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的开封瘟疫：北宋都摘取了哪些办法？

文/元微之

一千多年前，北宋的首都开封也面对过一场严峻的瘟疫，并给那座生齿浓密的城市带来了严峻的影响和损害。

淳化三年（992年）蒲月，一场严峻的瘟疫席卷了开封，史乘记载，其时“京师大热，疫死者寡”。那场瘟疫传布的速度很快，形成大量公众的灭亡，给其时的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入的印象。开封大疫的时髦，与昔时的高温暖干旱有密切的关系。从淳化元年正月起头，中原地域持续五个月没有降水，宋太宗为求雨斋戒食蔬，但效果其实不明显，随后两年的春天京师又遭遇了严峻的旱灾。淳化三年，“河南府、京工具、河北、河东、陕西及亳、建、淮阳等三十六州军旱”，持久的干旱和高温，为病菌的繁育和瘟疫的时髦创造了前提。

由高温气候引发的瘟疫，属于中医温病学中暑温的范围。根据现代中医学的概念，温热病是指感触感染外邪而呈现的以发热为次要症状的一类疾病，大大都是由微生物传染而引起，多发于夏日之时，发病的速度很快。中国汗青上虽然疫情不竭，但那种在大规模城市中发作的瘟疫其实不常见，除了其时的天气前提，开封生齿的密度、活动性、栖身情况以及生活习惯都是重要的原因。

从生齿规模来看，唐代的长安城同样是百万生齿以上的超大城市，但大规模瘟疫的记载比力少，那与唐代城市的规划和规划有密切的关系。长安城实行严厉的坊市轨制，居民里坊和市场别离，城市以街道划分为整洁的棋盘状规划，各坊呈矩形，四面坊墙挺拔，夜间实行宵禁，并设有专人治理。坊市轨制下商品经济活动的范畴和时间都遭到严厉的限造，不只生齿的密度较小，互相接触的次数也相对有限，对疫病的防治起到必然的积极感化。

但那种坊市轨制在唐朝后期就逐步松动，商品经济活动在坊内频繁呈现，传统封锁式的中国城市逐步开展为开放式的街市造。坊墙消逝，街区连成一片。如许的城市街道逐步狭隘，民居鳞次栉比，情况问题带来的卫生问题日渐凸起。贫乏了坊墙、宽阔街道和宵禁的造约，疾病的传布变得越来越随便。加上宋代特殊的驻军轨制，京师开封周边聚集了大量的戎行，那也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的生齿密度，那些因素使开封成为北宋期间北方地域疫病传布和蔓延最普遍的地域之一。

面临如斯严峻的疫情，北宋敏捷地做出反响，组织施行救灾防疫的活动。蒲月己亥，宋太宗发布《行圣惠方诏》，初次将政府刚刚修撰完毕的《承平圣惠方》颁赐京城和全国各地，用新医学常识防治疫病的时髦。《承平圣惠方》一共一百卷，是宋太宗“求集名方，异术玄针”，以及“遍于翰林医官院，各取到经乎家传应效药方，合万余道”，又令“尚药奉御王怀隐等四人，校勘编类”，并以刻本颁行全国。每州又抉择医术精明者充任医博士，令其掌管医术，准许吏民传写留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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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刊刻和发布医书，宋太宗将太医署做为此次疫病救治的批示机构。太医署抉择良医十人，分离在京师通衢关键之处，一方面查询拜访疫病的时髦情状，另一方面也负责对病人停止诊治。同时，太宗还赐钱五十千，做为购置药品的资金，“听都人之言病者，给以汤药，扶病而至者，即诊视”。

关于防疫的药物，宋代医学家庞安时在《伤冷总病论》中有详细的介绍，有屠苏酒、辟温粉、千敷散、杀鬼丸、务成子萤火丸等，被公众普遍加以操纵。

屠苏酒有保健的功用，庞安时定见人们“屠苏之饮，先从小起，几自任。一人饮一家无病，一家饮一里无恙。饮药酒三朝，还置井中。若能岁岁饮，可代代无病，当家表里井皆悉着药，辟温气也”。

