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得芝 | 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惟和政治意向

2022-09-06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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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惟和政治意向

转载 陈得芝

摘要：南宋后期朝政陈旧迂腐，士风萎靡，大都士医生日常平凡竞逐名利，临难则但求保全身家人命，非降即走，上下崩溃，末至国亡。理、度两朝进士中能以身殉国或坚守气节、拒仕元朝者只占少数，却有相当多人热衷于谋求新朝官职。因为元朝对南人的逼迫和对南士的鄙视，大都南士得官甚难，地位跌落，因而深为抵触和不满。跟着元朝尊儒重学、优待士人政策的施行，到世祖末、成宗初，南士的思惟和政治立场发作明显改变，趋于“认同”元朝的统治。

关键词：宋元瓜代；南士；气节；认同

一、 宋季士风与朝政

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醒。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流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余生自傲廓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是现在谁倚仗，衣带一江罢了！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蕾。全国事，可知矣！

那是宋理宗宝佑元年(1253)文及翁考中进士后，与同年相约游览西湖，即席所赋的一首词——《贺新郎·游西湖有感》。词中看不到登第士人常有的那种春风自得之色，有的只是对国度前途的深深忧愁：宋室南渡以来百余年，苟且苟安，守着小小西湖，修建舞榭歌台，过着醒生梦死的生活，早把失陷的中原大地抛在脑后，连东晋诸公饮宴新亭时念及故乡沦丧而相对流泪的情景也不复再见，更不消说有祖逖那样中流击楫、誓复失土的人物了；纵有心存兴复的志士仁人，也不克不及像吕尚、傅说那样得到重用，朝廷上下只把国度命运拜托于长江“通途”，企看江神能阻挠蒙古铁骑南下，以保其偏安场面；国是如斯堪忧，士医生却都像隐居西湖孤山的林逋（北宋前期人）那样悠游安适，毫不关虑。到那种地步，国度还又什麽期看呢！

文及翁的老家在成都府汉州绵竹县。端平三年(1236)蒙古军攻下成都，停止了惨酷的屠城，尔后成都地域和四川许多州县又屡遭战火。元人虞集说：蒙古“连兵进蜀，蜀人受祸惨甚，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以逃生。”[2]文及翁就是其时因战祸漂泊东南的蜀士之一。虽然他寓居富庶的湖州，又幸而进士及第，身临锦绣西湖，可是当同年们问他“西蜀有此景否？”立即就勾起他郁积心头的无限悲愁：强敌侵逼，故园残缺，朝政陈旧迂腐，士风萎靡，眼看不只回乡无看，连那牵强栖身之地也难以长保。无怪乎面前斑斓的湖光山色竟引不起他丝毫的欢愉了。

南宋后期的闻论理学者黄震在咸淳四年(1268)所上《轮对札子》中，把其时的衰弊场面归纳综合为四点：民穷，兵弱，财匮，士医生无耻。他指出，自高宗南渡，疆土仅有宋初之半，端平以后，实有者“又几行于半之半”；度宗即位以来，仍惟求湖山歌舞之乐，宫室服食之安，对京、襄、荆、蜀大片疆土的荒残略不念虑。于是民困于椎剥而日以穷，兵多虚额游手而日以弱，财耗于冗费（营建、燕饮、恩赐、佛老等）而日以匮，“至若士医生，又多狃于流俗，渐变初心，既欲享好官之实，又欲保好人之名，自以和平为得计，……风俗至此，最为可悲。”[3]那里所谓“和平”，指的是气节消靡，圆滑处世，以保其美官厚禄，不克不及激切婉言指责弊政。黄震用“无耻”一词来责备其时的士医生，看似过火，其实他所揭露的弊端仅是一个方面，宋季士医生之无耻更有甚于此者。

宋朝士风的不良由来已久。顾炎武将宋世士风变坏回咎于王安石当政后“骤奖趋媚之徒，深锄异己之辈”，于是“千进之流，乘机抵隙”，以致“移人心，变士习，……历数十百年，滚滚之势，一往而不成反矣。”[4]那不外是因袭了一些宋人反对新法的议论，殊欠公允。事实上，实宗、仁宗期间，士风问题就已相当严峻：奔竞干进，为猎逐官位不吝谄媚请托，忘乎廉耻；因循苟且，遇事推诿，但求无过，以此保其循资升迁，固其高官厚禄，而将能兴利除害、有所做为者斥为“惹事”，加以排斥；下至一般士人，但熟记死板章句，巧饰媚俗诗赋，只求合于当局，以此幸运科举得中，博取美仕，而有实务之才者十纷歧二。[5]诸如斯类短处，皆见于时人论议，如范仲淹的《上十事疏》和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首以整顿士风为言。可惜他们的变革都未能胜利，北宋皇朝日益陈旧迂腐，末至瓦解。

假设说北宋的不良士风是由其时的专造主义中心集权统治及其响应的权要轨制所养成，那么到了南宋，又加上统治者奉行苟且苟安的根本国策，招致了士风的进一步松弛。孝宗时，曾担任过殿试读卷官的太学博士虞俦上言：“今日表里人才习为软熟，其势久而必至于萎靡不振。”他指出，科举名次高低是士子所视为趋势的，大致爱君忧国者必有切曲之论，嗜进苟得者必多阿谀之辞，然而切曲者却被置于下列，而阿谀者却能居于前名，当国者如斯取士，是招致士风萎靡的一个原因。[6]淳熙十一年(1184)，卫泾在殿试计谋中责备其时朝政习于“纵缓”，以致“庸常琐琐之徒得以苟安固位，自为连结之计，上下苟且，莫肯任责，而治效之不进，风俗日以坏，士气日以弱，民生日以困。”他认为士风之不美，根源在于科举的弊端，士报酬求爵禄，掉臂礼义，苟且润色以迎合于上，幸运于一得，是以“冒进之习滋，廉耻之道丧”。[7]后来他又进一步痛论人才的衰弊：“窃谓今之士医生，徇利而掉臂义，矜名而不务实，习成软熟，谓之得体，稍知鼓动感动，则指为惹事。公清鲠亮者苦落落而难合，脂韦容悦者尝龊龊以自娱，忠义笃实者以迂阔而见疏，贪鄙巽懦者以侥求而幸进。是以气节颓败而不立，风摘销萎而无余。庸庸垂绅，默默尸位，若大若小，浑然一律。”[8]叶适在孝宗、光宗、宁宗三朝所上奏札中也屡以士风为言，指出士医生“廉耻日缺，名实日丧，风俗大坏而不成救。”[9]“贤达无用，风流日以坠失，士俗日以颓败。”[10]他还逐个论列了以资格用人和荐举、任子、科举、学校、造科等各方面的弊端，痛切指出，士习实坏于学校和科举。他说，昔日尚词赋固属末技，今则“全国之士，虽五尺孺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聊天人，语人命，认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描绘，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对其时正昌隆的道学教导提出了责备；至于科举，则庸夫俗子率皆俯首诵习所谓“黄策子”者，家以此教子弟，国以此选公卿，士人从小进修那一套，但能应付三日课试之文，则青紫之看盈于前，廉耻、义命皆所掉臂，“朝廷得斯人而用之，将何赖以鼓起全国之人才哉？”[11]

