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桂桐 | 新时代的潘金莲（下）

三、潘金莲的文化素养

《金瓶梅词话》中的潘金莲与《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比拟较，更大的差别在于其文化素养差别。

而那种文化因素，无论在其性格特征的构成中，仍是在其性格特征的构成原因中，都至关重要。

那里则恰是试图从那一角度来研究和评述潘金莲的。

（一）潘金莲的文化条理

根据种种迹象揣度，《水浒传》中的潘金莲似乎还未脱盲，而在《金瓶梅》里，据潘姥姥亲口所讲，潘金莲自七岁始即在余秀才家上过三年女学，“字仿也

曾写过，甚么诗词歌赋曲稿上字不认的？”（第七十八回）

王婆还说她“诸子百家，双陆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笔好写”。（第三回）

而通过我们对有关潘金莲那方面才能的详细察看，也根本上证明了潘姥姥和王婆的说法是大致契合于金莲的现实的。

《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自幼伶俐伶俐，被卖到王招宣府及转卖与张大户后，又不断以“习学弹唱”为其主业，她不只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弹得一手好

琵琶，也还会吟唱时曲，可谓声乐、器乐皆通。

更应引起我们重视的她也不只知书识字，并且能写诗歌，会做曲词，具有相当不错的文字感触感染才能和赏识程度。

如今我们再来谈一下潘金莲的做品。诗歌方面，小说中有明白交待的是下面那首：

“独步书斋睡未醒，空劳神女下巫云。襄王自是无情感，孤负朝朝暮暮情。”

此诗是潘金莲与陈经济打得炽热之际，金莲欲火攻心，黄昏时分单独闯进经济房中，而此时的陈经济却恰好酒醒未醒时而写下的，金莲觅思道，“我若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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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个字与他，只说我没来，等我写四句诗在壁上，使他晓得。”于是取笔就在壁上写下了如上的四句诗（第八十一回）。

有意思的是，潘金莲此处的所思所想（“我若不留几个字与他”）与所做所为（“于是取笔在壁土写了四句诗”），却全不似一个闺中妇人，倒仿佛象一个

能书善写的饱学才人，不唯才情灵敏，诗句来得相当之快，并且对诸如“襄王”，“神女”之类的典故也相当熟悉，就连神气，动做也颇能给人几分潇洒的感

觉，至于在内容上于情、于景、于事方面的吻合则更不用说了。

曲词方面，此中的相当一部门（次要是她吟唱的部门）当然难以判定确系为她所做，那里面还存在着辩伪或辨别的问题，但大大都曲词，既合情又进理，则

又是事实。

如她嫁给武大郎之后，于无人处所常弹的表达其怨苦情感的《山坡羊》“想当初，姻缘错配奴，……不是奴本身夸奖，他乌鸦怎配鸾风对。奴实金子埋在土

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贵体”如此（第一回），就颇合于做品中所写潘、武二人的客看现实。

绘画 · 孟玉楼

西门庆娶孟玉楼期间，足有一月未踏金莲之门，潘金莲门儿倚遍，眼儿看穿，独弹琵琶所唱的《绵搭絮》“ 当初奴爱你风流，……背亲夫，和你偷情。 怕甚

么傍人讲论，覆水难收！ ”

“谁想你另有了裙钗，气的奴似醒似痴，斜傍定帏屏有意儿猜。 不大白，怎么丢开？ 传书寄柬，你又不来”等等（第八回），也都与前后的情节、事务

以及其时的现实情状完全相符。

那些做品即便是用别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快垒，援别人之做品，表本身之脾气，亦展现了颇高的赏识与表示程度。

至于潘金莲的自做曲词，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也至少有五、六收之多（分见第８、１２、８２、８３、８５等回），此中，仅《寄生草》那一个曲牌之下

