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援朝之战期间明廷财务问题
提 要：万历援朝御倭之战，是全球化初步时代东亚史上初次大规模国际战争。明代白银货币化是全球史的一部门，张居正变革之后，明廷财务与白银密不成分，明朝财务系统处于由实物和力役为主向白银货币为主的急剧转型之中，却突如其来地遭遇了一场不在本土停止的对外战争，那一战争是对明廷财务的极大挑战。本文测验考试以白银货币为中心，分析战争财务问题，从战争开展过程察看明廷财务的战争投进实态，显示那场战争明廷财务的白银投进粗估到达2000万两以上，对那场战争获得最末成功起到了决定性感化。
万历援朝御倭之战，朝鲜称为壬辰、丁酉之战，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在时间上，那场战争是全球化初步期间东亚史上初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在空间上，那场战争是东亚汗青大变局的标记。更重要的是，那场战争在诸多方面凸显了时代的过渡特征。中国、韩国、日本学者对那场战争皆已做了大量研究，然而对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明朝财务投进及白银的感化，迄今鲜见有所显示。明代中国呈现白银货币化，上上下下产生对白银的浩荡需求，而国内银矿资本不敷，于是私家海外商业兴旺鼓起，走向海外，惟求白银，间接引发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1其时，来自中国福建漳州、泉州和廣东、浙江的船只到日本的次要目标，就是获取白银。那在中国史料和朝鲜王朝文献中都有切当记载。统一期间，葡萄牙人也积极投进到白银商业之中。日本金银矿开摘，则在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上半叶突飞猛进。兵库县生野银矿在1542年投资开摘，产量不竭增加，到16世纪末，向丰臣秀吉缴纳的银课到达每年1万公斤。岛根县岩美银矿中仅一个矿坑在16 世纪末向德川家康缴纳的银课高达每年1.2万公斤。佐渡的银矿产量，据估量已到达每年6万至9万公斤之间。2日本研究金银商业史的专家小叶田淳认为，从16 世纪中叶起头到17世纪前半期的一百年，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银产额最多的时代，白银是16世纪后半叶日本输出品中有独占地位的产物。3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银矿的开摘数量激增对海上国际商业产生了浩荡影响。因为倭寇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侵扰，日本不克不及与中国停止间接港口商业，只能通过
他国获取中国商品，日本和葡萄牙、荷兰、英国之间的商业，现实上是日本的白银和中国的商品如生丝之间的交易。以至认为：16世纪中期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日本流进中国的白银起头超越墨西哥而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1现实上，日本流进中国的白银与稍晚来自美洲的白银，成为中国白银货币化历程中浩荡白银需求的两个重要来源。白银在16世纪毗连起了一个国际商业的全球收集，2全球化初步就如许呈现了。
陪伴银矿的大开发和工贸易的开展，白银起头在日本做为货币畅通，甚至被用做战争经费及付给大名的酬劳而大量利用。大名们向丰臣秀吉的供献，无疑构成了丰臣秀吉同一和不变日本本土，并拥有经济实力停止对外扩大战争的经济根底。与此同时，白银商业也使得东亚海上从此失往了平静，战事迭起。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朝鲜单独抗战乏力，明代中国援朝势在必行。万历援朝之战恰是16世纪全球化初步期间发作的一场牵扯东亚三国的大规模国际战争，明朝财务所应对的因而也就是一场全球化大转型时代的国际军事突发事务。
展开全文
战争期间，明朝正处于中国古代向近代开展转型的重要期间。从财务角度说，从古代以实物和劳役为主向近代以货币为主转型；参军事角度说，从世兵造向募兵造过渡转型，以白银雇佣戎行，构成浩荡的财务开收；从刀兵角度说，从冷刀兵向热刀兵改变，火器大量用于战争，增加了战争的手艺含量和财务关于兵器配备的投进。在那一大转型时代的战争中，不只兴师动众需要白银，手艺含量高的火器等造造需要白银，其他军事物资包罗粮食、马匹、草料、车辆、船只等，也大多需要起首筹集白银招商或摘集，白银在战争经费中占主导地位。战争之初，明朝原诡计付出白银到朝鲜购置粮食以赐与戎行，但其时朝鲜商品货币经济未到达与中国相当的水平，并不是用白银即可购置一切，因而只能运输实物粮草、马匹、军械赐与戎行。那从外表上看似乎决定了那场战争中军饷的实物为主特征，但如深进察看可知，明朝在张居正变革之后，白银已经全面渗入到整个国度与社会，所有财务收入无不与白银货币发作联系关系。所以，存世明代文献中关于那场战争的经费，几乎都是以白银做为计算单元记载的，凸显出白银担任付出巨额军费的重要角色，也清晰地反映出明朝人的财务理念已经发作改变。那恰是笔者摘用以白银为中心察看那场战争期间明廷财务实态的缘故。
明朝人就曾以白银为单元对那场战争的经费做出估量，但因为明廷财务处于转型之中，眉目纷纭，总体预算难度极大，数字始末莫衷一是。而国表里关于那场战争的研究，持久以来漠视了白银那一重要汗青事实，对那场战争的明廷财务投进次要聚焦在粮草实物上，3欠缺对白银货币预算的整体研究。因而，本文从白银货币化切进，摘用以白银为中心的新视角，在绵长的汗青开展脉络中从头审阅万历援朝之战的明廷财务运行，以期构成较为完全的熟悉，尚祈方家教正。
一、战争第一阶段的明廷财务调度
那场战争的第一阶段（1592—1593年），朝鲜称为壬辰倭乱，其后是一个和谈中间期，然后是第二阶段（1597—1598年），朝鲜称为丁酉倭乱。和谈期固然也有财务收入，但除了留守朝鲜戎行外，均不是间接的战争经费收入，因而那里根据战争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的开展历程，依次切磋明廷财务收入的实态。
