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快乐的政治”：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辅弼
William Kuhn，The Politics of Pleasure: A Portrait of Benjamin Disraeli, Simon Schuster UK，2007
1868年，迪斯雷利接替病重的德比勋爵，授命组阁。维多利亚女王在写给长女（普鲁士王储妃）的家信中难掩冲动和喜悦之情：“迪斯雷利先生成为新辅弼！那关于一个在人民中兴起的人来说，多么值得骄傲！”
此时距阿尔伯特亲王病逝已有七年。女王夫妇是表亲，婚后二人恩爱逾常，共诞育九名子女。亲王心思缜密，讷言敏行，不只是女王事业的辅佐，更是她豪情的拜托。亲王逝后，女王哀恸过度，持久陷进自闭和幽居形态：她谢绝朝臣觐见，也无心干预干与政事。少数共和派乘机起事，喊嚣取缔君主造。对此，朝野上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
女王其时的处境可谓表里交困。长子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继续乔治家族不良基因，轻佻放纵，先后卷进莫当特（Mordaunt）丑闻与埃尔斯福德（Aylesford）事务，后竟以通奸功被告上法庭，令王室颜面扫地。与宫内丑闻比拟，余波未了的宪章运动更触动王权底子。有一份地下传布的小册子，公开妄议女王的财政情况：根据法令条目，国度每年为王室付出费用总计三十八万五千英镑，此中女王私家费用即高达六万英镑——做者斗胆提问：关于一位只需履行象征性职责的君主而言，国库那一笔收入能否需要？日后女王回忆说，那一段是她一生中最孤掌难鸣的期间：她成了“一名惨遭公家误会的女人”——大臣、报纸和公众拧成一股绳，对她横加责备，但却无人对她表达同情。
迪斯雷利的退场适逢当时。凭仗精湛的政治伶俐和一流情商，他以积极乐看的精神传染女王，从头唤起她对生活的热爱，并将爱心推及她的臣民。日后为人称道的维多利亚时代，以婚姻幸福、家庭敦睦、道德完美和社会朝上进步为标记，很大水平上是君臣合力谋划的成果——迪斯雷利认为，让每一位英国人感应高兴快乐是政治的更高目标，也是他从政的全数意义。唯其如斯，他尤为恶感边沁、密尔等功利学派的“快乐无用论”（Pleasure could profit no one），而且断言与教化公众比拟，他本人更情愿享受日常饮食男女之乐趣——“快乐的政治”是他末身奉持的抱负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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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迪斯雷利
迪斯雷利身世于犹太殷商之家，熟知法令，热爱文学（他后来对友人声称那是受父亲影响：“我出生于一座藏书楼——我父亲的书房”）。因为投资南美股票失败，欠下七千英镑巨额债务，他转而投身文坛，靠写做偿债——他曾对出书商坦言，根据合约条目写小说，觉得蹩脚透顶，“好像少女被迫委身于人”。一起头，他锐意模仿上流社会津津有味的“银叉小说”（Silver Novel），很快便以一部自传体小说《维维安·格雷》走红；1840年代，更以《康宁斯比》《西比尔》《坦克雷德》等“青年英格兰”三部曲震动文坛——他本人亦被文学评论家视为英国“政治小说”的创造者：“若没有迪斯雷利，狄更斯或许就不会写出《困难时世》。”当然，迪斯雷利关于本身的文学才气也极为自傲。据说，某一次友人询问他有没有读过时下时髦的一部小说，他一本正经地答复：“每当我想读小说时，我就本身往写一部。”
小说是辅弼和女王的配合喜好。女王自幼天资聪颖，素性浪漫，其私家手札日志文摘斐然。亲王逝后，她时常一边编织毛衣，一边命人朗读小说，认为消遣。迪斯雷利领会到女王那一雅好，每有新做，则寄呈女王责备斧正，无形中拉近了君臣之间的间隔。事实上，早在迪斯雷利担任下院议长期间，女王对他已有“深入印象”。他负责呈送女王御览的下院文书“措辞不同凡响”，女王在致舅父利奥波德（比利时国王）信中透露，“就像他写的小说”。或许恰是在迪斯雷利的表示和鼓舞之下——他在与女王暗里聊天时常以“我们的做家”相当——女王附和将《日志留影——我们的苏格兰高地生活》整理出书，书中记载了女王全家外出旅游期间其乐融融的温馨场景，关于重塑王室形象大有裨益。仿效文人做家通行的做法，女王将新书一册寄赠桂冠诗人丁尼生，并在附信中不寒而栗地写道：“期看本书不会被责备得过分严厉。”在获得专业人士和通俗读者一致赞誉后，女王备受鼓励，于1880年代又推出《日志留影续集》——迪斯雷利精心打造的做家女王形象益发深进人心。
