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小春：魏晋函牍首行笔迹偏大原因考

魏晋函牍首行笔迹偏大原因考

祁小春

【内容摘要】

在西域楼兰所出晋人残纸墨迹中，普及存在首行笔迹笔划明显偏大现象。而在辗转翻刻的魏晋函牍法帖中，也能够找到类似书式陈迹。第一，那种书写款式是何时呈现出于何种目标？其渊源汗青以及传领情状若何？围绕那些问题，本文通过引用相关文献、图例，并从文书书写角度动身举例论证，证明了那种文书书式确实存在。与此同时，本文还对汉、晋简帛文书停止溯源检证，揣度那一现象可能与表达礼貌尊崇、遵照平阙式习惯相关。第二，魏晋函牍法帖假设在形式上越接近其原迹面目，则笔迹保留魏晋书法面孔的概率就越高。既然传世法帖保留了原帖的首行笔迹偏大的外在特征，那么有理由认为，其笔迹书法也响应是可靠的。

晋人函牍中存在一种希罕的书写现象[1]，即第一行的笔划明显厚重、笔迹偏大。例如西域楼兰所出晋人残纸“烧奴”残纸，[2] 如《蒲月二日帖》( 图1)、《此月十四日帖》( 图2)、《九月十一日帖》 ( 图3) 等无不如斯。函牍文书呈现那一现象比力奇异，但也并不是偶尔[3]。因为类似之例，在其他西域楼兰晋人残纸中也存在。如东晋咸和三年(328) 的《李柏文书》（图4）、《超济文书》( 图5）等。假设说那只是其时初级仕宦或民间人士手笔，那种写法其实不能代表魏晋氏族支流的函牍笔墨书迹的话，那么，在辗转翻刻的魏晋人函牍法帖中，竟然也能够找到类似的书式陈迹。

图 1ˉ 晋人残纸《蒲月二日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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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ˉ《此月十四日帖》

图 3ˉ《九月十一日帖》

图 4ˉ 楼兰残纸《李柏文书》

图 5ˉ《超济文书》

如《淳化阁帖》卷三所收杜预（222—284）《十一月十四日帖》( 图6)、索靖(239—303)《七月廿六日帖》( 图7) 等，即其此类函牍之代表。此二人皆为北方氏族各人，且本人也身居高官地位显要。出格是索靖，寡所周知，他乃中国书法史上最闻名的书法家之一。再看东晋闻名氏族代表、千古享有“书圣”大名的王羲之(303—361)，在他的法帖中此类函牍更属常见，多不堪举（参照附表1 ～ 8 所列）。不只如斯，即便在传世的唐摹本王羲之《冷切帖》（图8）和《姨母帖》（图9）等中，亦隐见此式。

图6ˉ 杜预《十一月十四日帖》《淳化阁帖》卷三

图7ˉ 索靖《七月廿六日帖》《淳化阁帖》卷三

图8ˉ 唐摹本王羲之《冷切帖》

图9ˉ 唐摹本王羲之《姨母帖》

晋人函牍中那种书写格局既然不是偶尔现象，那么就有需要切磋其原因。

一、例证与揣度

通过上举诸帖以及附表所列函牍书迹，从书法赏识的角度看，也许会得出一些负面的印象：那种书写格局在章法规划上，笔迹前重后轻，显得有些失衡。最明显的就是晋人残纸中的《蒲月二日帖》（图1）和刻帖中的杜预《十一月十四日帖》（图6），其首行笔迹与后面笔迹的比例大小确实过于悬殊，若从审美角度看察，确实是存在问题的，认为不协调亦不无事理。但书法事实是从适用书写开展起来的一门艺术，所以无妨从其适用书写的角度加以察看更为合理。

从内容来看，函牍首行所书多为书写日期和具礼语词“月日……名白”，将其写得偏大厚重，既能够夺目，也能够明示来信人名和其来信的时间。也就是说，因为首行笔迹需要显露出来给人看，故书者特意将其字形展大、笔划加粗，而在折叠信纸时摆布半数，将首行笔迹外露，展现发信日期、人名的提醒感化，或为表达对收信者的尊重。

为何要露出首行文字？此或从手札的保留体例上摸索。其时人欲保管信札文书，很可能会将累积渐多的手札做层叠拆订，使其摆布错落，露出首行，如许能够起到觅检翻阅之便的感化。那种办法颇类中唐流行的早期册本的拆帧形造“旋风拆”[4]。

