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国立西北藏书楼原躲汉简考略
国立西北藏书楼原躲汉简考略
杜鹏姣 王江东 乔文
［摘要］西北汉简因其出土于胡汉接壤地带，多为边关的原始笔录和文书档案，更实在的反映了汉代边塞的军事、经济、屯戍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起到野史和补史的重要感化。国立西北藏书楼因汗青原因原躲汉简零简三十件，出自于北平汗青博物馆裘善元馆长家躲，现存躲于台北国度藏书楼。本文梳理原躲于甜肃省藏书楼汉简的传播汗青，对三十件零简停止汗青溯源，以期对此后的汉简文献研究有所助益。
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是文字创造之后，纸张普及之前，古代典籍的次要笔录体例。出格是翰札，因其便于加工取材，书写随便的特征，在中国汗青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承载着传承文化的重要感化。国立西北藏书楼原躲的三十件汉简，根据翰札记载内容和时间初步判定为居延汉简，应是三十年代中瑞西北察看团功效的一部门，自三十年代被发掘以来，被盗而流散四方，对三十件汉简的传播汗青停止探析，有助于厘清学术源流，发掘处所文化资本。
一、国立西北藏书楼原躲汉简的来源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为了响应民国政府“开发大西北，建立大西北”的号召，1942年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第三届国民参政会议，通过了创设国立西北藏书楼的议案。1943年国民政府教导部起头筹建国立西北藏书楼，礼聘刘季洪、袁同礼、蒋复聪、陈训慈、刘国钧等文化界出名人士构成国立西北藏书楼筹备委员会，刘国钧任主任。1943年4月起头筹备，次年6月国立西北藏书楼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国立西北藏书楼建馆之初的使命除了编辑西北问题参考书目、西北问题论文索引、西北乡贤著作目次、及西北学者著作外，同时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承担了搜罗研究西北出土之古物的特殊使命。所以除了馆躲图书一万余册外，另普遍搜集处所文献二百余种，金石拓片约百种，汉简三十件，那也是国立西北藏书楼建馆之初的所有家当［1］。那三十件汉简便是1944年教导部为了搀扶新成立的国立西北藏书楼且言及那批汉简乃是西北旧物，故拨交与国立西北藏书楼的。一年后因为经费严重，国立西北藏书楼奉令停办，躲书移交甜肃省立兰州藏书楼，器具移交西北师范学院。关于三十件汉简，一说是转交给了甜肃省博物馆，但其实三十件汉简由教导部收回，改拨重庆的中心藏书楼。但是三十件的最后乃是裘善元家躲，裘善元于重庆往世后，经裘氏女婿之手而流出的。
（一）裘善元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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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善元，字子元，有书裘元善，刘国钧、劳榦、张珩、苏莹辉等做裘元善，但有顾颉刚做裘善元，马先醒考据原始材料断定应该是裘善元。根据胡适四十岁寿辰记载，即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北平晨报》所载的《中华民国有趣文件一束》，有赵元任所撰献给胡适四十大寿的白话诗。文中载：“拜寿的是谁呢？一个喊刘复，一个喊丁山，一个喊李济，一个喊裘善元…”所以应是裘善元无疑。