就有三收。

现仅举第八十二回中她寄与陈经济的一收，并略做分析。曲词为：“将奴那银丝帕，并香囊寄与他。傍边结下青丝发。松柏儿要你常悬念，泪珠儿滴写相思

话。夜深灯照的奴影儿孤，休负了夜深潜等荼蘼架。”

联络小说中所写潘与陈自从配房里到手后通无顾忌， “一日，四月气候，潘金莲将本身袖的一方银丝汗巾儿，裹着一个玉色挑线香袋儿，里面拆安眠

香、排草、玫瑰花瓣儿，并一缕头发，又有些松柏儿，一面挑着‘松柏长青’，一面是‘人面如花’八字，封的停当，要与经济，不想经济不在配房内，遂打窗

眼内投进往”，以及晚夕月上时专等其来赴佳期的情节来看，却是非常契合于做品所写之现实的。

毋庸讳言，其写做之目标当然是为通情、偷情，但所吟所写，却也不只可以将“情”倾出，将意诉尽，并且表示得相当“情深意切”。

纵看潘金莲的所有做品， 根本上都具有如许一种配合的特征。

小说第八回曾如许描写潘金莲创做另一收《寄生草》时的情状 ： “一面走进房中，取过一幅花笺，又拈玉管，款弄羊毛，斯须写了一首《寄生草》。 ”

从“斯须”一词，似不难见出潘氏才情的灵敏水平。

我们晓得，《金瓶梅》一书中，关于前此小说、话本、清曲、戏曲、史乘和说唱文学材料的引用，其数量是相当之大的，引文的普遍水平，几乎包罗了明代

文学的全数范畴。

而关于曲文的大量引用则又可说是该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金瓶梅》中的良多词曲均系引用的别人之做。

关于那一点，我国已故学者冯沅君先生、赵景深先生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的韩南传授都已经化力量做过考证。

其实，早在三百年前丁耀亢在《金瓶梅》所写的《续金瓶梅》书中的《凡例》里边，就有过“小说类有诗词，前集名为词话，多用旧曲”的明白叙说。

虽然如斯，我们认为，只要做者事实上把那些成文曲词的创做权回属于潘金莲的名下，而不是他笔下的其别人物，据此我们也就应该将它们视做表白潘金莲

创做程度的做品来看。

并且更其重要的是，那些做品又确实契合于小说中潘金莲那一人物的文化程度和写做才能，标记着做品中该人物的写做才气及其程度，那么，做者如斯编排

的事实自己也就具有了意义。

《续金瓶梅》

（二）西门府中的“高材生”

有比力才有辨别。

讨论过潘金莲的文化条理与做品之后，我们无妨再根据那统一原则——文化条理的原则，来权衡一下西门庆府中其别人物的文化程度。

先说西门庆。那个曾位居提刑千户之职的堂堂五品武官，就其文化水平而言，固然尚不至于象曾孝序参本中所言是一个“一丁不识”之辈，但充其量也只不

过是一个初识文墨之徒。

次看西门庆的其他妻妾。正妻吴月娘，为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比之金莲、雪娥等人她的家庭身世算是崇高的了，但根据种种迹象揣度，她恐怕其实不识字，

即使识字也必定百里挑一。

小说第五十二回吴月娘先后两次让潘金莲替她看历书的细节，便足可做为我们那种揣度的证明。

六妾李瓶儿是西门庆府中见过大世面的女人，她先与当朝太师的女婿、大名府梁中书家为妾，后来名义上嫁给了花子虚，而现实上是被其叔公并吞着，花太

监升广南镇守，曾把她带到广南，住了半年有余。

但书中对她的文化水平却几乎没有涉及，与吴月娘一样，她也很有可能在文盲之列。

三妾孟玉楼的文化程度，由下面的那段对话也可略见一斑。

那是吴月娘与西门庆和好，在酒筵傍边潘金莲煽惑家乐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会”之后的第二天——

西门庆向孟玉楼道：“恁一个小淫妇，昨日教丫头每平白唱‘佳期重会’，我就猜是他干的营生。”

