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立北平藏书楼善本运美箱数考
1、国立北平藏书楼善本运美
自九一八事情以来，日本在对我国停止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还推行愚民政策，有组织地鼎力大举毁坏我国的教导文化事业，掠夺焚毁中国的文物图书。1935韶华北事情后，鉴于东方藏书楼被日军轰炸焚毁之灾难，为防馆躲善本遭遇意外，国立北平藏书楼(以下简称“北平藏书楼”)精选贵重善本图书拆箱，南迁至上海、南京两地存放。但在1940年承平洋战争发作前，存放上海的善本也随时面对不保，时任副馆长袁同礼与时任驻美大使胡适筹议，精选存沪善本拆箱迁徙至美国国会藏书楼保留，待战争完毕后，再物回原主。
1941岁首年月，袁同礼冒险回上海亲身安插善本运美事宜。因为存沪善本太多无法全数运走，由王重民协同徐森玉从中挑选精华2720 种，30000万余册，拆百箱预备运美，并体例目次备查。善本从上海运美一事历经曲折，后来在北平藏书楼上海处事处主任钱存训的勤奋下，将书运至海关，以美国国会藏书楼购置新书的名义，由其结识的海关人员张某签字放行。历时两月，末于将百箱册本化整为零，分10批交由商船运送赴美，存放在美国国会藏书楼，并由王重民拍摄胶片，编写概要。
抗战成功后教导部曾屡次电令北平藏书楼将暂存美国国会藏书楼的百箱善本运回。王重民曾诡计押送那批善本回国，钱存训遵照袁同礼指示以至已经办好善本回国的一切手续，但因国内场面地步动乱，以致此事延缓无成。后来袁同礼往了美国国会藏书楼工做，成为了那批运美躲书的监护人。1965年，袁同礼在美国病逝，台湾“中心藏书楼”遂以存美善本图书掌管无报酬由，经台湾“外交部”、“教导部”出头具名，从国会藏书楼将善本书索回。1965年11月，那批善本抵达台湾，由“教导部”交“中心藏书楼”代为保管，后进台湾“故宫博物院”保留至今。
至此，那批北平藏书楼的善本从北平被运往上海，后又因场面地步恶化由上海运到美国，最末进躲台湾“故宫博物院”，历时三十多年。因为其时北平藏书楼善本南迁、运美皆奥秘停止，不像故宫文物南迁那样有大量的照片、文档等材料，且当事人少少，加之场面地步动乱，笔录的材料良多都残破不全，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悬念和不解之谜，此中运美善本箱数就是多年来争论的焦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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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美善本箱数考证
目前运美善本的详细箱数有100箱、101箱、102箱三种说法。三种说法均来自于运美参与者或者相联系关系系人，似乎都较为可信。但是事实为什么会呈现那么多有根据的说法？到底哪个数字才是准确的？根据国度藏书楼馆史记载，其时运美善本领宜是奥秘停止的，详细参与人不多，我们能够通过火析整个过程和涉事人来逐个考证。
2.1 100箱之说
起首来看善本运美的详细过程。其时袁同礼与时任驻美大使胡适筹议，精选存沪善本拆箱迁徙至美国国会藏书楼保留，并在1941年3月4日亲身冒险回上海亲身安插善本运美事宜。善本挑选自3月12、13日后起头，所有挑选打包事宜为时三周而毕。据袁同礼在1941年10月30日致胡适的信中所言：“平馆善本册本一百箱已分数批运美……故内中二十五箱寄国会藏书楼，七十五箱寄加省大学……”袁同礼在1941年5月中旬才离沪抵达香港，所以必定领会善本挑选、拆箱打包的全过程，固然做为馆长不成能参与到详细每箱、每册的挑选拆箱事宜，但善本贵重，未来从美国运回也需要详细翔实的数字，所以相关负责人必定会将挑选清点的册数、箱数照实报告请示，因而袁同礼的百箱之说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当然也有人以“袁同礼身为馆长，虽亲身奔赴上海安插，但并未亲身参与拆箱”来量疑“100箱”的准确性。然而袁同礼做为事务的次要负责人，又亲身安插事宜，得到约数数据的可能性其实不大。