万历二十年（1592年）蒲月，明朝收到朝鲜战报，“朝鲜国王咨称倭船数百曲犯釜”，明神宗即诏“辽东、山东沿海省曲督抚道镇等官，严加整练防备，无致疏虞”。1六月初二，“令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应援朝鲜。仍发银二万，解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纻丝二内外慰劳之；仍发年例银二十万给辽镇备用。”2那是正式的应援参战了。起首给朝鲜犒军银2万，并促发辽东镇年例银20万，是明朝财务投进的起头。所谓“精兵二枝”，即游击史儒和副总兵祖承训的前锋队伍3000人，那是明朝最早的战争兵员投进。
六月二十四日，明朝参将郭梦征带明神宗赐银2万两抵达义州，明朝大军未到，犒军银已到。而此时援军未到，朝鲜宣祖就已在担忧粮饷问题了：“天兵在越边，告急在必来。不忧天兵之不来，所患者粮饷。粮饷既备，则天兵趁即出来矣。”以至明言：“予不忧兵少，但忧饷。”3
六月，明朝战备已经全面起头：天津截留收用漕粮6、7万石，并尽数留用海船400余只；山东从保甲军余中简选壮丁，户部准留民屯屯粮银4万并事例班价给饷；皇帝准宣、大两镇选兵16000人，以备倭警。特殊是“咨户部，议发帑银数十万，差大臣一员，就近督理粮饷”。4截留漕粮，预备海船，挑撰壮丁，屯粮银给饷，军镇选兵，议发户部银数十万，添设专官督理粮饷。人力、物力、财力均在调配之中。
八月，明朝录用宋应昌经略朝鲜、蓟辽等处军务，是援朝战争更高统帅。他甫上任，即请马价银20万，礼聘工匠造造火器、盔甲弓箭等军事器械，令天津、永平、辽东沿海各道募兵设防，统计月粮、马料等本折之数，限日上报；从浙江调集海船到天津运输粮饷、军械；督令沿海各分守道官以及山东巡抚负责从处所摘购粮食，运至辽东集中；令辽东管粮郎中王应霖，预备集中囤放10万大兵半年所需粮饷。5那是一整套备战方略的出台。很快他申请的马价银20余万得到了批准。马价银由太仆寺掌管，在马政货币化过程中，太仆寺从掌管马匹到收储白银，具有了明初所没有的财务本能机能，兵部常盈库次要依靠太仆寺马价银的收进。由此可见，从战争一起头，明朝就动用了户部、兵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调动了天津、永平、辽东沿海各道与山东，甚至浙江沿海的海船。募兵设防，统计月粮、马料本折等数上报，恰好阐明兵员需要招募，也就需要白银的付出；粮食需要摘购，即用白银货币购置；礼聘工匠造造火器等军械物品，还有调集海船运输等，也都需要白银投进。宋应昌《檄天津永平宁前等六道》中，述及20万马价银的详细分配计划：5000两给中军官杨元，随军利用；其余195000两，发天津道35000两，密云道40000两，永平、蓟州、宁前、东宁道各30000两，“听候本部利用。”6
十一月初，宋应昌向兵部尚书石星陈述军饷事宜：
台下虑兵集而饷难继，此正不佞前揭陈其困难之状者。幸近日严督各司道多方料理，似有次序递次。据辽镇王郎中报称，备倭粮草计十万戎马可足两月之收，又将御虏本质留贮九万石以待防倭之用，且面前目今又征二十一年屯粮、盐粮矣。荆分守籴完三万石，冯分巡籴完一万五千石，并海盖、宁前二道俱见行召买，务足三万石者。他如发银五万两，令山东籴粮贮之登、莱，听取天津穵运输至辽阳利用者，又在外矣。总计征倭戎马不满四万，凡是计算可足一年有余。保镇新募之兵不能不急征耳。盖兵家原无定形，饷不敷则计饷；若足，则计兵。7
很明显，一边是集中军力，一边是集中粮饷。无论是粮，是人，仍是运输东西，都需要动用白银货币往获得。粮食次要是用马价银在山东以及辽东等地摘购。征调的永平、浙江、山西、宣大、延绥等地精兵前去辽东集结，同时粮饷由运河经天津间接运至辽东卸载。此外因为辽东处所“累岁兵荒，刍饷腾贵”，还动用了泰山香税银和登莱府库银5万两，依市价在山东购置粮食，集中储存，以便海运；陆上预买粟米3万石、料草15000石，用发买的牛骡陆续驮运至辽阳；又发临德二仓10万石米粮运辽。宋应昌檄文通知海州等五分守、分巡道，要求各道以银500两“委官买牛，并赁取牛车”；“如牛少银多，即使买骡；如骡不敷，方行买驴；合用料草，酌量留银买用。”还通知海盖道，用官银募雇海船50只以及梢水人役等以移运粮饷，限三日内到官，船脚银优厚收给。以父母官银募雇海船之外，也动用官银雇征商船运载。1那里表白，自张居正变革之后，明朝财务系统从以实物和力役为主向白银货币为主转型，财务运做机造也势必随改变趋向而趋势调整。白银在国度范畴的普遍畅通已产生深入影响。财务运做主体是政府，而白银货币的大量投进涵盖了市场与商人，因而决策由朝廷做出，筹资机造却不只有政府投进，还有市场的参与，运行机造背后隐躲有市场法例，有政府赐与，还有市场赐与。
下面是经略宋应昌记载的关收官军行粮的填注号单，此中既有实物，也有白银：
一为稽考行粮事。照得本部调到防海御倭官军马匹，每日应该关收行粮料草，俱要查照号单依式填注。
计开：某营将官 下千把总 等见在 听调，委官 实收旧管 月 日官军 员名、驮马 匹，新收官 员， 军 名、马 匹，开除官 员， 军 名、马 匹，其实 月 日官军 员名，驮马 匹。
计收： 仓本折色一日：一日收廪给米五升、廪粮银一钱（副参、游都），一日收廪给米三升、廪给银八分（千总），一日收廪给米三升、廪给银五分（把总），一日收米一升五合、盐菜银三分，一日收折色总给银五分（管贴队军丁），一日收料荳三升、草一束（马匹），各项若有不收，填一无字。 年 月 日，收放官某人，对同官某人。2
明朝官兵均有饷银，征倭官兵当然也不破例。按照明朝旧例，“将官五升，千把总三升，管贴队军丁一升五合；马每匹日收料三升，草一束，沿途挨程关收，无容别议外，其将官日收廩粮银一钱，千总每员日收廩给银八分，把总每员日收廩粮银五分，管贴队军丁每名日收盐菜银三分。”此次征倭南北官兵“每名每日给银五分，若有驮马，日给银二分”，因为各地价格纷歧，构成各军有愿收本质，有愿收折色不等的情状，于是户部明文“听彼自买”。3
万历二十年九月，宋应昌与朝鲜定：“我师如风雨，朝濟江而夕破贼必矣，顾师行粮从，江以西则我给饷，江以东则尔给饷，饷必给五万人，必收三月。”4行粮是指戎行行军途中或在外施行使命时加发的粮饷。明朝那方面的“饷”包罗白银；朝鲜方面的“饷”则仅见粮食实物统计。据朝鲜备边司云：
