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璇：躲书家所撰序跋与通俗小说文献学的成立

躲书题跋的汗青相当悠久，至明清时开展至昌盛，题跋名篇、名家屡见不鲜，历来为躲书家所重。然而，同样茂盛于明清的通俗小说，虽遭到通俗读者欢送，却迟迟未进进躲书家视野。

《清代私人躲书目次题跋从刊》

若根据做者身份对通俗小说序跋停止划分，大致可分为商人、文人两大类。此中名望较广、影响较大的，多为官高位显的名人，或专业小说评点家所做，他们所做的序跋多从意义、章法、人物、情节动身，阐述通俗小说价值，较少存眷小说版本信息、文本流变过程、体裁开展情况等如今被认为属于通俗小说文献学范围的内容。

学术界一般会将新文化运动后大量学者投身于通俗小说版本搜集，对通俗小说展开版本、校勘等研究视做通俗小说文献学成立的契机。但现实上，自清代中期起头，通俗小说起头与躲书家产生联络，以躲书为契机创做的序跋也随之降生[1]。

通俗小说与躲书家所代表的雅俗文化不竭交融，成为通俗小说文献学构成背后持久的积存与萌芽初生的线索。那一过程，往往会被如火如荼展开的新文化运动和各类时代新变所遮蔽。以躲书家的通俗小说序跋撰写为线索，或可对通俗小说文献学的成立过程有更深进的熟悉。

一、笔录：通俗小说序跋中所见躲书家的阅读社交生活

因为通俗小说不断以来被视做“小道”，被排斥于四部之外，因而想要通过常规著录体例获取通俗小说的递躲情况就显得好不容易，领会通俗小说的现实畅通情况也相当不容易。不外，通过一些由躲书家所撰序跋中透露出的信息，可领会到其接触通俗小说、获得通俗小说的详细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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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序跋史》

固然那些序跋在躲书题跋中并不是支流，撰写目标也多为偶尔，但关于逃溯通俗小说文献学成立的起始环节——通俗小说版本的递躲情况却颇有助益。

（一）购求收躲

搜求图书最常见的体例天然是购置。但因为前文所述布景，少少有躲书家会纯因收躲目标购置通俗小说。不外，一些汗青小说，特殊是时事小说，因为成书时大量抄掇其时别史、邸报等材料，会因为具备史料价值而进进躲书家的收躲视野。

如成书于清初，讲述李自成起义至吴三桂降清始末的时事小说《剿闯通俗小说》，在编辑时抄撮《国变录》《抽泣鼎录》《死难诸臣名单》《附闯诸臣授职名单》等史料而成，且在乾隆年间曾遭禁毁，传播较少，目前所见多为手本[2]。

傅以礼《剿闯小说跋》

因《剿闯通俗小说》兼具史料性与珍稀性，得以进进躲书家的收躲范围。在目前所能见到的版本中，有一种手本为躲书家傅以礼旧躲[3]。此本现躲于国度藏书楼，卷首有傅以礼跋语，全文曰：

《剿闯小说》五卷、《馘闯小史》六卷，一署“西吴懒道生齿授”，一署“润州葫芦道人避暑笔”。卷首有“西吴九十翁无竞氏”序，均不详其名氏。其书虽分两种，而事迹连属，彪炳一手。余家所躲明季稗野不下百余种，其用平话体者，惟此书与《台湾外纪》耳。卷中所载讨贼檄文，见史忠正公集，诸书皆无异词，此书独属之吴三桂，且慢窜易首尾数语，近人《甲申朝事小纪》遂袭其误，殊为失考。丙子冬日，换番钱一圆得之禾中友人，手自拆缉，灯下标识讫。[4]

按此处“丙子”即光绪二年（1876），根据后记后的“节子题识”印可知此为傅以礼躲书。

不难发现，那是一篇体裁规整、信息丰富的典型躲书题跋，向读者供给了相当多信息：

起首，傅以礼在后记中详尽著录了所得册本的书名、卷数、做者及序跋题署等根本信息。

其次，后记详尽介绍了得书过程：傅以礼在光绪二年以一圆外国钱币从一农人处购得《剿闯小说》《馘闯小史》二书，颠末阅读后发现二书所叙事迹连接，认定为统一做者所做。

再次，傅以礼收躲此书，与其阅读喜好与治学标的目的密切相关。他专治明史，非分特别留意搜集南明史料，如其所说“所躲明季稗别史不下百余种”。

《新编剿闯小说》

《剿闯小说》之所以会进进傅以礼视野，恰是因为他认为此书是以平话体笔录史实，较为少见。在评判时，他也愈加存眷书中内容能否契合史实。可见，傅以礼是将《剿闯小说》做为汗青研究的稀有文献而收躲，对此书的体裁或文笔其实不非常在意，在那种情状下创做而成的通俗小说序跋现实上是一种无心插柳的行为。

不外，此篇偶尔产生序跋却向我们展现出了通俗小说狭隘的保存裂缝和传布路子。最早呈现的通俗小说即以讲史为重要题材，因而许多论者在阐述小说存在合理性时，便常以此为次要论点，将小说与史部成立联络。在现实传布时，一些通俗小说也确实凭仗此功用得到了躲书家的重视，从而得以保留。

（二）造造手本

此外，为扩展躲书规模，誊写过录册本也成为躲书家的得书体例之一。在各类通俗小说中，最受躲书家爱重的当属《红楼梦》。

舒元炜《红楼梦序》

程伟元在《红楼梦序》中曾说：“功德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风行一时者矣。”[5]逍远子《后红楼梦序》中也表达：“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久已到处颂扬，每购手本一部须数十金。”[6]可见手本《红楼梦》在躲书家中的受逃捧水平。

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笔录那些版本降生过程的序跋。如被学术界认为过录时间最为清晰的舒序本，就是一部典型因遭到躲书家喜爱而造造出来的手本。此本因卷首有签名为舒元炜的序文而得名，舒元炜序题署为“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屠维做噩且月上浣，虎林董园氏舒元炜序并书于金台客舍”，可知过录时间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