接着是存沪善本挑选和打包拆箱的相关负责人。根据其时北平藏书楼上海处事处钱存训的回忆，善本挑选工做次要由王重民和徐鸿宝(即徐森玉)两人担任，拆箱由李耀南经手。3位当事人中，李耀南所留下的材料少少，除了他在拆箱目次上的落款其他并没有涉及善本运美一事。徐森玉是闻名的文物学家和文献学家，一生都在为我国文物、古籍庇护工做奉献力量。他与北平藏书楼结缘几十年，从民国初年起头就在北平藏书楼工做，并在战乱时屡次庇护、转移北平藏书楼善本古籍。但其谦虚低调，又不喜撰述，因而在留下不多的文献材料中以至其小我的自传里也很难见到他对善本运美那件工作的详细描述。王重民其时是由胡适小我出资派请，从美国国会藏书楼回上海协同徐森玉从中挑选善本精华。根据王重民因运书未成，返回美国后给胡适的手札陈述可知，王重民于1941年3月4日与袁同礼一路抵达上海，在3月12、13两日将存放的300箱甲、乙两库书运到一个英国人所主办的公司仓库内，并开箱挑选。“甲、乙两库书，甲库百八十箱，最称善本，拟先从此百八十箱中选其最要着为百箱。乃逐箱启视，剔往重本与书本严重而少学术上价值者。然后再就版刻与内容，选其最善最精者为百箱。箱编号码，书编目次(中文一份，英文两份)。为时三周而毕。”相较于其别人，亲身参与挑选拆箱的王重民应该更清晰详细的过程，而且此信写于1941年5月底，间隔事务发作不到一个月，其记忆也应较为清晰准确，所以此信所书的“100箱”内容最为可信。
再来看运美善本重要根据的拆箱清单。根据袁同礼1942年10月27日给国民政府教导部的密呈：“其业经运美国之书目，原已编写同样四份，两份随书带美，一份存沪，一份由港转渝，以供呈报钧部，不料原件甫经带至香港，即遭沦亡。”里面提到的原有的4份拆箱清单现仍存3份，但那3份目次中的拆箱数却颇令人迷惘。根据此前披露的美国国会藏书楼所存的两份拆箱目次复写件之一展现是100箱，而中国国度藏书楼所存的另一份(即存沪的一份)则呈现了前后矛盾的情状。该目次分上下两册，上册首页落款“国立北平藏书楼善本书拆箱目次”下有“三十年三月拆一百箱”字样，但下册末页则题写：“以上共计一百零二箱二千九百五十四种二万零九百七十册 民国三十五年蒲月国立北平藏书楼上海处事处保管员李耀南编造。”通过对那份目次的认真查看，我们能发现明显的改拆、涂改陈迹：上册扉页后即为“第一百箱”的清单，此页末行还题有“一百箱完”字样，版心处写页码“一五一”。而鄙人册第一百五十一页“第一百箱清单”之后又接着誊写了“第一百零一二箱”清单，但笔迹与前一百箱差别，而该页末行的原有的“一百箱完”字样虽被擦往笼盖了其他文字，但笔迹仍然清晰可辨。最初两箱清单抄录所用纸大部门与前100箱差别，前100箱清单的两叶接缝处，均骑缝钤“国立北平藏书楼上海处事处”白文方印，而“第一百零一二箱”清单并没有此印。种种迹象表白，此份载录的第101、102箱应是后来改拆时增添上的，而不是在拆箱体例清单时就有的。上册扉页(现实上是原始封面)题目“拆善本书一百箱目次上册 卅年三月拆 此目用复写纸写三份寄交袁馆长分存存案”更是证明了其时拆箱的原版目次应是100箱无疑。
因而，根据当事人袁同礼和王重民的信件，以及拆箱后体例的目次清单，我们能够确认，存沪善本在挑选拆箱之后应为100箱之数无疑。
2.2 101箱之说
“101箱之说”多根据江苏古籍出书社1998年出书的《中华民国史档案材料汇编》一书中所供给的《教导部长陈立夫致行政院孔副院长折呈(1942年11月4日)》：“……曲至上年十月初旬，分做十余批之存书，始获全数运毕，共计分拆一○一箱，均由驻美胡大使转交美国国会藏书楼存放……”一般情状下，在给教导部密呈如许重要的公函里所报告请示之数字应当是颠末严厉考证查验的，而且那篇折呈第一句就是：“案据国立北平藏书楼馆长袁同礼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密呈称……”也就是说里面所论述内容是引用的袁同礼1942年10月27日的密呈，但那个数字与袁同礼本人在1941年10月30日给胡适的信中所说的100箱却是自相矛盾的。