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 三个“爱国”青年的卖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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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1942年12月23日，汪精卫（前左）与周隆庠（二排左一）、周佛海（二排左二）、徐良（二排左三）、梅思平（三排左一）、青木一男（三排右一）等出席日本辅弼东条英机（前中）晚宴前合影

1919年5月4日，北大政治系学生梅思平（1896-1946）跟着游行步队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标语闯进曹汝霖宅邸，学生们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因为史料的扞格，赵家楼的纵火者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确证的谜，但此中一种说法，放火者就是梅思平。

统一天，也是北大学生的陈公博（1892-1946）表示却出奇得沉着。他本来不诡计参与请愿游行，只不外因为是广东几家报纸的特约通信记者，才抱着摘写新闻的目标跟着北大学生步队一路动身。请愿步队来到新华门前，排生长蛇阵，在烈日的烘烤下，请愿学生一个个汗如雨下。陈公博看察了一会儿便分开步队，雇辆人力车回公寓往了。虽然不算热情，但五四期间，陈公博仍是参与了一次散发传单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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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正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档学校留学的周佛海（1897-1948）也在密切地存眷着国内的形势，他不单在留学生中煽动学潮，还倡议了回国运动。

三个年轻人此时虽各不了解，但都对救国满怀热情，仅仅二十年不到，三小我却都沉溺堕落成汪伪汉奸政府的高官，那显然不单单是三个个别的抉择，而是一批常识青年的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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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爱国”青年的卖国之路

文 | 李远江

来源 | 《看汗青》2009年第5期

转自 | 我们的汗青（ID：Our_History）

激进青年

陈公博是同龄人傍边较有思惟的人。早在1919年1月，陈公博就正式刊行了本身的时政论文《督军问题》，对其时的军阀割据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其灵敏的洞察力和心怀全国的肚量却深得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赏识。

五四之后不久，陈公博自北大结业回到广州，一面在法政学校任传授，一面与北大同窗谭平山等人兴办《广东群报》，积极鼓吹新思惟、新文化，出格偏重马克思主义的鼓吹。因为得到了陈独秀的批示，《广东群报》无形中成了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机关报，陈公博也因而被陈独秀选举为广东代表参与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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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兴办的《广东群报》

然而，会上张国焘、李汉俊因看点差别展开了猛烈的论争。冷眼旁看的陈公博认为那是“互相磨擦，互相排挤”，而张国焘飞扬嚣张的立场更让他“心里冷然，参与大会的热情，登时冷到冰点，忍不住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自沪返穗后，陈公博的政治立场及其与共产党的关系都发作了急剧的改变，不只执意“舍弃广东的事业，往美国留学”，并且颁发文章撑持赶走孙中山的陈炯明，公开与党中心唱起了反调。中共中心决定赐与其留党观察处分，刚强的陈公博痛快公布离开共产党，并最末被开除了党籍。

1922年11月，经济拮据的陈公博在国民党元老汪精卫的帮助下动身前去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一年后，以一篇《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此时，汪精卫的帮助早已告罄，诡计陆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公博不能不向广东省省长廖仲恺乞助。廖仲恺早就赏识陈公博的才气，立即回电要求他回国，并选举其加进了国民党。廖仲恺与汪精卫协商，委以陈公博国民党中心党部书记长的重任。1925年，廖仲恺遇刺，陈公博成为国民党中心农人部长，成为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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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

在陈公博眼里，汪精卫不单单是各人公认的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续者，国民党内人格更高贵，最有威信的指导，并且是本身生射中最钦佩的导师。他由衷地感恩汪精卫对本身“无私”的帮助和提携，从此死心塌地做了汪精卫的翅膀，也为日后依附汪精卫走上汉奸之路埋下了伏笔。

就在中共一大上，陈公博熟悉了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

从骨干到脱党

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周佛海已经因研究社会主义小有名气，自诩为“中国的列宁”。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并颁发于12月的《解放与革新》杂志上。在文章中，他预言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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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周佛海

与陈公博性格差别，周佛海一起头就怀抱政治野心，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因而在中共一大会上表示颇为积极，被选为中心局候补委员。尔后一段时间，因为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他还代办署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心局的工做。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心拜托，物色代表参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当时正值陈独秀被捕，周佛海一面营救陈独秀，一面派人四处物色代表。还亲赴长沙、汉口、安庆等地，会见了毛润之、陈潭秋等人，筹议挑选各界公众代表。尔后，他还参与策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

然而，带着投契心理进党的周佛海毕竟未能对峙本身的革命事业。他和上海蜜斯杨淑慧的婚外恋遭到党内责备后，便对组织产生了不满情感。而陈独秀被捕进狱更让他觉得革命的风险太大。于是，在陈独秀出狱三天后，他向陈做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便携杨淑慧返回日本，从此再不外问中共中心的事务。

