、平等、直选的国会选举法被写进宪法。
这法律成了德国统一的象征，帝国国会397名议员也由全德25岁以上男子普选产生，主要权力在于批准包括军事预算在内的各种法令。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成为近代化的代议制国家。
（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德国）
跟英、法相比，德国国会权力要小得多。
国会虽然可以通过法令和预算，却没有立法权，也不能对政府提出不信赖。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名义上向国会负责，实际上却是向皇帝负责，由帝王任免。各邦君主的代表为了自己的权利，还通过组成联邦参议院的方式， 挠住了立法权。
跟国会分裂还有联邦分权状态相对应的是，德意志帝国对于君主权利的保留。
在君主立宪下，君主是唯一主权代表，拥有足够统治权，特殊是军事、对外等领域，君主拥有专断权。军事上，德国皇帝沿袭了普鲁士“士兵国王”传统，军队只效忠皇帝而不效忠政府，军队指挥权属于君主。外交上，除贸易、交通、关税等国际条约需要国会赞同，其他如同盟条约和和约等只需要皇帝一人批准即可。
最重要的宣战权上，皇帝只需取得联邦参议院赞同就可以宣战，而不需要国会批准。
比如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威廉二世就在没有获得联邦参议院赞同的情状下宣战，联邦参议院事后追加赞同，才使宣战合法化。
除了保留皇权外，帝国与各邦间的关系也是联邦和中心集权混合体，属松散的联邦制。
主权上看，各邦君主是国家主权共享者，仅在国际交往中皇帝才是德国唯一主权代表。
（威廉一世的宫殿）
这一点在皇帝称号确定上就可以看出来。
1871年帝国成立时，威廉一世曾试图使用“德国的皇帝"这一称号， 但因为其含有对其他各邦拥有主权，而被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国王拒绝，最终改为具有民族意义的,“德意志皇帝” 。
军队构成上，德国最重要军种是陆军，而陆军是由几个主要邦的陆军凑起来的。平时向各邦君主负责，战时才形成统一的德国陆军并由皇帝指挥，一些重要的军事机关也属于联邦。
比如闻名的德国总参谋部，真正的名称就是：普鲁士总参谋部。
简言之，偌大的帝国中，只有国会和宰相是代表中心帝国的。
帝国不设各部，由宰相办公室负责行政。直到1878年宰相办公室扩展，才分出8个“帝国办公厅”，分别负责外交、财政、内务、海军、邮电、铁路、司法和阿尔萨斯一洛林事务，其负责人被称为“国务秘书”。
所以德意志帝国不存在部长，除宰相外也不存在别的帝国大臣。
另一方面，德国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邦政府，原因则是普鲁士在帝国中的强势地位。
普鲁士王国拥有帝国六成领土和人口，德国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基地也都在普鲁士境内。帝国税收与各邦的税收分开，也使得普鲁士邦税收长期高于帝国收进。
更重要的是，普鲁士在政治决策中占有特殊地位。
普鲁士国王就是德国皇帝，而帝国首相一般也兼任普鲁士首相，在由各邦代表组成的帝国立法机构：联邦参议院中，普鲁士占据的席位，也足以否决任何不赞同见。
换言之就是，谁把握了普鲁士，谁就把握了德意志帝国的命运。
（德意志是普鲁士的放大）
三、统一后德国的社会结构弱点：分立主义和宗教问题。
统一后的德国社会是布满矛盾结构的社会。
主要包括两对矛盾！
第一：德意志传统分立主义和统一国家间的矛盾
第二：新兴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间的矛盾。
刚完成统一时，传统分立主义和统一国家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1871年德国的统一，是普鲁士用武力逼迫实现的，普鲁士与原先敌对的邦国之间，因此存在了战胜者与失败者的裂痕。这裂痕在中世纪德意志各邦国的分立主义传统加持下更为明显。
按照俾斯麦在《探求与回忆》一书中的说法就是：
王朝在家庭统治基础上形成特殊的民族性，它们的组合既不是民族的相同也不是历史发展的相同，而是以一种布满争议的事实为基础，即王朝借助亲属关系、共同继续关系或在选举皇帝时从皇室获取继续权等来达到加强和继续的权利。
这话的意思就是，看似统一的德意志，依旧表现出邦国属性，原本的邦国概念还广泛存在与德意志大地上。
除了德意志邦国问题外，原本被普鲁士瓜分征服的波兰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是问题。
德国是基于民族认同统一的国家，而不是王朝认同统一的国家，这就让生活在德意志领土上的外国人产生了认知问题。
比如，被普鲁士征服的波兰人，他们效忠的是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在效忠中，他们保留了民族独立性，可德国统一之后，德意志的统一反过来刺激了波兰人的民族性，弄的波兰人也想独立，即便不独立，他们效忠的也是普鲁士而不是德国。
（神罗时代邦国林立的德意志区域）
民族问题错综复杂，宗教问题也是一团乱。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地处中欧的德意志就有天主教和新教对立的问题。德意志的统一并没有解决宗教问题，反而让这个问题越发凸显。
三十年战争的胜利，还有普鲁士统一德国的现实，让普鲁士人信仰的新教成了德国大部分地区的主流宗教，可德国南部和西部区域的巴伐利亚、符腾堡等地，却是天主教区域。基于宗教矛盾，让这些区域，有了在政治上分别的倾向。