天兵共计四万八千五名，将领、中军、千、把总，不在数内。一日粮，每一名一升五合。马二万六千七百匹，将领等官之马，不在数内，每一匹日给料豆三升。以此计之，则四万八千五百八十五名之粮，一日约七百二十石，二个月则为四万三千七百三十石。马二万六千七百匹之料，一日约用豆八百一石，二个月豆四万八千六十余石矣。本国与上国升斗石有大小几之差，上国以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本国则以十五斗为一石。上国米一升五合，准我国米二升七合；豆三升约准十五升四合矣。5
关于明朝军力的调遣集结，早在停止。万历二十年十月，兵部得知日军欲犯义州，已令吴惟忠管辖南兵、火器手各3000人，“限五日内往辽”，另兵丁10000人，“不日赴义州”，蓟、保两镇各选精兵5000，宣、大两镇各8000，马、步相半，择将管辖，“文到五日往辽东，听经略调遣。”而且命令“四川巡抚速催刘綎戎马，星夜前来”。6其时刘綎兵之外，调动的军力已是42000人。
宋应昌于十一月十三日上报朝廷《议处海防战守事宜疏》云：从各地调集御倭戎马73800名，并预备用于50000戎马开收两月的粮饷，从登、莱等处籴买粮豆赐与挪用，备有沙兵领沙船分置辽东、登莱各海口以便运输或海战。那73800名军兵，就是战争第一阶段明朝拟征调的军力数额。谈迁《国榷》记载十二月，“大出兵东援朝鲜，经略宋应昌、左都督李如松，誓师七万人，渡大同江。”1其记载“誓师七万人”，可是渡江的却没有那么多。
根据宋应昌十二月十二日奏疏，明军的详细构成如下：2
中军杨元10639名。杨绍先部339名；王承恩部500名；葛逢夏部1300名；梁心部2500名；任自强部50名；戚金部1000名。
左军李如柏 10632名。李宁部1189名；章接部2500名；李如梅部843名；李芳春部1000名；骆尚志部600名；方时辉部1000名；王问部1000名；周弘莫部2500名。
右军张世爵10626名。刘祟正部1534名；祖承训部700名；孙守廉部702名；查大受部590名；吴惟忠部300名；钱世桢部1000名；赵文明部2100名；谷燧部l000名。
加上后续步卒2800名，明军总军力为34697名，号称4万大军。
其时明朝兵部征调戎马数目，是以马步卒参半为原则。3因而，战争第一阶段以马队和步卒战为特色。
上述朝鲜备边司所云明军48005名，是朝鲜方面掌握的明朝援朝人员数字，应该是比力准确的。而在朝鲜战场上，明军经战事减员，不敷4万，后来成为宋应昌主张议和的一个砝码。4中朝两方面均证明了现实明朝援朝军力没有最后拟调的7万那么多。
十二月，明廷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特发冏金十万犒慰，并重赏格格。”5那里的犒军银，是给明朝出征大军的犒赏，也是明朝自战争起头投进的第四笔犒赏银。此前第一笔是战争始发给朝鲜的20000两白银，见前述；第二笔赏银是四月发马价银3000两给御史梅国桢，督率李如松沿途犒赏。6第三笔是十月因朝鲜战报获捷赐与的3000两。7至此，明廷已发出306000两投进战争的犒军白银。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二月十六日，宋应昌上《议乞增兵益饷朝上进步王京疏》，谈及军兵数字，特殊提及了日军20万，其时明军不满3万军兵。述及详细情状：“行有已到兵丁三万八千五百三十七员名，名分隶三营副将，且内多疲弱，不胜临阵；所选精锐不外二万，霸占平壤，阵亡官军七百九十六员名，阵伤一千四百九十二员名，见在战兵不多。”8
疏中明白笔录了万历二十年40万马价银的分发与用处，下面列表阐明：
从表中万历二十年明廷所发马价银的破费情状可知，投进的白银货币大致是国内、国外各一半，白银具有多元的功用：籴买粮料、购置粮草及打造军火器械、买牛骡车辆、转运脚价、募集家丁、文武等员役廪粮、工食、犒赏之费、军功赏银、优恤等等，所在多有。现实上，40万两白银中，一半是做为购置粮草、打造军器和运输东西及运输费用，即用在备战物资上，只要20万两抵达了朝鲜战场。
宋应昌上疏的次要目标是：题请明廷再增加马价银20万，用于援助军，以及赏功、优恤和买粮：
今虽另有余剩，若尽赏平壤等处功级，则军前别无措处，而应援之兵倘如所请，则又当酌量多寡，预行备办刍粮。是今日兵与饷所当亟为议处者，乞垂念血战军功，再发马价银二十万两，先将平壤等处斩获首级军士愿赏者，按例毎颗给银五十两，阵亡、阵伤者即行优恤，其余听候买粮及攻取王京赏功收用，如斯庶足以张军威而奋士气。1
经略宋应昌题请增添戎马，兵部议以“南兵备登莱者”往援。神宗敕谕东征将士：“已令所司亟发银十五万两，赍赴军前，从宜犒赏优恤，”同时，“一面行山东等处召商粜粟，方船而下；一面行浙江等处征兵选将，分道而前。务使尔等财力有余，得以实心战守。”2可见明廷又发银15万两，用于朝鲜战场的犒军、山东招商摘粮、浙江征兵调将。
碧蹄馆战争后，订定合同风起，至四月战事根本停行，起头了曲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发作第二次战争阶段的近四年和谈期间。十二月，明军在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率领下绝大部门回国，经频频议后，仅留少数军力留驻朝鲜。那部门军兵按例给与行粮料草和饷银，下面还将提及。
一般认为，粮草不济，是战争第一阶段转向和谈的原因之一。宋应昌在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移朝鲜国王咨》云：“王国军粮告匮，中国粮料又转运不前，以致兵顿开城，士多枵腹。”3而朝鲜方面认为，宋应昌在平壤大捷之后，筹集粮草不力，以致前方粮饷不济。4至此，固然转输不顺，朝鲜战场军饷食紧，但还不克不及阐明朝财务已经不收，财务危机是在战争第二阶段才呈现的。需要阐明的是，即便是和谈阶段，明朝财务也是要有收入的，起首是兵员的留朝，还有派出使团往日本会谈等，和谈代表沈惟敬手下的军士也是由军饷开收的，那在战争第二阶段经略邢玠的奏疏中清晰可见。5
战争第一阶段，据赋税通判王君荣账册所载，明朝财务取自兵部常盈库的马价银有55万，到战事完毕，共用了488940余两，还剩61468余两；宋应昌手下刘黄裳、袁黄监收过银35000余两，查无虚冒。6那些余银最初也留在了朝鲜。朝鲜《宋经略书》专门记有王通判君荣，万历二十年随经略出来，专管各营饷银，“多减尅干没”之事。7
