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原题目： 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主题）

——尹达与中心党校（副题）

尹达，原名刘燿，1906年10月生，河南滑县人。1925年考进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预科，1932年考进北平中心研究院汗青语言研究所做研究生，结业后留所工做，先后参与过安阳殷墟、龙山遗址等重要的考古发掘。全面抗战发作后，尹达于1937年12月奔赴延安，1938年4月加进中国共产党，5月进进马列学院进修，11月到陕北公学关平分校任教。1939年2月调进马列学院，担任汗青研究室研究员兼陕北公学总校教员，1941年7月调到中心出书局工做。

新中国成立后，尹达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副教务长、中国科学院汗青研究所副所长，兼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55年6月被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主编过《汗青研究》杂志，参与主持中国汗青博物馆的建馆工做。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7月病逝。

从学员到教员

尹达是中国考古学的开辟者之一，也是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辟者之一。他从大学时代就起头参与史语所组织的考古发掘活动，通过在安阳等地的考古发掘获得大量可靠的实物材料。1937年，他写成《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阐发》一文，责备了外国粹术权势巨子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全面抗战发作后，史语所西迁，尹达决然分开亲爱的考古事业，奔赴陕北。他在一份素材上写道：“别了，那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在参与考古工做的第一年，就是仇敌铁蹄踏过东北的时候，内在的矛盾燃烧着愤慨的火焰，使我放心不下往做如许的地道学术事业！”

到陕北后，尹达最后在陕北公学进修，1938年5月进进刚刚成立的马列学院进修。那所学校是党中心兴办的专门处置马列主义根本理论进修、研究和鼓吹的干部学院，到1941年先后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和中心研究院，1943年并进中心党校，成为第三部。在那里，尹达承受了党的根底理论和根本政策的系统操练。那段进修履历对尹达影响浩荡。后来，他始末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批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成为我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原始氏族社会考古的第一人。

1939年2月，马列学院要把在陕北公学关平分校任教的尹达调到该院汗青研究室任研究员，陕北公学不情愿放人，最初两家达成协议，尹达兼职任陕北公学教师，汗青研究室的活动必需参与。如许，尹达与佟冬、杨绍萱3人就构成了马列学院汗青研究室。假设说尹达在大学和史语所期间次要是搜集和积存学术研究材料，在马列学院工做的那两年多光阴，就是他考古研究的丰收期和对中国考古学系统研究的酝酿期。那个期间写成的《中国原始社会》以及由此衍生的《新石器时代》，是他的代表做。

连系考古实物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

郭沫若1930年出书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粹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论述中国汗青的第一部书”，被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汗青学的第一部重要著做”。尹达根据那本著做的根本看点，连系其时“多量新的素材和学术界之新的功效”，写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那部书的扉页上明白写着“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以区别于其他关于原始社会的论著，成为新史学阵营中从考古学动身系统研究原始社会的代表做。

虽然尹达在校稿时“曾经为一些问题而踟蹰不安”，认为“有些处所还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的研究下往”，但仍是“有勇气把它付印”，次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表里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著做大都还未能及时吸收多量新的素材和学术界之新的功效，在那里我把新的素材和新的功效献给同好的学人”，二是“我以更大的勤奋运用科学的办法，把那些素材组织起来，期看从那里看出中国原始社会开展的线索”。简言之，勤奋运用“科学的办法”审阅“多量新的素材”，理出中国原始社会的开展线索。而尹达所说的“科学的办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汗青唯物主义。他指出：“只要在马克思主义批示之下，考古学与史学的关系就能逐步密切起来，使考古学实正成为汗青科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门，获得愈加灿烂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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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第一编《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占全书一半以上篇幅。此中，第一篇《氏族以前的中国社会》，为中国旧石器时代部门。第二篇《中国氏族社会》，1955年改题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从头颁发，1979年再版时改名为《新石器时代》。那是尹达写做“吃力更大”的一部门，讨论了昂昂溪、仰韶和龙山三种文化遗存及其绝对年代，是对其时所知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做出的最早的一次系统总结。第三篇《在瓦解过程中的中国氏族社会——小屯文化的社会》，详尽阐述了殷代的经济构造、社会组织构造及意识形态，倾泻了相当大的功力。