序文对此本抄录过程笔录如下：

董园子偕弟澹游方随计吏之暇，憩绍衣之堂，维时溽暑蒸，时雨霈，苔衣封壁，兼□□问字之宾；蠹简生春，搜箧得卧游之具。……筠圃仆人瞿然谓客曰：“客亦知起伏显晦之缘，悲欢离合之故，有如是书也夫？吾悟矣，二子其为我附和之可矣。”于是摇毫掷简，口诵手批。就如今之五十三篇，特加雠校；借邻家之二十七卷，合付钞胥。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返故物于君家，璧已完乎赵舍。（君先与当廉使并录者，此八十卷也。）[7]

序文中提到的“董园子”即舒元炜，董园为其字[8]；“澹游”即舒元炜之弟舒元炳，澹游为其字；“筠圃仆人”则为躲书家玉栋别名[9]。

《舒元炜序本红楼梦》

据序文内容可知，舒元炜、元炳兄弟在乾隆五十四年进京赴试，落选后借居于玉栋家中，期待下次再考。在闲谈时玉栋提及对《红楼梦》的喜欢，拿出本身收躲的残本，又借到邻家所躲的别的二十七回，合抄校订，最末成为如今舒序本的面孔[10]。

此外，序文中还提到了曾与玉栋一路抄录过《红楼梦》的“当廉吏”，据学者考证，应为当保[11]。

舒元炜序的特殊之处不只在于其详尽笔录了手本小说产生的详细细节，在论证《红楼梦》传布序列时也产生了重要感化。

舒序本的过录时间为乾隆五十四年,可知玉栋及邻家收躲《红楼梦》手本的时间则更早，此时间隔曹雪芹往世不外二十余年，因而玉栋应该是较早重视到《红楼梦》的躲书家。玉栋与曹雪芹均为汉军正白旗人及外务府包衣，且同属八旗文人圈，玉栋很有可能传闻过曹雪芹的文名，并对其创做产生兴致。

曹雪芹邮票

在得到《红楼梦》手本后，玉栋更在此根底上造造出了新的手本，并选举给其他同好，那也成为《红楼梦》早期版本的重要产生路子。

（三）家躲递传

明清两代多有躲书世家，其躲书历经数代，渐陈规模，晚辈躲书家关于父祖辈的收躲往往非常珍爱。此中就有少数通俗小说因遭到躲书世家的重视，得到了妥帖保管，吴县潘氏的《儒林外史》收躲便是一例。

吴县潘氏自潘奕隽起，六代皆好躲书，此中以潘祖荫的滂喜斋躲书最为出名[12]。在潘祖荫躲书中，有一部精手本《儒林外史》。

此手本现躲于上海藏书楼，共六册，卷首封面有“文恭公阅本儒林外史”题签，旁有一行小字曰：“同治癸酉二月祖荫重拆并题签”。每封爵面题有“敏斋杂著”，并题有序号。第一封爵里有题记曰：“凡六册，‘敏斋杂著’四字皆文恭公手书，光绪戊寅三月十八日祖荫记。”

按“文恭”为潘祖荫祖父潘世恩谥号[13]，同治癸酉即同治十二年（1873），光绪戊寅即光绪四年（1878）。可知此手本《儒林外史》原为潘世恩旧躲，后由潘祖荫从头拆订。

潘祖荫

此本《儒林外史》卷首回目后有一则识语，曰：“全椒吴敬梓，号敏轩，一字文木，举鸿博不赴，移居江宁，著诗集、诗说，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行于世。”此外，书前还贴有手抄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有学者查对字迹，发现识语当为潘世恩所写，而《文木先生传》则为潘祖荫抄录[14]。又有学者将此本与其它《儒林外史》版本停止比对，认为潘世恩手本所据底本当为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誊写时对卧闲草堂中的文句停止了润饰[15]。

根据潘世恩生平，其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中状元后便赴京为官，曲至嘉庆十九年（1814）因母丧回乡，守孝期满后陆续留在苏州侍养父亲，至道光七年（1827）父丧期满后才重回京城。

而《儒林外史》成书后次要在江南地域传播，目前所见刊本皆为江南书坊刊行，因而潘世恩在回乡期间最有可能有闲暇阅读、修改《儒林外史》，并命人抄录此书用做收躲。故可揣度，此本《儒林外史》当在潘氏祖孙手中珍躲把玩了五六十年。

滂喜斋躲书

潘世恩抄躲《儒林外史》的原因天然是阅读兴致，因而在会在卷首做识语简要笔录吴敬梓生平，此中“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行于世”的评语，应袭自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中“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句。

而潘祖荫将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全文抄录下来附于书前的行为，表现身世为躲书家与学者的自觉考证意识，其从头拆订、频频阅读《儒林外史》的行为，也反映出对祖父收躲的珍爱，为后世读者领会通俗小说递躲过程供给了一个特殊情境。

以上几则序跋的存在，使得后世读者领会到通俗小说得以保留、传播、增殖的三种路子。虽是做者无心之举，却展现出此前不断被认为是“小道”“末技”的通俗小说，若何通过狭隘的保存裂缝进进躲书家视野的最后过程。

当通俗小说收躲行为愈发常见后，通俗小说文献学的成立也就有了合理的文化情况，因而那一初始过程值得重视。

二、展现：通俗小说序跋中所见躲书家的阅读社交生活

晚明以降，跟着物量文化的开展，册本做为一种典型的古物形式，逐步成为精英士医生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手段，阅读、躲书、校书行为逐步衍生出社交属性。

《册本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册本与士人文化》

躲书家做为精英文人的代表，要参与大量展现、维系其社会身份的社交生活，而序跋有着酬送赠答的社交属性，而通俗小说又天然具备娱乐功用，能够想见，躲书家、通俗小说、序跋经由社交合成在一路，势必会产生相当别致的化学感化。