万历二十一年八月，明朝预备从朝鲜撤军时，经略宋應昌与朝鲜筹议明军留守问题，并上《议朝鲜防卫关键并善后事宜疏》。他提出从长酌议应留官兵16000名，其余大兵俱次序递次撤回各镇以防内地。规定不管南北军，每名月给月粮银1.5两，行粮盐菜银1.5两，衣鞋银0.3两，犒赏银0.3两，共3.6两。将领以及千把总等官廪银，各于原收数目外量加一倍；若有马匹应收草料干银，俱照见行事例。并述及起初他诡计前项赋税俱都由朝鲜出办，与朝鲜筹议的成果是朝鲜因倭摽掠，以致困疲，更何况“该国风俗行用粟布，其实不行使银钱，故所积无几”。于是他定见朝鲜“开矿取利”。但朝鲜方面认为开矿吃力而所获不多，难以指看。因而宋应昌又议留守官兵应收行、月粮银、盐菜银，照旧于永平府、辽东和各镇收给，饷银、马价不敷的，由户、兵二部处发。而各兵月给衣犒银6钱，以及日用本质粮料，不在前项之内的，由朝鲜措办，得到了朝鲜国王附和。1
最末，明朝没有差遣官兵16000人留守，而是以刘綎所率川兵5000人做为留守。查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刘綎已被录用为临洮总兵官，2则他现实留戍朝鮮两年。假设根据每名每月3.6两计算，5000人24个月总计饷银43200两，那里还没有把将领以及千把总等官的廪银，以及马匹应收草料银预算在内。3宋应昌详尽笔录了其时明朝犒赏银的发放情状：
今念尔辈从征辛勤，将及一年，兹当撤回，特加犒赏，以示优恤。议定将领俱照先次过江宴赏事例，军士每名给衣鞋银一两，饭食银三钱。其关西将士路经广宁，俱聴该道动收马价给散；其在辽镇者，俱各回营聴该道查明转解本管兵道给散。故示。4
此中将节次给赏过官军家丁银两、牛酒、食盐、兀喇达靴，各自数目详尽开示于后。现特撮要如下：
头次钦赏银10万两，2万两留天津道，2万两留蓟州道，赏防海官军；6万两到辽阳，解至李提督（如松）军前，寄发义州。至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内，由经略手下赞画发放过官军银351123两，王通判给放官军共银8939.9两，剩银15948.1两。阵亡官9员，批示2员，每员银10两；千总2员，每员银8两，内杨虎路远，加银2两；把总2员，每员6两，百总3员，每员5两。军丁1232名，每名银3两。川将刘綎官军50名，虽系后到，但起身在先，程途万里，隆冬在路辛勤，应与大军一体给赏，共享银5152两。辽东游击高贞所统官军，虽系续调，久住外国，响应量给一半，共享银566两，还有补赏宋大斌等管辖辽东续到，并被伤详允未领银1804两。见在剩银4665.1两，银少军多，零散难散，所以剩银解发刘綎部，以犒赏留守官兵15000名之用。
二月，一次犒师以励勇猛事，动收马价银2100两，牛210只，又用银100两买盐20万斤，三协官军每协银700两、牛70只。千总每员折酒银2钱，把总每员折酒银1钱，管贴队军丁每名折酒银5分，牛肉、食盐尽数俵散。同月，还曾动官银易买兀喇达靴，由李提督禀称“各军涉历山险屡经血战，泥水浸湿，鞋袜敝坏，跣足不胜”，故“牌行守廵海盖三道分买”，解到李提督处33659双给赏。
蒲月，一次犒劳官军事，李提督就近借动马价银2400两，别离解牛260只至李提督军前，照依上次折酒数目犒赏三协并刘綎官军。
七月，一次犒师以励勇猛事，发银1万两，给赏把守全罗逃剿倭奴官军。一解到银10万两，内钦赏三协官军，发银41000两，官军家丁俱照上次数目听三协将官分给；刘綎营官军共发银5270两。一官军功次，每倭级一颗赏银50两。平壤城1285颗，城外362颗，开城165颗，碧蹄167颗，活倭6名，共享银99250余两。
此外，宋应昌还专门有《奏缴收存马价册籍疏》、《奏缴钦赏册籍疏》，5均为战后整理财务簿册根底上的财务收入陈述，限于篇幅，那里不再别离列表了。前者是对明廷兵部投进的马价银65万两，钦赏银10万两另册开报外，其余55万两在各地各部分的分配破费和剩余情状，用银名目逐个在册。后者是关于前者提及的钦赏银10万两的别的开报。固然有剩余银两，现实根据上述所引，马价銀发出后的剩余没有收受接管。值得重视的是，那里仅给出了兵部马价银的数字，户部投进的数字不在其列。
假设根据其时明朝给军月饷“户七兵三出办”的规定比例，则户部所出应更多。
万历二十一年，户部尚书杨俊民疏查九边军饷，此中云：嘉靖以前九边年例银行100万有奇，至隆庆初年280余万，至万历二十年，增至343万，比隆庆时又增60余万。万历二十一年又有增加。此中，辽东镇“该镇主客年例旧额”经万历六年加添，也就是311278两，到万历二十一年则“发过年例并征倭银738400余两，比旧多费银427100余两”，1应该说那比旧多费银便是征倭银42余万两。疏中云：其时永平镇，又增海防兵3000人，岁增饷5.4万；万历二十年战事起后，天津新募海防兵3000，月饷每人1两；力士500人，月饷每人1.5两，不到一年，就破费太仓银59950余两；而又调遣浙曲南兵，岁费月饷行粮20余万，那些均与东征战事投进有关的军饷，粗估到达了31.4万以上，加上辽东的42万，增加的岁费即达73.4万两。还有万历二十一年易州镇也增出108900两，疏中明言：“盖因倭警募集兵勇、预备料草、阅视精练，总兵游击等官各带标营奇兵往来天津，廪给行粮，月费数千余两。”73.4万两加108900两，已达842900两。并且那里还仅是户部尚书杨俊民查核九边的数字，并非战事第一阶段户部投进的全面统计。仅以此数字加上兵部的65万，总计约155万两白银。需要阐明的是，限于材料，那是一个十分不完全的数字。
迟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初一，明廷对东征将士大加恩赐，为战争第一阶段画上了句号。《明实录》记载：“兵部叙覆东征功，上命升宋应昌为右都御史、李如松太子太保，加给禄米一百石，各赏银币。其文武吏士升赏有差，石星赐蟒，并赏杨俊民银币。”2那些恩赐白银，按例出自皇帝内库。
二、战争第二阶段及善后期间的明朝财务调度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订定合同失败，丰臣秀吉再度起兵，战争进进了第二阶段。二月，明廷已有备战集议，决心应援朝鲜。朝堂上有云：“议援必议调兵，议兵必议运饷，议兵饷必议设官。”廷议援兵于宣大、蓟辽挑选7000名；浙江招募3700余名，令督臣即于本镇募用，以省劳费；省曲水兵陆续调发，行、月二粮折色，取给中国本质折办；朝鲜设海防司道一员，专管防倭事务；择历练知兵者速往朝鲜，料理该国兵食策应戍守事宜；并择一骁将领辽镇西兵3000名，同往朝鲜。神宗下旨：