裘善元1890年生于浙江绍兴，十六岁进京师大私塾译学馆肄业，后供职于北洋政府教导部，是我国闻名的碑拓学家、考古学家，曾任教导部处事员，通俗教导研究会小说股会员。1929年至1936年任国立中心研究院汗青博物馆筹备处治理主任，1935年调任南京中心博物馆筹备工做，1936年至1943年任国立中心博物院筹备处北平汗青博物馆主任。期间参与交接明清内阁大库、河北巨鹿宋城的发掘、收买堪舆万国全图进躲北平博物馆等严重考古项目和事务。抗战期间，为庇护国度贵重文物，掉臂小我安危主持中心博物院向西内迁工做。后因受部属史久颐偷盗公款连带被收关羁押，在借贷赔还公款后去职，于1944年9月20日在重庆去世。
裘善元生前与鲁迅、傅斯年、容庚等民国巨匠关系密切，是鲁迅在教导部交往密切的老友。鲁迅的良多碑拓躲品都是经裘善元购进，而且经常与鲁迅互赠拓片。其时其弟裘子亨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督办公署任职，鲁迅常托裘子亨拓碑。那也正好印证了刘国钧在《跋裘元善旧躲汉简》一文中对汉简来源的论述，即为其弟在宦游西北之地时所得。共四十多件汉简，详细数字尚待考证，并把那批汉简留给了裘善元，成了裘善元的家躲。因为非常贵重且不随便示人，所以晓得那件事的人很少，不断到裘善元离世，教导部恐惧文物散落遗失，和商承祚、卫聚贤两位筹议之后，决定购回国有。1944年裘善元往世后，自裘氏女婿处购得三十件汉简。考虑到那批翰札为西北所出，又正值国立西北藏书楼建馆，亟需充分馆躲，出格是西北处所材料，为此拨回国立西北藏书楼保躲，十月运抵兰州。
（二）裘氏原躲汉简来源及其余诸简回属
关于裘善元所躲汉简的来源，根据简上记载的内容和地点来看，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功效的一部门。因被盗而流散四方，虽历经半个多世纪，笔迹却清晰如故。那批汉简在简背抑或简端并没有中心研究院院汗青语言研究所躲居延汉简所见墨砂数字编号，在早期的《居延汉简》中也未见著录，所以揣度那批翰札应是在编号之前被盗出。据傅振伦回忆，1931年7月他受任协助马衡、刘复停止居延汉简整理工做，由他负责开箱编号，傅明德以墨砂笔写在简上，注销工做破费四个月完成。所以马先醒根据居延汉简发掘时间和整理时间揣度其盗出时间早不外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二十日，晚不外民国二十三年（1923）[2]。
原躲于国立西北藏书楼的三十件汉简仅是裘善元家躲汉简的一部门，其余回属如下。一：商承祚躲五件，即甲附36、甲附37、甲附38、甲附40、甲附41。但在《居延汉简甲编》序言中言明有六件，在台2017年版《居延汉简》（肆）中言明有五件，为五件无疑。二：中国国度博物馆(原北京汗青博物馆)躲汉简五件，在《甲编》序言中言躲六件，一件系旧躲，另五件为1954年文物局拨交。三：南京博物院躲一件，为1936年北京汗青博物馆移交。四：上海博物馆躲一件，系张珩捐赠。五：中国国度藏书楼躲四件。原躲两件，此两件翰札亦躲书家张珩先生旧躲[3]。台2017年版《居延汉简》第四部中言明有四件，为四件无疑。六：美国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M. Sackler Gallery、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躲四件，此四件原系香港金匮室躲，见《金匮论古综合刊》第一期。原为张珩所躲，得自于裘善元，1936年在南京裘善元处见到，曲至1946年于重庆购得，转至香港金匮仆人躲，后辗转漂泊美国以上共计四十八件均出自于裘善元家躲，皆系裘氏处售出。以上汉简中原躲国立西北藏书楼的二十七件、商承祚躲的六件、由商承祚摄影国度博物馆躲的六件、上海博物馆躲的一件、南京博物院躲的一件，据原物照片，以上计四十一件，皆收进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甲编》之中，著录号为附1至甲附41。