“旋风拆”是卷轴拆向册页拆开展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其特征是便于检索，现今所能见到的“旋风拆”均为参考册本，由此亦可知其备检特长所在。或许晋人函牍的收纳体例即“旋风拆”之前身。那种固定书卷便于检索的体例，后者“旋风拆”或受此启发也未可知。突显强调首行文字，能否有表达对收信者的尊重之意？应该也有此种考量。

魏晋书简文书形式不是孤立存在的，应与其前朝汉代简帛形式相联系关系，溯源检证汉简，发现此中公私手札果存此书式。

二、溯源检证——帛书例

《翰札文书学》一书如许总结汉简手札起首语的特征：“出土翰札所见秦汉手札起首语凡是为致书人致敬语，按正规写法当独占一行，以示礼貌……某某叩首白、某某再拜言之类独占一行，是其时的正规写法。”[5]并引录此中甜肃酒泉地域出土破城子汉简[6]中书简的简帛例如下:

①马常叩头白：

君卿足下毋恙。元始元年二月甲子，不侵候长……（《新简》EPT10.6）

②胡掾伏地白：

郑卿足下毋恙。前见不如此……（《新简》EPT48.16）

③临叩头言：

大伯足下劳诸事边……（《新简》EPT48）

④政伏地再拜言：

幼卿君明足下毋恙。久不明相见。夏时，政伏地愿……（《敦》1871）

⑤元伏地再拜请：

子方足下善毋恙。苦道子方发，元失候，不侍驾，有死功。丈人、家室、儿子毋恙，元伏地愿子方毋恙……

按，此类手札亦见于汉代帛书，上述引录④（《敦》1871），即大英藏书楼所躲西汉帛书（图10）[7]。此外还有一件比力闻名，并引起许多学者存眷的西汉帛书，那就是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元致子方书》（图11）[8]，那是一通私信家书[9]，与④非常附近，但形式更完全并且内容也更多。⑤后文详论。以上①～⑤行文体例皆类似，起首语独占一行，次行平起接注释：

①致书人马常，收书人君卿，初遇“君卿”平起提行，后文遇则免之；

②致书人胡掾，收书人郑卿，初遇“郑卿”平起提行，后文遇则免之；

③致书人临，收书人大伯，初遇“大伯”平起提行，后文遇则免之；

④致书人政，收书人幼卿君明，初遇“幼卿君明”平起提行，后文遇则免之；

⑤致书人元，收书人子方，初遇“子方”平起提行，后文遇则免之。

图10ˉ 敦煌汉帛书

图 11ˉ 敦煌汉帛书《元致子方书》

关于简帛首行文字独占一行的现象，据《翰札文书学》阐明，那是致书人表敬以示礼貌的正规写法。此说不无事理，确有尊重收信人之意，但还应该有别的一层含义：平阙式[10]。从古代文书角度看，首行文字独占一行，往往与遇尊名空格提行有关。初次提到对方名讳时，平出改行，也是有示意尊崇之意，那点不该漠视。所以通过以上察看能够看出，首行笔迹独占一行表达二意：一是致礼示敬；二是平阙式行文。出格是后者，行文初遇名讳时用平阙式，后文可没必要再示敬者，此现象也是后来文书所不多见的。正因为如斯，首行独占一行的形式无形中被强调，渐渐也就构成了一种行文习惯。然而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此五件汉代简帛书中首行文字被强调之意明显，大约后世逐步构成一种书写习惯，以首行笔迹偏大强调礼貌，以示慎重。魏晋函牍首行笔迹偏大原因或与此有关，也可能由此开展而来。总之那一问题值得陆续切磋的余地尚多，笔者也是基于材料做揣度，未必就是结论，那点是需要阐明的。

前例举汉简帛书诸例，其首行虽独占一行，以示凸出强调，但事实其笔迹大小与注释并没有二致，换言之，其实不存类似魏晋函牍首行笔迹偏大之现象。有鉴于此，将陆续讨论并逃溯其泉源。

三、溯源检证——汉代翰札例

从常理看，翰札卷束起来能见到的当然只是首行笔迹。因而首行笔迹展大书之，其目标应该也是为了夺目显眼。虽然如斯，也还需要有例证支持此常理。如前所述，魏晋书简文书的特殊形式不是孤立存在的，应与前朝汉代简帛相联系关系，今检证汉简中，发如今公私手札翰札中确实也存在那种书式：

