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的《鸟谱》
“对时育物之资，博考洽闻之助”——清代宫廷的《鸟谱》
《鸟谱》又称《仿蒋廷锡鸟谱》，共十二册，其第一至四册随清宫的多量贵重文物，被蒋介石国民政府运至台湾，目前，被保留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五至十二册收躲在故宫博物院。
该《鸟谱》每册的画幅尺寸及拆裱形造均不异，即纵四十一点九厘米，横四十三点九厘米，为摆布对开式。右页绘工笔重彩花鸟画一帧，涉及喊禽、攀禽、陆禽、猛禽、涉禽和游禽等六个生态类型的鸟，数十个品种；左页以汉、满两种文字书写其名称、形态特征、产地、习气等，并抄录《尔雅释鸟》《诗疏》《禽经》等典籍中的相关著录。每册画幅前后，均添有纸量的空白副页和一厘米厚的楠木夹板，以防画心硌伤、受潮。为了便于保管和取用，在楠木夹板上均阴刻图名“鸟谱”及该册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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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鸟谱》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著录除介绍了《鸟谱》的概略：“绢本，十二冊，毎冊三十幅。末册三十二幅，纵一尺二寸五分，横一尺三寸。设色画鸟属三百六十一种，右图左说兼清汉书”外，还详尽登录了每一图册所绘的鸟名，以及乾隆朝重臣傅恒、刘统勋、兆惠、阿里衮、刘纶、舒赫德、阿桂、于敏中等人所撰写的题跋，跋曰：“右《鸟谱》十二册，为图三百有六十。内府旧躲故大学士蒋廷锡设色本，乾隆庚午春敕画院供奉余省、张为邦摹绘。并命臣等以国书译图说，系于各帧之左。迄辛巳冬竣事，拆潢上呈乙览。”由此可知，那套本无做者签名和年款的《鸟谱》，是从“乾隆庚午春”即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春季起头绘造的，曲至乾隆“辛巳”即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完成。还可知，那套《鸟谱》是根据内府旧躲蒋廷锡的图本所摹，其摹绘者是乾隆朝画院供奉余省和张为邦。
《鸟谱》的绘造
那套《鸟谱》始绘于乾隆十五年，此时清王朝在乾隆皇帝多年的励精图治下，正步进昌隆期。关于《鸟谱》的绘造，据《外务府造办处各做成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清档》）记可知，在余省、张为邦绘造之前，宫中躲有多种鸟谱。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清档流水档》记：七月初六日，“怡亲王交《飞禽谱》十二册。王谕：着表（裱）册页。遵此”。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清档流水档》记：四月初三日，“副总管寺人苏培盛将造办处收贮《鸟谱》册页一本呈览奉。上问共有几本？随奏称共有十二本。上谕：着将此册页交出，着慈宁宫画画人内通俗手艺人照样画一分。其册页上字着翰林戴瀚写，不要草字，写行书字。钦此”。通过翻查《清档》发如今乾隆初年，还有谕令给旧《鸟谱》添加对题之事。此外，《清档如意馆》记余穉也曾摹过一套《鸟谱》：“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寺人胡世杰交《鸟谱》一册，传旨着余穉照《鸟谱》数目尺寸，用绢画《鸟谱》十二册。钦此。”