孝宗至宁宗前期还算是南宋稍有抖擞的期间，士风已是如斯。宁宗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北伐失败被投降派杀戮，史弥远掌握了朝政，曲到理宗绍定六年(1233)他病死，擅权达二十六年，那一期间政治愈加陈旧迂腐。史弥远为了拉拢人心，并操纵道学做为思惟统治东西，标榜“褒崇名节”，墨熹被逃谥为白文公，道学名流实德秀、魏了翁等人被先后升引，为之点缀门面，现实上史弥远所重用的是一批奸佞之徒，肆行贪黩，以致“馈赂公行，感染成风”，耿直之士则遭到排斥。实、魏等人的升引完全无补于士风的纠正，后来他们也因不满史弥远擅权废立而被斥逐。魏了翁在嘉定十七年(1224)所上奏札中对士医生的两面派投契做风有一段很生动的揭露，说他们“进焉而柔良，退焉而刚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喳喳，成焉而挟其所尝言以夸示于人，不成焉而托于所尝料以议其上。”“龙断而看，可左可右，跨闾而语，可出可进，盖嗜利亡耻之人，贪前虑后者为之耳。士医生而若此，则其心岂复以国是为饥渴休戚者哉！”[12]理宗时，魏了翁又上疏说：自嘉定以来，士子“仅于经解语录揣测抄袭，以应时用，文词浅薄，名节堕顿。盖自其始学，父师之所启发，子弟之所课习，不外以哗寡取宠，惟官资、宫室、妻妾是计尔。及其从仕，……一旦临小小短长，周章错愕，已昧所择；脱不幸而死生临乎其前，则全躯保老婆之是务，虽乱常干纪有不惶恤。呜唤，使此习也日长月益，平居无曲谅多闻之人，立朝无杂色犯颜之士，临难无伏节死义之臣，虽利在响马，利在蛮夷，亦委已听命而己。”[13]魏了翁所陈士风之弊可谓切中关键，不外他此疏的大旨是要求理宗进一步爱崇道学以正学术，以纠士风，却是开错了药方，因为恰是权臣当政与道学的连系培养了那么一批虚假投契、空疏无用、惟私利是图的士医生。

理宗在史弥远身后“亲总庶政”，期有所改革，然而正如时人高斯得所说，所谓“端平更化”，“不外下一诏书，易一宰相罢了”，于大化之本毫无深虑。[14]理宗却是愈加爱崇道学了，并从头升引了实德秀、魏了翁等人。实、魏都被召进参掌朝政，然而他们对若何改革弊政，安危治乱，竟拿不出一点好主意，只是一味侈谈“正心”、“诚心”的功用，什么现实问题也没有处理，表露了道学家的空疏与无能。缜密引用刘克庄的话说：“自义理之学兴，士医生精研觅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认为“此语大中今世士医生之病。”[15]理、度两朝统治者崇尚道学的成果，更养成了一大帮昏愦无能、欺世盗名之徒，成为宋季士医生阶层的显著特色。他们假道学之名以欺世，“凡治财赋者则目为剥削，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做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意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其所读之书不外《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工具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全国，大言不惭地吹嘘说是“为生民立极，为六合立心，为万世开承平，为前圣继绝学”；做了父母官，必建书院，立先贤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遂号称“贤者”，以此钓声名，取高位；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把对他们稍有讥议的人都斥为小人，而察看他们的行为，却与其所宣扬的义理大相乖违。缜密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必愦愦腐儒，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看之知为道学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斯。然密而察之，则殊有大否则者。”因为贾似道擅权当国，惟恐有分其势者，故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公用那一等萎靡鄙人之徒，列之要职，以免掣肘；此辈“高者谈性理，卑者矜诗文，略不知兵财务刑为何物”，以致国是腐败渐尽而病入膏肓。[16]度宗咸淳四年(1268)知建昌军王梦得上章言事，说得更深入，谓“今日之全国正在于文太盛而量太衰，……偷薄欺伪愈出而愈巧，掩饰涂抹日密而日精，发号出令可诵而述，而奉行脱略，递相欺蔽。……最是士医生心术日坏，掇拾先儒绪言认为裨贩之地，由是起声誉，由是窃高爵厚禄，责以实政，常日无具，临事倒置错谬”，依靠那班人岂能拯危治乱？[17]此时忽必烈已兴师动众大举南征，南宋国势弥留，然而“在廷无谋国之臣，在边无折冲之帅”[18]，有识之士议及士风朝政，莫不切齿痛恨，但已病进膏肓，到了“无一事之不弊，无一弊之不极”的地步，[19]病入膏肓了。