躲书家为通俗小说撰写序跋，既能够笔录其社交生活的详细面孔，藉此拓展序跋的内容与功用范围、扩展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更能在无形中使通俗小说序跋具备阅读史意义。通俗小说进一步融进精英文人的文化生活，那一过程成为通俗小说文献学成立的需要酝酿。

关于通俗小说序跋的阅读社交功用，在前文所举舒元炜序中即有表现。做为一部内容雅俗共赏且存在很多稀见手本的小说，《红楼梦》确实十分合适供文人学者在雅集中赏玩阅读，那一情境在现存最早的《红楼梦》手本——甲戌本题跋中也有展示[16]。

在甲戌本《红楼梦》第二十八回末附有六条手书跋语，此中第一条题跋曰：

甲戌本《红楼梦》跋

《红楼梦》虽小说，然曲而达，微而显，颇得史家法。余向读世所刊本，辄逆以己意，恨不得起做者一谭。睹此册，私幸予言之不谬也。子重宝之。青士、椿余同看于半亩园并识，乙丑孟秋。[17]

题署中的“青士”为濮文暹，“椿馀”为其弟濮文昶[18]，乙丑当为同治四年（1865）。其余五条题跋则为此本收躲者刘铨福题写[19]。此篇题跋不只表达出题写者对《红楼梦》的喜欢之情，更展现出躲书家在雅集中配合赏玩躲书的典型阅读场景。

根据题署可知，此次赏玩品读活动的发作地是其时的京城名园——半亩园。半亩园位于北京东城黄米胡同，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由李渔设想修建，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被时任江南河道总督的完颜麟庆购得[20]。

此条题跋创做之时，半亩园的仆人则是麟庆长子崇实[21]。麟庆、崇实父子均喜好躲书，他们在半亩园中辟一躲书楼，名曰“嫏嬛妙境”，躲书“统计八万五千余卷，盖萃六七世之收躲”[22]，并编有《嫏嬛妙境躲书目次》四卷。后记题写者濮氏兄弟因擅长诗文创做，精于鉴赏，被崇实聘为西席。同治三年（1864）同年中举的濮氏兄弟又在会试时同榜高中进士，一时传为美谈，愈加得到崇实礼重。

大兴刘铨福门第守印

而刘铨福与其父刘位坦在其时也以好古躲书著称，其躲书室名为“君子馆砖馆”。据刘位坦友人杨翰回忆，半亩园不断是麟庆、崇实父子“讌集名人”“文酒眷恋”之处[23]，刘铨福可能因喜好躲书、精于鉴赏而成为半亩园座上宾。

甲戌本《红楼梦》应该恰是在某次雅集时，由躲主刘铨福带至半亩园，与同样有收躲、鉴赏喜好的崇实、濮氏兄弟及其他文人雅士品鉴赏玩。事实上，崇实家与《红楼梦》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麟庆与高鹗曾为忘年交，二人有很多诗歌酬唱往来，高鹗还曾为麟庆之母恽珠诗集做序。

连系以上信息不难发现，刘铨福将其收躲的《红楼梦》早期手本带往半亩园，并请做为崇实座上宾、其时炙手可热的濮氏兄弟题写跋语的社交目标相当明白，因而那篇躲书题跋除了做为《红楼梦》早期手本的流转笔录外，也是做为文人以躲书停止社交的见证。

此外，一些笔录躲书过程的通俗小说序跋还可做为其时“学术配合体”交往的功效[24]，如咸丰三年（1853）刊行的空青室本《西游补》恰是晚清学者“学术配合体”处置校订研究工做时的副产物[25]。

空青室刊本《西游补》

此本为躲书家、学者钱培名（1814-1878）校订刊行[26]，卷首有题署为“癸丑孟冬天目山樵识”的《西游补序》。天目山樵则是学者张文虎（1808-1885）别名[27]。此序对空青室本的降生过程交待得非常详尽：

予游莺湖，得旧手本《西游补》于延州来氏。本来略有评语，以示我友武陵山人。山人曰:“未尽也。”间疏证一二，以示三一道人。道人曰：“嘻，犹未尽。”乃覆加评阅考论，而删存其原评中窾者，犹认为未尽，不得如悟一子之诠《西游记》也。

可知张文虎受聘为钱熙祚辑定《守山阁从书》时，从“延州来氏”处得到一种带有评语的旧手本《西游补》。张文虎遂向友人顾看光（1799-1862）展现[28]，顾看光对其停止简单文字疏证后，又将此书交给三一道人（钱培名别名）。

钱培名对此书停止了大篇幅的校订与评点，最末构成空青室本的现有面孔。不难发现，此本《西游补》恰是张文虎、顾看光、钱培名三位学者在辑书、校书闲暇时，配合阅读、讨论、评定的产品，那使得通俗小说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副产物，也使序跋成为晚清学术配合体之间停止交换的手段。

假设陆续以张文虎为线索梳理还可发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通俗小说经常做为与同好停止交换的前言，以至以其为中心构成了一个影响颇大的晚清文人小说评点群体[29]。

宝文阁刊本《儒林外史评》

若将《儒林外史》各本卷首所附序跋、识语停止搜集，即可发现此部小说在学者寒暄中起到的重要感化，如光绪十二年（1886）宝文阁刊本《儒林外史评》中即有张文虎多条识语，此中“昔黄小田农部示余所批《外史》”、“予评是书凡四完稿矣，同郡雷谔卿、闵颐生、墨贡三，先后皆有过录本”、“己卯夏杨古酝大令借此本过录一通”、“旧批本昔年以增艾补园，客秋在沪城，徐君石史言曾见之”、“有友看我批本，慨然曰：‘会当顽石点头’”等句[30]，足见《儒林外史》在张文虎社交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当通俗小说融进躲书家社交生活后，所饰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多元。而通俗小说序跋通过对那些活动的笔录，内容与功用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当通俗小说成为躲书家社交生活的需要构成部门时，便意味着对文本的深进阅读与探究考证即将展开。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典躲版）