事实上，余省也曾零丁绘过一套《鸟谱》，此套《鸟谱》为《石渠宝笈》初编所著录：“余省画《鸟谱》十二册（上等黄一），素绢本，着色画，每册三十幅，每册末幅款云：”臣余省恭画”，下有“臣”、“余省恭画”连印。每幅左方，王图炳楷书谱文，每册末幅款云：“臣王图炳奉勅敬书”。幅高一尺二寸五分，广一尺三寸。”嘉庆朝翰林院侍讲学士、《石渠宝笈》三编的编辑者之一胡敬在《国朝院画录》中记，余省的那套《鸟谱》应该绘于他与张为邦协做的《鸟谱》之前，言：“续编有省与张为邦合摹蒋廷锡《鸟谱》，是册殆省先专画，后又与为邦合摹也。”（《国朝院画录》，道光二十三年崇雅堂集本）
上述《飞禽谱》与《鸟谱》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蒋廷锡《鸟谱》、余省和张为邦合摹《鸟谱》之间的关系，有待考证。乾隆十五年春，乾隆皇帝决定对蒋廷锡进呈的《鸟谱》停止摹仿，那现实上是皇室对鸟类题材存眷的一个延续。
《鸟谱》的做者
此套《鸟谱》的原做者蒋廷锡（一六六九－一七三二），是康、雍朝重要的词臣画家，字南沙，号扬孙，江苏常熟人。康熙朝进士，官至大学士。他工绘花鸟，并在与宫内西方布道士的接触中，掌握了必然的西洋画技法，故其花鸟画既宗法恽寿平的没骨花鸟，讲求设色施墨，不见笔痕线迹。又参用西洋画法，重视物体的明暗、透视及写实的视觉效果。蒋廷锡曾经不竭地向朝廷献上署有其名款(此中有别人代笔)的画做，仅被《石渠宝笈》著录的就有数十件（套），此中以图谱的形式敬献的大型画册，除《鸟谱》外，还有《鹁鸽谱》和《百种牡丹谱》等。蒋廷锡的《鸟谱》深得皇室出格是乾隆皇帝喜欢，命将它躲进紫禁城东六宫区内的御书房内，以便随时看览。
《鸟谱》的摹仿者张为邦、余省是乾隆朝如意馆的职业画家。张为邦，一做维邦，其生卒年不详，江苏广陵（今扬州）人。其父张震是康熙年间的宫廷画家。张为邦受家学的影响，亦工于绘画，尤擅画人物、楼看、花卉等。在张震的举荐下进到宫中，成为一名职业画家。其进宫的详细时间，目前没有明白的材料。通过检索《清档》可知，张为邦至迟在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已在宫中任职了。张为邦曾受乾隆皇帝旨意随郎世宁进修油画，是中国最早的油画家之一。中西画法兼备，又妙于工细写实，那应该是乾隆皇帝决定任用张为邦来画《鸟谱》的重要原因。
张为邦是何时分开宫廷的，没有明白的记载，应该是在《鸟谱》绘造完成后的昔时，即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那一年张为邦还和郎世宁协做绘造了崇庆皇太后的“御容”，尔后便不再有他在宫廷中陆续承旨绘画的记载了。张为邦之子张廷彦（约活动于一七二五－一七七一）在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张为邦的荐举下，亦以擅绘人物、山川及界画而进宫供职。
余省（一六九二－约一七六七），字曾三，号鲁亭，江苏常熟人。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四十六岁的余省被户部尚书兼外务府大臣海看力荐进宫，从此在咸安宫画画处供职。余省进宫伊始就颇受乾隆皇帝赏识，那从他初进宫时“每月赐给赋税八两”的高额酬薪上可见一斑，其时从雍正朝就在宫中任职的老画家陈枚、孙祜等人的赋税也不外十一两。初进宫的画家象方琮、金廷标等人一般“每月给赋税银三两、工食银(公费银)三两”，见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六月《清档杂录》记：“新来南匠金廷标（同）方琮一样，每月给赋税银三两、公费银三两”。