咸淳九年(1273)，被元军围攻达六年之久的战术要地襄阳末于失陷，守臣吕文焕投降。襄阳失陷的次要原因是援军隔绝，而其根源则在于朝廷的陈旧迂腐无能。襄阳人师严曾突围至临安，上书论事，不报，愤怒至极，做诗云：“鹿门山人沧浪客，洒泪已枯目睹骨。……城中人命汤火近，路穷援断无动静。……大言阔步好公卿，三百年余修养成，……日常平凡肉食夸果断，谁信临危跋踬行！白首皱颜牙齿落，万事已矣秋风生。”[20]襄阳一失，元军主力沿汉水南下，打破长江防线，“岸江郡邑大小文武将吏降走恐后”，其降者竟恶劣地恳求元朝按先前所许，赐给他们及其子弟部曲官职，回还他们的资产、屋室、奴仆，“可羞可恶之状百出”。[21]咸淳十年冬，太皇太后下旨号召各地官员起兵勤王，但却大多畏葸不前，响应者寥寥。[22]德佑元年(1275)初，贾似道被迫亲出督师，但丁家洲战败后，惊慌万状，命令退军，十三万军一时溃散。元军乘胜取建康等许多城池（守臣多或降或逃），曲逼临安，南宋“举朝相顾失色”，“通国上下，徘徊无措，迁、守二议，迄无定主。但闻随从某人遁，卿监郎曹某人遁。”[23]在此求助紧急时刻，许多日常平凡“大言阔步”的公卿重臣只顾保身存家，纷繁弃职逃跑。二月末，左丞相王爚求罢不允径自回乡，右丞相章鉴（此公是有名的好好先生，被称为“满朝欢”）也托故乘夜出走；三月，知临安府曾渊子，浙东提举王霖龙，参政文及翁、倪普，台谏潘文卿、季可、陈过、徐卿孙，随从以下陈坚、何梦桂、曾晞颜等数十人并遁，“朝中为之空迹”。太皇太后下诏呵斥说：“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医生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灾，尔小大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克不及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克不及倡率群工，方且内外合谋，接踵宵遁。常日读圣贤书，自诿谓何？”[24]士医生的那种情况，恰是南宋统治者本身种下的恶果。徐卿孙曾回绝贾似道授意建言“议和”，并反对迁都，及见世人皆走，虽经踌躇，末于仍是跟着逃跑了，后来王义山为之做挽诗云：“阖朝奔逸荡无关，夜半潇潇风雨冷。世乱抢先觅活路，时贫输与做穷官。生平自谓学无事，一死谅非君所难。到此徘徊犹不忍，国亡那敢计身安！”[25]其实宋季士医生大都是把身家人命看得比国度存亡更重要。“状元宰相”留梦炎在朝为官（吏部侍郎），贾似道擅权误国，他不敢发一言纠弹；德佑元年擢为右丞相，觅进左丞相都督诸军事，及元军下苏州，逼临安，即弃职逃回；元军至衢州，他就主动投降，后应召出仕元廷（已60岁），任礼部尚书。文天祥被囚于大都，傲雪欺霜，但求速死，于是降官王积翁、谢昌元等筹议奏请释之为道士，留梦炎竟反对说：“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等于何地？”乃罢，文天祥遂被杀。[26]进士方回先曾赋诗以谀贾似道，因得除官，贾败，即上章劾其“十可斩”，遂得知严州（浙江建德）；元军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忽不知所在，人皆认为必践初言死矣。……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郡人无不唾之。”[27]元朝授方回为建德路总管，乃欣然就职，负责为新朝“不变”境内。他晓得公论多责其不死，鄙其所为，竟厚颜辩白说是奉宋帝之诏回降：“筹帷巨公，分钺彪帅，不责之死于亡国之先，而责一内郡太守于国已亡之后乎？”[28]留梦炎、方回，一为中朝重臣，一为州郡长吏，代表了宋季相当多士医生的趋势。吴澄感慨说，其能“死宗庙社稷，死城郭封疆者，一何寥寥耶？呜唤稀矣！”[29]宋遗民舒岳祥有诗云：“咸淳无野史，德佑少完人。”[30]此之谓也。

当然，能死义或守节者仍是不胜枚举，据记载，自端平二年(1235)蒙古攻宋以来曲到宋亡之后，以身殉国的宋人中有进士身世者70多人，[31]固然在其时成千上万进士中仅占少少数，总算是为读书人挽回了一点体面。

二、 宋元瓜代中江南士人的意向

至元十三年（德佑二年，1276）元军进临安，太皇太后、宋少帝率百官献疆土人民回降；三年后，退到广东海上的南宋小朝廷也被消亡，元朝统治了全中国。

中国汗青上改朝换代之际，前朝士人的立场不过乎三种：一是效忠本朝，以身殉“国”；一是隐遁不仕，做了“遗民”；一是回降新朝，重觅官职。宋元瓜代之际南宋士人的情状也大致如斯。不外，对他们来说，此次的改朝换代却与以往有所差别：沦亡的不但单是赵家皇朝，并且是民族国度，何况蒙元在攻宋过程中和灭宋后对江南人民的杀掠与民族压迫、民族鄙视都相当严峻。照理说，南宋士人对元朝的抵抗应比汗青上汉族皇朝之间的改朝换代更甚，但现实情状并不是如斯。

日本学者植松正撰《关于元代江南的父母官任用》一文之末，曾据万斯同所辑《宋季忠义录》和王德毅等编的《元人列传材料索引》造成《宋末进士登第者意向一览表》，共151人，分为三类：出仕元朝者57人（占37.8%），隐居不仕者84人（占55.6%），进元后情状不明者10人（占6.6%）。[32]科举是宋朝选士的次要路子，因而也是士子的次要出路，虽然短处甚多，许多有才学者不屑于此，但大大都士人仍然废寝忘食地奔竞于此途。南宋读书人极多，各阶层人只要有可能就让子弟走进学-科举-仕进那条路，因为凭此簪缨世族得而保其门第不衰，布衣之家得而进步其成分和财产。[33]科举三年一届，所取进士虽常达五六百人，然而江南许多经济文化兴旺地域往往一个州报名参与乡试者就达万人以上，按乡贡限制名额只能二百多人取一；举乡贡者到省试还大都被刊落，十余人才得中一进士，合作非常猛烈。[34]且公卿大臣、州县长吏由此选者甚多，故世俗非常重视，志乘必载。因而以进士做为阐发士人总体情况的大致根据，不失为一个较好办法。植松氏所辑颇多遗漏，且未录殉国者。今据昌彼得、王德毅等所编《宋人列传材料索引》及李国玲《补编》和部门元代文集加以填补，辑得理宗、度宗两朝进士在宋元瓜代之际事迹较明者328人。但那个数目仍然极不齐全。理、度两朝十七届取进士近万人（9239人，不含特奏名），此中宝佑四年(1256)取601人，开庆元年(1259)442人，景定三年（1262年）637人，咸淳元年(1265)635人，四年664人，七年502人，十年（宋最初一届科举）506人。[35]那几届往宋亡最多二十年，最短只二年，必有相当多人进元犹存，但大大都情状不明。我们姑以那328报酬例，大约地分红三类，造为一表，并略加阐明。

A，蒙古攻宋以来先后以身殉国者71人，占21.65%。此中有血战牺牲者，被俘不平遇害者，不甜为亡奴而他杀或绝食而死者，情节都很壮烈，毋庸细述。宋亡后十余年仍以死殉节的谢枋得是个特殊的事例。在宋时他因婉言责备时政而屡遭权臣排斥，德佑元年才被授为江东提刑，总兵守信州；信州失陷，其弟侄五人皆殉难，老婆被俘，只身脱走福建建宁山村，“朝迁暮徙，坎坷山谷间”。后建宁人黄华起兵反元，用宋年号，声势甚大，枋得身在其地，他与黄华起义兵有何关系不得而知，但他的一首诗中有如许几句：“八闽英杰盛如林，安得三忠存至今！旧俗风流千载事，精忠大义一般心。”（“三忠”指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36]显然是赞颂福建反元义兵的，那和其时大大都江南士报酬本身利益反对人民起义的立场迥然差别。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朝平定了黄华之乱，颁赦令，枋得始出山卖卜谋生，成分表露；两年后程钜夫奉旨搜求江南贤士，荐之，枋得以母死未葬为由拒荐。其后留梦炎又荐，父母官衔命强逼，他致信留梦炎，以猛烈的讥刺言辞责备留为了功名富贵背义降元，并斩钉截铁地声明：“某自丙子以后一解兵权，弃官远遁，即未曾降附。先生出进中书省，问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无某姓名；宋朝帅臣、监司、借居官员降附状，即无某姓名；诸道路县所申回附人户，即无某姓名。若有一字降附，六合神祗必殛之，十五庙祖宗神灵必殛之。”[37]福建行省参政命令将他拘押解送大都，他做诗与亲朋死别：“雪中松柏愈青青，拔擢纲常在此行。全国久无龚胜洁，人世何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末不平，皇天天主眼清楚。”[38]于是途中就起头绝食，死于大都馆舍。此时元朝正加意搜求故宋士人，授予官职，而南士也已渐趋于“随时”，但谢枋得仍不稍屈节，像如许富贵不克不及淫，威武不克不及屈的志士，老是值得后人钦敬的。只是在进元的故宋士人中，此类贞烈之士为数甚少。此外还有一些人跟随益王、广王抗战，崖山败亡之后漂泊异邦，至死不渝，如陈仲微，也应收进死节者之列。