国度博物馆的六件著录为甲附2至甲附6，《甲编》和《居延汉简》关于国度博物馆所躲汉简件数有争议，可能是《甲编》把甲附1也列进了计数；南京博物馆躲的一件著录为甲附7；上号博物馆躲的一件著录为甲附8；国立西北藏书楼原躲的此中二十七件著录号为甲附9至甲附35；商承祚躲的六件著录号为甲附36至甲附41。在台2017年版《居延汉简》（肆）附录中，台北国度藏书楼的三十件、国度博物馆的五件、国度藏书楼的四件、上海博物馆的一件，南京博物院的一件、漂泊美国的四件。以上计四十五件皆收录此中并附照片。新的编号以所躲机构英文首字母加序列号的形式著录。台北国度藏书楼的三十件著录为C9至C38；国度博物馆的五件著录为NMC1至NMC5；国度藏书楼的四件著录为NLC1至NLC4；上海博物馆的一件著录为SHM1A和SHM1B；南京博物馆的一件著录为NJM1；原躲金匮室现漂泊在外的四件仅有图片，并没有编号[4]。
那批汉简是居延汉简的一部门，在裘善元保躲期间虽未停止深进研究，但他为避免文物流失做出了浩荡奉献。裘善元往世后，原躲的四十多简汉简虽散落遍地，但大多回躲于公躲单元，为后来者进一步研究奠基了根底。
二、国立西北藏书楼期间
（一）进躲过程及汉简概略
国立西北藏书楼于1944年6月1日筹备停当，刘国钧任馆长，于7月7日抗战7周年纪念日正式开放。三十件汉简运抵兰州后，十一月国立西北藏书楼为共同兰州市社会教导扩展运动周，举办善本图书博览会，展出善本图书、杂志、碑本、西北方志、地图、乡贤著作、汉简及有关西北问题的册本一千余种，此中的汉简即为拨交的三十件汉简。那三十件汉简因其汗青长远，翰札大多断烂，总三十件，其一无字，其一内容漫漶不清，无缺者仅十九枚。分拆为八匣，为了便于稽考，刘国钧其时以原匣编号连系翰札内容上的年号、人名或者地名定为简名。无年号、人名、地名之一者，以简端或较清晰二字定为简名。那批翰札内容上的年号可辨者有绥和、甜露、初元、元始、元延等年号，能够判定为那批翰札为汉代之物。从字体来看，或做草书，或做隶书，字体古朴。从翰札内容反映的地名来看，概出土于居延四周，即今之破城子。根据刘国钧的整理研究，那批翰札分拆八匣，第一匣五枚，别离是绥和简、元寿简、不敷简、居延简、夷門简；第二匣六枚，别离是永光三年简，丧敢简、元始二年简、护脉简、无字简、黄门简；第三匣四枚，别离是再拜简、初元三年简、甜露二年简、建平二年简；第四匣四枚，别离是孙旋简、无字简、毋乐简、皇掾简；第五匣三枚，别离是治做简，肩水简、甲渠简；第六匣三枚，别离是度用简、正月简、吴多简；第七匣两枚，别离是甲渠简、永始五年简；第八匣三枚，别离是第十三隧简、许弘简、年正月简。
在《甲编》序言中，言原躲于国立西北藏书楼的翰札有二十七件，而在刘国钧文章中则为三十件，马先夺目验过那批翰札云：“为三十简，因此中两简无字，一简有三处笔迹，却不成识，即此三简无史料价值，故有谓此中二十七简，或系本此之故”[2]。所以，拨交给国立西北藏书楼的翰札是三十件无疑，只是能清晰辨识且有史料价值的仅有二十七件，即二之五，四之二无字，八之三笔迹少，故一般仅言二十七件。
（二）存躲期间的研究
存躲国立西北藏书楼期间，刘国钧做《跋裘元善旧躲汉简》一文颁发于1944年《书学》第3期。阐了然那批汉简购得的过程、裘氏那批汉简的来源（初次阐明裘氏那批汉简是来自其弟）、那批汉简的大致情状以及到馆前的整理情状做了简单阐明。次要是墨锦江、卢冀野等人参与释文之役，沈子善拍摄了图片[5]。1944年11月做《馆躲汉简简目》，颁发于《西北日报》（西北文化周刊第4期）[6]。对那批汉简的购回、拨交过程再次停止了阐明。最重要的是根据拆匣挨次对那三十件汉简停止初步编号，根据简文里的人名或地名或年号对翰札停止定名并对其描摹停止详尽的描述。那批汉简分拆八匣，因为那批汉简为盗出零简，无从晓得其出土探方号以及探方内编号。所以刘国钧参照《甲编》的编号规则，摘用二段数字体例，中间以“之”字为顿，“之”前数字为匣号，“之”后数字为匣内汉简编号，以右起为计数挨次。对每一件汉简停止编号，如六之三、八之二。关于翰札名称，则根据简文所载或年号、某人名、或地名为名，如：绥和简、孙旋简、肩水简。三者都无则取较清晰的字做为简名，如：度用简。对每一件翰札停止定名的立异之举是那三十件汉简区别于其他汉简的更大特征。此外，初次对那批汉简的断烂、字体清晰水平停止描述。