女王一贯赏识迪斯雷利的文学才调。比拟于议院文书的华美文辞，女王对他鄙人院颁发的演讲“悼阿尔伯特亲王”尤为感佩。在演讲中，迪斯雷利声称“英国汗青上独一能和亲王媲美的是菲利普·锡德尼爵士；他们同样积极朝上进步，性格温良，是稀有的浪漫与古典精神的完美连系”，并颂扬亲王“公忠体国”，以致积劳成疾——那既是公允持平之论，又暗合女王意旨（女王暗里坚信爱德华之秽行对亲王形成致命冲击）。迪斯雷利的政治格局，由此可见一斑。不只如斯，随后在亲王塑像募捐提案表决时，迪斯雷利又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促使法案顺利通过。对此，女王更是满心感恩。做为回报，女王赠他一册以白山羊皮拆订的亲王演讲稿，内附女王亲笔签名。不久，威尔士亲王与丹麦公主的婚礼在圣乔治教堂举行，迪斯雷利夫妇做为嘉宾获邀出席，并有幸在温莎城堡小住一晚。对朝臣而言，此等礼遇，殊不多见。
女王本来以法度谨严而著称，但跟着与迪斯雷利交往的深进，她的郁积之气一网打尽，心绪越发轻松——有时听仆人讲笑话，竟畅怀“笑出眼泪”——以至不吝出于对后者的“偏心”而突破政治端方。因为守旧党内部纷争，迪斯雷利首届政府未满一年便宣告倒台，辅弼黯然告退。根据老例，女王有意赐封他为贵族，从而得以瓜熟蒂落地荣升上院议员。但他对峙认为本身做为在野党指导，鄙人院更能发扬感化，于是婉拒女王提议，同时恳求女王将贵族封号转赐给他的老婆玛丽·安妮。女王爱屋及乌，竟如其所请。
玛丽·安妮比迪斯雷利年长十二岁。“我的老婆是个十分伶俐的女人”，迪斯雷利曾对女王介绍说，“但她永久记不得希腊人和罗马人呈现的先后挨次”。玛丽·安妮的第一任丈夫是一位实业家、资深议员，也是迪斯雷利的政治导师。丈夫因病往世后，玛丽·安妮携大笔遗产改嫁迪斯雷利——时人普及认为迪斯雷利此举意在“谋财”（成婚之时新娘已年过四旬），但玛丽·安妮却相信迪斯雷利意在获取“从政的体味”。女王生平对两类人最为恶感：一是女权主义者，一是再嫁之孀妇，然而玛丽·安妮却以朴实和坦诚博得了女王的欢心。
玛丽·安妮与女王差不多同时成婚，并且像女王一样对丈夫充满柔情爱意。她说本身一生最憧憬拿破仑与约瑟芬的浪漫传奇，那刚好也是女王的心愿。她对女王讲述迪斯雷利的糗事：那位政治家一贯强调尊重妇女，声称“漠视女性之美是汉子更大的立功”——他在婚前曾对玛丽·安妮爽快：“我的一大陋习就是喜好酒醒之后偷吻女仆。”某次醒后，他给老婆献上一首情诗，期看本身“是一只跳蚤，能够轻咬你的膝盖”。别的一次，他收到老婆的一封手札，赞颂不已，赞扬其“文笔胜过法国手札名家塞维尼夫人”，并断言在英国国内，其水准可能仅次于女王。据说在所有类似谈话中，最感动女王的是玛丽·安妮无意中透露的一个奥秘：因为恐惧失往，她每晚总要搂着丈夫的脖子进睡。
玛丽·安妮深藏若虚，关于迪斯雷利的风流韵事绝口不提，女王心知肚明，但也从未点破。迪斯雷利不行一次声称，女性是人生的更佳朋友——而他的“玄机”，即在以平等和通俗心善待每一位女性。他在正式场所，对峙对女王行中世纪骑士式的吻手礼，或用斯宾塞典故尊称她为“维多利亚仙后”，或间接赞誉她是伊丽莎白女王再世——极大地称心了女王的虚荣心。迪斯雷利认为，任何年龄段的女性，其实都有一颗“少女心”，女王也不破例。因而，他会不时赠予小礼品，同她讲笑话、拉家常——事实上，后来即使是向女王报告请示公事，他也锐意摘用女王最喜好的闲聊体例，曲白而爽快。于是，最末所有难题都迎刃而解。
迪斯雷利深谙人道。他的名言是“轴承若想用得久，必需常添光滑油”——文学评论家马修·阿诺德曾责备他是“马屁精”，他答复说：“确实如斯。人人都喜好阿谀，假设你有幸为女王效劳，你可能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每次朝见女王之前，他肯定频频练习训练，逃求更佳表达体例——正如他在国会颁发的演讲，看似即兴发扬，其实是深图远虑的成果。难能宝贵的是，即使如斯，他也总能将阿谀话说得恰如其分，且不露陈迹，令举座之人皆如沐春风。他在第二任辅弼任内倡议多项变革法案，可谓无往而不堪，很大水平上便得益于那一谈话身手。