B，进元隐遁不仕者174人，占53.05%。那一类人物在南士（包罗非进士身世者）中居大都，其情状比力复杂。有些人国亡后即决意末老山林，以至宁甜冻馁颠沛，而坚守对宋朝的忠贞，屡聘不出。如孙潼发，先是程钜夫荐举他，固辞；后留梦炎举宋进士七人，亦有其名，仍不该，“甜老于平民”，“不降其志，而卒以洁身自好。”他家在严州桐庐，与建德相往天涯，本与方回有交往，方降元后，竟十二年“纷歧造其门”。[39]进士陈祥于国亡后避难为僧，“或歌或笑，或戚或忧，人皆目为狂”，盖佯狂以自托者。[40]栖身于缁衣黄冠者流，是江南士人抵抗元朝、连结名节的一种办法，若何时、谢枋得之为僧、为道即此类。虽然南宋士风萎靡，但名节看念在士人中仍是有相当影响，很多人固然未能“死国”，对故国沦亡的痛切和对元朝的抵抗也不像谢枋得、谢翱、郑思肖那样强烈，但尚能顾念名节而羞于谋取新朝官职。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奉旨“求贤”江南，荐举三十多人，[41]有对折以上拒聘、辞谢或不赴官。牟谳诗：“士固各有志，肯为富贵移？……势利苦炎炎，名节贵皓皓。……所以唯慕陶，固穷而守道。”[42]陈著诗：“寡欲自能坚铁脊”，“不须逐臭存吾香”，“功名只做无时看，气节须从险处留。”[43]梁栋诗：“苟与义有违，吾宁饥不食。”都流露了那种心迹。王应麟学识渊博，熟典章，善文辞，在宋即已垂青士林。理宗时他曾上言边事，惹恼了丁大全，被罢；后又以婉言无畏迕贾似道，两度遭其排斥；咸淳末任礼部尚书，上疏劾左相留梦炎，不报，遂辞回。[44]国亡后即闭门不出，“晚年深自晦匿，不与世接，而东南学者认为宋三百年文献所存，莫不翕然宗之。”以其声看资历应不难再取荣华，但他始末守大节不移；其子昌世亦能嗣父志，力辞荐举。[45]王应麟所做《悼袁进士镛诗》[46]赞颂袁镛义死，其实也表达了他本身的心境。马廷鸾于理宗朝曾上书斥罢权奸董宋臣，咸淳中拜右丞相，立朝颇正，因受贾似道疑忌，乞罢回。至元十五年元廷曾征召他与章鉴赴阙，[47]他比留梦炎还小三岁，却以老病为辞不受官职。在所做《老学道院记》中，他以晋徐广自况，谓徐广不仕刘宋，常悲戚流涕，或责之过分，答曰：“君宋朝佐命，身是晋室遗老，悲欢之事固不成同。”接着自叹“有士于此，壮误恩华，晚逢倾复，……其末也类徐公之不成同，而有其老年末年之悲。”[48]可见其故国情思仍是很浓的。顾忌名节有亏使许多故宋士医生在出处往就之际摘取了慎重立场，但他们往往更垂青连结其家庭的地位，让子孙往谋取官吏，即所谓“一身留许国，诸子用传家”，[49]那种情状常见记载，无庸赘述（如牟谳诸子应龙、应复、应奎都做了元朝的官，就是显例）。所以同是退隐不仕，也有强烈抵抗者和逡巡却步者之别。

元初大都江南士人“不仕”还有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当权北人对南士的严峻鄙视和排斥。至元十九年(1282)程钜夫上疏说，虽然有北南之人皆得进仕的圣旨，但南方之贤者因属于“新附”人，往往被讥为“不识编制”而得不到任用。[50]二十三年，他又奏陈：“国度既已混一江南，南北人才所宜参用，而环视中外何寥寥也？岂以其疏远而遂鄙之欤？……江南非无士也，亦非陛下不喜士也，是群臣负陛下也。”[51]那种对南人的疑忌和鄙视，以至连已当了宿卫的程钜夫本人也不克不及幸免。[52]所以，许多人的“不仕”其实是“不遇于时”的“失仕”。[53]事实上，有很多宋官和江南士人进元后仍循其故习，汲汲求仕，但得者甚稀（即便幸得一命，也多是难看有进流之日的州县初级教职）。且科举废罢，断了士人进仕的次要路子，求仕者不是靠大钱受贿，就是要低首屈身凑趣官员，南士的地位空前跌落，“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姗侮于其后”，稍知自珍的士人遂看而却步，“远引而深遁”了。[54]

C，回降和出仕元朝者83人，占25.3%（若包罗非进士身世者，比例可能还要大）。大致有四种情状：第一种是在元朝攻宋战争中投降，被授与官职。忽必烈在征南诏书中就公布，对回降有功者一律“验等第迁赏”。值得重视的是，元朝灭宋之初也实行蒙古攻金时的办法：回降者即命治其所部。[55]关于降官的录用，上揭植松注释已有阐述，此不赘。第二种是不耐冷素，通过各类路子求仕者。读书仕进已成为其时大都士人的次要目标（当然也不乏有以所学用世之理想者），虽然故国沦亡，他们仕进之愿仍很强烈。忽必烈平宋后曾下诏，许令宋故官赍旧告敕换授元官职，于是“向之在班行者，多携故所受告敕进换新命。”[56]所谓“换授”并不是同等授职，士人初授一般是儒学传授。[57]即便如斯，很多人也是趋之若骛。进元宋官进士身世者，有多人出任儒学传授，或即此类。没有旧官资的士人也纷繁觅觅路径，结识官府，投牒以求察举，而北上大都交结朝廷大员被认为是一条捷径，于是在其时南人中，“北行”蔚为风气，元人诗文中此类记载甚多，不乏其人。第三种是应元廷征召和父母官府辟举而出仕。宋亡后十余年中，江南遍地仍不竭此起彼伏地发作反元起义，官府往往征辟本地士绅参理州县事，操纵他们的声看和对天文民情的熟悉来平定民叛，抚慰处所。一些江南士人遂由此出任了父母官，如胡梦魁便是一例。[58]忽必烈对江南民气未服深为不安，[59]他晓得不克不及单靠武力镇压，需以文臣为辅，“绥抚其士民，思有以畏服寡志而不变之；起文雅通练之士出名一时者，以慰民看。”[60]于是屡遣使者到江南“求好秀才”，而进士身世者在社会上一般都有些名望，故尤受重视，先后有多人被征召、升引。[61]第四种是一些贫冷之士，迫于衣食出而求升斗之禄。若何梦桂之侄何景文（咸淳元年进士），曾隐居多年，但因八十老母在堂，贫无以养，不能不改动初志，赴行省求仕。[62]此类事例也很多。