为从内容上对形式加以察看，以下别离录出诸翰札释文（□为阙泐不成识字）。

东牌坊后汉简[11]（图12）：

（正面）津顿首，昨示悉，别念想，区区想内少异。不审久人果解未？迨迨！独迫君旦诣府门，宁

（后背）□□人示，又在仓面报云，河宜小意图求，报政遣知，□异小大，还具告。渐渐！书不尽意，面乃□。津、子约省。幸甚幸甚。

图 12ˉ（正）（背）

东牌坊后汉简[12]（图13）：

（正面）原白。一日不悉，连复欲诣，会岁下□务，不腹从愿，又马布

（后背）障污民人，有至此来求，今遣取以付之，小大内勅告，既缘休使，乃尽愚趣，原□惶□□□。谢孝达、何起、新安。

图13ˉ（正）（背）

东牌坊后汉简[13]（图14）：

（正面）纪白。属求悉禄，吉自尚小，既加功，云寡白为得，既亦求为骑吏，意……

图14 东牌坊后汉简（正）

上举东牌坊三枚汉简，此中两枚一简，正背两面书，简文完全；另一枚正面书，简文不全。从笔迹上看，图12 首行首起“津顿首昨示”、图13 首行首起“原白一日不悉连复欲诣会岁下”、图14 首行首起“纪白属求悉禄吉自尚小既加功”，较之于次行笔迹明显粗大厚重。从内容上看，翰札语词古朴简素，书式套语也多与魏晋函牍近似，有些根本不异。如图12 简之“昨示悉”“还具告”“书不尽意，面乃□”等用词与魏晋函牍很附近，如“书不尽意，面乃□”则与《李柏文书》“书不尽意”“书不悉意”、王羲之《逸民帖》“无缘言面为叹，书何能悉”等，在用法和语气上不异或接近。从形式上看，那三通翰札皆首行笔迹粗大，出格是具礼语等反映致书人信息的笔迹，非常夺目，强调意味明显。假使逃根溯源，能否能够说此魏晋人函牍形式之前导发轫也未可知。

总之，东牌坊三枚汉简做为实物材料，是具备了必然的证据意义的。论证至此本已完毕，但还有一点，可做为填补证据提出来供参考，即魏晋函牍文书的折叠体例。

四、溯源检证——魏晋文书折叠例

文稿手札完成后利用何种体例收躲？那涉及折叠问题。此问题较为复杂，因为晋代的手札折叠进封等细节已难以考证。不外通过对楼兰晋人残纸实物做的认真看察，似亦可略窥手札折叠信纸方面的一些踪迹。如楼兰残纸《李柏文书》（图4）墨迹，其摆布半数的陈迹明显，好比右三行第七的“台”字，依稀可见其浸透纸面的笔迹，反印在右边行末空白处。那阐明文稿并非半数，而明显是让出前两行再做摆布半数的，那一折叠体例的目标是为了让人看到首行笔迹，才特意将“蒲月七日（海头）西域长史（关内）/ 侯李柏顿首顿首□□□”二行突显出来的。但问题是，为何让出的不只是首行还有第二行？那是因为第二行中有致书人“李柏”名字，而因为官职名称太长不能不写进第二行。那也证明笔者的揣度是准确的，凸起强调首行的目标，是为了让人看到发信日期和发信人等信息。

当然也有反例。如楼兰《超济文书》( 图5)、《三月一日帖》（图15）二纸, 从浸透于纸面上下的笔迹墨迹可知，纸是在墨迹未干时做了上下半数的。前者如第二行下之“有”、三行下之“计”、四行下之“用”等字，后者如首行“兰”、末行“适”字等，其浸透纸面的反字墨迹，皆在上下行处对应闪现。由此似可见，晋人函牍的折叠体例有摆布与上下半数两种习惯。虽然如斯，还应该考虑到楼兰所出《超济文书》等残纸，是写废的草稿，应差别于《李柏文书》草稿。