三、主导：序跋撰写与躲书家的通俗小说出书活动

跟着通俗小说的影响渐广，躲书家除购求收躲、玩赏品读外，还进一步参与到小说出书活动之中，以至在此中起到主导感化。那些由躲书家参与出书的小说中常会附上其所撰序跋，既具备告白鼓吹感化，又可以做为躲书家收躲、校订过程的笔录。

值得重视的是，因为躲书家自觉主动参与小说消费过程，其所做序跋与书坊片面邀请名人做序比拟，在信息量与文素质量上都有了浩荡提拔。躲书家对通俗小说出书的深度参与过程，也经由序跋详尽笔录下来，成为通俗小说文献学成立前的酝酿理论。

躲书家对通俗小说出书的主导最早可逃溯至乾隆年间静寄山房刊本《平山冷燕》，此本由怡僖亲王弘晓评点并刊行[31]，刊行过程在卷首序文中也有表现：“庚申夏月，小监于肆中购得《平山冷燕》一书，余退朝之暇，取而看之，以消长夏。……因漫笔所之，批点数语，聊以寄兴云尔。”[32]

可知弘晓在偶尔得到《平山冷燕》后，出于对小说的喜欢决定评点此书。关于刊行此本的静寄山房，目前尚未找到明白的材料，但同样名为“静寄山房”之处，一为位于承德避暑山庄中的名景，一为醇亲王南府花园之名，似乎都与皇室存在联络。

此外，从静寄山房本闪现出的精校精刊本面孔、存世数量及较为客看的评点立场等特征，都可揣度此书应该是弘晓的家刻本。

弘晓《平山冷燕》序

需要指出的是，弘晓收躲并刊刻《平山冷燕》之举应非偶尔，除小我的阅读爱好外，应当还有对通俗文学的持久兴致积存。怡府自怡贤亲王胤祥起便以躲书闻名，目前可见两种怡府躲书目次为誊写于乾隆晚期的《怡府书目》与咸丰年间的《影堂陈列书目次》，别离著录图书四千五百余部、五千三百余部，可见怡府躲书之盛。

怡府躲书中还有一相当显著的特征，即收躲有大量通俗文学做品，如《怡府书目》中便著录有《醒菩提》《韩湘子全传》等十八种通俗小说，及《国色天香》《秀谷春容》等六种通俗类书、《牡丹亭》《南九宫谱》等二十七种剧本、曲谱；而《影堂陈列书目次》除著录二十种通俗小说、五种通俗类书外，更专设“戏本目次”类，著录戏曲类著做二百零七种。

那种对通俗文学的著录规模在历代私人书目中都相当稀有。不只如斯，弘晓也是清代诸王中刻书数量最多的，此中也包罗《牡丹亭还魂记》如许的戏曲做品。此外，《红楼梦》早期手本己卯本亦为怡府抄录。

怡亲王弘晓府邸

由此可见，弘晓收躲、评点、刊行《平山冷燕》是持久对通俗文学停止存眷的成果，因为地道的阅读兴致与自在的刊刻权利，使其逐步构成较开通的收躲与出书看念，那一过程，也经由其通俗小说刊刻活动与序跋撰写得以清晰展示。

假设说弘晓对《平山冷燕》的阅读、评点、出书行为仍属小我行为，那么晚清影响颇大的通俗小说《七侠五义》的出书过程，则更能表现出躲书家对通俗小说贸易出书活动的主导影响。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广百宋斋刊行的《七侠五义》，封面有“旧题石玉昆述”“曲园重定”字样，可知此书为出名学者兼躲书家俞樾修订[33]。小说卷首有俞樾《七侠五义序》，文曰：

往年潘郑盦尚书奉讳家居，与余吴下寓庐相距甚近，时相过从。……尚书云：“有《三侠五义》一书，虽近时所出，而颇可看。”余携回阅之，笑曰：“此《龙图公案》耳，何足辱郑盦之一盼乎？”及阅至末篇，见其事迹别致，笔意酣恣，描写既进豪芒，点染又曲中筋节，……如斯平话小说，方算得六合间另一种翰墨。乃叹郑盦尚书赏识之不虚也。[34]

此中潘郑盦恰是前文提到的精手本《儒林外史》收躲者潘祖荫，据序文可知，潘祖荫应在京城为官时读到光绪五年（1879）北京聚珍堂刊行的《三侠五义》，并在光绪九年（1883）守父丧回乡时将此书选举给老友俞樾。

俞樾《七侠五义序》

俞樾读后，因喜欢而对小说停止修订：根据史实修订了原书第一回“狸猫换太子”情节，将书中颜查散之名改为“颜眘敏”，将书名改为《七侠五义》，并修改润饰小说文字。随后，俞樾又将此书交由上海新兴出书社广百宋斋刊行。

广百宋斋由商人徐润兴办，是其时较早利用铅印手艺刊刻册本的新式出书社之一。广百宋斋在成立之初，曾刊行《广百宋斋书目》并藉以征稿：“代客承印各类大部册本。惟期见赏士林，不敢敬服工本。凡缙商欲付梓铸版者，请至本斋面议可也。”[35]流露出“求稿若渴”的姿势。

此外，徐润在筹谋出书时对通俗小说相当重视，组织刊刻了很多“荟萃近时名手而成”的精刊本[36]，如《详注聊斋志异图咏》《绘图增像第一才子书》《增评补图石头记》等，销量都颇可看。

味经堂刊本《坐花志果》

此外，做为活泼于上海的商人，徐润与江南地域的文人往来相当密切，俞樾友人汪调生的文言小说《坐花志果》曾由广百宋斋刊行出书。俞樾与徐润因为有间接或间接的往来，抉择将修订完成的《七侠五义》交给广百宋斋出书也是双赢之举：广百宋斋期看凭仗俞樾声名及精修小说稿获得更大销量，而俞樾也愿意将喜欢的小说交给相信的出书社刊行。