1940年1月，尹达完成《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一文，论证了“中华民族和其文化是在中国那块广阔的地盘上发荣滋长起来的，并非由他处移植过来的”；针对延安史学界对殷商期间农耕文明的争论，尹达7月撰写《关于殷商社会性量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明白表达“殷商后期的消费东西不是铁器，也不是铜器，而是石器”，“次要的消费部分不是畜牧，而是农业”，“殷代后期的社会是在瓦解中的氏族社会”；1941年1月写成《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量》，强调了考古学上所供给的殷商史料“是最可靠最贵重的”，在延安史学界引起关于殷商社会性量问题的强烈热闹讨论。上述三个单篇做为第三编“补编”，与第一编《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第二编《从古代传说中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合在一路，于1943年5月在延安出书。

参与编写《中国通史简编》

党中心到陕北后特殊是全面抗战发作后，为了更好指导中国革命，一项紧迫使命就是总结中国革命体味，不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以之武拆全党。因而，以唯物史看批示撰著一部中国通史，关于认清中华民族汗青道路和汗青前途，就成为一项意义严重而又非常迫切的工做。

要编写中国通史，就要有根本材料。而其时延安物量生活前提非常艰辛，各方面的参考素材极度欠缺。尹达来陕北时，为了可以一心一意参与革命，就将本身全数的册本和材料都放在了家里。那个时候，他决定返乡取书。1939年，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做了缜密安放，特派了两名保镳全程护送，中共地下交通站的同志接力引路和庇护，昼伏夜出、避实就虚，静静穿过仇敌的封锁线，从河南老家顺利把那批册本和素材运到了延安。那批册本和素材有力地搀扶帮助了尹达陆续处置学术研究，也成为我们党掌握的贵重汗青材料。

1940年1月，范文澜抵达延安，被录用为马列学院汗青研究室主任，起头主持编辑《中国通史简编》，此中尹达负责撰写魏晋南北朝部门。尹达根据范文澜“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功责，展现社会开展法例等”的编写构想，用唯物史看的理论和办法，简明扼要、看点明显地来阐述那段期间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情状。半年后，尹达拿出10余万字的书稿。《中国通史简编》最后是集体草拟，最初由范文澜改写完成，上册和下册先后于1941年9月、1942年12月在延安新华书店出书。

《中国通史简编》做为第一部以唯物史看为批示写成的通史巨著，不成能不引起学术讨论。好比，针对范文澜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看点，尹达其实不认同。在1943年出书的《中国原始社会》中，尹达提出，“《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的做者所得到的结论，是和详细事实有相当出进的”，“觉得到那里还没有足够且尽量地运用那部门极可贵重的史料。我认为那是一个相当大的缺陷”。强挪用事实说话，展示了尹达严谨治学的学者风采。

强调度论的重要性和理论理论的需要性

尹达在延安期间主讲“中国革命运动史”，次要是向学员介绍中国共产党降生的汗青布景和任务，以及困难的开展过程。尹达有丰富的田野考古履历，文史功底扎实，所以讲起课来谈古论今、深进浅出，将故事性、学术性和理论性足够连系，语言诙谐幽默，令人耳目一新。固然尹达在1941年7月分开马列学院就任他职，但尔后包罗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屡次到中心高级党校授课。

一些昔时的学员回忆说，尹达理论程度很高，在和学员交换中特殊强调度论的重要性和理论理论的需要性。他不是简单地说教，而是将理论生动乖巧地寓于对事物或学术问题的处置和研究中。他常说，进修理论要尝到甜头，你就会更深入地体味到理论的意义和感化。所谓甜头，就是操纵理论和响应的办法，解开问题疑团而获得功效的一种喜悦，它能引导并鼓舞我们更多地向更高条理更深底蕴往摸索实理的欲看和逃求。

1953岁尾，尹达调进中国科学院，负责筹建汗青研究所第一所并兼管考古研究所的工做，成为中国汗青学科的组织者之一。1954年，兴办并主编全国性的史学刊物《汗青研究》。他一贯关心原始社会史的研究，1963年所写的《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忆与展看》一文，就是从考古学与汗青学相连系的角度停止的科学总结。夏鼐认为，“那是一篇洋洋高文，是他最初一篇有重量的用马克思主义看点所写的考古学论文”。那篇文章完成之后不久，他就把本身研究的重点起头转移到史学理论范畴。

尹达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开展所存在问题的摸索，最末功效就是他主持完成的《中国史学开展史》。那部著做“成为其时独一一部囊括了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代史学曲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史学通史的著作，那在中国的史学史研究范畴是一个明显的打破”。“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批示下成立现代中国的新史学系统”，打下了有益的根底。

〔滕飞，做者单元：中心党校（国度行政学院）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