今倭情可疑，朝鲜告急。兵食将吏等，既经多官集议，宣大、蓟辽备兵俱照数挑选。增募调发利用各省曲水兵，行彼处推敲议处。粮饷折色，户兵二部处给。本质令朝鲜备办。海防司道官及备倭总兵宫，吏兵二部推用，游击以下，听督抚坐名咨请。管粮官，吏部速行选补。其战守救援缓急进行，俱听督抚总兵相机行事，不准纵敌贻患，亦不准轻动损威。沿海处所，该部严行防卫，毋致疏虞，勿以虚文搪塞，及怠缓误事，违者，科道官参治。3
起初，明朝征兵其实不顺利。三月，明朝录用蓟辽总督邢玠为经略，统率明军援朝御倭。邢玠甫上任，就上疏选调戎马，督运粮饷。其时的情状是，督臣孙圹所征南北官兵只要19000余名，不及战争第一阶段经略宋应昌往援戎马的1/3。4
蒲月，明朝发太仆寺马价银257000两，“以备水陆各兵三月粮饷及防倭官兵犒赏”。5蒲月下旬，邢玠抵达辽阳，上报军情，选调明军38000人，命陆续抵达朝鲜。因为首批明军只要总兵麻贵部17000名，邢玠疏请募兵四川、浙江，并调蓟、辽、宣、大、山、陕军力援朝。6
七月，日军进攻南原、全州，明军失利。九月，稷山一战，明军获胜，日军退守釜山一带沿海，于是邢玠上奏增派水军援朝，凸显了战争第二阶段水战上升为主的特征。明廷起陈璘为副总兵，管辖广东营兵5000人赴朝鲜。1
十—月，经略邢玠上奏：“以倭夷遁据釜山，拟调戎马十万，于今冬进剿。”计算来年调兵10万，需要粮饷80万石，10万石取办朝鲜，70万石派到山东、辽东、天津。2
尔后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明、朝联军在邢玠的统帅下，兵分三路，会战于蔚山：
左协军：明将李如梅部12000人、朝鲜忠清道兵使李时言部4000人；右协军：明将李芳春部11600人、朝鲜庆尚道左兵使郑起龙部3300人；中协军：明将高策部11700人，朝鲜庆尚道右兵使成允门部5200人。司理朝鲜军务杨镐、总兵麻贵别离统率左、右协。3
以上所见蔚山会战合计军力48200人，明军共35700人，朝军12500人。
蔚山战争失利，明朝联军与日军进进相持阶段。邢玠仓猝上疏朝廷增调水军，明廷派都督陈璘率广兵、邓子龙率浙、曲兵共13000余名水兵赴朝；刘綎率川兵、董一元率北方各镇兵各1万名陆军，也抵朝鲜。总计明军在7万以上。
值得重视的是，就在万历二十六年正月，明廷发作了多起有关军饷之事：明廷以“东征又以捷闻，诏赉总督抚镇诸臣邢玠、杨镐、麻贵等白金有差，并发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犒将士”；4
兵部请发太仆寺常盈库草料166200余，解赴通州给发川兵安家银，每名5两，“并解蓟辽总督军前收用。报可；”5特殊需要重视的是，此时太仆寺言兵部寺库情状已到极限：“历查先年寺库聚积四百余万，自工具一役之兴，一切军饷取足兵部，该部必取诸寺库，于是收发若流，迄今于东封竣事费三百万，所存者行百余万矣。使从此积贮不收，犹可待用。乃自东征议起，今日解发朝鲜，明日解发天津，今日收饷川兵，明日收饷广兵，多者二十余万，少者不下数万，俱出年例之外，各边年例又很多减，于是百余万之积俱空。马价不敷，借收草料；草料不敷，借收子粒；而所存者不外子粒、桩棚等银十余万罢了。虽有旧库一区加隆以来，封识惟谨，即便春运尽完，不外十余万金，仅供年例耳。矧本寺寄养马之额，当岁足二万匹；今岁取折色，则本质派征甚少，而东征调兑尤多，通计不满万匹，是本质亦消耗极矣。”章下兵部后，“于常盈库内姑借五十万两，另收新库，以备急用。”6同月，兵部复朝鮮监军御史陈效条上八议，此中根据战事的继续开展，陈效提出“宜多调船兵，设奇以待”，更提出“东征兵饷，岁费八十余万，脱或倭不即平，其何能继，宜开赎功、援纳、通商之利，以裕接济”。7无论是犒军、军兵安家、以及各项军务，白银的开销数目极大，为此陈效提出了为战争经费开源之法：“赎功、援纳、通商。”
上述陈效提出为战争经费开源之法：“赎功、援纳、通商”，其实明朝战时财务来源早已多元化，次要摘取的各类行动如下。
援例上纳之例：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蒲月，户部题：“辽镇一隅，购银有限，经费不敷，合将见行事例款内摘其便于广纳者，行该镇抚无拘土著及各省流寓、随任经商人等，该镇告纳，并四周北曲程度、蓟州、山东登、莱等府米谷饶裕处，照依后开各项银数，自运米豆等粮，径赴辽东管粮衙门，告投分拨各缺粮仓口上纳，其载运脚价，在山东登、莱等府航海者，递加脚价，其山海管关立事听该部札付，凡遇运纳人员到被验实放行，每月末将放过人役姓名、其所运粮石开送管粮司官，亡紧催纳，以杜奸人影冒，及出关弄法之弊。报可。”8
动用处所财务开收：万历二十五年蒲月，户部言：“辽东所积米豆及朝鲜见报粮数行十二余万石，恐经用不敷。请行山东公帑三万金委官买籴，运至登、莱海口，令淮船运至旅顺，辽航运至朝鲜；又借临、德二仓米各二万，运至登、莱转运。”得旨：“事关军机，不准耽搁。”9
召商增盐引税收：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户部奏：“辽镇岁额淮盐六万三千九百二引二十斤，每引公价五钱，召商中纳。万历二十二年议加四万四百三十三引八十斤，二十四年复停增引。今议照旧开中，海盐各开一万五千引，召商上纳本质，以备御倭之用。报可。”1
募集海商运输：万历二十五年九月，经略邢玠请借发临、德仓米及召买粮石，并于天津堆放。“募沿海商吴淞、淮浙等船兼搭接运，以登、莱籴运价涌后时，不若天津至旅顺行隔一帆也。部复从之。”2
调拨辽东镇年例银与辽阳垦植：万历二十六年二月，户部言：“东师大集，需饷甚急。山东、天津、辽东岁运各二十四万石；山东、天津则海运，辽东则水陆并运。今饷臣张养蒙欲就近和籴短盘，更为省便，宜许该镇于部发年例银内动借三万两，差官赍赴宽奠、金复、辽阳、广宁、永平一带平籴，要在委任得人，无侵尅，无抑勒，使不至困运以病民。”又言，鸭绿江边辽阳兵备道辖地沃饶，宜设法招垦，及时朽种，秋天收获就便平籴，以资转运，并优叙督星垦有功者。还规定为运输能够拘留解京银为运费。3