出仕者中，有一部门人只任书院山长、州县学录之类初级教职，现实上不克不及算仕进；还有一些人见时不成为，出仕未久即回回退隐。那是因为南士在元朝始末受压制，且所任多学官，升迁极难；即便担任了政职，也职卑位微，很难发扬感化。

三 、元初江南士人思惟和政治立场的演变

吴澄在一篇文章中讲到，从宋末到元初，诗风凡三变：淳佑至咸淳间，为“安泰之音”（现实上就是宋季士医生那种醒生梦死、沉溺于欢娱的萎靡之音）；“丙子以后，所谓哀以思者，乃层见而叠出，诗固穷怨发奋然后能多欤？近一二年又渐造和平，其亦幸时之稍无事，得全生于六合之间，以自适其脾气之正，饥渴之易为饮食如斯哉。”[63]丙子即德佑二年，元军进临安，南宋亡；“近一二年”指至元末年(1294)前后，盖此文系吴澄47岁时(1295)所做。吴澄所论诗风的三次演变，大致也反映了由宋进元江南士人的思惟演变过程。

宋亡后，江南士人履历了一段生活和精神都陷于痛苦的期间。起首是元军的杀掠和战乱中的流离失所。史称伯颜平宋施行了忽必烈命他效曹彬（平南唐）“不杀”的旨意。若与蒙古攻金、攻蜀比拟，残杀确实少了（如拿下曾抗拒多时的长沙、扬州后没有停止屠城），但残杀之削减，次要仍是因为南宋大部门父母官员闻风而降，而对强烈对抗的处所凡是是不宽恕的，如沙市、静江、常州之屠都很惨酷。至于抢劫行为，则仍很严峻，回降的处所也不克不及幸免，因为江南的财产恰是北军垂涎已久的猎物。战乱中，士人多狼狈奔窜，资产丧失，以至破家殒身者不在少数。舒岳祥（台州宁海人）记其履历说：“丙子兵祸，自有宇宙，宁海所未见也。予家二百指，甑石将罄，避地进剡（今浙江嵊县），贷粟而食，解衣偿之。”“往年（丙子）大兵进台，仙居幸免；今冬屠掠无噍类，衣冠妇女相随俱北，闻而伤之。”[64]林景熙（温州人）也记载说：“柔兆困敦之岁（按即丙子），朔骑压境，所过杀掠，数十里无人烟。”次年他搭船夜经半塘，见处处有鬼火闪烁，据称即被害者发出的“磷火”。[65]可见元军下临安之后，在略取南方各地过程中，并未停行杀掠。随后因为各地不时发作反元斗争，派来镇压的元军和父母官员更是乘机抢劫。胡祗遹上《民间疾苦状》说：“[江南]自回附以来，兵官嗜杀，利其反侧，兵变已得，纵其抢劫，货财子女进于军官，勇士巨族则殄于锋刃。一县叛则一县荡为灰烬，一州叛则一州沦为丘墟。”[66]那种陪伴着民族压迫的兵祸给江南人民带来的灾难，加重了士人对故国沦亡的悲伤和对元朝的恶感、抵抗情感。“笙鹤一往三百年，东南一变成腥膻，为血为肉生灵苦，在者苍痍何日痊？……东南干戈二十秋，人无贫富眉长愁，千人幸有一人在，四处嗟叹无歌讴。”（谢枋得《赠何古梅学医》）“进山摘芝薇，豺虎据我丘；进海觅蓬莱，鲸鲵掀我船。山海两有碍，独立凝远愁。”（林景熙《答谢翱父见寄》）“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一驮，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音多，肉飞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邓剡《鹧鸪词》）此类愁苦、愤激之音充溢于其时南士的诗词之中。

接着而来的是元朝权要对南人的盘剥和对南士的凌辱。元朝灭宋后不久，从头录用了江南的父母官，长次官大大都是蒙古、色目和北方汉人（从名处所志所载官守名单中可知），许多原任降官被代替。[67]那些北人多视江南为其财路，元人诗谓“北人徇利多南趋”，讥刺他们“冷向江南热，饥向江南饱”，揭露了其南下目标多为攫取财产；加以所任江南郡县官“半为贩缯屠狗之徒，贪污狼藉之辈”，他们以行贿得官，急于求偿，于是鱼肉“新附”之民，“擅科横敛，无所不至。”[68]江南士人虽不尽是富室，也多为较殷实之家，天然成了他们盘剥的对象。士人在宋时享有优胜社会地位和经济特权（出格是免去徭役和身丁税），[69]元灭宋（下临安）后，各地供报回附人户籍册，根据北方已实行的轨制，儒户可享受免差待遇，但其时战事未行，官府草创，只凭坊里正草草攒报（如儒户只称某秀才、某进士、某官人之类）的诸色户数登籍，“于内亡宋登科、发解、实材硕学、名卿士医生多不在内”。[70]因而南士多“混淆编氓”，承当徭役，更何况很多父母官不放在眼里儒者，各式欺诈侮辱。陆文圭记永福人（今福建永泰）黄节山之言曰：“吾世业儒，宋乾道中曾大父魁全国。……不幸陵谷迁变，世禄之胄降同编户。仕宦特不喜儒，差徭必首及之，以故吾家无中人百金之产，而里中之役一二岁必间及焉。向者吾父因役毁家，吾幼而早有事焉，长而又有事焉，筋力疲于将迎，精神弊于期会，泰山之虎，搏噬不尽则不行。吾不获已，弃家北出。”[71]吴澄为一儒士所撰墓文中说：“南土初臣附，新官莅新民，官府数有重难之役，并缘侵渔，豪横吞噬之徒又乘间而出，短于收拄者率身殒家毁。”[72]在另一科第世家的墓文中又说，进元后，“异代高门巨室失其故常，无所控倚，身殒家圮，类十八九。”[73]可知受徭役和仕宦侵渔而破家的南士为数很多。舒岳祥家乡因出一种白石，可为水晶，有旨命路县官同宝玉提举差夫取凿，又以兵守之，指其家为上户，屡屡索取鸡羊酒米油铁诸物，不胜重扰，被迫走避异乡。[74]何梦桂进元后隐居，在本地很有名望，并与浙西按察司佥事夹谷之奇有交往。有一年冬末，淳安县尹率猾吏悍卒下乡催征赋役，所到之处大受骚扰，他备肴酒礼品往见县尹，不意县尹竟怒不出见，还将他捆缚侮辱。[75]足见那些父母官其实不把名流放在眼里。加以其时不可科举，士人“无所售其技”，顿失先前的荣华显达之路，汲汲求仕者不能不卑身厚礼四处请托，屈就形同皂隶的低职，大都人则难免沦为布衣苍生而受凌辱。士人地位的空前跌落最令他们悲伤不满，所以就有“九儒十丐”的说法在江南传播。