当然也许会有人说那是袁同礼本人记忆错误，其时报告请示的时候认为101箱是对的数字才报上往的。1965年，台湾“中心藏书楼”为取回运美善本，函教导部洽将国立北平藏书楼存放美国善本运回的公函中写道：“查国立北平藏书楼所躲图书……在七七抗战之后，该馆馆长袁同礼先生，为妥保管起见，将该馆善本图书一百箱，运往美国……”其时的“中心藏书楼”并没有善本运美拆箱清单等材料，那个索要数字的根据应当就是昔时国民政府教导部的档案，假设其时袁同礼给教导部报告请示的是101箱的话，“中心藏书楼”不成能只索回100箱。如许看来袁同礼记忆错误的揣度底子站不住脚，很大可能是其昔时上呈教导部的数字就是100箱。《中华民国史档案材料汇编》一书内呈现的“101箱”，可能是在由档案图片转文字编辑时的疏漏或者其他错误所致，事实此书并没有附上档案原图。
2.3 102箱之说
国表里一些提出“102箱之说”的研究者良多根据的是其时亲身参与善本运美的钱存训的论著。为了吊唁逝世的袁同礼，钱存训于1967年公开颁发了《北平藏书楼善本古籍运美颠末——纪念袁守和先生》一文，初次回忆了善本运美的前因后果。据那篇文章所述，钱存训将102箱善本通过海关人士张某分十批运往美国。但是钱存训后来在本身所著的《北平藏书楼善本古籍运美迁台颠末》《我和国度藏书楼——在北图工做十年的回忆和以后的联络》等文章中，以及在承受中国国度藏书楼展览部主任林世田摘访时却表达：那102箱书先是前期试运了2箱，但根据那种办法无法停止下往，善本运输暂时搁浅，后来熟悉海关张某之后才通过他将剩下的100箱分10次运往美国。钱存训曾在摘访中说，他并没有参与善本挑选和拆箱，后来是因为没有办法运出，袁同礼挣脱他拜见海关总监视丁桂堂，请其帮手，才牵扯到运书的工做。且钱存训第一次著文回忆此事时，间隔事务发作已颠末往二十多年，他在后来的拜候录及文章中曾坦言，此文是他记忆所及。钱存训的记忆能否切确已无从讲究，但我们或答应以根据他的文字中找到些许眉目：“国立北平藏书楼善本册本一百零二箱，于民国三十年珍珠港事情前，由上海运送美国国会藏书楼存放。那批从宋金元明历代传播至今的国宝，前后在美国家过了不短的二十五个岁首；比来那批存书已运回台湾，由中心藏书楼负责保管……”钱存训文中的数字很可能遭到其时台湾刚从美国收到102箱善本册本的影响。总的来说，其“102箱之说”有待考证。
除了钱存训的著作之外，“102箱之说”之所以传播很广并被良多人所承认，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初美国国会藏书楼声称确实收到了来自北平藏书楼的102箱善本书，然后来台湾“中心藏书楼”从美国领受的也是102箱。既然前文阐发了其时打包拆箱的运美善本确定是100箱，为何又会呈现那种情状？
那个疑问在良多年前就有人提出过，固然有一些人士给出了阐明，但却其实不能服寡。原中心藏书楼馆长蒋复璁在《运回国立北平藏书楼存美善本概述》一文提到，那批善本，当北平图藏书楼自北平南运时，原拆为一百箱，由该馆造具拆箱目次。在上海存放期间，因部门图书加造书套，及木箱内加拆铁皮箱套，原箱不够拆贮，因而溢出二箱，成为一○二箱，然拆箱目次则未另行缮造。然而《运回国立北平藏书楼存美善本概述》一文有数处疏漏，好比，文中对那批善本目次的来源就没有讲清晰：目次是那批善本到了上海之后经挑选后才体例的，而不是从北平南运前体例好的；再如文中称1965年炎天中心藏书楼呈文教导部，定见将该批存放书运回国，获得批准，但是根据披露的《函教导部洽将国立北平藏书楼存放美国善本运回公函影印本》，呈文时间并不是炎天，而是袁同礼在美逝世后第四天(1965年2月6日)，中心藏书楼即密呈教导部转函驻美大使馆交涉运回那批善本书。因而，该文中关于“102箱之说”的阐明存疑。
