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反常态的消极之词，想要成为闲人，写出了无数人憧憬的生活

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八月，苏轼的续弦老婆王闰之往世，同年九月，高太后病逝，那两个女人对苏轼而言，算得上是“幸运女神”，前者在他的生活中对其无微不至的看管，后者在政治生活中，不时保护他免遭政敌的离间和谗谄。

但在高太后病逝后，一切都变了。哲宗皇帝亲政，当了数年“傀儡”的哲宗皇帝，末于可以本身做主了，当然要有一些政治手段，而曾经的教师苏轼，即是被打压的对象之一！在宋哲宗眼里，苏轼是不折不扣的元祐党人，是障碍新法的绊脚石，因而以苏轼为首的“元祐党人”们，遭到了差别水平的冲击，苏轼更是一贬再贬，不断贬到惠州才算略微不变下来。惠州属于今天的广东省，在北宋期间，仍是一片半开发的穷山恶水，年近六十的苏轼被贬到此处，其辛酸可想而知。

苏轼在元祐年间的心态是复杂的，固然苏轼老是能以乐看的心态对待一切，但遭遇种种变故，也不能不让他有些心灰意冷。据说下面那首《行香子·述怀》即是写于此时的一首做品，从词意来看，苏轼的心境是消沉苦闷的，把酒对月而无有赏识者，人生苦短、光阴渐渐、知音难觅的悲惨，使得苏轼兴发了回隐山林，成为隐者“闲人”的心态。

行香子·述怀

苏轼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非常。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启齿谁亲。且陶陶、乐尽无邪。几时回往，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苏轼从写景起笔，开篇就有一种出尘的清澈感，“清夜无尘，月色如银”，夜色清爽，尘滓全无，月光皎皎，洒下片片银辉，词人昂首看月，不由心有所感，如许的风光，最合适把盏弄月，他公然如许做了，“酒斟时、须满非常”，饮酒便要满上，何其豪放爽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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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到杯干，词人面临琼浆月色，没有“起舞弄清影”的狂放，没有“对影成三人”的潇洒，而是生出了对人生的一些慨叹，“浮名浮利，虚苦劳神”，人生中的一切富贵荣华，不外是一些虚的工具，劳神吃力的往争往夺，又有什么意义呢？人生只不外是光阴似箭的邯郸一梦罢了，“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苏轼为了表示人生的虚无和短暂，连续利用了三个典故，先是利用了《庄子》中的一论，“人生六合之间，若白驹之过隙，突然罢了”，庄子认为人生和宇宙万物比起来，短暂地像是日影移过墙壁的裂缝；而在诗人笔下，人生好像火花一现般短暂，“凿石见火能几时”、“石火光中寄此身”，又如梦中有梦一样虚无缥缈，“浮生暂寄梦中身”。苏轼连续利用那三个典故，

不外是想表达人生的短暂和虚无之态罢了。

下片开篇，陆续以慨叹的语气，写出了本身对知音难觅的慨叹，“虽抱文章，启齿谁亲”，那是苏轼怀才不遇的感喟，宋哲宗继位后，一改高太后期间的方针战略，将苏轼那种大才疏远放逐，所以苏轼的那种感慨，不是没有事理的，苏轼此时的心绪，只怕除了不被任用的苦闷外，还有无人良知、知音难觅的悲惨，所以他说，“启齿谁亲”？谁能倾听本身的心声呢？没有人。

于是，苏轼只能凭仗本身的一派乐天精神，在那纷乱、痛苦的世界中，觅觅自我解脱，“且陶陶、乐尽无邪”，《诗经》中说“君子陶陶，左执翿[dào]，右招我由敖，其乐只且！”忘掉人生中的种种懊恼吧，往享受人道中的欢乐吧！而苏轼的欢乐，又长短常简单的，他只想成为一个不问世事的“闲人”，“几时回往，做个闲人”。

但他那个“闲人”的生活，却是富有诗意和意境的，“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三种事物，却将人生中闲适淡雅的田园式生活表示地极具意境美。抚琴、饮酒、赏玩山川，那几乎是所有中国文人抱负的生活体例，苏轼却用了十个字，便描画地如斯美妙，令人顿生憧憬之情，想要回回田园，做一个无忧无虑的“闲人”

苏轼的那首词，固然略显消极，但是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别的一面，本来，他在乐看奔放之外，还有如许苦闷哀痛的一面，但那其实不影响阿谁“何妨吟啸且徐行”的苏轼，反而让人觉得愈加实在和亲热，并且，苏轼又为我们描画了多么美妙的一种生活体例啊，“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假使实的做到了，能令几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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