卖官鬻爵与铸钱，都是明廷财务开源的重要办法。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诏令吏部开鬻爵事例。4至二十七年（1598年）四月宝源局起头铸钱。5
增加钱粮。军费承担出自财务，财务出自钱粮。万历二十七年十月，吏部等衙门尚书李戴等言：“臣看全国钱粮之额，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全国殷实之户，比二十年以前十减其五，东征西讨，萧然苦兵。”6
中江开市。此事由朝鲜方面提议，得到辽东副总兵佟养正等的首肯：“近因屡奴进犯朝鲜，于西岸奉明筑建墩台，仍隔鸭绿一带。今彼国近遭兵荒，时值匾乏，似当相时造宜，以赡其用。合无于中江贡道处所，筑一上圈，或准一月一市，或准半月一市，稍待彼国兵息年丰，即行停行”；“朝鲜原属藩国，有无自当相通，即其城破民残，尚出兵征晌，以恤其患。岂可闭籴历禁，以重其危。相互商业，吾人亦有利焉。”7虽然其时朝鲜商品货币经济不兴旺，处于实物交易阶段，但是开市可使明朝得到关税之利，无疑也鞭策了朝鲜商品货币经济的开展。以银易布，在朝鲜换取米谷。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明朝先用一万两银子在林青地域交易青布，再到朝鲜换购米粮。在庆尚道商业米粮之例：
青布二千二十匹，每一匹折大米六斗，大米八百八石；漂蓝布一千四可千匹，每一匹折大米四斗，大米王百七十六石；蓝平机布一育二十匹，每一匹折大米四斗，大米互千二石；白平机布二千匹，每一匹折大米王斗五升，大米四育六十六石千斗。共通大米一千六百八千二石十斗。8
战争期间，为称心朝鲜军事物资硝黄、筋角的需求，明廷还曾动用太仆寺银2000两，给朝鲜青鸟使自行购置运回，折为宴享之例。9
关于粮饷之事，明廷设户部督理东征粮饷侍郎张养蒙专门负责。万历二十六年八月，张养蒙条陈饷务五事，此中“东征兵调运米七十万石，银百十万两”，将遍地额运粮饷至义州交卸实数，纳进考成法，即官员的查核轨制，“岁末总考，不及额者题参。”10
需要阐明的是，万历二十四年万历帝起头的差遣矿监税使四出，所进是在皇家内库，并没有投进战争。矿监税使反而使得明廷财务的一般税收遭到严峻影响，也就使明廷财务关于战争的投进遭到骚乱。后来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年撤矿留税时，才呈现分红给户部、工部的问题。
万历二十六年九月，明、朝联军在明朝经略邢玠统率下，分兵4路会战：11
东路军：明总兵麻贵率24000人，朝鲜安然、江原及庆尚左道军5500余人；
中路军：明将董一元所部13500名，朝鲜京浅、黄海、庆尚道军2300人；
西路军：明将刘綎所部13600人，朝鲜全罗、忠清道军10000余人；
水军：明都督陈璘所部13200人，朝鲜全罗、忠清道水军7300余人。
明、朝联军4路总军力达89400人，明军64300人，朝鲜军25100人。
起初战争停顿其实不顺利。曲至十一月，在朝鲜南海露梁海战中，明、朝水军协做获得了决定性成功，成为战争完毕的标记。
战争成功以后，面对的是明军撤回，留守朝鲜军兵的战争善后之事。
万历二十七年蒲月，经略邢玠条陈东征善后事宜十事，此中一是议留兵34100人，马3000匹；一是定月粮，官兵盐菜及新造唬炮，每年共该银918960余两；各文武公费廩银，尚候酌议。此外还有定本质，合用米豆分拨辽东、天津、山东等处，另有每年米豆130000万石，候朝鲜收获之后，再议停运。1
其后，户科左给事中李应策上疏驳善后十议，次要即针对留兵3万余。户、兵二部会议，提出“数年疲耗，今姑息肩，尤宜内固底子，不妥更为繁费。查得朝鲜当壬辰倭患之始，请不外一万，此时倭正在平壤也。及癸巳倭败之后，留兵不外五千，此时候未往釜山也。盖该 国兵荒之后，不独苦倭之扰，而亦苦我之扰。故前后请留行于如斯。臣等认为今日善后之事。仍当与彼国商之”。2
现实上，明朝此时已经呈现财务危机。与此战争同时或前后发作了大大小小的战事：西北哱拜、西南杨应龙之乱，与此战合称为“万历三大征”；还有东北与西北的战事，西南更有缅甸的进侵。自万历二十四年，万历帝以宫殿灾需构筑，差遣矿监税使四出，怨声载道，促发了民变，也影响了一般财务税收。战争耗资浩荡，财务食紧，库躲干涸，户部尚书杨俊民谋划维艰，死于任上。兵科都给事中侯先春云：“请言其近，大司农匮乏极矣。九边粮饷未给者不知凡几，各镇请饷之疏且累累至。”3其时万历皇帝云：“留兵驳诘，处饷为难。该国若能赐与，多留亦所不吝；必资朝廷，只可量助，还行与该国君臣奏访定夺。”4
九月，以重阳令节，明神宗以东征功成，恩赐文武诸臣，凡與战争相关的官员，赉银各有差。5但是当时战后遗留问题还远没有处置完毕。
十月，朝鲜国王李昖请留水兵8000名，以资戍守。6他早就明白表达过：“大兵来，则唯要银子，难可接济矣”。7那应是朝鲜不肯明军留守人员过多的原因之一。
当时兵部言，东征以来借用兵部银227000余两，“今渡江之兵挨程请饷，天天待哺，乞勑户部亟为接济，勿致推诿。”8同月，户部主事俞维宇解银12万往永平，给散东征回兵。那阐明，不只是留守朝鲜的官兵需要饷银，就是东征回来的官军也需要银两安设。
尔后明朝决定留戍朝鲜官兵16000人，而粮饷问题，又触及了两国实物与白银的差别看念：
今该国屡称凋敝之后全赖米豆以生，则视米豆不啻重；水陆兵将呈称，不肯米豆，惟求折色，则视米豆不啻轻。查得留戍官兵一万六千，其饷业奉钦依，本质俱听该国自备，折色天朝量助三分之一。先经本部发银十万，已足量助之数，即如各兵全给折色，不外再发七万余行耳。伏乞命下太仓银库，即于济边等银内动收六万两，并先题发关外银八万两，刻期兑发，听留戍官兵二十七、八两年分粮饷收用。其王京各仓米豆十万石，每石做价六钱，酌量搭放；义州仓米豆九万余石，乞勑辽抚悉心计处，或发辽左备饷，或折价银协济，务期适用，不致狼戾。上俱允之。9
总之，虽然在战争第二阶段，明廷财务危机已经凸显出来，但是明廷仍是支持下来，曲至获得了战争的最初成功。
三、战争经费的粗估
中朝联军打败了侵略者，获得了那场东亚大规模国际战争的最末成功。就战争的胜败结局看，无不与国度的经济实力相联系关系。经济最末影响和决定着战争的胜败，也深深地影响着东亚格局的调整。战争中的军费保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中朝联军获得战争最初成功，明朝筹措到大量军费，与颠末张居正变革，为战争储蓄了比力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关，也与战时明廷财务的军费筹措渠道闪现出多元化趋向有间接联系关系。海外流进中国的大量白银，成为最初博得那场战争的包管。