1945年7月做《馆躲汉简初释》，颁发于《西北日报》（西北文化周刊第36期）[7]。起首对那批汉简的情状做了介绍，开篇根据翰札内容判定其为居延汉简，为中瑞西北察看团所掘获。在编号体例上，对《馆躲汉简简目》中的汉简编号停止了调整，摘用了劳幹的汉简编号办法改“之”为“，”。其次对有字的二十七件汉简一一停止了释读，次要是根据翰札上所书年代换算成公元编年，对翰札上的一些边关轨制、纪元等停止简单的阐明，那是对那批汉简的初次释读，对其时甚至现今的翰札研究有创始先河的意义。
那批汉简从1944年秋到馆，国立西北藏书楼于1945年6月因经费问题停办，所以那批汉简在馆时间不到一年。刘国钧在此期间颁发相关论文三篇，可见对那批汉简的重视。但是因为其时的前提所限，我国的居延汉简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个别字词比对之后所出的《甲编》和《合校》的释文有诸多讹误之处，但刘国钧的释读仍对后来的那批汉简释文有借鉴意义。刘国钧对那批汉简的研究间隔王国维、罗振宇的《流沙坠简》出书是三十年、间隔劳幹、余逊的《居延汉简》晒蓝本是八年、间隔劳幹《居延汉简》释文之部出书仅一年。在此期间再无大规模的汉简释文工做。所以刘国钧的汉简研究工做是对那批零简的初次整理研究，实属前无前人之举。那批汉简庋躲国立西北藏书楼仅一年时间，改拨重庆中心藏书楼后后，苏莹辉先生对其停止了再次研究。
关于三十件汉简的原始材料，在甜肃省藏书楼西北处所文献阅览室躲有一册照片集，封面题《居延汉简》，高29.9厘米，广17.2厘米。分类号为（甲）796.9/0.320，馆躲号为189011，钤有“甜肃省藏书楼躲书”白文方印。内有照片10张均为黑底。照片尺寸高19到20厘米不等，宽度6至8厘米不等。颠末比对内容，为国立西北藏书楼原躲的汉简照片无疑。在周余姣、李丽撰写的《刘国钧等人致缪廷梁书札七通考释》一文中提到刘国钧曾致信给缪廷梁的一通手札中提到“宋刊及汉简照片均蒙允惠赐”。根据原文做者考证，用的是国立兰州藏书楼的信笺，所以应书写于国立兰州藏书楼期间，其时蒋复聪受聘结合国文教组织察看美国藏书楼事业，可能在1948年间。即汉简拨交给中心藏书楼后，沈子善拍摄了照片，馆长蒋慰堂许诺赠给国立西北藏书楼若干古籍和汉简照片。但时值中心藏书楼馆长蒋复聪赴美，所以刘国钧馆持久盼汉简及宋版书早日存躲进国立兰州藏书楼，故致函给担任该馆总务主任的缪廷梁，请其予以协助。所那十张照片即为购回国有后沈子善所摄，国立中心藏书楼赠给国立西北藏书楼的。
三、国立西北藏书楼原躲汉简的往向
（一）国立中心藏书楼期间
1945年国立西北藏书楼因经费不敷奉令停办后，那批汉简并没有移交给西北师范学院，而是还回教导部。后经时任中心藏书楼馆长蒋复聪的呈请，改拨国立中心藏书楼。在此之前，关于那批汉简的最末回属，还引发了北平藏书楼袁同礼馆长和中心藏书楼蒋复聪馆长之间的汉简之争，最末拨交“中心”馆。因为1946年3月中心藏书楼履历了由重庆迁往南京的过程，所以那批汉简最初是经由南京运抵台湾的。
