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写做的问题与办法｜金理：试论新世纪文学中的“青春消逝”现象（上）

金 理

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中，青年仆人公的消极认同日趋严峻（好比“失败青年”大规模呈现）；对外部世界的兴致日渐冷淡，在丧失介进性的同时退居“宅男”“宅女”形态；青年的文学形象逐步告别以“新青年”“新人”为代表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青年形象的支流面孔；在文本形式上，以“无邪-迷惘-考验-成熟”为叙事构造的典范生长小说越来越无法自圆其说，生长过程不再意味着主体的成熟，而是青春激情的幻灭和耗散。我将上述现象描述为新世纪文学中的“青春消逝”。那并非指一代人的消逝，年龄构成与世代传承并未中断；而是指文学中的青春想象和青年形象趋于守旧，丧失了创造性、能动性和责备性。再将视线转向文学外部，支流媒体责备当下青年人“暮气沉沉”；“丧”“吊丝”“卢瑟”“躺平”“佛系青年”等瓜代出场的时髦语，成为青年人自我指认的符号；片子电视等群众前言一再以“残暴物语”来演绎“没有青春的青春”[1]……那些社会现实与文化现象也在佐证“青春消逝”。

那并不是新现象，施战军看察到，自1980年代以来，生长小说在中国文坛蜂起，此中人物大多接近“19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文学中‘余外人’一类的形象”，但俄罗斯文学中与“余外人”共存互映且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自有书写传统的“新人”形象却付之阙如，中国式生长小说的配角几乎都通向“无力青年”[2]。也有文化研究学者将现象的发作溯源到1990年代，“当汗青进进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突然遭碰着一个现实：那个曾经在中国汗青上叱咤风云的‘青年’，消逝了！”[3]。那种现象愈演愈烈地开展到新世纪，以致有媒体出头具名招魂：“回来兮，青年！”[4]本文测验考试察看新世纪文学（以小说为主）中与“青春消逝”相关的面相、症候与根源。

一

“青春消逝”的症候

那一部门拟通过文学中两类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外型和感情构造（“躺平”与失败感）来解读“青春消逝”的症候。需要阐明的是，在阐述提纲中原来还有“父子息争与回趋家庭”那一子题，想象如下：市场化变革将更多责任转移到个别身上，青年人在猛烈合作和风险增加的社会中承担压力，他们有亟待称心的欲看，又欠缺做为古典本位主义核心的精神和物量上的自主性，“在几乎没有其他抉择的情状下，整整一代的中国青年回到了家庭组织的避风港，逃求父母权利和权势巨子的庇护以及由此带来的平安感”[5]。而国度和政府也主动引导孝亲敬老的传统家庭美德。与此现实情况相婚配，近年来人文学界关于家庭的理解更趋近儒家传统，代表性著做如孙向晨《论家：个别与亲亲》、赵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神驰》，从思惟史角度察看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及家庭看念的改变，主张“中国文化传统关于‘家’的阐述能够为挽救‘个别本位’之弊供给丰富的思惟资本”[6]，而“废婚毁家是感性、怪诞、脱出常规的思惟，禁受不住理性和体味的审阅”[7]。郁达夫曾将“小我的发现”做为新文化运动的更大功绩，“畴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如今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8]。与家庭伦理重建相共同的“五四”新文学，以出走家庭、挑战父法来定义“新青年”。百多年来审父、弑父、无父的文学论述逐个走过，到了今天，“子一代书写着父辈的故事，用深思和宽大理解父亲、对话汗青，他们站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末尾，宣告着子一代与父辈的息争”[9]。文学表里的父子息争与回趋家庭，使得青年人或者弱化为父权造下长不大的孩子，或者长成饱含汗青反省意识而心态宽大的中年人。家庭所孕育的密切感情为每小我供给了缓冲的屏障，但是“过度强调亲属关系会让外部世界变得残暴而充满歹意，而且除了亲属关系之外，更难庇护平安和相信的关系”[10]。在那一意义上，由父子息争与回趋家庭所招致的从公共范畴的撤离，也是“青春消逝”的一种症候。根据原先的提纲设想，抱负的顿挫与“躺平”的青年、父子息争与回趋家庭、风险社会与“失败青年”三个子题构成由内而外的阐述构造，别离关涉青年的主体建构、密切关系的调整以及自我与社会的互动。限于篇幅关系，本文暂缺中间部门，留待日后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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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神驰》