不外，跟着元朝统治在江南确实立和某些政策的改动，南士的立场逐步发作了改变。他们固然不满元朝，但对各地不竭发作的反元斗争却多持反对立场，称之为“响马”，很多人还为官府献策或出力协助镇压。号称执东南学术盟主的刘辰翁，做文赞颂行省丞相忙兀台至元二十七年平定江西、福建“响马”的功绩；[76]何梦桂也填词做文，为江淮行省参政兴奋于同年平定安徽、浙江的“寇乱”大唱赞歌。[77]二人都是不仕于元的闻名南士，其亮相很具典型性。方回记述其家乡徽州既降复“叛”事务说：“郡被祸惨甚，群佃奴起为盗，屠贵官富户无算。……故居土库躲册本什器，群盗不逞，发而攘之。”[78]大致江南人民反元斗争也进犯了故官各人的利益，于是在那一点上他们先就和元朝摘取了一致的立场。

同时，江南持续不竭的反元斗争和南士的消极抵抗也使元廷意识到，必需改进其统治体例，整饬吏治，拉拢更多南士与之协做。忽必烈录用了一些文臣到江南，担任行御史台、按察司（廉访司）或州县官，如夹谷之奇、崔彧、张孔孙、张之翰、刘宣、魏初、王恽、胡祗遹等，那些人都有儒学素养，能兴学重士，庇护其利益（如上述何梦桂受县尹侮辱，时任浙西按察司佥事的夹谷之奇得知后即惩处了县尹），并多所荐拔，改进了元朝的形象及其与南士的关系。忽必烈还屡次派人到江南搜求“好秀才”，先后吸纳了很多南士充当朝廷或父母官员。当那些人遭到推荐，就有友朋做诗文恭喜，如方逢振因程钜夫推荐被授为淮西按察司佥事（未赴官）时，其友做诗贺之，有“春风吹喜自天来”，“庙堂正要栋梁才”之句；[79]赵孟頫应荐仕元，后出任江浙儒学提举，连退隐不仕的老资格故官牟谳也赠诗称道其才调和仕途显达。[80]可见元廷求贤江南之举对南士立场的改动发作了必然影响。

对南士思惟、立场改变起次要感化的当是尊儒重学和优待儒士政策的逐渐施行。忽必烈早在潜邸时代就对儒学在汉地统治中的感化有所熟悉，即位后，“遵用汉法”建国立造，更需标榜“尊儒”以撑持其做为中原正统皇朝继续者的地位。中统二年(1261)，即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兴复各地庙学；灭宋后，那一轨制也推行于江南，南宋原有的学校和学田按政策均予保留。但战乱之后，各地学校遭到差别水平的毁坏，其兴复履历了盘曲频频过程。至元十九年(1282)，发作了浙东宣慰使石国秀等动议将江东、西和浙东、西四道学田非常之八献纳回官事务；次年，经御史中丞崔彧力陈短长，元廷命令将江南瞻学田粮仍回学校，用于春秋释奠、修茸祠庙、学官请俸、生员食供，以及养瞻耆宿名儒。[81]二十五年，桑哥又奏准将江南贡士庄田粮及有余的瞻学田粮尽数起解大都，遂遣官到各路“理算”，苦害儒生，以致学校遭毁坏，一些学官被逼他杀；二十九年，元廷再次纠正，将瞻学田粮“分付庙学照旧为主”，赐与上述诸项费用，讼事没必要理问。[82]那两次关系江南儒学大局问题的处置，对各地学校的兴复起了很高文用，到达了崔彧所说“以美风化，以收士心”的必然效果，其间许多南士著文做诗，赞颂官府兴修学校、庇护学田的德政，即可阐明那一点。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不只登基诏条内有一款专谕官府重视学校，还特殊发布了“崇奉孔子”诏书，故有学者指出：“元代实行尊孔崇儒，现实上是从成宗时才实正起头。”[83]也能够说，元朝的“尊儒”政策在世祖期间颠末盘曲开展，到成宗初始臻于确立。我们重视到，江南士人对元朝的立场也是在至元末和元贞间发作了很明显改变，表征之一就是许多对峙不仕元，为文“但书甲子”的南士，在那几年中大多先后摘用了元朝年号。

元朝对江南士人的优待政策，次要是儒户定籍和差役优免问题，也是颠末了十余年的盘曲过程才确定下来。灭宋后初置的回附人户籍册，只是根据坊里正的草草攒报搜集而成，不只不全（淮东、西和浙东等处别无报省籍册），且所报儒户多有紊乱、缺名者，实非儒籍，宋进士、举人、闻论理学者等多不在内。至元十八年浙西儒学提举叶李设置了儒籍，二十四年各道儒学提举司又别离置有儒户册（据各州县学官所报在学人员），非常紊乱，其间多有富户冒进儒籍以躲避差役，而实正的士人却未能进籍者。如上文所述，有很多儒士受役破家。至元二十七年，元朝对南宋旧境户口停止全面的从头抄籍，关于儒户，抄户局按尚书省指示只据回附初籍册查对，凡尔后续收的一律籍进当差民户，而不睬摘抄户中儒户所具手状（理由是“江南秀才甚多，实伪难辨”）。因原籍紊乱，查同者杭州九县四司只99户，信州一路只4户，贵德一路只2户，可见绝大大都儒士被“收系当差”。二十八年，因上诉者多，先后两次放宽，认定叶李所籍和二十四年各道儒学提举所置册上有的，可权做儒户抄数；但还有很多儒士被肃清在外，于是最初决定按抄户中儒户所具手状核实后进籍。[84]萧启庆传授据现有不完全材料推算，定籍的江南儒户更高估量可能到达总户数的0.85%，约十万摆布，如斯则足可包容南宋所有的科第之家了。定籍儒户可享受与佛、道、医等户同样的免去科差杂役待遇，固然定籍后一两年内有些父母官府还照旧将儒户与民一体当差，但因有籍可依，经申述得以纠正。总之，到至元末，儒户的免役待遇大致得到落实。[85]此外，固然其时不可科举，断了南士的登龙之看，但元朝也为儒人开了两条常川的进仕路子：“岁贡儒吏”和充当教官；按规定的岁贡儒吏名额，“在数量上说，其实不亚于宋金的科举。”[86]