从成果上看，此次躲书家、学者与出书商的协做确实产生了胜利反应：广百宋斋《七侠五义》出书后不只立即热销，还使上海的善成堂、泰山堂、上海书局、珍艺书局、新闻报馆、申报馆等出书社纷繁跟风翻刻，还呈现大量续书，极大扩展了公案侠义小说的影响，成为晚清小说史上的注目现象[37]。

前文提及的经由躲书家收躲、校订的通俗小说，大多履历了类似传布过程，那些小说也更随便击败其他版本，成为通行定本。

好像治八年（1869）苏州群玉斋本《儒林外史》在刊行前应根据潘氏所躲手本停止过校订，此本随即成为江南地域十分时髦的版本[38]。然后经由张文虎在苏州群玉斋本根底长进行了评点，经张文虎评点的《儒林外史》后在同治十三年（1874）、光绪七年（1881）经由申报馆的两次刊行，影响辐射至全国，遂成为近代更受欢迎、影响更大的小说之一[39]。

群玉斋活字板《儒林外史》

又如钱培名在刊行空青室本《西游补》后又停止了修订、评点，于光绪元年（1875）交由申报馆刊行，申报馆本遂成为定本，得到了黄人、鲁迅、刘半农、施蛰存等近现代文人学者的盛赞。

可见，当通俗小说成为躲书家日常阅读与社交生活的构成部门后，躲书家的小说看念也逐步宽大，加之晚清出书手艺的改革、对新稿件的渴求等外在因素催化，躲书家与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在出书情况与躲书家的双重挑选下，兼具文学与文字量量的通俗小说便更随便脱颖而出。如许一来，长久一来对通俗小说的社会成见也在逐步消弭，为通俗小说文献学成立扫清了看念上的障碍。

四、预流：躲书家与通俗小说早期版本的搜觅考证

跟着躲书家与通俗小说的关系日益密切，通俗小说文献整理工做末于起头萌芽，逐步有学者主动搜觅稀见通俗小说版本并停止考证研究。

《新编五代史平话》

值得重视的是，最早一批停止通俗小说文献搜集、考证工做的学者，往往兼具躲书家身份，他们在披露新发现的通俗小说文献时，也习惯根据学术传统以后记形式对其发现颠末、版本情况、成书时代、考证过程等内容停止笔录。那些序跋在承担传统躲书题跋功用之余，还合成了前文提及的所有功用，并传递出躲书家看待通俗小说的全新立场。

在此酝酿过程中，可视做标记性事务的当属宣统三年（1911）《五代史平话》的刊行。此书是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长篇讲史话本，由曹元忠发现[40]、董康印行[41]，二人均为近代出名的躲书家。书末附有曹元忠所做后记，全文曰：

宋巾箱本《五代史平话》于梁、唐、晋、汉、周，各分上下二卷。惜梁史、汉史皆缺下卷；虽上卷尚存回目，而梁史已脱往数页，不克不及补矣。元忠于光绪辛丑游杭，得自常熟张大令敦伯家，以压回拆，顾各家书目，皆未著录。博访通人，亦惊认为稀有秘笈。偶忆《梦粱录》小说讲经史门有云：“讲史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荣枯战争之事，有戴墨客、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

疑此平话或出南渡小说家所为，而书贾刻之，故目次及每卷首尾辄大书“新编五代某史平话”也。惟刊自坊肆，每于宋讳不克不及尽避。其称魏征及贞看处，则皆做“魏征”“正看”，要亦其时习惯使然。是书近为吾友武进董大理经景刊行世，写刻之精，无异宋椠。改日躲书家或与士礼居本《宣和遗事》并传乎？宣统辛亥七月吴曹元忠跋于京邸之凌波榭。[42]

曹元忠

此则后记相当规整，依次介绍了《五代史平话》的卷帙与保留情况，以及此书发现、版本考证的详细过程。此书为曹元忠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友人张敦伯处发现，曹元忠在查考历代书目未得后，末于根据《梦梁录》中记载揣度此书应为南宋坊刻的讲史平话小说[43]，并借予老友董康影印出书。

曹元忠后记的内容及所承担的功用相当丰富，既介绍了得书过程，亦是躲书家往来社交的见证，更是躲书家主动参与小说刊刻的功效，表现出躲书家与通俗小说间已经成立起相当密切的关系。

《新编五代史平话》董康识语

值得重视的是，曹元忠后记着重强调了《五代史平话》一书为董康以影印之法刊行，意在保留此来源根基貌，那在其时也属创举，表现出曹、董二人对新发现的通俗小说文献的重视。而此本刊行的最末影响是：“现今时髦的各类《五代史平话》版本，均以董康影刻本为底本”[44]，从中亦可见二人之功。

至于董康影印刊行《五代史平话》的动机，当与其早年旅日访书履历有关。董康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初次赴日察看，因而结识汉学家岛田翰。次年陆氏皕宋楼躲书在岛田翰牵线下售予静嘉堂文库，董康慨叹贵重文献流失海外，于是在北京将岛田翰《皕宋楼躲书源流考》手稿刊行，并做《刻皕宋楼躲书源流考题识》一文。

在文中董康除感喟“国人视书之存亡，漠然淡然”的立场外，还不无慨叹地回忆了其在日本与岛田翰相约访书的履历：“秋天相与访书于西京、奈良间，纵看庙宇旧家之躲，浃旬而返。”[45]

按日本很多藩主与寺院都以躲书闻名，其收躲除传统四部典籍外，还包罗大量通俗小说，如尾张德川家的蓬左文库躲有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余世腾刊本《全汉志传》、万历三十四年（1606）《各国志传》，日光山轮王寺躲有万历二十二年（1594）双峰堂本《水浒传》及崇祯八年（1635）万卷楼本《东度记》等，而那些小说版本在国内均已不存。董康在日本“庙宇旧家”访书时，应该见到很多稀有通俗小说版本。