在中心藏书楼期间，沈子善对那批汉简停止了摄影，苏莹辉做《中心藏书楼所躲汉简中的新史料》，颁发于《大陆杂志》1950年第3期[8]。寡所周知，苏莹辉是敦煌学各人，对出土的新史料十分重视，所以对那批汉简材料的喜欢溢于言表。他任职国立中心藏书楼之前，应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和国立西北藏书楼馆长刘国钧之邀曾在敦煌研究院和国立西北藏书楼任职。1944年至1945年在国立西北藏书楼期间，正值三十件汉简在甜，而且和夏做民誊录过汉简全文并拆匣保留，所以他对三十件汉简十分熟悉。他在文中对三十件汉简拨交进躲国立中心藏书楼和三十件汉简的情状做了交代。论述了汉简的补史感化以及那批汉简拨交进躲中心藏书楼的过程，最重要的是择其较清晰者，停止了释读。文中的汉简编号沿袭了刘国钧《馆躲汉简初释》里的编号。摘用二段数字体例，中间以“，”字为顿，“，”前数字为匣号，“，”后数字为匣内汉简编号，以右起为计数挨次。拔取《一，四》《七，一》《五，三》《五，二》《六，三》《二，六》《三，三》《三，二》《二，一》《七，二》《二，三》《三，四》《六，二》那十三件汉简停止释读并做注解，拔取的汉简多为年号清晰且字体多者。对汉简停止详尽的文献描述，如断烂情状、字体书法。关于简中涉及的干收时日、重要地名、职官人物、专门术语停止阐明。最重要的是根据简中内容对那批汉简停止了初步的分类，如分为封检、名籍、历书等。苏莹辉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根底上既有继续又有立异，继续了原有的汉简释文和汉简编号，立异性的对那批汉简停止了初步的分类。
根据苏莹辉的研究，三十件汉简在进躲国立中心藏书楼后，匣号和匣内汉简挨次与国立西北藏书楼时的情状无异。编号也沿袭了刘国钧的编号体例。1948年12月20日，南京解放前，国立中心藏书楼部门馆员照顾馆内13万册躲书，乘海军“中鼎”轮抵达台湾。所以三十件汉简在国立中心藏书楼的存躲时间可能是在1946至1949年期间。
（二）台北国度藏书楼期间
原躲于中心藏书楼的13余万册善本古籍、金石拓片、汉简、手札、甲骨古器物等精选的贵重古籍文物被运抵台湾后，稍做整理。于1954年复馆，蒋复聪仍任馆长，1956年正式对外开放，1996年正式改名为“国度藏书楼”所以台北的中心藏书楼应是如今台北国度藏书楼的前身。
进躲台北国度藏书楼后，马先醒对三十件汉简停止了初次整理，做《裘善元回躲汉简之形造、内容及其有关诸问题》[2]。文中对裘善元原躲汉简来源问题、那批汉简的数量几何、那批汉简的编号释文、那批汉简的特色、尺寸等问题停止了详尽地切磋与描述。关于裘氏名字问题，他认为根据各家记载，应为裘善元；关于裘氏原躲汉简的来源，他认为出于居延为不争之论，但裘氏以何路子所得有待商榷。关于那批汉简现世时间停止了揣度，为汉简发掘之后，编号之前，即民国十九年至民国二十三年之间。关于那批汉简的数量，马氏目验原简，为三十件无疑。关于关于那批汉简的编号，他根据苏莹辉文中所写编号，认为其只是摘用了劳幹居延汉简的编号体例，以匣为探方号，但事实上，那批汉简的原始编号初创于刘国钧。马氏编号与苏莹辉和刘国钧的编号有所出进，概因为那批汉简在运送途中，匣号错乱所致。即原第三匣被视为第八匣，原第四匣被视为第三匣、第六匣被视为第四匣、第八匣被视为第六匣。马先醒那篇文章的更大奉献在于，从头释读了有字的二十七件汉简，而且将三十件汉简的尺寸详附其后。让世人第一次对那批汉简的尺寸有了曲看的领会。
在台湾国度藏书楼期间，对三十件汉简的再次整理出书是在2017年《居延汉简》（肆）的出书。为了进一步推进居延汉简整理研究，史语所于2012年成立翰札整理小组，2013年起头释读工做。以2003年完成的居延汉简新释文为底本，参照《甲乙编》、《合校》以及晒蓝本底本释文，吸收新的校改功效，运用更先进的拍摄手艺，对1930年至1931年中瑞西北察看团于额济纳河流域烽燧遗址发掘、现存躲于中心研究院汗青语言研究所的汉简及其他文物，包罗台湾国度藏书楼裘善元原躲的三十件汉简，共计14081件。原躲于国立西北藏书楼的三十件汉简连同裘善元原躲的其他汉简被收录于《居延汉简》第四册中。以各收躲机构英文首字母为汉简编号前段，后断数字挨次为各机构汉简挨次号，如国度博物馆的五件著录为NMC1至NMC5；国度藏书楼的四件著录为NLC1至NLC4；上海博物馆的一件著录为SHM1A和SHM1B；南京博物馆的一件著录为NJM1。原躲国立西北藏书楼的三十件编号为C9至C38，C为中心藏书楼机构编号首字母，后面的数字沿袭《甲乙编》的数字编号，独一差别的是，C36至C38为无字的三件汉简，此前没有公开收录过，为初次刊发[4]。