玉楼道：”‘佳期重会’是怎的说？”

西门庆道：“他说吴家的不是正经相会，是暗里相会，似烧夜香有意等着我一般。”

玉楼道：“六姐他诸般曲儿倒都晓得，俺每却不晓的。（第二十一回）

吴月娘、李瓶儿、孟玉楼的文化条理尚且如斯，至于从“北里”中娶来的三妾李娇儿和原为“房里身世”，后被西门庆收为第四房妾的孙雪娥的文化条理，就书中描写来看，也显然无法和潘金莲相匹比（详见《潘金莲与孙雪娥》一章）。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再看陈经济与书童。

平心而论，关于陈经济的文化水平，小说第三回通过西门庆之口已经透露出些许信息，说他其时“十七岁，还上私塾”，借居丈人家之后，协助伴计们做买

卖，“收放写算皆精。”

到后来更是“凡是家中大小事务，出进书柬礼贴，都教他写”（第二十一回）。

至于他和潘金莲偷情时的以词达意以及与韩爱姐打得炽热时的传书寄柬，也无不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判定，在西门府中，陈经济的文化条理确实是较高的。

当然，在识文断字文方面，书童恐怕比他又略胜一筹。那有小说四十八回所写能够为证 ：西门庆被参，打点礼品往走蔡太师的门子，来保央人抄了份邸报带

回，与西门庆看看，

“因见上面许多字样，前边喊了陈经济来，念与他听。 陈经济念到中间只要结住了，还有几个眼生字不认的。旋喊书童儿来念。 那书童却是门子身世，荡

荡如流水不差，曲念到底。”

如斯看来，那书童也实可称得上是颇通文墨之人了。不外，假使论起曲词创做来，那书童与潘金莲可就难以同日而语了。

在百回《金瓶梅》中，做者写到潘金莲的回目共八十三回，而据笔者的粗略统计，此中间接涉及并反响其文化程度者就有二十回之多（１、３、６、８、１

２、１８、２０、２１、２７、３８、３９、５２、５５、７３、７８、８０、８２、８３、８５、８７），占整个小说回目标五分之一。

关于潘金莲的文化水平和身手程度，上引王婆曾对西门说过的“诸子百家，双陆象棋，拆牌道字皆通，一笔好写“之外，并当面说潘金莲道：“娘子休推老

身不知，你诗词百家曲儿内字样，你不知全了几”（第三回）。

应伯爵在他人跟前也不行一次地说过：潘金莲“诗词歌赋，诸子百家，拆牌道字，双陆象棋，无欠亨晓；又会识字，一笔好写”（第八十回）。

二人之言不免有夸饰成分，我们当然不成全信，但参之做品现实，倒也大致不错。身手方面，投壶、下棋、猜枚、抹牌等等，就不说了。

人们多知她琵琶精湛，就连走街串巷常在北里中逛的西门庆听后也是赞不停口，殊不知她还会弹月琴。

关于她的写做才气上文已经谈到，那里再谈她的文学赏识程度及其文学感触感染才能。

其文学赏识程度与感触感染才能之高，可从第七十三回“潘金莲不愤忆吹箫”一节中的描写和论述里得到印证。

那天，世人为孟玉楼做生日，酒宴中西门庆触景伤怀，不由忆起李瓶儿。

纷歧时，小优儿走来，月娘顺口分付唱一套“比翼成连理”，西门庆则有意喊他们唱一段“忆吹箫”。

潘金莲见唱此词，就深知西门庆思念李瓶儿之意，所以尚未唱完，即“有意把手放在脸儿上，那点儿那点儿羞他。”

酒宴事后，还一再嘲笑西门庆：“你的小常识儿，只说人不晓得？”并对吴月娘等人申诉理由道：“今日孟三姐的好日子，不应唱‘忆吹箫’那套告别之

词。”