赵妍杰

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

2020

《论家：个别与亲亲》

孙向晨

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

2019

二

抱负的顿挫与“躺平”的青年

1900年，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以强烈热闹激扬的文字唤唤中国形象从“老迈帝国”一变成“少年中国”。梁启超供给的与其说是事实论证，毋宁说是一种“必需如斯”的期许：在现代世界全球化的合作格局中，唯有“少年中国”才气占有一席之地；为了求助紧急时刻的救亡图存，必需造出一个“少年中国”。而当梁启超及社会言论对旧式权要、士医生倍感失看之际，唯有将建立大业的期看拜托于“少年”，“形成今日之老迈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造出未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11]。梁启超振臂一唤的《少年中国说》，关于其时正在构成、以学生为中心的年轻人群体的社会地位、义务职责等做出了更具代表性的阐述。在那一“青年”降生的语境中，青年同期看、抱负与许诺被汗青性地、深入地锚定在了一路。现代中国的“青年”恰是从由梁启超所唤吁的“少年”，经由《新青年》杂志所代表的“新青年”而逐渐构成的。自此，政治力量、常识精英与普罗群众树立榜样青年，文学做品打造“少年中国之少年”-“新青年”-“时代儿女”-“社会主义新人”的青年形象史，无不围绕期看、抱负与许诺来展开。但是今天文学表里触目可见的，却不乏麻木、冷漠、躺平的青年。

下文以青年做家沈大成为个案来讨论上述断裂议题。在《花园单元》波涛不惊的论述中，单元的新来者“他”得知前任消逝得无影无踪。而“他”老是期看着“把一份比力好的生活弄到手，一种具有更多热情和期看的，物量与豪情全都充分的生活”[12]，言下之意：热情与期看、物量与豪情是多么匮乏，“好的生活”远不成及。“单元”与“花园”本来是两个相悖反的意象，前者意味着辛勤的劳做，福柯式的规训场合；后者意味着休闲，让人心绪放松。但它们也会构成一体两面，“他”和“一般”的同事们，将花园视做泄压阀，在此地透一口气后强做振作地回回单元。“单元产生效益，不乏盘剥等根本的经济属性，而花园固然不产生效益，但可以对员工释放一种精神层面的催眠和掌握，那两者的组合使‘花园单元’成为了一个可以迟缓吞噬掉人的安装。”[13]而“不一般”的前任则身陷花园之中（走不出的“迷宫”是花园的另一种隐喻），“他”在花园漫步时似乎常常听到前任喃喃自语，在说“工做内容”或“行业术语”，“前任数十年来在花园中兜圈，随身背负着本身乏味的人生，对工做也好，对家庭生活也好，觉得麻木和贫乏热情”……“他”末于看清：本身可能就是下一个“前任”，“前任”的当下就是本身将来命运的写照，而“花园单元”兀自纹丝不动，吸纳着一代又一代的“他们”。青春热情与权要科层造的相持，难免让人联想起王蒙名做《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但那里说“相持”又言过其实，也许汗青不会老是站在青年人那一边，但对组织部的林震而言，因不熄的抱负和热情而屠杀，因屠杀而留下的裂口永难磨灭；而《花园单元》里没有相持，没有因相持而留下的伤痕与震动，当每一位“前任”做为东西的意义被耗尽之后，好像“花园中的落叶和绒毛”被清理，而其余的同事们对此却视若无睹。

