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炜丨缀合：出土文献走向重生之路

/ 缀合：出土文献走向重生之路 /

做者：张忠炜 单元：中国人民大学

破镜重圆那一家喻户晓的成语，源自中国古代小说；天然会有人量疑它的实在性，认为不外是美妙心愿的拜托罢了。然而，重新近拼合的三星堆“ 鸟足曲身顶尊”神像看，相互在别离3000余年后尚能相遇、拼合（图一），阐明类似情形必定会存在并见于人世间的。现实上，破损器物的拼合与修复，在古代中国不断都存在。六朝时的顾野王，在《玉篇》中提到“ 锔”字，并阐明说是“ 以铁缚物”。那种手艺极可能会用于诸如陶瓷、金属等残损器物（图二），用今天考古专业的术语来讲即“ 器物修复”。类似的手艺办法，运用在出土文献范畴，今多称为“ 缀合”。缀合当然以甲骨、翰札材料为主，但其实不局限于此，碑拓、敦煌文献中也存在类似现象。简要梳理出土文献研究的缀合过程，无疑是需要的：它是出土文献走向重生的必经之路。

图一：三星堆“鸟足曲身顶尊”（上：部分；下：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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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东京博物馆躲“马蝗绊”（收集图片）

不管是陶瓷、金属类器物的修复，仍是敦煌卷子、甲骨、碑拓的拼合，均要“ 从有形进手”：重视看察器物或材料自己的裂痕或茬口，找出残断部门可能存在的拼接关系。与器物修复差别，出土文献的缀合，还有特殊的一面——要足够考虑残断部门的笔迹及相关内容。

根据林世田、张涌泉等人的研究可知，国图躲《佛名经》写本，即五代宋初道实僧人修复的经卷之一。经常利用的纸本，随便破损，故他以搜集的破损经卷为根底，停止剪裁，与待补经卷粘连而闪现完璧效果（图三）。与今日敦煌文献的缀合比拟（图四），那能够说是最后的缀合情形吧。

图三：道实修补的敦煌文献《佛名经》

图四：张涌泉等缀合《大般若经》残卷

1917年，王国维撰写《戬寿堂所躲殷墟文字考释》时，重视到此中的一片可与《殷墟书契后编》所见拼合，“ 文字体势大小全同，又二片段痕合之若符节，盖一片折而为二也”，从而实现甲骨学研究史上的第一次“ 实缀”缀合。1933年，董做宾又补上一片，实现该卜骨的第二次缀合（图五）。

图五：王国维（上中两片）、董做宾（下片）缀合的卜骨

孤立审阅三残片，均是部分，意义相对有限。

缀合后，用王国维的话说：殷人先公及前期先王之名具在，“ 且足证上甲以后诸先公之次，当为报乙、报丙、报丁、示壬/主壬、示癸/主癸，而《史记》以报丁、报乙、报丙为次，乃违事实。又据此次序，则首甲、次乙、次丙、次丁，而末于壬癸，与十日之次全同。”太史公《史记》记事之可靠性，在2000余年后被甲骨证明，实录地位更无可摆荡。

就碑刻而言，能够“ 张君碑”为例。该残碑清末出土，后为端方所得，被誉为“ 陶斋所躲汉石之冠”。据说出土时为四石，其余三石不知所回；70年后，马子云先生据所见诸拓本，大致实现此碑之缀合（图六）。缀合根据，仍是残断部门的茬口及文字。

图六：马子云缀合的《张君残碑》

敦煌卷子、甲骨、碑拓等，起初有很多都应是完全的；后因天然及报酬原因，多以残断破损面孔示人。借用姜亮夫的话说，“ 离之则两伤，合之则两利，所以非合不成”；合有难易之分，就其易而言，就是从材量/纹理、字体、书式及部门初步从内容即可决定。亦即，熟悉材料、积存体味是实现缀合的不贰秘诀，在此根底上才气“ 到无形之境”。