半年后，周佛海升进京都帝国大学。帝国大学传授河上肇反对“早熟的社会革命”的论调摆荡了周佛海的社会主义抱负。1923年，帝国大学结业时，找不到工做的周佛海更是一筹莫展，早把昔时抱负抛到了脑后。恰在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协做，在广东地域的革命工做开展得如火如荼。国民党中心鼓吹部长戴季陶写信邀请周佛海到广州担任鼓吹部秘书，月薪为200元大洋。周佛海当机立断便欣然前去。没过多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他兼任该校传授，月薪240元。

不外，收进优厚的周佛海却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事实上，他认为在共产党内没有政治前途——公布离开共产党。随后，周佛海立即投进了国民党的怀抱。为了酬报戴季陶的知遇之恩，周佛海一面标榜要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一面公开称“进攻共产党是我的义务，我的责任”。

1923年，陈公博与周佛海——那两位曾经的中共元老，不约而同地投靠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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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初，汪精卫、褚民谊等在南京与德国、意大利等国使节

从文人做政客

北大结业后，热衷政治斗争的梅思平没能顺利地踏上仕途，而是应聘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做编纂，过起了通俗文人的日子。但因为周佛海，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动。

1925年，五卅运动发作，做为全国书刊出书中心的上海，敏捷成为社会运动与思惟运动的推进地，人才辈出的商务印书馆更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学者文人发作出高度的政治热情，纷繁组织各类社团或党派。梅思平加进了同事何公敢创建的孤军社。孤军社的理想甚高，自认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宣扬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工会主义，因其主张契合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引起国民党高层的重视。

恰是在孤军社，梅思平结识了已是国民党重臣的周佛海，同样有政治野心的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结为老友。

1926年11月，经戴季陶选举，周佛海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旋即授命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乘机举荐本身的老友梅思平、陶希圣和另一位商务印书馆编纂吴文祺为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梅思平从此走上了政坛，并迎来了本身人生中最灿烂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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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

1928年，蒋介石授意周佛海兴办《重生命》杂志做为本身政策鼓吹的阵地，梅思安然平静陶希圣成为骨干成员。10月，陶希圣在《重生命》杂志上颁发《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梅思平立即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与陶希圣唤应。随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相继参与论战，构成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也就是在那场论战中，他的才气获得了蒋介石的赏识，那为改日后的仕路过济打下了优良根底。1933年2月，时任中心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授命出任江宁尝试县县长。他在江宁尝试县停止的变革获得了相当的功效，其变革体味遭到了蒋介石的足够必定。一时间，梅思平名望大噪，成为全国出名的政治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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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思平

“低调俱乐部”

1931年中日开战伊始，陈公博仍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与李济深联袂北上，从阎锡山手里要来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舞他们抗战到底。

然而，一年后发作的长城抗战却彻底改动了陈公博对中日战局的揣度，促使他逐步走向“和平主义”。1933年3月，中国戎行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那场战斗打得反常猛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停止狂轰滥炸，屡次策动进攻。虽然中国戎行停止了勇猛还击，却因为兵器落后，欠缺现代战争操练，遭到了惨败。

战争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号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励士气，领会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戎行均已溃退，并且是“不衔命令，私行撤离”。面临溃军，主持华北军事的何应钦一筹莫展，不能不央求陈公博向各军将领说假话，声称政府已经设法通过和平路子处理中日问题，那才将人心惶惶的戎行不变下来。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当他回到南京把本身所领会的情状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报告请示以后，蒋汪二人都摘纳了他的定见——“军事既难处理，仍是走外交的路子吧”。

恰是在此布景下，国内“和平道路”的议论声浪越来越大，一多量匹敌战失往自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步聚集起来，最末构成了闻名的“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和梅思平都成为此中的核心成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发作。蒋介石投进70万戎行浴血抗战，坚守三月后不能不全线撤离。此役，中国戎行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那更勇敢了周佛海对此前“战必败，和未必乱”的熟悉，死力主张对日乞降。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私宅为防日军轰炸，特意建了一个安稳的地下室。淞沪会战时，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等人痛快移到此处，而与周佛海等人志趣相投的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等一批高级官员也不时来此聚会。他们大多相信“抗战下往，是要消亡的”，认为共产党和桂系高调抗日，不外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思维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大白陆续打下往，中国绝不克不及幸运胜利的事理”。

1937年12月，陈公博做为专使出访欧洲列国，并操纵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的私交，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摘取中立立场。因而，陈公博并未参与低调俱乐部。不外，他和“低调俱乐部”都是民族失败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而且都奉汪精卫为精神指导，主张推汪与日本和谈。至此，一个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主和派团体已经悄悄构成，并于日后成为汪伪政权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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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流湾周佛海室第原址

汪伪急前锋

抗战发作以后，国民政府不断没有舍弃与日本和谈的勤奋，日本政府也试图通过德国政府居间补救，尽快完毕在中国的战争。然而，日本政府苛刻的寝兵前提却让蒋介石无法承受，德国的补救最末失败。1938年1月16日，跟着军事上的节节成功，日本内阁做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会谈敌手”的决议，封闭了和谈的大门。