董康对此状颇为唏嘘，后来在日志中回忆内阁文库所躲小说情况时，还曾发出“顾吾国坊肆（小说）传播绝少，殆以妖妄荧听，厉以禁网也。德川氏于此类册本网罗綦富，悉储于内阁文库”的慨叹[46]。

董康

尔后董康数次前去日本，访书时将重点放在通俗小说、戏曲类文献，此中应该就有惋惜国内典籍流失、立志发掘被不放在眼里的通俗文学文献的心态。

此外，董康“一生以影印异书为独一之职志”[47]，在听闻友人曹元忠得到稀有的古本通俗小说后，天然会产生重刊出书的设法。曹元忠在后记中也强调此书以影印形式刊行，并赞“写刻之精，无异宋椠”，即指出董康期看保留册本原貌的明白企图。

从那一角度来看，董康主动刊刻《五代史平话》，并请发现者曹元忠做后记“考镜源流”之举，表现出躲书家对通俗小说早期版本搜觅及源流考证研究的自觉兴致，是触发通俗小说版本研究生成相当重要的线索。

缪荃孙

在《五代史平话》刊行四年后，1915年躲书家缪荃孙也发现并刊行了一部“宋人词话”《京本通俗小说》[48]。此书卷末同样附有缪荃孙后记，此中说道：

余出亡沪上，索居无俚，闻戚属妆奁中有旧钞本，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杂庋于《天雨花》《凤双飞》之中，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三册另有钱遵王图书，盖即也是园中物。《错斩崔宁》《冯玉梅团聚》二回，见于书目。

而“宋人词话”题目，“词”字乃“评”字之讹耳。所引诗词，皆出宋人，雅韵欲流，并有可考者，如《碾玉看音》一段，三镇节度延安郡王指韩蕲王，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是刘琦，杨和王是杨沂中，官衔均不错。另有《定州三怪》一回，破裂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与也是园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49]

缪荃孙后记中提到的得书过程与摘用的考证办法都与曹元忠跋非常类似：缪荃孙言其在上海亲朋收躲的旧弹词中发现四册残本平话小说，翻阅后发现此书为钱曾也是园旧躲，为“影元人写本”。

在发现外证后，缪荃孙又梳理了小说中所引诗词、人物原型官职等内证，最末确定此书为成书于宋代的平话小说。

《影元人写京本通俗小说》，1915年缪荃孙跋刊本

《京本通俗小说》的刊行在其时同样引起很大反应，罗振玉、王国维、胡适、鲁迅等学者都将其视做宋人小说予以推介。但跟着上世纪二十年代躲于日本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发现，起头有学者撰文对《京本通俗小说》的实伪情状提出量疑，目前学术界已倾向认为此书为缪荃孙伪造[50]。

至于缪荃孙“炮造”此书的动机，在后记中可觅得眉目：

宋人平话，即章回小说，《梦梁录》云：“说话有四家，以小说家为最。”此事流行于南北宋，特躲书家不甚重之；坊贾又改头换面，随便名目，遂至传本寥寥天壤。前只士礼居重刻《宣和遗事》，近则曹君曲重刻《五代史平话》，为天壤不容易见之书。[51]

缪荃孙在后记开篇即指出，因为通俗小说不受躲书家重视，书坊又为取利常停止改名删改，最末使得早期小说版底细当稀有，而以宣统三年曹元忠、董康影印《五代史平话》为契机，通俗小说早期版本末于成为被躲书家爱重并主动搜觅的瑰宝。此段慨叹足以表现出《五代史平话》刊行后对躲书界产生的浩荡震荡。

罗振玉与王国维

约与缪荃孙刊刻《京本通俗小说》同时，躲书家、学者罗振玉在日本发现了宋椠巾箱本《大唐三躲取经诗话》及宋椠大字本《新雕大唐三躲法师取经记》，并先后于1916、1917年将二书影印出书。此中巾箱本卷末附有王国维、罗振玉后记，大字本卷末附有罗振玉《又跋》。

罗振玉的两篇后记除介绍巾箱本与大字本的保留现状与递躲信息外，也重视到国内通俗小说文献存世稀少的情况，如其在《大唐三躲取经诗话跋》中说道：

宋人平话，传世起码，旧但有《宣和遗事》罢了。近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此外仍然不多见。此三浦将军旧躲，予借付影印。宋人平话之传人世者，遂得四种。

《四库全书》杂史类存目《平播始末》条，言《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敷衍成文，而口说之。今《大典》已散佚，庚子拳匪之乱、翰林院火，《大典》烬馀，有以糊油篓及包裹食物者。其幸完全者，多流进海外。辛亥国变，官寺所储，亦为人偷盗分离，今一册不存。平话一门，不知人世尚存残帙否。[52]

《大唐三躲取经诗话》

罗振玉后记中认为宋人平话传世最为稀少，《永乐大典》中所收的平话在颠末庚子之变、辛亥革命等战乱毁坏后，散佚严峻，曲到近年，才陆续有学者发现尚存的宋元平话，但“仍然不多见”。其抉择将新发现的两种《大唐三躲取经诗话》以影印形式刊行，同样有披露新发现通俗小说文献信息，保留文来源根基貌以求得学者重视的企图。

王国维后记形式亦相当标准，并更进一步对此书刊行时代、体裁、影响停止系统研究，使此跋具备了通俗小说文献学研究的雏形。后记起首介绍了宋椠大字本《大唐三躲取经诗话》的保留情况，接下来根据卷末“中瓦子张家印”款考证出此本为南宋书坊所刊，进而能够确认此书与此前躲书家发现的《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宣和遗事》均为“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