尊儒重学和优待儒户政策的施行对江南士人思惟立场的改变起了很高文用。刘辰翁在《临江军新喻县学重修大成殿记》中颂扬江西廉访使的德政，“既定先圣门生籍百又二十人，复其末身，常调不征，县旌别有加，命修学。”接着说了一通事理：“儒道即君道，尧言、尧行即尧，夫子言、夫子行即夫子”，“干戈溃乱之出于宇宙，如雷霆风雨，危不成处，而天体霁然，不待明日光复其旧，必回于礼乐、脾气、道德”等等；[87]舒岳祥在《宁海县学记》中也写道：“皇帝既一南北，郡百蛮，乃尊孔氏，隆儒术，阐文治也。……凡有籍于学者，皆得免徭役；士无科举之累而务问学之实，郡岁贡一士……。”并谓“自古一统全国之主，未有不尊孔氏、隆儒术也。”[88]看来，南士们在尊儒重士上找到了“认同”元朝的根据，认可元朝也是遵照古圣先王之道、符合天理的正统之主。同时，元朝实现了分隔甚久的南北中国的同一，使南士得以纵游齐鲁燕赵，看览中原风物，一偿宿愿。根据能一全国者即可为正统的看点，也是“认同”元朝的一个方面。[89]

察看元初江南士人思惟立场的改变，大致能够看出，世祖、成宗之交是一个转折期间。到那时，故宋士人思惟上所谓“节义”的堤防已渐瓦解，“同人”、“随时”之说流行，有很多多年退隐不仕者出而勉就元朝官职（在本文附表所列宋进士仕元者中约占三分之一）。当然，南士的不满并未全消。成宗登基诏中虽公布“仰中书省议行贡举之法”，但仍然议而不可；给南士供给的出路一般只是他们历来鄙视的吏职和升迁极难的“冷官”（教职）；对南士的鄙视在世祖以后以至变本加厉；等等。他们经常发出委屈抱怨之声，“谓儒生出吏胥、异教下”，愤愤不服。[90]于是遂有诸如“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墨客无用清楚”，“热选尽教世人做，冷官要耐五更冷”之类牢骚诗做；或自解自嘲，如一老儒训子云：“古者儒皆可吏，吏无非儒，尔其以儒饰吏，庶不俗不迂，以不悖于时。”[91]浦江士人吴良贵为故宋宦族，仕元，年逾五十犹沉于下列，仅任山长，黄溍为之解曰：“惟没必要于仕，故崇台邃馆漫不经心；惟没必要于不仕，故冷斋冷庑不认为厌。其出处之际，处之审矣。”[92]

仁宗即位后，科举末于起头实行了，南士闻风鹊起，年过耳顺而竞就乡试者很多。科举令下，庐陵老儒赵仪可年已七十五，“犹攘臂盱衡，不自谓其老也。”[93]咸淳元年进士陈大有，仕元为处州传授，延佑元年已春秋七十有四，犹难耐摩拳擦掌，劝之不听，聘之为考官亦不就，执意参与了乡试。[94]对实行科举的颂扬更是连篇累牍。江南士人对元朝的“认同”立场又进了一步，那已是元中期的事了。

正文：

[1]虞集：《道园类稿》卷49，《史母程夫人墓志铭》。

[2]见黄震：《黄氏日抄》卷69。

[3]顾炎武：《日知录》卷13，《宋世风俗》。

[4]拜见宫崎市定：《宋代的士风》，《亚细亚史研究》第四册，页130－169，京都，1975。

[5]虞俦：《尊白堂集》卷6，《乞宣示殿试考官务求切曲之论札子》。

[6]卫泾：《后乐集》卷9，《集英殿问对》。

[7]同上，《轮对札子》。

[8]叶适：《水心集》卷1，《上孝宗皇帝札子》。

[9]同上，《上光宗皇帝札子》。

[10]同上书卷3，《法度总论三》。

[11]魏了翁：《鹤山大全集》卷16，《论士医生风俗》。

[12]同上，《论敷求硕儒开阐正学疏》。

[13]高斯得：《耻堂存稿》卷1，《应诏上封事》（淳佑六年）。按新任宰相郑清之本与史弥远一气，参与废立之谋，因而得到理宗相信，才气·道德均无足取。

[14]缜密：《癸辛杂识》后集，《雅流自居》。

[15]同上书续集下，《道学》；又同上书后集，《贾相造外戚抑北司戢学校》。

[16]王柏：《鲁斋集》卷20，《宋故太府寺丞知建昌军王公墓志铭》。

[17]《宋史》卷422，《陈仲微传》。

[18]《宋史》卷497，《杜范传》。

[19]师严：《渡江》，见《谷音》。

[20]《元文类》卷31，宋本《湖南抚慰使李公祠堂记》。

[21]文天祥：《集杜诗·勤王第五十三》序云：“甲戌冬，诏全国勤王，予守章贡，首应诏，意同志者当接踵而奋，已而竟无应者。”按起兵勤王者仅文天祥·张世杰·李芾等人。

[22]王义山：《稼村类稿》卷20，《乙亥三月上殿轮对》。

[23]刘一清：《钱塘遗事》卷7，《二相遁走》，《朝臣宵遁》；《宋季三朝政要》卷5。

[24]《稼村类稿》卷1，《挽云屋徐侍郎》；卷28，《徐侍郎逸事状》。

[25]见《宋史·文天祥传》。胡广撰《丞相传》载梦炎之语为：“文公赣州移檄之志、镇江脱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做，我辈何以自解？”又据载，忽必烈亦深鄙留梦炎之为人，曾命赵孟頫做诗讥刺之，诗云：“状元曾受宋朝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奸佞报皇元。”（见《松雪斋文集》附录杨载撰《翰林学士承旨赵公行状》）。

[26]《癸辛杂识》别集上，《方回》。

[27]方回：《桐江集》卷8，《先君行状》附录。

[28]吴澄：《吴文正公集》卷35，《詹统造墓表》。

[29]舒岳祥：《阆风集》卷3，《少师丞相国公西涧先生挽歌》。叶梦鼎号西涧，以太学上舍优等释褐，咸淳中拜参知政事，与贾似道不合，辞回；临安陷后，张世杰等奉赵罡即位于福建，召为少师，因道阻而还，后二年病卒。

[30]次要据清初万斯同所辑《宋季忠义录》及昌彼得、王德毅等编《宋人列传材料索引》。

[31]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父母官任用》，日本《法造史研究》第38号，1988年。

[32]拜见李弘祺：《宋代官学教导与科举》中译本导论及第八章，1994年，台北。

[33]如孝宗时赵汝愚知信州，奏称该州昔时科场，所纳家保状计一万六千余人，而解额只六十二人，约二百七十余方解一人，是以“进身之途既难，奔竞之心愈切”。见《历代名臣奏议》卷169。

[34]何宗礼：《两宋登科人数考索》，杭州大学汗青系宋史研究室编《宋史研究集刊》页196—200，1988年；同做者《宋史选举志补正》页299—301，1992年。按：刘诜《桂隐文集》卷4《题危太朴与邓子明书后》谓景定三年取进士635人，比《宋史·理宗纪》和《宋史全文》少2人；咸淳四年进士数，《文献通考》做665人；咸淳十年进士数，何文系据明墨希召《宋历科状元考》，但李弘祺上揭书所附《宋代登科人数表》做2307人，未知何据。

