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20岁时课堂条记的前两页，提及3位前人、1位日本人，内涵丰富思惟深邃
1913年，在完毕了于湖南省立藏书楼半年的读书自学之后，时年20岁风华正茂的毛泽东考进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
在那里，毛泽东碰着了对他一消费生深远影响的人物、也是他将来的岳父——杨昌济先生。
出生于1871年的杨昌济，是湖南长沙板仓冲人，别名怀中，字华生，世称“板仓先生”。板仓先生曾在日本的弘文学院、筑波大学，和英国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教导学，学贯中西，才当曹斗。
1913年，留洋十年之后，杨昌济回到故土长沙，出任湖南高档师范学校传授，同时兼任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的修身课和心理学教员。也是在那年冬天，杨昌济与考进第四师范预科的毛泽东相遇，教毛泽东修身课。
勤奋勤学的毛泽东，在上杨昌济教的修身课和袁仲谦教的国文课时，用潇洒隽秀的毛笔行楷，认实地做了笔录，并拆订成册，名其为《讲堂录》。《讲堂录》中，既有对教师讲授内容要点的摘要，也有毛泽东本身的心得体味和感悟。
在履历了汗青的风尘和战火之后，毛泽东在师范学校的进修材料大都灭失了，但一万余字的《讲堂录》却被他的私塾启蒙教师毛宇居冒险保留了下来，让百年之后的我们，有幸一睹肄业时的毛泽东的书法实迹和心路过程。
毛泽东《讲堂录》手稿的前两页，就是听杨昌济先生的修身课时的笔录，约二百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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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事迹，详《明儒学案》。宋元多理学之士，有《宋元学案》。
与弼，皖人，家贫，重实行，簸谷其一端也。
涤生日志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鬼话，欠好虚名，不可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不可架空之事：福泽谕吉有义庆应大学，以教导为本分，不预款，均利。福氏于学擅寡长，有诲人不倦之志。
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克不及行，谈之不外动听，不如默尔为愈。
两军交绥，安者胜矣，骄则必败。
师若实亲爱其徒，虽顽梗亦化矣！
实精神：实意干事，实心肄业。
有相同性，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俊杰。
渐摩：渐，水之浸渐；摩，手之推拿。
喾（应为“黉”）门，学宫也。
那段文字，提及三位前人、一位日本人。
三位前人是：“白沙先生”陈献章、“康斋先生”吴与弼、涤生曾国藩。
《讲堂录》开篇四字：“白沙事迹”，即白沙先生陈献章的生平事迹。
陈献章（1428-1500），是明代出色的思惟家、书法家，因出生于广州府新会县白沙里，故人称“白沙先生”。白沙先生字公甫，号石斋。他恬澹功名，两次被选举至朝廷仕进，他两次去官，在家乡江门聚徒讲学，潜心研究“心学”思惟，提出“六合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学原理，和“默坐中养出眉目”的心学办法。
陈献章创建了岭南学派和“江门之学”，突破了南宋以来程墨理学的僵化沉闷形式，开启了明代心学之先河，成为宋明理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改变风气的关键人物。正因为如斯，陈献章成为岭南地域独一从祀孔庙的大儒，后世尊其为“圣代实儒”、“圣道南宗”、“岭南一人”。
白沙先生书法：清风寄潇洒，大雅含画容
陈献章27岁那年，传闻江西抚州临川郡有位康斋先生，熟知墨熹的《伊洛渊源录》，精究宋明理学之源流。于是，他不畏千山万水，长途跋涉，越庾岭，过梅关，抵达赣州，溯赣江而上，后转陆路，末于在崇仁县觅访到了敬慕已久的康斋先生。
康斋先生，就是毛泽东在《讲堂录》里提到的第二位前人“与弼”，即明代办署理学家、崇仁学派的创建者吴与弼。
吴与弼（1391-1469），出生时他的祖父梦见有藤绕祖坟，一个白叟指着说那是“扳辕藤”，于是祖父给他起了个名字喊“梦祥”，字子傅，号康斋。吴与弼不是“皖人”，而是江西抚州崇宁县人氏。
吴与弼19岁那年，当读到墨熹所编的《伊洛渊源录》之后，决意不再参与科举测验，“尽焚其时举子文字，誓必至乎圣贤然后已”，谢绝交游，独居小楼，专攻“二程”与墨熹著做，以传布程墨理学为己任，无意于仕进仕进。
吴与弼从21岁起头讲授理学，从学门生甚寡。他“寄身于沉着无竞之境，游心于恬澹不挠之乡”，躬耕食力，粗衣弊履，饭粝蔬豆，在乡下过着清寒的生活。史载他“雨中被簑笠，负耒耜，与诸生并耕，谈乾、坤及坎、离、艮、震、兑、巽于所耕之耒耜可见。”他曾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把安贫乐道当做辨别“豪雄”的标尺之一。
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顶用“家贫，重实行”五字精练地归纳综合了吴与弼一生的特征，而且举了“簸谷”那一生动事例。
而吴与弼“簸谷”，与远道而来拜他为师的陈献章有关。
明代王阳明所写的《聘君吴康斋先生与弼》一文中说：
“陈白沙自广来学。晨曦才辨，先外行自簸谷。白沙未起，先生高声曰：‘秀才若为懒散，即改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
本来白沙先生陈献章从广州白沙里来到江西崇仁县，一天早晨，天蒙蒙亮，年长他37岁的老先生吴与弼就起床干活，亲手用簸箕播谷子，而陈献章还在睡懒觉。吴与弼便高声说：“陈秀才，你如斯懒散，未来的学问若何能抵达伊川程颐门下，又若何抵达亚圣孟子门下？”
青年毛泽东《讲堂录》中提到的第三位前人，就是继续和发扬广阔宋明理学的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曾国藩在道光二十（1840）年六月份的日志中记载说：“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畴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现在日生’也。”
曾国藩是个很复杂的人物，有着多种身份。他是扑灭承平天堂是汗青的功人，但同时又是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最初的一尊“精神偶像”。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合错误之顶礼跪拜，尊为“圣哲”；梁启超、杨昌济以及陈独秀，也都表达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传染。