在此根底上，王国维阐发因为此书“有诗有话”，故名“诗话”，与如今所见的“词话”构成形式一致，均属于“说话”的一种，由此确定了“诗话”的体裁特征。

王国维画像

此外，王国维还指出，《大唐三躲取经诗话》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其刊行时间早、版本稀见，更因为它是后世西游故事题材通俗文学的蓝本，在“今金人院本、元人杂剧皆佚”的情状下，“而南宋人所撰话本尚存，岂非人世希有之秘籍乎”[53]。

王国维后记从从刊行时代、体裁构造、题材影响三个角度总结了《大唐三躲取经诗话》一书的文献学价值，后记中所摘用的研究办法与论证逻辑，不啻为一篇原则的学术论文。

加之此前黄丕烈《士礼居丛书》所收的《梁公九谏》与《宣和遗事》[54]，至此，宋元旧本通俗小说已根本被躲书家网罗齐全。颠末那些顶尖躲书家兼学者不懈的搜觅、发掘、鼓吹与考证，也末于使学术界意识到通俗小说的文献、学术价值，有意识的文献搜集与考证式的研究办法对通俗小说的介进，为现代意义上的的通俗小说文献学成立奠基了坚实根底。

结 语

自1920年起，亚东藏书楼先后刊行了《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十六种标点本白话小说。那些小平话前附有由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学者的新做序跋二十八篇，此中以胡适《〈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西游记〉考证》《〈三国演义〉序》等影响更大。学术界一般将那些具有考证性量的序跋视做通俗小说文献学研究构成的起点[55]。

胡适

不外，在提及胡适等现代学者创做的新式小说序跋时，后人往往第一时间想到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变革的间接刺激，随便漠视做为躲书家的胡适，其小说演技与其小说购躲活动之间的关系，更随便漠视自清代中叶以来躲书家所撰通俗小说序跋在收躲意识、研究办法对现代通俗小说文献学层累叠加的鞭策。

现实上，当躲书家起头对通俗小说产生兴致，动手收躲小说并撰写序跋时，雅俗文化便起头呈现交集。跟着交集不竭深进，躲书家对通俗小说的立场、通俗小说的文本面孔，以及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也会随即发作改变。那些细微改变都被笔录在躲书家所撰序跋之中，成为领会通俗小说文献学研究生成的贵重线索。

通过那些序跋笔录可知，躲书家接触通俗小说所存眷的内容不竭发作改变，早期躲书家多因外部原因，如家族递传、史料价值等，偶尔存眷到通俗小说。

《红楼梦考证》

跟着雅俗文化交换逐步密切，拥有配合喜好的精英文人们常会以通俗小说为前言彼此批评、展开社交，并逐步参与到小说的文本校订、语句修改活动中，介历程度愈深，对通俗小说的领会也愈多。最末萌生出搜觅通俗小说早期版本，并撰文介绍稀见小说的版本情况，自觉阐发其体裁构成法例，回纳其文献学价值等。那些开展趋向以躲书家的收躲活动与题跋撰写为前言搜集到一路，天然构成通俗小说文献学构成需要的学术积存。

尔后，投身小说研究的胡适、鲁迅、孙楷第、周越然、郑振铎、马廉等学者无不兼以躲书、研究闻名，他们同样在国表里积极搜觅通俗小说版本，撰写序跋或专题论文笔录研究功效，停止通俗小说文献的整理与出书，在此过程中，关于通俗小说目次、版本、校勘等研究起头逐步细化，具有现代意义的通俗小说文献学研究范式也末于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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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基金项目]国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译日文小说与中国近代文学建构研究（1894-1919）”（编号：21CZW036）。

[1] 需要阐明的是，本文提及的“躲书家所撰序跋”，乃取广义概念，指由躲书家撰写的通俗小说序跋，此中既包罗躲书家为本身躲书所撰的题跋，也包罗其为本身参与校订、编撰图书所撰序跋。

[2] 关于《剿闯通俗小说》的版本情状，可拜见潘建国《南明〈剿闯小说〉版本辑考》（《古代小说文献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69页）、成敏《“剿闯”系列小说版本及版本演变考》（《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第2期）、王进驹《〈剿闯小说〉版本新考——以台北躲本与日本内阁文库躲本为中心》（《文学遗产》2017年第6期）等文的相关研究。

[3] 傅以礼（1827-1898）：原名以豫，字节子，号小石、节庵学人，绍兴会稽人。曾任福建长吏、台湾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等职。其专研明代汗青，性好躲书，特殊留意搜集南明史料，躲书楼名为“长恩阁”“七林书屋”“华延年室”，有《长恩阁书目》、《华延年室题跋》等著做。

[4] 傅以礼：《剿闯小说跋》，转引自潘建国《古代小说文献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2页。

[5] 程伟元：《红楼梦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书社1996年版，第1160页。

[6] 逍远子：《后红楼梦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书社1996年版，第1175页。

[7] 舒元炜：《红楼梦序》，《清乾隆舒元炜序本红楼梦》，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07年版，第9-10页。

[8] 舒元炜：字董园，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中举，后任山东泗水、新泰、巨野知县等官。

[9] 玉栋（1754-1799）：字子隆，号筠圃，汉军正白旗。乾隆三十五年（1770）中举，曾任山东临邑知县。玉栋性好躲书，躲书楼名为“读易楼”。

[10] 按如今所能看到的舒序本仅存第一至第四十回。

[11] 周绍良：《舒元炜序本红楼梦跋》，《红楼梦研究论集》，太原：山西人民出书社1983年版，第271页。当保（1754-1785）：镶白旗人，曾先后任笔帖式、曲隶八沟理事同知、曲隶承德府知府等官。

[12] 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小字东墉，号郑盦，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咸丰十三年（1852）中探花，授编修，历任内阁侍读、工部侍郎、礼部右侍郎、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等官，卒谥文勤。其兼通经史，爱好金石、书画收躲，躲书楼名为“滂喜斋”，编有《滂喜斋躲书记》《滂喜斋宋元本书目》等。