《花园单元》中的“他”在今天文学表里其实不稀见，疲沓、无聊，对生活提不起热情。现代中国的青年主体，本就生成于论辩、匹敌与比赛的汗青过程中。检索文学史的青年形象谱系与脉络，我们能够发现因相持的丧失而末行焦虑、神气松散的线索。焦虑是通过与现实处境继续的严重相持来困难摸索一种自我确立的主体力量，“是做家主体通过文字与世界发作联系关系时承担的障碍所致，是心灵的想象与现实境况彼此磨蚀的成果，在有些情状下恰是人不舍弃逃求主体力量的证明”[14]。1980年代崔健《一无所有》中的青年既为“一无所有”而焦虑，但其对现实的量问中仍然保留着雄强自信：“我”将在一无所有中自在创造，姑娘一定爱“我”而“跟我走”。再到1990年代白文的小说，“表示‘无所做为’的虚无感，但深入地描画了写做者的心里焦虑，毫不放松地凸起着对主体力量的期看”。整个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期，文学易于在与时代以至意识形态的匹敌中获得抱负与写做立场，但尔后的社会转型在创造出惊人物量财产的同时，也使得做家陷进深入危机，外部压力逐步削减，支流意识形态的掌握也相对松弛（也能够说，那种“掌握”在新的汗青前提下更趋于战略性、更富弹性，其实也更深进、全面），从一种压迫性情况和匹敌性构造中解放出来后，焦虑末行了，疲沓感漫天袭来。表现在部门“70后”做家笔下，“主体在对现实的反响中自主性明显弱化，认同感逐步加强，两者的关系处于彼此整合之中，而不是主体自觉疏离出来，构成独立的个别存在”。到了新世纪，类似《花园单元》中“他”如许的青年形象频频呈现，明显反映出上述“整合”过程已然完成、连摩擦陈迹都不复存在。

“单元”和“花园”两类意象经常并置在青年文学中，类似洪子诚先生在阐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所提及的“白日”和“黑夜”，“花园”和“黑夜”原该是与“单元”和“白日”需要的区隔与比照，“存放个别隐秘感情、想象的边沿性处所”[15]，不只是私范畴的意象，并且表达着抱负主义和另一个世界的超越性。但是到了沈大成那里，“花园”意象萎缩了，被吸纳到“单元”中，那意味着什么？巴赫金说：“强烈觉得到可能存在完全另一种生活和世界看，绝差别于现今实有的生活和世界看（并清晰而灵敏地意识到）——那是小说塑造现此生活形象的一个前提。”[16]正因为我们已经弃绝了“完全另一种生活和世界看”的想象力，所以今天青年文学中才呈现那么多蒲伏、疲沓而逼仄的人物形象。那是文学特量与社会语境的交汇点：文学应该启迪的是一个“异量的世界”，它感动的是那些心怀抱负而不安本分的人，与现实境况构成某种严重与相持，而当文学已“无法启迪更大的世界，很难投进豪情，因而无法产生接触到实在的觉得”[17]之后，年轻人只能想方设法制止心里的痛苦纠结，舍弃对更好世界的想象，“安住于那生活”[18]。