下面那组对话也许更能阐明问题：

大吟子道：“你姐儿每乱了一那回，我还知因为什么来。”……

玉楼道：“若是我每，谁嗔他唱，俺那六姐姐，平素晓的曲子里滋味。”……

杨姑娘道：“我的姐姐，本来那等伶俐！”

月娘道：“他什么曲儿不晓得？但题起头儿，就晓得尾儿，相我，若喊唱妻子和小优儿来，俺每只晓的唱出来就罢了。偏他又说那一 段儿唱的不是了，那一句儿唱的差了，又那一节儿稍了。”

通过如上的比力和阐发，已可得出我们的结论：在有好几十号人的西门庆府中，无论是文学的创做程度，仍是文学的赏识才能和感触感染才能，潘金莲均可称得

上一流人物，《金瓶梅》世界里女性角色中文化条理更高的一个。

戴敦邦绘 · 潘金莲

（三）潘金莲的文学涵养与性格特征之关系

关于潘金莲性格特征，前贤与时贤已经做出过种种归纳综合，如争强好胜、乖巧伶俐、刁钻机变、“单管咬群儿”、淫荡、忌恨、阴险、凶恶……等等，且对那些

性格等点的构成原因，诸如时代气氛、社会风俗的影响，特殊的履历和遭遇等等做过切磋。

但笔者认为，她的那些性格特征的构成与她的文化涵养之间似乎有着更为密切的内在关系，以至能够说，她的文化涵养较高自己就是其丰富的性格层面的有

机构成部门，并对她的其他性格特征起着必然的造约和影响感化，鞭策和扶引了其性格的开展演进过程，在某种水平上也决定着她在与其别人物争宠比赛中的独

特表示体例，助成了她争斗战略上的讲究，包管了她在良多场所下的屡占优势。

同时，也正因为她的那份伶俐才智几乎全用之于争风食醋的明枪暗箭，所以才又使她逐步地有时以至是急速地向着淫荡、忌恨、阴险、凶恶的魔道上滑行，

而“因淫而妒”与“因妒而狠”，则又正好清晰地描绘出其本身性格开展的递进轨迹，且可视为其性格演进史的一定回宿。

不管人们对潘金莲的性格特征有着几种归纳综合， 但争强好胜、 淫荡、凶恶则无疑构成了她的根本性格特征。

下面我们就来深讨一下那些根本性格特征与其文化涵养之间的内在关系。

１、潘金莲素性好卖弄 ，处处争强好胜。

不管事体大小，潘金莲总要占点优势方肯罢休，就连戴朵瑞香花她也要“ 掐个尖儿”（第二十七回），皮袄她用李瓶儿留下的貂鼠皮袄，主张将招宣府当的

给李娇儿，将李娇儿的给孙雪娥，等等，等等。

而如上所述，她在人面前卖弄最多的则是她的能歌善唱、舌粲莲花，如她煽惑家乐唱什么“佳期重会”，巧妙地嘲讽吴月娘，而吴月娘却浑然不觉，即是很

好的一例。

归纳综合说来，那种素性好卖弄，爱占优势的性格特征与其文化涵养之间的内在关系形式大致如下：

她的文化涵养上高人一头的优势，演变积淀为心理上的傲岸自傲，心理上的傲岸自傲则招致其动作上的居高临下，爱占高枝儿，那种种大出风头的行为又深

刻地反衬了其心里深处的精神形态，淋漓尽致地表示了她那方面的性格特量。

２、关于潘金莲的淫荡的性格特征，人们已经做出过良多的阐发，但将淫荡与其文化涵养连系起来停止论说者则为数不多。

其实，二者之间的关系确是相当间接和密切的。

潘金莲先被卖在王招宣府，后又被转卖给张大户，而无论在王府仍是在张宅，她的次要使命均是“习学弹唱”以供奴才赏识，娱乐的，她所弹唱时曲的根本