在2015年8月召开的抗战期间古籍夺救庇护史迹研讨会上，国度藏书楼展览部主任林世田针对102箱运美善本的介绍供给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通过持久的馆躲档案梳理和目次比照，研究者发现档案上清晰阐明运美善本是100箱，而别的两箱则是在1938年、1939年寄往美国用做展览的善本古籍。“后两箱展览用书和运美善本合并，最初构成102箱运到了台北。”那个信息很好地阐了然之前悬而未决的问题：种种证据都表白1941年运往美国的善本册本是100箱，后来美国、台湾方面却收到了102箱。下面将根据一些相关材料详细阐发那个论点。
根据国度藏书楼收躲的1947年10月16日吴光清等自美国国会藏书楼寄来的信函及随函的两份复写清单(一份是“第一零一及一零二箱书单”，一份是“北平藏书楼最后寄来展览书单”)可知，吴光清等通过对运美善本的认真检核，确定那些书箱里的书并没有国会藏书楼的躲品，但是第101、102箱善本无拆箱清单(故随函清单中“第一零一及一零二章书单”应是由美方誊写的)，其他100箱内也有部门善本没有载进随之运美的拆箱目次。
既然拆箱清单上没有，也不是国会藏书楼本来的躲品，那么那批没有目次的书应该也是北平藏书楼运至美国的，但它们是跟从1941年的运美善本一路仍是其他时间零丁运至美国的哪？根据吴光清来函所附的“北平藏书楼最后寄来展览书单”可知，在善本运美之前，北平藏书楼应该曾经和美国国会藏书楼筹谋过一场中国古籍的展览。据《展览书单》的编号至100号行还可揣度出北平藏书楼为此次展览供给的展品大约为100种，可见那是一场比力大型的展览。固然目前有关此次展览的材料其实不多，不外中方既然给过美方展览用书清单，则很可能也给美方寄送过展览用书。昌彼得在《关于北平藏书楼存放美国的善本书》一文中提到，后增的两箱中良多种善本北平馆明明有全本或者多册残本，却在箱中只发现一册，那恰好为新增的两箱书很可能是展览用书供给了佐证。那是因为展览中展现善本无需全套，有一册展现示意即可。原书单中没有的清代殿本《古文渊鉴》《惩恶金科》《万寿盛典初集》《御造词谱》残本及清刊《天问图》一册并未列进北平馆的善本甲库，以至放在今天都可能未到达善本的原则，但那些书或出自清代名家之手，或是其时版刻的代表之做，做为展览中展现一个期间的代表之做尤为适宜，不然当初挑选善本，以王重民、徐森玉两位各人的学识和对北平藏书楼的熟悉水平，断不成能将不是甲库善本并且价值没有那么重要的书放进远涉重洋的运美善本书箱内。所以那些没进拆箱目次的新增书很可能是某一期间零丁运美的展览用书，因为也是来自北平藏书楼，所以美方其时公布共收到来自北平馆的102箱善本书的说法也就说通了。
将两张复写清单和中国国度藏书楼所躲的那份《国立北平藏书楼善本书拆箱目次》中所载录的“第一百零一、一百零二箱”的清单做比照，也能够清晰地发现，除了胶片一卷和地图五捆外，其他全数一致。那么那批展览用书的书单为何会呈现在《国立北平藏书楼善本书拆箱目次》后面，且用纸均跟前100箱纷歧致？笔者揣度很可能是李耀南在核查所有存沪善本存案时，因展览用书和那100箱善本均运往了美国，所以都纪录为运美善本，并才在原运美善本目次后又补抄所致。而美展览用书之所以没有像国内的目次所载都拆“第一百零一、一百零二箱”而是别离拆在“第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三十九、五十三箱”，据吴光清先生发的来函和附带书单(“其不在此单者，已由王重民将其第一册分置各部书内”)揣度，是因为王重民对那批书停止过整理和吴光清等人核查时又从头拆箱之故。
3、结 语
本文看点满是笔者根据小我所查询、掌握到的材料加以综合整理、合理阐发所得出，期看相关研究者赐与斧正。此后跟着越来越多相关材料的公开，以及研究的进一步深进，期看那批运美善本的故事可以完全清晰地闪现在世人面前，以慰前辈们在战火中为保留我国文化瑰宝所做的诸多勤奋。（陈魏玮）
来源：《藏书楼界》201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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