曾国藩是湘村夫。毛泽东的外婆家也在湘乡，他8岁以前不断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了半年书。曾国藩对少年毛泽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在湘乡东山私塾读书时，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
1913年，毛泽东进进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修身课教师杨昌济和国文教员袁仲谦，都服膺曾国藩。
杨昌济在《达化斋日志》（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泽东向他介绍本身身世农家，“而天分俊秀若此，殊为罕见。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可见，杨昌济先生也是以曾国藩做为毛泽东进修楷模的。
曾国藩喜读吴与弼的《日录》。吴与弼曾把本身的《日录》称为“日新簿”，“日夜痛自点检且不暇”。曾国藩仿效他，对峙写日志，后结集为《曾文正公手书日志》。
在杨昌济的鞭策下，毛泽东认实研读了《曾文正公手书日志》。
在1860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日志中，曾国藩写道：
当今之世，富贵无可图，功名亦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世道。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
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故意之厚，能够少正全国浇薄之风。
实者，不说鬼话，不骛虚名，不可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斯能够少正全国浮伪之习。
毛泽东在《讲堂录》的前两页里，归纳综合地笔录了那则日志的次要看点，并做了本身的引申和发扬。为了论述“不可架空之事”，毛泽东举了日本教导家福泽谕吉的事例。
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大阪人，是日本近代闻名启蒙思惟家、明治维新期间出色的教导家、日本闻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建者。
福泽谕吉的家塾原设在铁炮洲，日本庆应四年（1868）四月，迁到新钱座，同时取其时的年号，命名为“庆应义塾”，那是他生平最伟大的事业的初步。
福泽谕吉仿效欧西私立学校的常例，订定塾则，规定膏火，确立课程内容，设立财团法人，锐意改革塾务。义塾里所用的教本，大都是谕吉从美国买回来的西学书刊。除各类辞典、天文、汗青等册本以外，还有法令、经济、数学等册本，分发给学生研读。那些都是其时日本其他学塾看尘莫及的创始性办法。
福泽谕吉一生处置著作和教导活动，构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导思惟，对传布西方本钱主义文明，对日本本钱主义的开展起到了浩荡的鞭策感化，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导之父”、“明治期间教导的伟大功臣”。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赞扬他“以教导为本分”、“有诲人不倦之志”。
福泽谕吉
除了上述的三位前人和一个日本人，毛泽东在那两页仅二百余字的课堂条记中，提及三部典籍——《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曾文正公手书日志》。于此可见青年毛泽东阅读面十分普遍，实正做到了“读书破万卷”。
《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传统学术思惟开展演变及其门户的著做，其做者是明末清初闻名经学家、史学家、思惟家“梨洲先生”黄宗羲。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崇仁学案》列为第一，确立了康斋先生吴与弼对明代办署理学的开山地位；将《白沙学案》列为第二，也凸起了白沙先生陈献章的学术地位。
黄宗羲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著成《明儒学案》之后，又根据《明儒学案》之编制著《宋元学案》，但仅完成十五卷就往世了。尔后颠末160多年，在黄宗羲的子孙和其他学者前仆后继的勤奋下，末于完成一百卷，于道光十八年（1838）刊印。《宋元学案》将宋朝与元朝两代学术思惟按差别派别停止系统整理和总结，共记述宋元两朝学者两千余人，蔚为壮看。
假设从学科的角度回纳，毛泽东《讲堂录》前两页的那二百余字，涉及如下门类：
一、宋明理学——“白沙事迹”、“与弼簸谷”
二、社会学——“转移世风”（即改变社会风气）；“渐摩”（即浸润、教导传染感动。语出《汉书．董仲舒传》：“渐民以仁，摩民以谊。”颜师古注云：“渐谓浸涧之，摩谓砥砺之也。”）
三、处世哲学——“‘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鬼话，欠好虚名，不可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四、教导学——“福氏于学擅寡长，有诲人不倦之志”；“师若实亲爱其徒，虽顽梗亦化矣”；“喾（应为‘黉’）门，学宫也”。
五、军事学——“两军交绥，安者胜矣，骄则必败”。
六、俊杰学——何谓“俊杰”？青年毛泽东有着特殊的观点：“有独立心，是谓俊杰。”即俊杰可以独立根究，具有“敢为全国先”的首创精神，绝不随大流；而“有相同性，无独立心”的则是凡夫庸人。
单从那六个门类来看，青年毛泽东实正做到了博学多闻、学贯中西，已然展现出独有的俊杰本质！
弱冠之年的毛泽东手书的那两页仅二百余字的课堂条记，所涉及的人物、事迹、言论、思惟，对他的一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吴与弼“簸谷”，让人油然联想到毛主席在延安期间号召得“本身脱手，人给家足”；
从“不说鬼话。欠好虚名，不可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让人油然联想到了毛主席始末不渝田主张的“查询拜访研究”和“实事求是”；
从“骄则必败”，让人油然联想到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的“两个务必”的振聋发聩的告诫；
从“实精神：实意干事，实心肄业”，让人油然联想到毛泽东“世界上怕就怕‘认实’二字”的至理规语……
细细品读，深度解析，我们从《讲堂录》前两页中，似乎看到了毛泽东良多思惟的雏形！
学生时代毛泽东《讲堂录》实迹，不只具有贵重的文物价值，并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更蕴含着让后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惟和伶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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