对此，蒋介石一面积极组织抗战，一面派人搜集日本谍报，觅觅时机与日本重开会谈。在蒋介石的默许下，授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建“蔚蓝书店”一面搜集谍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期看汪先生出马”重开会谈的动静时，蒋介石怒形于色，表达与高隔绝关系，并命令停发其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鼓吹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撑持高宗武在香港陆续与日本连结联络。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取代高宗武前去上海与日本人奥秘会谈。在今井武夫预备的接风宴上，梅思平的心绪反常繁重。他深知此行签订的一定是前提苛刻的城下之盟，本身不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功人。席间，梅思平突然哀叹：“从今然后我不也成了汉奸？”

不出所料，奥秘会谈停止得非常困难。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断然回绝，以致于近乎恳求日方不要把认可“满洲国”写进条目，以免本身背负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成果，本除了有名无实的撤军期限外，一切要求都遭到了回绝。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定了《日华协议笔录》和《日华协议笔录原谅事项》（合称《重光堂密约》）。

11月27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随即将密约缝在西服马甲中飞往重庆，向汪精卫交差。然而，当汪精卫第一次看到那份密约时，不由得大骂那是卖国公约，以至回绝认可此中的任何一个字。但老婆陈璧君却“劝戒”道：“你说那份协议是卖国文契，我问你满洲在谁手里？内蒙在谁的手里？华北又在谁的手里？是我们葬送的吗？我们只是认可既成事实。” 陈璧君的谬论很快缓解了汪精卫心里的痛苦，他缄默好久，末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门能够附和，其余留待未来再筹议。”梅思平悬着的心末于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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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4月15日，周佛海参看抚顺煤矿

坠进深潭

既然决定承受日本的条目，汪精卫便起头紧锣密鼓地筹谋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喊等人奥秘参议潜逃事宜。此时，身在成都的陈公赢得知汪精卫预备逃离重庆的动静，赶紧打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公众的反对和鄙弃。”

在汪精卫的跟随者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陈公博。他对汪精卫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恩，做为汪精卫的肱骨之臣，陈公博主和，但反对汪精卫与日本暗里媾和，更反对汪出头具名组织汉奸政权。然而，他对汪精卫的死忠让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12月18日，汪精卫一意孤行潜逃到河内，陈公博应召尾随而至。矛盾重重的他临行前曾写信给蒋介石，声称要做“最初的勤奋”，力劝汪固执己见。然而，他的劝导末告失败，最末随汪精卫一路走到黑。

其实，汪精卫等人本身也很清晰，汉奸行为是不会被国人宽恕的。如梅思平过后坦言：“那件事也其实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度有益；搞欠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荣耀汗青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梅思平却有先见之明，当他叛国投敌之后，立即被钉上了羞耻柱，以至是孤家寡人。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的《展看》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的女儿梅爱文的“宣言”：《我不肯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垮我的爸爸》。公开公布同梅思平“离开父女的关系”，唤吁“每个做了汉奸儿女的人，都能快快地醒觉，和我携起手来，配合停止反汉奸运动，参与到神圣的民族侵占战争中往！”面临女儿的愤慨声讨，梅思平自知大节已亏，虽然心里苦楚却始末无法分说。尔后，父女分裂，梅思平再也没能活着见到女儿。

与陈公博被动投敌差别，周佛海是颠末深图远虑后，主动地走上汉奸道路的。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他非但没有劝解阻遏，反倒操纵本身对高宗武、梅思平的影响力，授意他们与日本奥秘联络并签订《重光堂密约》，最末成为汪伪政权的始做俑者。

虽然如斯，面临叛国的道德窘境，周佛海也仍是履历了痛苦的心里挣扎。据说，在出逃前，他整整一个月都在根究该不应走出那一步，经常通宵难眠。最初，现实的利益，对战局的悲看心态，或者痛快说是对战败的惧怕，最末战胜了做汉奸的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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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中山北路国际联欢社大礼堂主持了伪中心政治会议，确定了伪国旗，名称以及伪国民政府各部分人选

身名俱灭

岂行是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因为对战局的悲看，一多量丧失自信心的国民党高官纷繁投靠日本侵略者，最末集体出错为汉奸。虽然此中不乏良心未泯、幡然悔悟，甚或曲线救者，但附逆者之多恰如过江之鲫。

就在汪精卫预备筹建南京伪国民政府时，做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种种原因悄悄逃离上海，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收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却没能唤醒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识，在全国公众的一片骂声中公开走上卖国投敌的最前台。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做为“首义分子”身居要职。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陈公博代办署理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声称“凡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先生生前之设备，皆为公博今日之设备。”陆续施行汪精卫的汉奸政策。而对汪伪政权丧失自信心的周佛海却已经起头与重庆方面暗通动静，起头为蒋介石在沦亡区的特工活动供给便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公布无前提投降。第二天，南京伪国民政府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宣告闭幕。尔后数月，汪伪政权的高官相继被捕，并遭到审讯。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均被判处死刑。陈公博和梅思平先后被处决，周佛海则因其“戴功犯罪”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最末病死狱中。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 三个“爱国”青年的卖国之路

1946年，周佛海在南京高档法院承受审讯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 三个“爱国”青年的卖国之路

陈公博承受审讯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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