[35]谢枋得：《谢叠山集》卷2，《和詹苍崖韵》。

[36]同上书卷4，《上丞相留忠斋书》。

[37]同上书卷2，《初到建宁赋诗一首》。

[38]黄溍：《黄金华集》卷30，《盘峰先生墓表》。

[39]揭徯斯：《揭文安集》卷2，《赠颠上人序》。

[40]荐举人数记载纷歧，或说22人，或说23人，24人，26人，30人。拙做《程钜夫奉旨求贤江南考》（载《内陆亚洲汗青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论文集》，1996年南京大学出书社）列出26人，遗漏了何逢原、杜文甫、曾子良、谢国光、孙兴礼（皆见《宋季忠义录》）、赵若恢（见《宋史翼》卷34）、孙潼发等七人，借此补正。

[41]牟谳：《陵阳集》卷1，《和赵子俊闲居十首》。

[42]陈著：《本堂集》卷3，《次戴表初诸前韵》；卷5，《次韵梅山》；卷15，《次韵内兄舒通叟大博寓云南僧舍》。

[43]《宋史》卷438《王应麟传》。

[44]《黄金华集》卷31，《前承务郎王公墓志铭》。

[45]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卷5。

[46]《元史》卷10，《世祖本纪》。

[47]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18。

[48]《吴文正公集》卷36，《乐安县丞黄公墓碣铭》。

[49]程钜夫：《雪楼集》卷10，《奏议存稿·通南北之选》。

[50]同上，《奏议存稿·好人》。

[51]《元史》卷172《程钜夫传》载，忽必烈欲授之为御史中丞，台臣以“钜夫南人”为由不附和，忽必烈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成用？”

[5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8《陈县尉（看）墓志铭》：“咸淳阅十祀，诸县独奉化号多士流，出进太学、上南宫亡虑十余人。……不多皇元合一，皆失仕回里，挟策授徒，疏粝自给。”

[53]陆文圭：《墙东类稿》卷6，《送萧仲坚序》。又同卷《送曹士宏序》：“今夫山东习于词讼，冀北习于鞍马，而荆扬之人，亡国之俘也，固不敢与之度长较短以并驾于当世。奈之何廉耻寡鲜者奢进而无厌，材术空疏者投试而辄败，此固士宏之所以逡巡撤退，缓辔徐驱于俊奔者之后乎！”

[54]黄镇成：《秋声集》卷9《余庆堂集录序》：“是时国内初定，国度不爱爵赏，以收俊杰之心，多即所部授之。”

[55]《黄金华集》卷32，《安阳韩先生墓志铭》。

[56]赵必象：《复瓿集》附录《赵公行状》载，必象在宋为南康丞，判惠州军事，进元，“以故官例授将仕郎、象州儒学传授”，然无意仕进，遂隐居于该地。

[57]《雪楼集》卷22，《佥广西提刑按察司事胡公墓碣》。

[58]《元史》卷165《管如德传》载，忽必烈曾问浙西宣慰使管如德（宋降官）：“江南之民得有无二心乎？”就反映了他的那种忧愁。

[59]虞集：《道园类稿》卷21，《送黄敬则赴承平文学序》。

[60]同上书卷48，《熊与可（朋来）墓志铭》。

[61]何梦桂：《潜斋集》卷6，《送思院如杭问仕序》。

[62]《吴文正公集》卷9，《秋山翁诗集序》。

[63]舒岳祥：《阆风集》卷1,3，诗序。

[64]林景熙：《霁山集》卷4，《磷说》。

[65]胡祗彧：《紫山集》卷二三。

[66]《黄金华集》卷34《吕府君墓志铭》载婺州永康县士人吕懋于至元十五年被授为县令，“遭值江南新附，官府未立，决然出任县事而弗辞。既抚定其民，……及朝廷为置吏，即奉身而退。”被置换的降官或主动退职（如方回），或转他职，但已多为属官。

[67]上揭程钜夫：《奏议·通南北之选》；胡祗彧《民间疾苦状》；王恽《秋涧集》卷92，《特选行省官事状》。

[68]参看上揭李弘祺册页138—144，180—184。

[69]《庙学仪式》卷3，《儒户照抄户手状进籍》。

[70]《墙东类稿》卷5，《送黄节山序》。

[71]《吴文正公集》卷36，《故逸士游君建叔墓表》。

[72]同上书，《将仕郎师济叔墓志铭》。

[73]《阆风集》卷3，诗序。

[74]《潜斋集》卷1，《寄谢夹谷书隐先生四十四韵》。

[75]《须溪集》卷7，《丞相忙兀台美棠碑文》。

[76]《潜斋集》卷4，《沁园春》并序；卷9，《参政高公允盗记》。

[77]《桐江集》卷8，《先兄百三贡元墓志铭》。

[78]方逢辰：《蛟峰集》卷8所附《山房遗文》。

[79]《陵阳集》卷1，《简赵子昂》。

[80]《庙学仪式》卷1，《都省复还石国秀等所献四道学田》，《省台复石国秀尹应元所献学田》。

[81]同上书卷4，《庙学田地赋税分赋予秀才每为主》。

[82]陈高华：《元代的父母官学》，《元史论丛》第五辑，1993年。

[83]《庙学仪式》卷3，《抄户局攒报儒籍始末》、《儒户据回附初籍并叶提举续置儒籍抄户》、《儒户照抄户手状进籍》诸条。参看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页14—17，台北，1983年。

[84]据《庙学仪式》卷4《辨明儒人难同诸色户计》载，至元三十年绍兴路盐官县修海塘，仍将儒户科差夫役，常州路亦告称行省欲令儒、医等户与民一例当差，经申述乃获除免。陈著《本堂集》卷38《代邑士送韩君美履历解任诗序》述其家乡鄞县仕宦敌视儒士，仍令承当差役，幸得庆元路履历韩居仁（至元三十年至元贞元年在任）为之依籍去除。

[85]萧启庆上揭文，《元代史新探》页27—33。

[86]见《须溪集》卷1。

[87]见《阆风集》卷11。

[88]元初江南士人诗文中涉及宋元瓜代，每称道南北混一，但又略含无法辛酸之感。如吴澄《送黄通判游孔林序》（《吴文正集》卷17）云：“君昔为才进士，……今以绍定遗老，德佑朝士，年六十七，犹能跋涉数千里，纵看宋氏百五十余年欲至而不得至之邦，其可喜也夫？可悲也夫？”

[89]《须溪集》卷4，《吉州龙泉县新学记》。

[90]胡炳文：《云峰集》卷2，《中斋记》。

[91]《黄金华集》卷17，《送吴良贵诗序》。

[92]《雪楼集》卷22，《赵仪可墓志铭》。

[93]《黄金华集》卷18，《夏生文稿序》。

（文章原刊于《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收进陈先生著做《蒙元史研究丛稿》，文末表格省略，引用请查对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