乾隆皇帝对余省的赏识还表现在画家的品级划分上。乾隆六年（一七四一），乾隆皇帝按照其小我的审美爱好，给在宫中任职的十五位画家划分了三个品级。余省进宫的时间固然比张为邦晚，但是，他的画艺更被乾隆皇帝所赏识，因而被列为一等画家，张为邦列为二等画家。乾隆皇帝对余省画艺的赏识还表现在对其画做的重视上，如常谕令将余省的做品列为“头等”来收躲，《清档裱做》记：“寺人高玉等交余省《茶竹雀兔》手卷绢画一张，传旨：着表（裱）九寸高手卷一卷，配匣，配囊，进乾清宫头等。钦此。”又记：“寺人高玉等交俞（余）省绢画《鱼》手卷一卷，传旨：着裱九寸高手卷，进乾清宫头等。钦此。”再记：“寺人高玉交余省《四时梅花》手卷一卷，传旨：着裱九寸高手卷一卷，配匣，刻字，进乾清宫头等。钦此。”等等。
并且，乾隆皇帝对余省的赏识还见于题画诗中，如题余省《花雉图》轴，言：“法常写生擅流辈，草草但取无人态。徐黄胶粉复太工，院本习气刻楮同。余省权衡得此中，理趣神解参无限。”（《清高宗御造诗文全集》）乾隆皇帝认为南宋闻名画僧法常以及五代“野逸派”的徐熙和“富贵派”的黄筌，他们的画做各有得失，唯余省才到达了“理趣神解参无限”的至高境域。乾隆皇帝出于对余省画做的高度赏识和相信，还曾谕令余省替其画做染色，《清档如意馆》记：“寺人胡世杰交御笔划一轴，传旨着余省烘染颜色，钦此。(今日烘染完，交讫)”。此举，关于地位低下的职业画家来说，无疑是浩荡的荣耀。
《鸟谱》的内容
《鸟谱》在内容安放上，有意将同类鸟绘于统一本图册中，以便于对某一类鸟的全面掌握。但是因为每册开数固定，而每类禽鸟的数目差别，于是呈现了将几类鸟合并统一册，或者是以某一类鸟为主，再附加上其他鸟类的组合。如第五册以啄木鸟为主，在绘有白头、黑头、花翎等啄木鸟之外，附加有石燕、越燕、紫燕、贴树皮、王冈哥、火纹斑、刺毛鹰、戴胜、吐绶鸡、白鹇等其他类的鸟。又如第六册以各类鸡为主，除绘有丹雄鸡、黑雌鸡、翻毛鸡、莱鸡、越鸡、秦和鸡、广东鸡、洋鸡、金钱鸡、山花鸡等之外，又附加有麻雀、半翅等。第十二册是《鸟谱》最初一册，因而所绘鸟的品种略杂，应该是对各册遗漏鸟的填补，里边除绘有鹰，还绘有雀。同时，绘有红交嘴、黄交嘴、花交嘴，以及国公鸟、信鸟、提壶鸟、额摩鸟等近十个品种。
乾隆皇帝谕令余省、张为邦配合摹绘的那套蒋廷锡《鸟谱》，现实上并非对蒋氏画做的简单摹仿，而是从表示对象到文字内容都做了增减批改。
目前，蒋廷锡的《鸟谱》下落不明，仅见载于《石渠宝笈》的著录：“素绢本，著色画，每册凡三十幅。左方别幅书谱文。每册末幅款云‘臣蒋廷锡恭画’。下有‘臣廷锡’‘朝朝染翰’二印。共计三百六十幅。”
余省、张为邦《鸟谱》的数量除后来补绘的额摩鸟外，亦是三百六十幅，与蒋氏的不异。但是，通过翻检《清档》发现，余省、张为邦在对蒋氏《鸟谱》仿造的过程中，不竭按旨意增加进了新的内容，如乾隆十五年四月《清档画院处》记：“大学士忠勇公傅交苇鸟一个，传旨着照样画下，进《鸟谱》，钦此”、同年六月记：“二十六日笔帖式持来忠勇公傅（恒）交黑花鸟四件、白鸟一件，传着画进《鸟谱》，记此”。又见《清档如意馆》记：“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奏事总管王常贵交来《鸟谱》图样三十张，传旨着余省画得时聚在蒋廷锡画《鸟谱》后，钦此。”有增必有减，由此可揣度，余省、张为邦对蒋氏的原做停止了删减，从而连结了画做“三百六十幅”总数稳定。至于增和减的详细名目，因为蒋氏《鸟谱》的遗失而无法比对。同样无法停止比对的还有傅恒、刘统勋、于敏中等人在文字内容上的修订，他们对鸟名、产地、习气等从头做了核实。正如在尾跋中言：“复详勘厘正，并识其始末。”
《鸟谱》的创做及题跋
画“谱”更先是中国古代绘画的著录形式。北宋宣和（逐个一九－逐个二五）年间之《宣和画谱》，是画“谱”一词之肇端。该书所录画家及其做品皆凭仗文字记载而没有借助图像。曲至南宋宋伯仁之《梅花喜神谱》，画谱成为一种图文并茂的形式，构成了尔后画谱的根本格局。在那一格局中，因为编纂大旨、选材对象的差别，又衍生出多样的类型：既有做为传习样本的技法汇编，也有某一画家群体的做品合集；既有某种特定题材的集中展现，也有反映天然万象的博物图录等，此套《鸟谱》则是属于集中展现某种特定题材的画谱。