在女王看来，那也是迪斯雷利与他的政敌格莱斯顿区别之所在。格莱斯顿是政坛常青树，做风严谨，嫉恶如仇，曾屡次因事关“政治原则问题”愤而告退。他遵守传统，对女王素存敬畏之心，但亦因而表示得疏远而冷淡。女王日后回忆，当她收到冗长而复杂的《爱尔兰教会法》（草案）以及格莱斯顿先生长达十数页的阐明函时，差一点“精神瓦解”：她将法案和阐明函两比拟照，一边阅读一边条记，但最末仍不明就里（迪斯雷利后来因而间接免去了女王审阅法案的懊恼）。至于面谈，更是她情非所愿——格莱斯顿“和我说话就像在公家集会上做演讲”，女王曾对臣属抱怨。照女王的观点，假使那位一本正经的大臣可以像迪斯雷利一样多些情面味，他的政治生活生计或许会有更大建树。
从各个方面看，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都像是天敌。与后者的清教气量相反，前者视野恢弘、乐看开朗，颇具福音教派的进世情怀；后者努力于小我道德完美，前者则不顾外表，更存眷社会改进。后者是严厉的古典学者，前者是轻松诙谐的小说家。因为二人世界看悬殊，处置问题的办法也大不不异，他们在政坛缠斗数十年，必然水平上影响了政府行政效率，但总体而言却是互补相成，配合促进和庇护了维多利亚的“时代风气”。虽然后者执政时间更长，但凭仗其政治才气和小我魅力，前者在形塑那一时代风气过程中发扬的感化显然更为凸起。
第二任辅弼任内，迪斯雷利获得女王的绝对相信和鼎力撑持，在内政外交等范畴获得了卓著成就。他主持通过一系列公共教导、卫生安康、食物平安以及劳工权益法令，并通过扩展通俗公众选举权的变革法令——该法令的施行是英国精英政治向群众民主政治改变的重要一环，由此国内政治面孔也面目一新。到他1880年卸任之时，各界一致评判：本届政府“在此五年间为工人阶级所做的一切，超越过往五十年的总和”——迪斯雷利那位“在人民中兴起”的政治家，由此也遭到公众的衷亲爱戴和驰念。
比拟于内政，迪斯雷利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示更有目共睹。他奉行稳重与造衡的现实政治 （Realpolitik）原则（“政治家们所拥有的动作自在，要比他们本身想象的少得多”），制止一切冒进和不计代价的逞强，出格反对贸然策动战争。他的名言是“政治不言末结”——政治家的责任就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场面下找到“令人心服的处理计划”。1876年，迪斯雷利施展政治手腕，为女王赢取“印度女皇”称号，并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帮助下，购得苏伊士运河股权（使得英国通往印度的航路缩短数周时间）——在那一场欧洲列强的比赛中，正如迪斯雷利所说，女王最末成为“更大的赢家”。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他主导俄-土会谈，说服各方签定《柏林公约》——既庇护了欧洲和平，又扼造了俄国的扩大野心，成果连铁血宰相俾斯麦也不能不叹服：“那个老犹太人确实是小我物。”女王晚年主动摘取和亲政策，与欧洲列国王室修好，被尊为“欧洲的老祖母”（德皇威廉二世是她的外孙，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她的孙女婿），必然水平上也遭到迪斯雷利外交思惟的影响。
迪斯雷利惯于施展“两面派”手法，有时连女王也被他蒙蔽。好比他一方面蜜语甘言，对女王声称君主造具有特异功用，它能通过“怀旧”凝聚人心、庇护不变，因而那一政治传统不只不克不及被取缔，反而应该发扬光大；他进而主张将王权酿成“大不列颠民族的象征，并鼓励那个民族在全世界范畴内扩大”，由此，女王与“大英帝国”及其臣民将融为一体，永不别离。然而另一方面，他在详细施政过程中又通过一系列变革法令扩展人民的政治权力，最末胜利“稀释”王权，使得女王成为名副其实的“虚君”。
迪斯雷利晚年仍奉行他的快乐哲学。据他的门徒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看察，虽然年迈多病，他照旧喜欢珠宝、项链和女性——出格是佩带珍珠项链的密斯，乐此不疲。对他而言，“政治贯串始末，也几乎是他独一的快乐”。他本人一生以出进宫廷为乐，也衷心期看更多同胞享遭到那一乐趣。他试牟利用王室威仪唤起公众爱国热情和民族骄傲感，更期看女王将她的仁爱散播到公众之中——那也是他尽量保卫君主造的底子目标。
1881年，迪斯雷利病逝。囿于宫廷仪礼，女王无法莅临他的葬礼，但仍送出他生平更爱的报春花，并于葬礼四日后亲身前去墓地悼唁，可谓哀荣备至。据列传做家说，那位政治家的临末感言是，“年轻时无妨觅欢做乐，年长之后，它会成为你在官场高人一等的贵重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