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游戏在中国到底有什么用
游戏要承载的，越来越多。
5月22日，两会开幕。到今天已经快一周过去了，两会代表和委员围绕社会民生各种现状提出了很多建议，其中自然也包括游戏。
比如全国人大代表张武宗建议，在孩子上课期间应当关闭网络游戏服务，对网络游戏的开放时间给予严格限定。而另一位人大代表杨金龙表示，建议引入生物识别技术来防止未成年来沉迷游戏。另外还有几位代表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游戏分级”。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年年都会提到，但不知何时能落实的“游戏分级”对游戏产业有一定的鼓励作用，两会围绕游戏等的大部分建议，都以加强管控为主。这也比较符合主流社会对电子游戏的态度：警惕、提防，担心游戏对国民造成更多负面影响——就像我们在很多跟游戏有关的社会新闻里看到的那样。
但另一方面，你可能在前段时间注意到，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份标题为《激活网游产业的文化属性》的报道。文章对游戏产业的发展做了诸多的肯定，不仅称“以网游为代表的宅经济打破了时空限制，丰富了数字文化生活，成为逆势上扬的行业之一”，还格外肯定了游戏作为“第九艺术”的文化属性，将其定义为了“一种国际化交互的语言”。
而在上个月，在有关部门发布《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的时候，更是将总目标定为了建设“国际网络游戏之都”，要“激励原创精品游戏创作”，以及“打造国际游戏创新高地”。
这一系列操作再次让很多玩家心里打出了一个问号：为什么在官方眼里，游戏时好时坏？一会要加强管制，一会要积极鼓励?
本文将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平时基本上都是从玩家或者从业者的视角去看待游戏的意义，这次我们换个视角，以一种更为宏观的视角，来聊聊游戏在当下社会的价值到底到底是什么，一些过于局部的价值判断就暂且不谈了。比如人民日报的《激活网游产业的文化属性》发表后，我看到有小朋友发帖质疑，说为什么只激活网游产业，不激活单机产业呢？明明独立游戏和主机游戏更值得激活呀。
这个问题很好解释，从上峰的宏观视角来看，并没有网游和单机之分，游戏=网络游戏，上峰说网络游戏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说游戏本身。
类似这样的纠结点就不多说了，在这个议题上，抛开个人的“主机玩家”或者“手游玩家”之类的身份，忽略游戏个体之间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官媒或者监管部门对游戏的态度会有两面性，为什么有时候他们十分警惕游戏，有时候又称赞游戏是文化先锋？
先说为什么上层对游戏很警惕，对游戏严控不断。
关于这一点有很多老生常谈的说法。比如中国自古以来对“纯娱乐”的东西有着一定的警惕心，有“玩物丧志”“不务正业”“不学无术”之嫌。市场上的主流游戏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具备一些成瘾性和利用人性弱点来牟利的情况，需要一定程度的遏制。
但除此之外，上层的警惕还包含了另一种含义，这种含义已经超出了“游戏本身如何”，而是跟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有关和舆论环境有关。
如果你对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有一定了解，会注意到中国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往往有着自己的游戏业务。
这不仅因为游戏是国内最赚钱的流行文娱产品，更是因为，游戏在以免费为主基调的互联网上，是最容易直接变现的产品。比游戏更接近变现的，那就只剩下电商和P2P了。
因此，中国的大部分互联网平台，在流量多到一定程度后，总会想着参与到游戏行业中。
腾讯自不必说，像是阿里、百度、字节跳动、快手、B站、微博甚至早年的人人网，都把（或者曾把）游戏作为重要的战略方向之一。即便马云说过“饿死不做游戏”，阿里巴巴依然在游戏产业三进三出，去年终于靠着《三国志》手游把业务做起来了，游戏部门扩编了很多。而早年你或许记得有家网站叫VeryCD，空有巨大的流量，就是赚不到什么钱，后来他们代理了《神仙道》，然后一举翻身，成为了国内一线的游戏发行商心动。这说明，一家互联网公司，在恰当的时机把握住游戏的脉搏，回报是巨大的。
注意第24名的字节跳动，上个月的排名变化可以用飞涨来形容，甚至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标记以展示其名次变动情况。而大部分游戏玩家，可能还意识不到字节跳动有什么游戏业务
在西方你很少能看到这种“互联网大厂扎堆搞游戏”的现象，你不太会听说到推特做大了，就要掺一脚游戏发行。或者谷歌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组建自己的游戏开发团队。他们对游戏产业的参与，更多的是上下游的关系，如提供广告或渠道。有名气的互联网大厂，也就Facebook靠着社交关系链，在游戏产业里有着直接的发行业务。