内容则又不过乎艳情与色情。

因为那恰是象招宣府如许的簪缨之家和象张大户如许的豪富之门所不成贫乏的生活内容。

她从九岁被卖，至十七八岁被张大户收用，其间约有近十年的时间，那一段生活履历在她三十余载的人生过程中确实不克不及算短，几占她整小我生路途的三分

之一。

她所日日习唱的那些通俗词曲，如上所言，既然鲜有不涉及男女之情者，以至是赤裸裸地表示着原始的情欲以及粗鄙的淫滥；同时，家主们的上行下效与所

做所为又使她耳闻目击，那种陈旧迂腐的思惟与污浊的情况不克不及不给她以深入的熏陶和浸染。

那种影响与她被西门庆娶进家门之后的生活气氛以及其本身潜在因素的进一步连系，便招致了其淫荡性格的生成和开展，并逐步成为她的次要性格特征之

一。

与西门府中其他女性明显差别的是，她能以词曲撩拨、引发并刺激对方的情欲，如小说第八十二回，写她与陈经济偷情时，二人搂抱在一路，潘氏顺口吟唱

的《六娘子》：“进门来，将奴抱在怀……”，即可做为例证。

《人物正传》 叶桂桐 宋培宪 著

３、潘氏的文化涵养影响着其性格的构成，影响着她的动作体例。为了跟西门庆做所谓久远夫妻，她亲身用药杀了武大。

进进西门庆府中，她变得愈加凶恶，其手段，体例也更为狡诈、阴险。

如她以春梅为马前卒激打孙雪娥，而本身却躲在幕后；在迎娶李瓶儿问题上的大耍两面派手腕，以致西门庆与吴女娘相互怄气；

因听唱而借题发扬，挑唆吴、李之间的关系；挑唆西门庆虐待来旺，假西门之手巧妙地除掉情敌宋惠莲；对生子后的瓶儿的精神上的摧残、曲至末于设毒计

害死官哥儿、气杀李氏……等等，等等。

所有那些均让人足以领教了她的工于心计，而那些计谋的生出以及那些谋划的最末得逞，则又与她的文化程度高于西门庆府中的其别人有着重要的内在联

系。

她因心怀忌恨而渐至于决意暗杀李瓶儿母子一节，最可以表现她的文化素养与其狡诈、凶恶性格之间的内在联络。

潘金莲与李瓶儿之间的争斗，切当地说是潘金莲关于李瓶儿的频频进攻，虽然其内在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有一点却长短常清晰的，那就是，自从李氏生子之

后，西门庆心中的天平已明显地发作了倾斜，那对一贯争强好胜而忌恨成性的潘金莲来说，那是难以忍耐的。

所以，跟着李氏的日益得宠，潘金莲也便加快了进攻的频次与节拍，曲至使出了极其恶毒的招数驯养“雪贼”，借刀杀人。

对潘金莲此举的邪恶专心，《金瓶梅》的做者有如下的一段阐明订定合同论：

看官传闻：常言道花枝叶下犹躲刺，人心怎保不怀毒？那潘金莲常日见李瓶儿从有了官哥儿，西门庆百依百随，要一奉十，每日争妍竞宠，心中常怀忌恨不

平之气，今日故行此阴谋之事； 驯养此猫，必欲唬死其子，使李瓶儿宠衰，教西门庆复亲于已，就如昔日屠岸贾养神獒，害赵盾丞相一般。（第五十九回）

关于春秋时晋国权臣屠岸贾谗谄赵盾一事的始末，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有过详尽的记载。