沈大成的《缄默之石》供给了回溯视野：当置身于汗青风暴之时，我们抉择了无所做为。“小我做什么都一样，小我不做什么也一样。没用了，没用了，没用了，我并不是汗青的创造者，我也是汗青中一名白搭者！”从以改天换地自任到安于“无所做为”，似乎遗传基因一般，我们末于从“白搭者”（那仍是有所付出过的人）酿成了花园里的“迷路员”（那是沈大成小说集的题目）。《葬礼》进而以一种时代及主体比照的体例往返答上述“退化论”问题。小说在妈妈的葬礼之后展开论述。妈妈属于“战后第一代青年”，心忧将来，为了“改动点什么”，恰逢机械革命的巅峰期，他们抉择从本身的身体起头，将躯干的某一部门替代成机械成品，想象“将来会以本身为根底向前进，人类能够更好天时用机甲，拥有战天斗地的力量”。然而天违人愿，妈妈那一世代牺牲自我的道路末被视做岔路，她的晚年在养老院渡过，拆有机械配件的白叟经常遭到霸凌，为机械配件供给收受接管办事的机构位于城市边角，那里的空气“由生锈的铁蒺藜、烂木头、劣量油漆、闲置房屋、非支流人士的身体与思惟那类工具散发出的味道调和而成”，再加上“他”对妈妈的冷漠立场，那一切都明示着妈妈那一代人及其拥有的抱负已被时代所放弃，被边沿化、尸骸化……无法不联想到暗斗体系体例末结、全球右翼运动消歇的转折时代，一代热血青年退出汗青舞台，他们“失败”了，败于曾有的许诺被碾碎，更败于不见容于后世，后革命时代的人们用物量享受来遗忘前辈们曾经战天斗地的履历与伤口。假使不嫌夸饰的话，《葬礼》中流溢的“右翼的忧郁”及压在纸背后的责备性，其实可视做一篇“卡夫卡版的陈映实”。其实假设将《花园单元》《葬礼》与陈映实名篇《上班族的一日》《某一个日午》《赵南栋》对读的话，当能进一步拓展讨论空间。即使不做如斯单向的联想，那么从做品中的频频陈说——每当机械部位表露出来，“从合金外表流淌而过的旧日抱负的道道光线，老是惹人注目”，“此中浓缩了她其时的抱负、热看，她期看社会若何、全人类若何，她本身酿成如何， 她的下一代酿成如何”——来看，指认妈妈为有实在践精神的、抱负主义的一代总没错吧。出格需要重视的是，妈妈的特征在儿子身上烟消云散，以至尽数走向背面，儿子对生活没有抱负与热看，冷漠而病恹恹的立场，再不会往考虑社会、人类与下一代。妈妈那一代失败了，她们“白活”了吗？小说的核心绪节是，葬礼之后，殡葬公司火化了遗体却送回了妈妈的机械肢，因为残留此中的能量无法耗尽，“似乎一个虚弱的人妄图爬起来证明本身还行”，那幅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挣扎画面其实让人动容。妈妈往世之际“用奇异的姿势僵硬躺着”，与时潮格格不进的一生，至死犹然；而做为现代规训轨制收柱的病院、养老院，底子无法遂其所愿地“矫正”妈妈抗争的意志与自信心。与此构成比照的，是子一代们在“花园单元”中的丢失。

托尼·墨特在《沉疴各处》中发现当下青年人“对他们生活的空虚、对他们的世界那种令人沮丧的无目标性表达的挫折感”，墨特慨叹：“那是对前一个时代的立场的具有挖苦意味的转向。在过往阿谁自信的激进教条时代，年轻人历来不会觉得举棋不定”，在1960年代随意拉上一个走上陌头的青年人扳谈，城市发现阿谁群体“最典型的色彩就是唯我独尊的自信心：我们就是晓得若何纠正世界”[19]。那里提到的两代人刚好就是《葬礼》中母亲和“他”的写照，有意味的是墨特本人的立场，他对那两个时代和借居其间的青年主体也许都感应遗憾。《葬礼》中也有一剑双刃的复杂性：“他”往妈妈的机械五指里塞进一个球，以此制止能量耗散过程中的盲动。那是不是也在略微地量疑妈妈一代人的理论体例：她们只能与抗争对象共存，以至承受其反向造约，当对象位移或弥散之后，往往陷进“无物之阵”，无法在切近现实详细脉络的前提下再度展开介进性的理论。抱负是与前文论及的匹敌性构造共生的，那一关系构造自己也需要量疑。当然反身自省更是燃眉之急。斯科特指出，“稀薄的虚假意识之所以得到庇护则只是在于，收配性意识形态通过说从命属群体认为他们所生活此中的社会次序是天然的、不成制止的而到达使其从命的目标”，“厚实的虚假意识”与“稀薄的虚假意识”区别在于，前者情况中的隶属群体是附和、撑持收配性意识形态，然后者只是驯服。从抱负的顿挫为什么会过渡到躺平，因为意识形态“将特定的远大理想和委屈不公摈除到不成能的范畴中”，青年人承受了抱负是不现实的、不成实现的，“无论他们若何做，都不成能改动他们的处境”，而“当人们感应他们不克不及做出什么来改动他们生活处境中的次要要素时，他们就会感应没有需要满怀失看或深感失看”[20]，于是躺平。可是“撑持”和“驯服”事实存在差别，虽然差别很细小，仍是值得争取。如许想来，近年来很多论者力倡德勒兹的“小文学”确非无的放矢，卡夫卡式的“小文学”不只表达小我的孤单，并且通过语言的解域化“把布拉格德语身上的所有那些它试图掩盖的穷酸相都戳穿出来”[21]，进而展现小人物与犹太人的命运并不是天经地义，以此来倾覆占收配性的权利关系。同样，我们需要刺穿“稀薄的虚假意识”来显示躺平的生活是被雕琢成天然而然的。借用《葬礼》的情境——遗留在妈妈机械残肢中的时代风雷，可以震醒“他”吗？