军费增加使国度财务面对浩荡的压力，在明朝张居正变革之后，明朝财务系统在从实物与力役为主向白银货币为主转型的前提下，白银货币普遍介进军事过程，战时财务被分为实物与货币两个层面。货币固然不是军事战斗力的要素，但却是战时财务的第一鞭策力。
任何汗青前提下的军事财务都是一个普遍的综合性系统。战争严峻威胁着明王朝的国境平安，不只是境外的战场，并且国内的防备都需要军费投进。朝鲜战争具有国际战争性量，战事空前猛烈，规模史无前例，持久而规模浩荡的战争使军事费用激增。浩繁的战争费用很快就将明廷储积的财产消耗殆尽，停止到第7年，发作了财路干涸，财务呈现了危机。礼部尚书等以至云及：“自东事军兴，畿辅齐鲁之民，岁加饷银数十万，椎骨剥髓，剜肉医疮。即奉诏停征，有司另有不奉行者，苍生之苦极矣。”1
根据笔者关于《万历管帐录》的研究，在万历十年（1582年）前，边镇粮饷已达800多万两白银，占明廷财务收入的44.58%，2其时的军饷已经急速向货币化开展，各边镇依靠明廷发给年例银。以辽东镇为例，根据统计，白银已占到87.98%，成为军饷的绝大部门。3援朝战争属于不测暂时事务，更极大地增加了明廷财务关于军费的开收。
援朝之战详细破费了几？自明代起，不断众口一词，莫衷一是。
以明朝调兵征兵到撤兵计，第一次援朝自万历二十年蒲月——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整个过程约履历31个月，明朝战中统计军力大约40000人，根据朝鲜方面所报数字是48000人；第二次援朝自万历二十五年二月——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整个过程约履历34个月，明朝投进军力大约80000人；因为各部戎马抵达朝鲜参战时间差别，从中国调发的旅程远近也不不异，因而时间上难以简单齐截，也就很难切当统计整体军饷，计算出明朝财务的现实投进总数。
户部尚书杨俊民在万历二十一年的《边饷渐增供亿难继酌长策以图治安疏》中云：“往岁太仓收过各项银四百七十二万三干两有奇，放过各项银三百九十九万九干七百两有奇，而边饷十居其八，且多额外之需。臣不堪私忧过计。”疏中明白记述户部承担的九边军饷数字：在嘉靖以前的年例银约100万两白银，隆庆初年升至约280万，到万历二十一年，已上涨到了343万。4援朝之战在万历二十年发作，明廷起头挪借年例银、九边增兵，疏中数字明显包罗了援朝之战的投进。而杨疏还提醒我们，边镇军饷不只只要年例银，还需包罗“折色、民运、盐引等银”，即年例银之外，还有很多边镇的经费折银，疏中没有举出详细数字。上文仅粗估战事第一阶段户部在九边与天津的投进，加上兵部的投进，共计约155万两。
据王德完《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用疏》记载：“帑竭躲空大殊于昔者，”次要是“不测之警，不时之需”，以致形成“盖各边年例爰给军需，据部题二十七、八年春夏已题无可发者”的严峻问题。疏中举例：
如宁夏用兵甫数阅月，约费饷银一百八十七万八千余两；朝鲜用兵首尾七年，约费饷银五百八十二万二千余两，又地亩米豆援兵等饷约费银二百余万两；平播之师未及朞年，约费饷银一百二十一万六千余两，连川中凑办共约二百万三千余两。1
将5822000余两，加上200余万两，总计是7822000余两，由此可知，那里是明朝援朝之战780余万两之说的前导发轫。查王德完此疏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上，时任工科给事中。2万历三十年（1602年），此疏为王圻《续文献通考》收进《国用考》。3谈迁《国榷》记载的战争费银也应出于此疏。
又曹于忭《遵例盘库敬报空虚之状仰乞圣鉴亟图长策以济国用疏》：
一岁之出，浮于一岁之进，以至进以二百余万，出以六百余万，既尽量搜括苦心那凑，亦焉能继夫晏安无事不成狃也。不测之虞，世所常有也。今时何时，亦多隐忧之秋也。先年宁夏之役，费饷银凡二百万；倭之役费饷银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费饷银二百余万……目覩府库空虚已极。4
疏上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曹氏时任刑科左给事中。其中的780余万之数，应也是来自王疏。
清修《明史·朝鲜传》所云不得其详：“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關白死而祸始息。”5此中“丧师数十万”言过其实，一般认为是清初摘用了明丁应泰诬告奏疏中语，并且“糜饷数百万”也过于笼统。同样的记述：“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也见于《明史·日本传》。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与《明史》的记述一致：“七年之间，丧师十余万，糜金数千镒。”7《明史·王德完传》则摘纳王疏所云：“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8
朝鲜《再造藩邦志》记载：“是役也。征浙、陕、湖、川、贵、云缅南北兵，通二十二万一千五百余人。费粮银约五百八十三万二千余两。交易米豆银又费三百万两。适用本质银米数十万石。”9那里所云费粮银和交易米豆银相加是8832000余两，还没有包罗计算“本质银米数十万石”。
综上所述，自明至清，东征破费饷银780余万几成定论，迄今能够确认其数字来源于明朝王德完疏。但是我们必需对王德完的统计数字加以量疑，显然那一数字偏低。理由如下：第一，其疏所撰时间距援朝之战完毕不久，明军在万历二十七年岁尾才大撤兵，大规模回国已至万历二十八岁首年月，因而王氏的统计数字应该没有包罗完全的战争善后经费在内；第二，更重要的是，此疏是从户部太仓库动身的单一统计，没有包罗兵部太仆寺、工部等饷银的其他重要来源。如上所述，明廷投进战争的第一笔大数目银子就是马价银10万两。太仆寺从属兵部，其马价银两，原系专备京、边买马收用。自明神宗起头，“钦赏银”起头大量转由兵部常盈库收入。