图15ˉ 楼兰残纸《三月一日帖》

笔者揣度，做废的与预备保留的稿件，其折叠办法可能有所差别。大约文书稿件（包罗誊正稿）也分两类，一类是正式手札（但纷歧定是寄送出的那一件，也有可能是留档保留的草稿[14]），摆布半数保留。例如《李柏文书》（图4）就是统一手札中的三件草稿[15]，正式稿寄出，草稿则留存回档保管[16]。另一类是写坏烧毁的文稿，一般不做保留，故上下半数，能够撕毁丢弃也能够废料操纵。其时纸张贵重，烧毁文稿多用来操练写字。那类烧毁文稿残纸也就因而留存下来。据斯文·赫定发掘陈述称残纸于其时垃圾堆中发现，就是例证。参看楼兰出土残纸习字（图16），于纸背多见习笔迹即可为证。文稿上有频频操练“楼兰”“顿首白”等笔迹。

图16ˉ 楼兰残纸习字

五、溯源检证——汉代文书折叠例

以上讨论的是魏晋期间的文书折叠例，但汉代情状又当若何？在汉代帛书中，确可觅觅到一些蛛丝马迹。

以下仍以汉帛书《元致子方书》（图11）为例。据介绍，那件帛书的折叠封缄情状是：“手札写完后先纵向折二折，复横向折三折，折叠成小方块形。原帛为黄色，因年久脱色，呈黄白色。帛上笔迹虽叠压浸印，但仍清晰可辨。日本学者籾山明告知，魏晋楼兰出土用纸张书写的信折叠成小方块形后，仍用木造封检加以封缄，然后邮递。那封帛手札件似乎也是为了封缄、邮递而折叠成小方块形的。”[17] 根据帛书《元致子方书》中折痕看，确有纵向、横向(上下、摆布)折叠成小方块的陈迹，但是问题在于，假设是“手札写完后先纵向折二折”，即在墨迹未干时，“先”做上下二折，则应如楼兰《超济文书》( 图5) 所闪现的那样，浸透于纸面的笔迹，应反印在上下行对应处。但那件帛书的反印笔迹，却闪现在摆布行的对应处。此外，从帛书中不见上下对应处反印笔迹看，所谓“复横向折三折”的时间应更晚，至少没有在墨迹未干时即做折叠。由此似可见，《元致子方书》的写完后折叠与寄出前折叠之间，在时间上其实不同步，应该是写完后随即摆布半数，然后暂置待用，待需“封缄邮递”时再“折叠成小方块形”，也只要如许，才气阐明得通。在此可得出如下结论：《元致子方书》，起首是一件待寄的正式文书；其次，是在写完后墨迹尚未干时，即以注释中轴为半数线，行对行字压字地整洁折叠，让出首行，有意使首行偏离界外。细查《元致子方书》半数线是摆布各四行对开，右边首行“元伏地再拜请”类似于题目一样，被凸显在注释对叠之外，故其笔迹浸透于纸面的墨迹，反印在了右边字行之外的空白处（图17）。

图17ˉ 首行“元伏地再拜请”

从以上对汉代帛书《元致子方书》的折叠体例及其企图的察看可知，汉代公私书简所见首行独占一行，除了表达礼貌尊崇、遵照平阙式要求（平起提行）外，还起到一种题目式的提醒感化，或许那就是魏晋函牍中遗留下来的古代书式之遗绪。

小结

以上的问题其实其实不复杂，因为那一现象原来就存在，只是论证其产生的原因和目标罢了。通过本研究，更等待由此可带动其他问题的切磋。好比魏晋往汉代未远，又是翰札向纸张开展过渡的时代，因而在函牍首行笔迹偏大现象上，不克不及肃清与汉代文书书式之间有传承关系，那也随便从字体上阐明，为何魏晋函牍首行偏大多为隶意深挚的章草。此外，在王羲之行书《近得书帖》( 附表9)、谢安《谢万帖》（附表10）以及王洽《兄子帖》( 附表11、12)等行楷书中，竟然也偶见此种形式，或即受章草书写习惯之影响也未可知。在王羲之时代，那两种书写形式的函牍并存，但后来渐渐消逝。那在传世法帖中所闪现的各类书式形态能够得以证明。当然假设展开讨论，将涉及章草研究问题，当另做讨论。

讨论那一问题还有另一层意义，即所谓检测手段。因为在形式上越接近魏晋函牍原迹面目，在笔迹上保留魏晋书法面孔的概率就越高。例如附表诸帖均闪现此书式特征，故有理由认为那些传世法帖既然在形式上保留原帖的外在特征，那么其笔迹当然不会相距甚远，应该是可信可靠的。

附表

正文：

[1] 笔者曾有研究札记《试解晋人函牍首行笔迹偏大现象》一则，收在祁小春《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补充修订本），中国美术学院出书社，2017。文中提出了对此现象的存眷，并提出了笔者的揣度。本文则在札记的根底上，补充相关材料，并就此现象做恰当填补和批改。