《迷路员》

沈大成

台海出书社

2021

三

风险社会与“失败青年”

吉登斯将现代性视做一种风险文化，小我从依附向独立、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放大了青年在处置小我履历时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社会学家看来，那构成了讨论青年问题时“根本的安身点”[22]。现代性一方面给个别供给时机以脱节传统束缚，将自我做为开放的事业来营造；另一方面也将失败的苦果交付给小我，既然生活生计出于自我谋划，失败了就无法推诿责任。“现代性的两面”在中国个别化的历程中突显。在1990年代早期，轨制松绑、社会活动、个别权力蔓延、物量欲看称心，在彼时自信而乐看的自我想象背后确实不乏“为本身而活”的解放主题。但是阎云翔提醒我们不克不及漠视对“轨制性个别化强逼因素”的存眷，那一轮个别化的动力来自国度以由上而下的体例妥帖市场化的轨制变化，“迫使小我承担更多的责任，愈加主动地参与市场化合作，承担更多的风险”[23]。末于个别化1.0版本被2.0版本代替，国度主导的市场经济已经建成，变革初期的社会盈利瓜分完毕，“人们发现个别的勤奋在系统化的社会不服等面前懦弱不胜，产生于 1.0 时代的那种只要拼搏即可实现阶层跃升的期看变得远远”[24]。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爱拼就会赢”的缥缈，关于何谓“幸福生活”的单一性、强迫性理解，叠加在一路形成青年人的内卷与心理焦虑：“我”必需在合作中胜出成为“人上人”。在那场合作中表示欠安或无意参与者城市被视做失败者。甫跃辉《朝着雪山往》[25]中，一群大学生即将分开校园踏上社会，当此之际，一位喊关良的同窗被“推举”出来成为世人眼中不成理喻的失败者。关良不练习、不找女伴侣、“以四年一贯的姿势趴在电脑前”打游戏，以至回绝辅导员好意介绍的工做……而其他同窗天天的日程都安放得满满当当：结业论文、辩论、报到证、功效单、落户口、谢师宴……好比叙事者“我”顺利通过单元查核，“指导已经决定，让我结业后留下，我能够凭那份工做，顺利拿到上海户口，成为新上海人”；好比牛丽华抉择成婚，对象是英国海回、开公司，“父母都是市里的干部”。也就是说，以“我”和牛丽华为代表的同窗们正在攘臂抢先地加进都会中产、胜利人士的预备军；在他们目光的围困中，关良被定义为了失败者。社会学家贝克尔在《局外人》一书中主张“越轨者和越轨行为是通过强有力的社会掌握机构将他们贴上‘反常’的标签而被创造出来的”[26]。同样，此处重点不是关良本身的“素质和价值”，而是他者对其的反响和塑造。同窗们的目光，显然来自当下现实中青年人成败评判系统的标定。