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蒲月《清档如意馆》记：“初二日，员外郎郎正培等奉旨：《鸟谱》下函四册著张为邦用白绢画。钦此。”由此而知，张为邦单独绘造了《鸟谱》的后四册，而他能否也参与了前八册的绘造则不得而知。因为此套《鸟谱》是对蒋氏《鸟谱》的摹仿，因而，余省和张为邦在绘造的过程中都要遵从蒋氏画风，因而固然出自两位画家之手，却得以画风同一，千篇一律。
余省和张为邦都是以工笔重彩技法、连缀而富有弹性的线条塑造鸟禽描摹，又以短细的笔触，描绘鸟禽背部坚密光滑、腹部蓬松柔嫩的毛羽量感。为了加强实在性和立体感，又吸收了西洋绘画的光影技法，以深浅差别的色彩，表示羽毛或厚重或轻薄的视觉效果，以高光衬着出鸟儿亮堂的眼睛。做为衬景的花草、树木，以清代花鸟画坛最为流行的恽寿平“没骨法”表示，它们巧妙得体的交叉、陪衬，为画面增添了生态空间的实在感。
与一般的画做差别，余省与张为邦合摹的《鸟谱》绘成后，是先交与军机处，待军机处大臣们对每张图停止考证后，再由他们分批交与裱做拆裱成册。据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六月《清档如意馆》记：“十三日军机处交来绢画《鸟谱》九十幅，绢字图说九十幅，传旨着交如意馆表（裱）册页。钦此。”又记：“（八月）十四日军机处交来绢画《鸟谱》二百一十张、绢字图说二百一十张，传旨着将《鸟谱》裱册页七册。”乾隆皇帝谕令傅恒、刘统勋、兆惠、阿桂等那些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军机大臣们来为余、张《鸟谱》写对题，显然，该《鸟谱》的意义不只在于对蒋氏《鸟谱》的复造，它除了具有赏识性外，可能还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最少它可做为供乾隆皇帝及皇室领会各地域鸟类的物种、名称、心理特征、栖息情况、迁移、繁育习气、育雏行为等的一种博物图志，即如傅恒等人尾跋所言：“洵足为对时育物之资，博考洽闻之助矣。”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即《鸟谱》绘成后的第二年，尚书阿桂献上了一只从伊犁捕获的稀有大鸟，其时乾隆皇帝便根据《鸟谱》中与之附近的鸟而给它定的名。（见于《钦定皇舆西域图志》）。
乾隆皇帝敕命大学士傅恒、刘统勋、兆惠等八人对每一帧上的鸟禽加以详尽正文，释文不只要用通行的汉文，还要用被视为“国语”的满文。同时，释文不克不及照抄蒋廷锡《鸟谱》原有的内容，而是要从头对鸟名、产地、习气等停止核实。能够说，颠末傅恒等人的翔实考证，余省、张为邦《鸟谱》与蒋廷锡之做比拟，更具有科学价值。
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由军机处负责完成并由军机大臣写对题，同时又摘用更高级此外书写款式（即满汉文比照的形式标注）的谱类画材，不但有《鸟谱》，还有表示各类兽种的《兽谱》和各地域差别民族人物形象的《职方会览图》。恰是因为摹本的《鸟谱》差别于一般画谱，在它绘造完成后，乾隆皇帝并没有将它与蒋廷锡原做同置于御书房内，而是存于紫禁城内的另一处重要居所——重华宫。那套《鸟谱》做为中国古代开页最多的工笔重彩花鸟画册，展示了清代宫廷绘画的审美、技法与表示特色；傅恒等军机大臣以对题形式所做的严谨考证，则表现出清代纯朴生物学的看察、思维与表达特征。因而，无论是从宫廷绘画史，仍是从古代科技史来揣度，余、张《鸟谱》的意义都不成低估。（李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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