国内这种互联网大厂扎堆做游戏的传统，使游戏有机会辐射到的用户层级多了很多。它不仅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与税收和就业直接相关。在各大互联网平台的推动下，也让游戏的出圈速度快了很多。
无论是社会还是游戏，并没有做好迎接这种出圈的准备。
这也导致，游戏为社会承担了很多不满情绪。因为游戏之于主流社会，处于一种“既流行，又陌生”的阶段。游戏快速转化了很多外围用户，但大众对其的认知水平并没有提升上来。这个时候一旦出现什么负面社会问题，比如“不良青少年行为”，人们就会习惯性地归因到“游戏”这种个既常见又陌生的事物上。
对比来看，这两年短视频流行之后，相关的负面社会新闻其实也有很多。但你不太会看到“这个孩子本来学习好好的，看了短视频就学习不好了”之类的说法，因为短视频太直白了，失去了作为一种“模棱两可的背后诱因”的机会。而游戏则不同，外界对其的陌生感，让其有了更多想象和归因的空间。
至于那些负面事件是否是游戏导致的，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家长和社会习惯性地如此归因，并将压力传导到上层——换句话说，如果你在相关部门，成天看到各种“游戏害了我娃”的投诉，你也难免不受其影响。因为它不是一个行业问题，而是一个舆情问题。而舆情问题，历来是上层非常重视的。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游戏越来越大众，管控力度却更大了。除了文娱大环境在收紧外，也因为游戏在社会上越来越扮演着一个举重若轻的角色，深入到了大众的生活中。对于这样一个行业，上层自然慎之又慎。
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游戏又对上层展示出了不可忽视的正面价值，这同样跟单一的游戏品质无关，而是一种宏观的影响。这种影响，促成人民日报之类的官媒发出了鼓励式的报道，也促成了“要将北京建立成网络游戏之都”的规划。
因为游戏是中国现阶段，唯一能成规模、成体系地走出国门的流行文娱产品。
这虽然听着很反直觉，在很多玩家的认知里，中国游戏产业还落后国外好多年，但中国游戏远销日韩欧美，却也的确是现实。无论是腾讯、网易、还是莉莉丝、Funplus，无论是《PUBG Mobile》《梦幻模拟战》还是《荒野行动》《剑与远征》，中国制作的游戏，在海外获得了巨量的用户群体，还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在过去，中国的流行文化产品是很难走出去的，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书籍，都只有少量可以打破东西方的文化隔阂。但到了游戏这里，中国的开发商，甚至可以制作出原生的“国外游戏”，不依托本土的基础，而是直接打入西方市场，其性质相当于中国的导演直接拍一部欧美人爱看的电影。在影视圈，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游戏界，这两年却时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比如在国外一度排名很高的《黑道风云》，因为题材和文化上的契合度，聚集了大量日、美、韩、俄玩家，国内玩家却对其知之甚少。年初《剑与远征》上线的时候，官方用早些的国外运营成绩做了不少宣传。但其实同一个公司做的《万国觉醒》在国外的成绩更高，由于是全球文明题材，对各国的文化包容性也更好，只是由于还没拿到版号，迟迟不能在国内上线，成为了一款原生“海外游戏”。
这两年，中国游戏出海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这反过来让有关部门重新开始审视游戏的文化意义。这里我们就不提什么“文化输出”了，好东西不需要刻意输出，不然之前早输出出去了。游戏是以一种自然市场推进的方式，走出了国门，造成的影响最终折射回了国内。无论是官媒还是有关部门，这两年对游戏态度的改变，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此，即发现了游戏的“用”处。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游戏在中国，有着多重的社会含义：它是一种广大群众喜欢的娱乐产品，同时为社会承担了很多负面情绪，它既是文化载体，又是纳税大户。中国的游戏发展之路，注定是与众不同的，这是一种权衡了市场、舆论、审美、时代、国情之后的，一种非常微妙的状态。
但也正是因为现在游戏承载了太多，才让身处其中的玩家感到如此迷茫。
所以说了很多宏观角度，最后让我们还是回到微观。要真正提高游戏开发的综合实力，可能还是得让游戏承载少一些，纯粹一些。就像那些走出国门的游戏，初衷也只是为了挣外国人的钱，可能没想那么多，结果顺手就给世界普及了一下中国游戏。当我们的开发者也不用想如此多重的社会意义，而是只让游戏好玩一些时，可能也就把真正的好游戏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