所谓的“ 到无形之境”，强调的是由实进虚，虚实连系，从而实现残物之复原。也就是说，看到的当然是残破，在研究者的心目中，却以完全之貌再现。听来玄虚，无妨连系若干例子，一看事实。

熹平四年（175），汉灵帝下诏诸儒正定五经文字，由蔡邕等人书丹，镌刻碑石，立于太学，此官定经本即世人所说的“ 熹平石经”；正始四年（241），魏少帝曹芳又新立石经，因碑文用古文、篆、隶书三体闪现，故“ 正始石经”别名“ 三体石经”。以上石经，至今已无一完石传世：或保留文字略多，或仅见一二残字，徒令人慨叹不已。

1917年，王国维在《魏石经考》文中，不只复原了魏石经每行字数，由每行字数推定每碑行数，并据相关材料确定石经经数；5年后，又寫《魏正始石经残石考》，据残石残字而复原三体石经碑图。复原魏石经，“ 必自汉石经始矣”。所论汉石经格式未必精准，却开启了汉石经复原之先河。

循此构想，张国淦颁发《汉石经碑图》，初步实现熹平石经之复原；屈万里、范邦瑾、郜积意等人之研究，后出益精（图七）。

图七：范邦瑾复原熹平石经《易》经碑阳各残石位置示企图（左：碑阳；右，碑阴）

类似研究情状，也见于甲骨、翰札。

在《卜辞通纂》中，郭沫若缀合了很多材料。值得重视的是“ 远缀”现象：此中两个残片能够缜密契合，拼合后残断文字亦完全再现，属“ 实缀”；该片卜骨缀合的特殊处在于，“ 左下一小片折处虽不相连，然由笔迹及内容看之，固无疑也”，属“ 远缀”（图八）。那开启了甲骨缀合的另一先河。

图八：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远缀的一片卜骨（左下）

远缀要考虑笔迹、内容等因素，要考虑卜法、文例、行款等，还要足够领会龟甲、兽骨的形态，从而准确断定残片在远缀时的所在位置。

在《汉简缀述》中，陳梦家对一枚长约三尺的汉简停止解读：仅根据分栏书写文字下所附的数字编号、横列右行的读法及“ 三尺律令”的记载，就揣度它是一个由十枚简构成的诏书目次简册中的第二枚（图九）。

图九：诏书目次简及陈梦家复原的诏书目次示企图

从上举诸例可知，虽然看到的几乎都是残篇断简，在高明论者那里，却能够凭仗扎实的文献功底和灵敏的洞察力，进进无形之境，闪现出全景貌。

相关于机械式的缀合而言，由实进虚而抵达虚实连系，属于另一条理。陆续借用姜亮夫的话说，那一条理要求的是，“ 应当有个全书都通得过的‘信息’，学问成熟的人，天然掌握‘信息’的才能强，即初学留意认实的人，也是摸索几就能得到几的，也即可起头利用了。”

2022年3月9日，《天然》杂志在线颁发了一篇题为“ 操纵深度神经收集复原、分类古代文本”的文章，大旨是推介研究者开发的“ Ithaca”系统：零丁摘用那一系统复原受损碑铭文本的准确率约为62%，汗青学者利用此系统可将其准确率提拔至72%；不只如斯，利用此系统还有助于提拔铭文出地盘区及所属岁尾等相关推定的精准水平。文章通信做者之一Yannis Assael博士在承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道，“ 我们确实看到了文化和人文范畴人工智能跨学科研究的浩荡潜力。”循此构想，在出土文献研究飞速开展的今日，能否连系人工智能手艺，并将其运用到出土文献的释读、缀合、复原甚至深度研究中呢？有朝一日，若能如斯，前辈学者可能也会“ 当惊世界殊”吧！

注： 本文为完全版本，删省版于2023年02月18日颁发于《 人民日报 》（ 第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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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法令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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