[2] 又称“楼兰文书残纸”。意指在楼兰遗址发掘的墨书残纸和木简，当时间跨度大约在西晋永嘉元年(307) 至十六国(304—439) 之间，北方十六国时代也恰是南方的东晋时代，能够认为“，楼兰文书残纸”中的大部门残纸，是与王羲之大致同时代的晋人墨迹，其内容除公函文书外还有私家的信札以及草稿。

[3] 日本学者鱼住和晃传授认为，此乃出于书者忽略，在书写时对所书字体的大小掌握失度所致。在鱼住氏看来，书者写完第一行时，才意识到字写大了，如用那么大的字陆续写下往，一张纸可能包容不下全文，所以才从第二行起头写成小字，以节约空间。见同氏《西域出土殘紙と王羲之書法》，季刊《墨》“王羲之”特集所收，艺术新闻社，1990 年4 月。按，此说不克不及成立，因为有大量晋人函牍呈现同样现象已可证其非出偶尔，况且看《冷切帖》行距宽绰，即便均做首行大字，全纸亦可包容全帖文。

[4] 即以长纸做底，首叶全裱穿于卷首，自次叶起，鳞次向左裱贴于底卷上的拆裱办法。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导出书社，2009，第四章“书册轨制”中认为“旋风拆”是从卷子演酿成册页的第一步，即从卷子到册页的过渡形式。此中有如下阐述：“把卷子一正一反地折叠生长方形的折子，前后连起来包上一张书皮，把原先的一卷书改动成了一册书。如许不只要翻到哪里就能够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便利，即便从头至尾翻一遍也极其敏捷，敏捷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拆的名称。”

[5] 李均明、刘军：《翰札文书学》，广西教导出书社，1999，第三章“翰札符号（四）界格手札起首语与注释”一节。

[6] 甜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 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书社，1990 ，“破城子探方一〇”一节。

[7] 《木简·竹简·帛书》，二玄社，1990，“敦煌汉帛书”。

[8] 选自《翰札名迹选7》，二玄社，2009，甜肃篇二“悬泉置前汉帛书1”。

[9] 胡生平、张德芳编《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书社，2001。《元致子方书》整理编号（Ⅱ 0114 ③：611），关于西汉帛书《元致子方书》的详尽情状。据整理者介绍：“《元致子方书》是整理者所拟。此手札写在一块长23.2 厘米、宽10.7 厘米的帛上。共10 行，319 字（含重文4）那是目前发现字数最多、保留最为完全的汉代私家信简实物。”（同书P187“二七一《元致子方书》条”案语）。

[10] 平阙式是古代对书写公私文书所做的书式规定，即文书行文碰着尊者名讳等特定字时，须提行另写，谓之“平”，又称“平出”；在特定字上空阙一二字格（有时用点取代），谓之“阙”。

[11] 选自《翰札名迹选2》，二玄社，2009，湖南篇二“东牌坊后汉简4”。

[12] 同上书，“东牌坊后汉简3 ”（前出）。

[13] 同上书，“东牌坊后汉简10 ”（前出）。

[14] 晋代士族高官有自存手札文稿的习惯或与此有联系关系。拜见本书《〈丧乱帖〉也许是一件草稿》一文。

[15] 罗振玉、王国维; 《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附录”考释《李柏文书》文：“三纸则书中所署月日、所言之事、所遣之使，逐个不异而字句小异，实一书之草稿。”

[16]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书社，1985。书中介绍斯坦因在尼雅查询拜访发掘文书时的情状：“东北角有一间残缺的配房，斯坦因编号N·X V。那里几乎是一座存放文书档案的库房，成捆的佉卢文书一层层稠浊在含陶片、碎玻璃、漆器残片、各类织物残片和五铢钱的垃圾中。大约二百五十件佉卢文书和五十件汉文书就是在此出土的。”能够揣度，《李柏文书》的保管情状也应与此大致不异。

[17] 胡生平、张德芳编《敦煌悬泉汉简释粹》，（ 前出）第187 页，“二七一《元致子方书》条”案语。关于纸本文书封缄的详尽情状以及日本学者籾山明的看点介绍，参阅胡生平《渥洼天马西北来，稀有研究新飞跃》一文，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下）。

原文颁发于：《美术大看》2022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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