这让德国统治阶层面临难题，那个宗教才是主导？最后在普鲁士力主之下，德国抉择了确保新教的主导地位。
可天主教的问题，依旧让人担忧。
1906年的德国宰相毕洛夫就曾说过：
假如奥匈帝国解体，其德语地区并进德国将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将增加1500万天主教徒，新教徒将成少数派，这将导致德意志分崩离析。
（宗教引发无数战争）
四、统一后德国的阶级矛盾。
除宗教问题外，德国阶级问题也很严重。
传统德国社会中，农业占据主要地位，把握土地的容克地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显要。他们即是政府官员又是陆军军官的主要来源。
但随着德国工业化的进程，还有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帝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德国新崛起的工商业，让工商业资产阶级成了德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他们急切地期看获得和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地位。
可德意志帝国却是一个以普鲁士容克贵族为主导的帝国。
容克地主阶层凭借有利的社会地位，坚持原有的政治权利分配，加上德国统一时间短，工业化过程集中，造成德国不像工业化过程漫长的英、法那样有足够时间扫除传统旧有的精英阶层，或是将其吸纳到新的社会结构中。
于是，德国这个工业社会国家，保留了一支由封建军事精英组成的权力强悍军队。
这是德国独有的社会现象。
那个时候的德国，同时存在了工商业资本家和容克地主两个势均力敌的利益集团，双方通过各自渠道对政府发扬影响，进而成了统一德国的主要矛盾之一。
随时间推移，国家统一日益巩固，德国国内的分立主义矛盾和宗教矛盾有所下降，容克贵族和工商业资本家的矛盾却在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后进一步加剧。
（容克贵族把握军队）
五：战术决策层面的德国问题。
德国的战术决策问题，要从外交和军事两个方面来讨论。
德意志帝国政府的代表是宰相，向皇帝负责，主持日常政治事务，外交也由宰相负责。
1878年之前，帝国宰相办公室负责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德国驻各国大使馆、领事馆及其他外交机构均直接向俾斯麦负责。
1879年帝国宰相办公室扩展后，设立“外交办公厅”，长官为“外交国务秘书”，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但权利却并不大，是协助宰相处理外交事务的存在。这就让外交部长失往了独立性，宰相成了帝国外交政策的主导者。
可是这样的结构，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又经常出问题。因为德国外交官大多是贵族出身，都和皇帝陛下关系莫逆。他们经常会用自己和皇帝的特殊关系，直接越过宰相跟皇帝汇报。
这样越级上报多了，就轻易产生宰相与外交官的矛盾。
比如，刚统一后的德国驻法大使阿尼姆伯爵，就因为不赞同俾斯麦的对法政和俾斯麦唱反调。弄得俾斯麦大怒，两人的冲突最后以阿尼姆伯爵被去除职位而告终。
俾斯麦用强硬态度，获得了外交主导权，但在军事领域，俾斯麦能做的却不多。
（俾斯麦的权威止步军事）
德国军制是普鲁士军制的延伸，是绝对王权的体现。宰相可以在国防预算、兵员弥补、装备、军需等方面提意见，但在军事计划、军队组织练习、动员和使用上，完全插不上话，那是皇帝陛下的特权。
除了帝王之外，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权利也很大，他们负责制定作战计划，落实战术命令，执行皇帝的决定。
除此之外，帝国皇帝身边还存在由一小部分陆海军将领组成的“军事内阁”天天向皇帝作出报告，就军事问题进行讨论。
这就让德国军事指挥权在帝王专断之外，有了三个主要的军事决策机构。普鲁士陆军部、总参谋部和“军事内阁”。弄得全德国的武装力量没有统一指挥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
所以，军队在德国的战术决策中享有特殊地位，作为帝国政治领导人的宰相无权干预军事决策。
当德国进行战术决策时，其政治体系和军事体系在体制上是相互割裂的，仅由皇帝一人充当两个体系之间的结合。
（威廉二世和德军将领们）
尾声：
以上一切告诉我们，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在决策体制、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上存在很大问题。
各利益集团、机构都试图使自己权力最大化，但又短缺完美的机制规范，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这种情状不仅不利于形成比较均衡的大战术，而且连进行某种全局性、连续性的筹划都很难。
可以说，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的大战术，就是以一种”背着十字架跳舞的方式“艰难发展，并且严重依靠俾斯麦个人的聪明和手段。
这也是为何俾斯麦之后，德国虽然强势，却大战术错误不断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