风险社会不只定义失败者，并且“内在地需要”失败者。日本学者三浦玲一将好莱坞科幻大片《独立日》（1996年上映，“9·11”后再度引发热议）视做一幕风险社会与失败者关系的隐喻。影片中，一位身世美国南部贫苦阶层、参与过越战的西班牙裔移民卡斯，通过他杀式爆炸的体例最末击落外星人UFO，然后故事完美落幕，幸存者如英雄般回来，而卡斯已被遗忘。美国式全球化的形式成立在被肃清在外的贫苦阶层的牺牲的根底之上，同理，失败者也被视为现代风险社会“不构成部门的部门”。一方面，需要失意的人生输家来指认出“我们”身处必需自傲其责的风险社会。卡斯的形象恰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良多人心目中做茧自缚的失败者的更大公约数”，要完成对风险社会的隐喻，就必需描绘出卡斯如许的形象，就“必需表白我们生活的世界是需要本身承担一切责任、一着失慎就满盘皆输的风险社会”。另一方面，卡斯是影片中绝对需要的存在，但同时又“被名正言顺地肃清，遗忘和无视”[27]，以此来反向指认“我们”做为自力更生的幸存者其实不失败，胜利躲避了求助紧急，在遗忘做为失败者的“他们”的同时，“我们”陆续平安而愉快地庇护社会运转下往。诚如福柯所言：“一切社会都需要离轨者，因为肃清离轨者与把他们肃清的动作使被肃清者以外的人感应他们是留在社会内的”，以此象征性地到达社会“连合”与“纯真”[28]。

更进一步，风险社会构造性地消费出“自我回因”式的失败者。风险社会的理论阐释者乌尔里希·贝克早就阐发过，与传统比拟，现代的风险更多是整体性、构造性、高度不确定的。而面临那类风险的时候，自视为自在抉择个别的青年，随便将社会构造性的危机置换为小我危机，而社会言论也倾向于认为失败者的窘境是自找的。倒果为因之处在于：原子化个别被抛出，失往了社群和配合体的保护，才转而将社会问题化约为个别面临的风险。我们能够通过变革开放初期时的两部做品来勘探上述异变的轨迹，那两部做品中潜躲着青年个别意识的起源，也脉延性地表示出当下文学表里青年人的感情构造。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结尾，皮开肉绽的“我”蜷缩着躺进了一辆同样皮开肉绽的卡车，唯有卡车和心窝里是“健全”“热和”的，而外面“天色完全黑了，四面什么都没有……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的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那声音使我惧怕”[29]，再加上一群施暴的庸寡。除了小我空间是暂时平安的，往外一步就是危机四伏的战场。那是个别同社会、同别人之间纽带崩裂的汗青现场，而传统意义上居于两者之间、原该供给风险提防和保障的社会正在隐匿、退场。个别与社会发作双重别离，自此以后，胜利或失败都只是本身的工作而与社会无关。风险社会立即再消费出将保存合作的得失“自我回因”的个别，那就是同期间《普通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其“典型性格是：胁制、韧性、敢冒风险、自我牺牲……那些性格糅合成一种食苦耐劳的磨难哲学：《普通的世界》展示了孙少平的匮乏和所遭受的不服等，但孙始末将征服匮乏的路子放在默认匮乏的前提之后的个别斗争与自我完美之上；将不服期待遇看做程度提拔所必需履历的严格考验（好似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小说展现孙少平是一个有着超卓根究才能的个别（阅读量惊人），但其对匮乏与不服等的汗青性、轨制性与构造性障碍没有太多根究”[30]。我们历来将《十八岁出门远行》与《普通的世界》安顿在差别以至截然对立的文学史脉络（前锋文学/现实主义）中论述，实则在小我意识的起源上，二者遵守着“立场的统一性”。一路开展到今天，“通过‘风险社会’概念的渗入，在人们的看念中，世界做为没有社会的世界被熟悉和承受了”[31]。而内卷又加剧了一种刻不容缓的紧迫感，诱使青年缠足于一个个详细问题的陷阱，而丧失从整体上理解社会构造性窘境的视野。此外，手艺的日新月异既提拔了经济效率，又使得危机的转嫁更为乖巧、隐蔽，“现代手艺的朝上进步其实能否定了劳动的主体性，智能化现代手艺替代了传统意义上的大量工做岗位，社会又造造出了诸多不不变的暂时非正式工做，使得各类风险能够更隐蔽地转嫁给劳动者，并以劳动者的主动抉择为饰词来躲避此中的道义责任”[32]。