务成子萤火丸则是萤火、雄黄、丹雄鸡冠等药材凝练为丸，带在身上或悬于门户，能够“辟绝贼盗瘟疫”，庞安时称“曾试此法，一家五十余口俱染病，唯四人带者不染”。

为了包管疫病救治的效果，太宗还令做为内廷官宦的“中黄门”做为监视官，向皇帝间接传递疫情。

瘟疫做为一种流行症，在人与人的接触中会得到快速的传布，进一步扩展疫情。古代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医疗和卫生常识，无法意识到隔离关于瘟疫掌握的重要效果，但传统医学将“气”（邪气或四时不正之气）做为疾病产生的重要因素，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和鬼神的做祟是疫病时髦的成因，同样会产生纯朴的隔离看念。只是那种隔离的体例在如今看来颇为残暴，失往了诊治和赐顾帮衬，传染者往往在失看中自生自灭。后唐明宗期间，随、邓、复、郢、均、房等州（今湖北及河南一部）有人传染瘟疫，即便是父母或亲生子女也不敢在摆布赐顾帮衬，只是用竹竿“远致粥食于病者之侧”；女儿出嫁后其父母传染疾病，夫家也不会告知，只要等其往世后才准许奔丧；有些处所以至会呈现“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往”的现象。

那种民间自觉的隔离办法源自公众对疾病的恐慌，客看上对掌握瘟疫的开展也有必然效果，但那种残暴做法与儒家的孝悌看念和敦亲信条格格不进，因而官员和士医生们都摘取了否认的立场。

颠末汉儒革新的神异化的儒学，相信小我德性能够躲避甚至战胜因“邪气”而招致的疾病，因而他们要求“父母骨血有疾者，并须日夕专切，不离摆布眉侍”，还经常以身示范，将其视为一种移风易俗之举。

公众固然有自觉隔离的做法，但他们的常识程度仍然无法区分流行症、时髦病和非流行症，因而朝廷在移风易俗的同时，关于疫情严峻的地域也会有官方的迁移办法。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河北北部发作瘟疫，“多病腮肿死”，于是令“边民南徙避疫”。

宋太宗在《御造承平圣惠方序》中提到：“朕尊居亿兆之上，常以苍生为心，念五气之或乖，恐一物之失所，不尽心理，朕甚悯焉”，表示出他关于疫病的关心。

北宋的行动根本掌握了疫情的开展，但瘟疫最末消失并非报酬感化的成果，而是得益于气候的改变。根据《宋史·五行志》的记载，“六月丁丑，黑风自西北起，六合晦暝，雷震，有顷乃行。先是京师大热，疫死者寡，及此风至，疫疾遂行”。陪伴着雷暴气候的西冬风，使开封城内继续的高温有所下降，空气量量也得以净化和改进，客看上削弱了病菌保存的空间，最末完毕了那场可怕的瘟疫。

虽然有气候的搀扶帮助，北宋在此次疫情中派医诊治、赐钱赐药、发布医书、按决刑狱的行动都获得了优良的效果，反映了古代政府的防疫勤奋，成为后来历朝应对疫病灾害时效仿的对象。

相关于宋代，千年之后的我们有了更齐全的卫生前提和更先辈的医疗程度，固然病毒进化得愈加目生和暴烈，但是在现代医学的加持下，我们有更科学的应对体例和更强的组织发动才能，能够更好的掌握疫情。

参考材料：

韩毅：《宋代瘟疫的时髦与防治》，商务印书馆2015年；

于赓哲：《中国中古期间城市卫生情况考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3期；

于赓哲：《充满之气：中国古代关于瘟疫“致”与“治”的思维形式》，《文史哲》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