值得重视的是，明人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云：“大司农计度收，自二十五年邢经略出关至万历二十八年回，凡用饷银八百万两。火药、器械、马匹不与焉。”10那里统计的仅是援朝之战第二阶段就破费800余万两，并且火药、器械、马匹还没有包罗在内。更没有包罗善后留守军士的经费。台湾全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摘纳了诸葛元声之说：“明援朝做战之经费，数字极为浩荡，即饷银一项，约在万万两以上，以后役为例，已在七百八十万（明史）至八百万之间。”1
关于战争善后经费，查邢玠《东征善后事宜》，其时议留兵34100人，马匹3000，定月饷“官兵盐菜及新造唬船”，每年共计银918960余两，那里还没有把“文武公费廪银”和实物米豆130000石计算在内。2现实上，战争完毕后，明朝派总兵官李承勋率16000戎行驻防朝鲜，曲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蒲月撤回，根据是同月有令李承勋镇守贵州之命。3而据明朝侯先春的预算，留守朝鲜戍兵16000人，每年该饷银480000余两。4那是根据军士每年每名30两计算，还完全没有包罗军官在内，显然数字太低。而从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明朝大规模撤军算起，至万历二十九年蒲月，约有18个月的时间，那么最少也有520000余两的收入。
从明朝国度财务系统来看，组织供给战争军费的次要是户部与兵部。万历二十一年七月，据其时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的陈述，所出多于所进达95.3万。5户部不成能独力承担军费。跟着赋役—财务变革，兵部、工部、吏部、礼部、刑部都具有了明初所没有的财务本能机能，马政由养马到征银，兵部太仆寺遂具有了重要的财务本能机能，因而马价银为那场战争供给了大量饷银。根据太仆寺少卿李思孝疏：“稽之往碟，在嘉隆间旧库积至一千余万，盛矣。迨万历十八年，西征哱列（拜），借一百六十万；东征倭，借五百六十余万。”6据此，则那场战争向兵部借银高达560余万两。假设将上述户部的780余万，加上兵部的560余万两，总共是1340余万两。根据邢玠之疏，在战事第二阶段“备倭之银续发八万两，不敷两月之用”。7以此为根据，那么战事第二阶段的军费开收以34个月，每月4万计，就是1340万。与上述数字正好吻合。加上留守经费520000余两，约到达1400万两，加上上述战事第一阶段户、兵部的不完全统计155万，已达约1600萬两。需要阐明的是，即便是和谈阶段，沈惟敬在接近3年的“东封”活动中，其所带兵的盐菜银、草料银等，仅以几月计，也达3000余两白银。8而和谈阶段的费用那里完全没有计进。
李光涛先生《朝鲜壬辰倭祸史料·序》认为：“七年对垒，两次收兵，凡十六万六千七百余人，费饷银一千七百余万。”9在那里他提出了1700余万之说，但是同时，他并没有给出统计来源与步调，兵员人数似乎也有过多之嫌。
根据笔者对《万历管帐录》的研究，以白银做为同一计量单元统计万历初年（16世纪80年代）全国财务收进，共计是18100167余两白银；那场战争规模浩荡，历时7年，仅是户部与兵部的投进不完全统计，已高达1340余万两白银，善后经费以60万两计，总共已有1400万两白银，加上第一阶段的不完全统计155万，已达约1600万，更不要说还需加上工部的投进，以及各地处所财务为之所付出的处所库躲纷繁叠出的白银数字。因而，笔者根本上附和李光涛先生提出的1700余万两白银数字，可是认为还过少。
总之，明廷财务对那场战争可以获得最末成功，起到了决定性感化。关于明廷财务的投进，自明代以来已呈现了许多差别熟悉，成为那场战争研究争议的焦点之一。那场战争明廷征兵半全国：募集南曲隶、南曲隶、辽东、山东、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广东、湖南以及各个边镇的军力；转饷半全国，明廷财务投进的军饷，以白银为主，数量浩荡。
根据现代军事学的概念，对外战争经费，包罗戎行赐与费、兵器配备费、交通运输费、战争善后费4部门构成。上述数字现实上根本没有包罗兵器配备费和交通运输费，更没有包罗全国转饷半全国，各地处所所付出的实物、劳役等部门。邢玠云：“臣先见赋税户七兵三，备倭、马价、赏功等项，出纳眉目繁多。”1下面以辽阳道之例做为一个缩影。如邢玠之疏所云：“东征大事，其命脉全在辽阳”。“朝鲜之军火、器械、戎马、赋税”，无巨无细，都由此道打点督发；粮饷虽有山东、天津运输，自秋至冬，朝鲜4、5万官军收给，强半由此道运营。他特殊提及“其挽运也”：“买骡马。倩车牛，处草料，计工食，均劳役，审贫富，置鞍置袋，计进计出纷繁，千头万绪，衙门如市”；“其打造也”：“料物、夫匠、廪粮、工食、指授、查核、催督、般运，经数番乃成”；“其出兵也”：“审年貌，注腰牌，造册籍，处应付，补器械，每次兵过衙门，通为武场，一切簿书期会，日夜无休”。2邢玠奏疏中在朝鲜还有“屯田、设站、造船、筑城等各项事宜”，他提及的“造船银”，即兵、工二部各出一半。3因而，假设我们将工部投进费用、处所出物资和明军在朝鲜的开收，事无巨细都包罗进来，特殊是在冷刀兵向热刀兵的转型期，兵器配备费是一大宗开销，并要增加交通运输费用等，如斯总计起来，笔者认为粗估将到达2000万两以上。
那里还必需提到的是，孙文良先生《明代“援朝逐倭”探微》一文中，根据明朝将领万万里后嗣所辑《思庵实记》，统计出明朝援朝兵员与粮饷等项，为研究者普遍引用。其总计明朝出动兵员 234000人，米 540000石，金 534000两，银 159000两，帛 398920段。从金与银两项来看，那一记载就已无法令人相信，因为明朝以白银为货币，投进的黄金不成能比白银还多；此外万万里并不是高级将领，从中朝两边大量官方记载均无此人可知，他不成能全面掌握明朝军兵与粮饷数字，因而此后应该慎用那一迄今被广为援引的材料。
关于此战明廷财务投进的人力、物力与财力，那里提出明廷投进2000万两以上，仅是一个初步察看的粗估数字，关于零散散乱的中外文献记载停止全面综合察看，有待此后进一步深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