当然，潘氏此一计谋的生成却不大可能就是来源于那些史料，虽然在《金瓶梅》中，做者曾借别人之口不行一次地说过潘金莲“诸子百家皆通”之类的话，

潘氏的文化条理也确实明显地超出跨越其时的一般市民，但说其实的，怕也不会高到多么的水平。

况且，《史记赵世家》中也并未有屠岸贾驯养神獒的记载，而用神獒“性最灵异”，能识忠辨奸的谎话来迷惑灵公并进而到达残杀贤臣赵盾全家之目标的情

节，在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中则有着生动形象的描写。

那种关于戏曲内容的承受，消化甚至于“伶俐”的仿效与其本身文化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于此我们不访说，她的文化涵养方面的优势已成为她与其他女性彼此争斗的一种东西和手段。

《史记》书影

４、最初，就连她的悲剧命运，也与她的文化程度有着内在的联系关系。

其一，凭恃着那种优势所博得的在一系列比赛中的常常到手，使她过高地估量了本身，以致于竟公开地向主家婆策动攻势，成果惨败于吴月娘手下。

在西门庆身后，被吴氏逐落发门，末于做了武松的刀下鬼。那里所表示出来的过于自信的性格特征，也同样繁殖于她的文化涵养较高而又颇为自傲的温床，

以至能够说是其各类性格层面在那一酵母的催发下高度膨胀的一定成果。

其二，潘金莲的一生无疑是悲剧的一生，潘金莲的悲剧既是性格的悲剧，更是社会悲剧，因为做为社会存在的个别的人，回根到底，她的一切的性格特征也

无不是她所保存的阿谁特定社会的产品。

根据做品的详细描写我们晓得，潘金莲与李瓶儿关系的明显恶化，是由李氏生子间接引起的，而由此展开的她们之间的一系列纠纷，一言以蔽之，则是传宗

接代的封建宗法思惟看念的产品；

西门庆的寡妻妾之间之所以战火蜂起，说到底乃是不合理的封建婚姻轨制的一定成果，因为一夫多妻造的封建姻轨制，肯定形成寡妻妾间争风食醋，你夺我

夺的客看态势；

在与其他女性的明枪暗箭中，潘金莲既操纵传统的封建礼教，也操纵过与传统的封建礼教背离的思惟。

她与孙雪娥固然同为西门庆之小妾，但孙氏事实是“房里身世”，至于仆妇宋惠莲则天然又等而下之了，所以与此二人争斗失势，除了有赖于她的文化优势

下的工于心计的因素外，她也沾了封建尊卑品级次序的光。

论才气和才能，吴月娘当然不是她的敌手，但潘金莲与吴月娘之间的比赛，却最末不能不以潘氏的“含着眼泪儿”向吴氏磕头、赔不是方告告终，那又足够

阐明：

虽然在其时社会旧肌体上繁殖着新因素的萌芽，陪伴着本钱主义消费关系的呈现，人们的道德看念、价值取向以及生活体例都发作了极其重要的改变，但是

整个社会的性量并未有底子性改动，传统的封建权力仍然具有着强大的优势，尊卑品级看念仍然在很大水平上决定着其时人与之人世的社会关系；

同时，潘金莲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新量，从底子上讲也肯定为她生活的阿谁旧的社会所不容，那也不克不及不说是招致潘金连悲剧的最底子的原

因之一。

通过上面的阐发能够看出，潘金莲的争强好胜、淫荡、凶恶等等性格特征与她的文化涵养之间，确实有着极其微妙又相当密切的联络。

虽然关于《金瓶梅》做者的回属问题至今仍是一个迷，但能够必定的是《金瓶梅》的做者既秉承了传统的封建意识，又承受了新的市民意识，在他笔下的文

学形象潘金莲的身上明显地有着其时市民阶层的文化特征，应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

恰是因为做者对那一人物所具有的文化素养与思惟看念、道德原则及其生活体例之间内在关系的实在描写，从而大大丰富和深化了那一人物的性格诸层面，

而所有那些性格特征的有机联络及其聚集，才配合铸塑了一个完全的潘金莲——那个在中国小说史上不成多得的多色彩的文学典型。

本文做者 叶桂桐 传授

文章做者单元：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本文获受权刊发，原文刊于《叶桂桐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书。转发请说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