《居延汉简》是对居延汉简最为全面系统的一次整理，是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无论在拍摄手艺上仍是在简文释读方面都具有严重打破。也是收录居延汉简最为全面、数量最多的专著。是对以往研究的总结，全面显示了三十件汉简的内容与描摹。
原躲国立西北藏书楼三十件翰札的详细情状，总三十简，虽大多断烂，但形造较为整洁，残破不见者较少。除二之五，四之二无字，八之三笔迹少外，其余皆有字，且笔迹多者占对折以上。两面有字者计又有七件，即甲附9、甲附10、甲附11、甲附12、甲附13、甲附14、甲附17，马先醒根据实物所见，揣度有八件，以至九件两面有字，当然两面有字史料价值较单面有字更高，字多者较字少者价值高。看裘善元旧躲的那批汉简形造都较为齐整，笔迹较多，可见盗出那批汉简的人比力有体味，颠末挑选才盗出那批汉简。从长度来看，那三十件汉简中有对折长度在23厘米摆布，宽度相差较大，最宽到达3.2厘米，最窄为0.8厘米，但对折以上的宽度均在1至1.5厘米之间。根据劳幹的说法，最通俗的汉简大约长至23厘米摆布，宽1至1.5厘米。所以那批汉简契合汉简的原则形造，也是盗出者挑选较为齐整的汉简停止买卖。从时间看，那批汉简时间跨度上至元康元年，下至元始五年，有切确黄帝编年的就达九件，填补了居延汉简的纪年，便于此后的编年以及改元研究。从内容看，既有出进关津的符券、邮传的邮书封检、又有上报上级官府的簿籍类文书、爰书，买卖官服的债书等，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和居延汉简一路全景展示了边关军事原貌，为研究汉代的官造、屯戍轨制供给了原始材料。那三十件汉简至今已有千年，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世，流离失所，辗转遍地。从居延动身，抵达京师，期间重回西北故乡，南下渝州，最初，漂洋过海，存躲于台北国度藏书楼。它是书于竹帛年代的见证物，是实正的词讼刻划，在一笔一划间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传承者中华民族的文明，与浩瀚古籍文物一路，赓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
参考文献：
[1]甜肃甜肃省藏书楼.甜肃省藏书楼馆史[M].兰州:甜肃省藏书楼,1986：23.
[2]马先醒.裘善元回躲汉简之形造、内容及其有关诸问题[J].翰札学报，1975（3）:1-12.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M].北京:科学出书社,1959:106-107.
[4]中研院史语所翰札整理小组編著.《居延汉简》（肆）[J].台北:中研院史語所，2017：2.
[5]刘国钧.跋裘元善旧躲汉简[J].书学，1944（3）:2.
[6]刘国钧.馆躲汉简简目[N].西北日报，1944-11-28(4)。
[7]刘国钧.馆躲汉简初释[N].西北日报36期，1945-7-31(36)。
[8]苏莹辉.中心藏书楼所躲汉简中的新史料[J].大陆杂志，1950（3）:90-92.
本文系甜肃省藏书楼2021年馆立科研项目（立项号为GT2021-03）。
做者简介：杜鹏姣（1989-），女，汉族，甜肃白银人，甜肃省藏书楼馆员，研究标的目的为西北处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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