“假设人仅仅是统一个模型无休行的反复和复造，其天性或素质像任何其他工具的天性或素质一样，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异的和可预见的，那么动作就是一场没必要要的豪华，一次对普及行为法例的肆意干涉。”[33]复数性理当是人类动作的前提，庇护人类社会复数性和多元性的动作是人的前提，由此“人类能够在多个差别的范畴和层面找到本身的特殊性，从而让本身的生命活动更具有意义和价值”[34]。当以算法和绩效为核心的现代治理根除了上述复数性，当整个社会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看，胜利就只能用一种原则来权衡。集体世袭、贫富分化、上升通道壅塞、社会构造闭合，《饥饿游戏》式的影视剧与“超女”式的选秀综艺无不映射出优良劣汰、少数人幸存的竞赛通道，在那条单一的通道上凭靠自力更生、循序渐进地打拼出一片六合难上加难，所以才迷信不走通俗路的“逆袭”。而失败恰是被单一的胜利和“逆袭”不得所反向定义的。失败青年是特殊期间产生的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特殊的青年形象。理解了文学外部失败青年呈现的现实布景，就不难理解文学内部失败青年身上责备性的丧失。

郑小驴《可悲的第一人称》[35]里的“北漂”小娄在都会拼搏只换来伤痕累累，于是逃遁到森林，不久发现一块好地，进而开荒种植药材，竟然起头“驰念城市的喧哗与灯火”，也就是说，荒林中种植药材和都会里的胜利生活之间，已然成立起了隐秘联络，“我想象着卖完药材的场景，钱包臌胀，似乎又回到刚来北京那年，整个世界都不在话下”，然而做家以沉着的现实主义立场安放了一场雪灾，小娄一度死灰复燃的念想末被碾碎……《可悲的第一人称》详尽描绘出当下失败青年群体受造于现实次序的深入性与现实次序统驭青年的复杂性[36]。以胜利人士反向面孔呈现的失败青年，就好像“丧”“躺平”等时髦语一样，宣泄的是求而不得的失落与自嘲，换言之，假使时来运转，则失败青年摇身一变，仍然能够在消费主义中觅获意义称心。招致本身失败的本钱逻辑与森林法例并未被否认或责备，反而被视做一种“残暴本相”而固化、认领。小娄如许的青年人关于本身在社会构造和支流次序下的实在处境没有觉悟，其所逃求的“胜利者”逻辑及获取胜利的体例（由“小我斗争”那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幻象所供给），必定其不能不败、一败再败。从都会来到边地，那一位移轨迹原来提醒着边沿关于中心的对抗，但小娄退居边沿只是为了重返中心，无法从整体上打破“中心-边沿”的构造原理关于现代生活的宰造与想象，那意味着责备性的丧失。失败与失败中抗争的频频，一度成为现代中国及其文学的境遇。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表示青年生长体味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中，以仆人公屡仆屡起来表示，与失败相陪伴的，是深入的危机意识与灿烂的抗争能量。而到了小娄那里，继续的失败感甚至“路之尽头”的失看体验都无法转化出责备能量，莫非倪焕之式的青年一往不返？

《动物外形的炊火》

内收

《收获》2014年

“青年做家小说专辑”

郑小驴

《可悲的第一人称》

鹭江出书社｜2017

注

释

向上滑动阅览

[1] 张慧瑜：《青春片需要供给多种可能性》，《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6日。

[2] 施战军：《论中国式的生长小说的生成》，《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

[3] 周志强：《“青春文化”高开，“青年文化”低走》，《东方早报》2009年5月4日。

[4] 李北方：《回来兮，青年！》，《南风窗》2014年第9期。

[5][23] 阎云翔、倪顺江：《中国城市青年中的父母干涉型离婚与个别化》，《国际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6] 孙向晨：《论家：个别与亲亲》，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2019年版，第8、9页。

[7] 赵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神驰》，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20年版，第329页。

[8]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5页。

[9] 墨朋朋：《 近十年来青年做家笔下的父亲形象研究——以梁鸿、双雪涛和张悦然的创做为例》，复旦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

[10] 王行坤、夏永红：《感情转向下的爱与政治》，《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1]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见王德峰编选《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书社1995年版，第36页。

[12] 沈大成：《花园单元》，《迷路员》，台海出书社2021年版，第148页。下文沈大成做品均引自该小说集，不再注出。

[13] 那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杨兆丰同窗在笔者主持的看道讨论小组上的发言，见《沈大成〈迷路员〉：花园·遗迹·均匀体》，《文艺报》2021年11月24日。

[14] 宋明炜：《末行焦虑与长大成人——关于七十年代出生做家的条记》，《上海文学》1999年第9期。本节后文中两处引文同此出处。

[15] 洪子诚：《“组织部”里的现代文学问题》，《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书社2011年版，第237页。

[16] [苏]巴赫金：《关于福楼拜》，《巴赫金全集》（第4卷），白春仁等译，河北教导出书社1998年版，第98页。

[17] [日]千野拓政、吴岚：《文学的“疗救”、纯文学、轻小说》，《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7期。

[18] 鲁迅：《漫与》，《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书社2005年版，第604页。

[19] [美]托尼·墨特：《沉疴各处》，杜先菊译，新星出书社2012年版，第3页。

[20] [美]詹姆斯·C.斯科特：《收配与对抗艺术：潜隐剧本》，王佳鹏译，南京大学出书社2021年版，第114-118页。

[21] [法]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书社2007年版，第58页。

[22] 李春玲主编：《境遇、立场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13年版，第2页。

[24] 阎云翔：《“为本身而活”抑或“本身的活法”——中国个别化命题本土化再根究》，《摸索与争喊》2021年第10期。

[25] 甫跃辉：《朝着雪山往》，《收获》2013年第4期。

[26] 胡疆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12年版，第226页。

[27][31] [日]三浦玲一：《村上春树与后现代日本》，陈明霞译，华中科技大学出书社2016年版，第60-62、59页。

[28] [美]伊·库兹韦尔：《构造主义时代：从莱维-斯特劳斯到福科》，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书社1988年版，第196页。

[29]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北京文学》1987年第1期。

[30] 详参拙做《“自我”降生的寓言——重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文艺争喊》2013年第9期。

[32] 许弘智：《风险社会中的劳动与劳动者：消逝的“不变性”》，《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5期。

[33]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书社2009年版，第2页。

[34] 蓝江：《功绩社会下的倦怠：内卷和焦虑现象的社会根源》，《理论月刊》2022年第7期。

[35] 郑小驴：《可悲的第一人称》，《收获》2014年第4期。

[36] 详参拙做《失败青年故事的限造与可能—— 以〈可悲的第一人称〉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未完待续）

《风中结缘》

金理

上海文艺出书社

2023

目

录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

青年写做的问题与办法

李敬泽、何平、季亚娅、杨庆祥、孙频、郑在欢、三三、李壮等｜不克不及像个勤学生一样期待着“称心”——关于青年写做的“同题共答”

金 理｜试论新世纪文学中的“青春消逝”现象

张定浩｜陈春成与自在而负责的自我

耿占春｜90后诗人的自我意识、保存感知和修辞身手

名家三棱镜 · 于坚

于 坚｜写做之道　

陈仲义｜论述与抒情的 “博弈”——以于坚诗为中心

赵 凡｜重建内在性——读于坚新诗集《遨游》

做家做品论

吴义勤｜生命汗青诗学的构建——再论《有生》

郭冰茹｜空间书写与小我生活史的建构 ——读杨本芬《秋园》系列

王春林｜汗青人量与南京现代性——关于叶兆言长篇小说《仪凤之门》

墨 婧｜谁在野？看什么？——《野看》论

文学史新视野

徐 刚｜形式的自在与限造——新世纪二十多年长篇小说的体裁研究

扬子江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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