[13] 潘世恩（1769-1854）：字槐堂，号芝轩，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著有《思补堂集》《亦吾庐漫笔》《读史镜古编》等。

[14] 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2001年版，第228页。

[15] 陈新：《〈儒林外史〉清代手本初探》，《文献》1982年第12辑。

[16] 学术界一般认为甲戌本是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红楼梦》手本，此本为1927年由胡适发现，为清同治年间躲书家刘铨福旧躲，存第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回，因第一回中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字样，被认为是乾隆十九年（1754）抄录。

[17] 濮文暹、濮文昶：《红楼梦跋》，《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1985年版，第498页。

[18] 濮文暹（1830-1900）：字青士，江苏溧水人，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先后任刑部主事，南阳、开封、彰德知府等官。濮文昶：字春渔，为濮文暹之弟。同治四年中进士，曾任湖北知州。

[19] 刘铨福：字子重，号白云吟客、道林游侣等，北京大兴县人，曾任河间府肃宁县教谕等职。刘铨福与其父刘位坦均以爱好收躲图书与金石书画著称，其躲书室名为“君子馆砖馆”。

[20] 完颜麟庆（1791-1846）：字伯余，号见亭，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四年（1809）中进士，任内阁中书、兵部主事、河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湖北巡抚、江南河道总督等。

[21] 完颜崇实（1820-1876）：字子华，别名适斋，完颜麟庆长子。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授编修，后受先朝知遇由驻躲大臣擢升为成都将军、刑部尚书等职。

[22] 完颜麟庆：《鸿雪人缘图记》，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书社2019年版，第885页。

[23] 杨翰：《息柯杂著》，《清代诗文集汇编》（650），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10年版，第400页。

[24] “学术配合体”那一概念由美国粹者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惟与社会改变面面看》（南京：江苏人民出书社2018年版）中提出，旨在阐明清代江南学者的职业化问题。

[25] 关于空青室本《西游补》的详细情状及刊行过程，可拜见拙文《〈西游补〉在近代的在发现及其小说史价值确实立过程》（《澳门文献信息集刊》2022年第2期）的相关阐述。

[26] 钱培名：字宾之，号梦花，金山（今上海）人。清代躲书家、学者，躲书楼名为“小万卷楼”，校订有《小万卷楼丛书》。

[27] 张文虎：字孟彪，号啸山，别名天目山樵，南汇（今属上海）人。以精于校勘而闻名，其所校《守山阁丛书》《小万卷楼丛书》皆为善本。此外，其还以诗词创做见长，著有《古今乐律考》《舒艺室诗存》《索笑词》《舒艺室杂著》等。

[28] 顾看光：字宾王，号尚之，号武陵山人，金山（今上海）人，对医学、小学、天文、历法、数学、天文等皆有研究，著有《六历通考》《算剩初编》《算剩续编》《算剩余稿》等。

[29] 周君文：《晚清〈儒林外史〉的文人评点群体》，《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30] 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材料》，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1984年版，第137-139页。

[31] 关于静寄山房刊本《平山冷燕》的根本情况及此本与弘晓的关系，可拜见拙文《清怡僖亲王弘晓评本〈平山冷燕〉考》（《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的相关阐述。

[32] 冰玉仆人：《平山冷燕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书社1996年版，第1246页。

[33]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举人，三十年（1850）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咸丰五年（1855）为河南学政，同年被罢职。后以著作、授徒为业，先后主讲于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杭州诂经精舍等。俞樾于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皆有建树，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俞樾躲书亦甚富，其躲书楼名为春在堂，后又于光绪四年（1878）在杭州西湖孤山之麓建曲园书躲躲其著做。

[34] 俞樾：《七侠五义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书社1996年版，第1545页。

[35] 广百宋斋仆人：《广百宋斋书目》，转引自倪俊明《徐润与中国近代新式出书业》，《唐廷枢研究》2021年第1期。

[36] 广百宋斋仆人：《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例言》，《〈聊斋志异〉材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书社2012年版，第323页。

[37] 陈大康《突破旧平衡的初始环节——论申报馆在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38] 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2001年版，第229页。

[39] 姜荣刚：《从〈儒林外史〉的传布承受看近代小说的演变》，《文学遗产》2018年第1期。

[40] 曹元忠（1865-1923）：字夔一，号君曲、凌波居士，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捐官内阁中书，后迁内阁侍读学士、资政院议员等。曹元忠精研三礼之学，并好躲书，躲书处名笺经室，有躲书目次《笺经室书目》。

[41] 董康（1867-1947）：原名寿金，字授经，号诵芬仆人，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光绪十六年（1890）中进士，任刑部主事、法令馆总纂等职。1911年赴日本攻读法令，回国后在东吴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职。董康性好躲书，在日本期间搜躲不到很多珍本秘笈，其躲书楼名为“诵芬室”，以宋元及明嘉靖前版本为主，同时留意收躲小说戏曲类图书。

[42] 曹元忠：《五代史平话跋》，《新编五代史平话》，北京：古典文学出书社1954年版，第249页。

[43] 曹元忠后记认为《五代史平话》为宋刻，但后经学者研究认为，此本中有部门元人增益内容，或经元人改题，当为金元刊本。不外此书仍然是现存最早的讲史话本，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44] 罗书华、苗怀明等：《中国小说戏曲的发现》，北京：人民文学出书社2009年版，第51页。

[45] 董康：《刻皕宋楼躲书源流考题识》，《古文旧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2014年版，第393-394页。

[46] 董康：《四卷本自序》，《董康东游日志》，石家庄：河北教导出书社2000年版，第400页。

[47] 董康：《书舶庸谭》，沈阳：辽宁教导出书社1998年版，第1页。

[48]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同治六年（1867）中举，光绪二年（1876）中进士，选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光绪四年（1904）年任国史馆总纂。后因与国史馆总裁徐桐定见不合，回乡起头在各书院主讲，主持江南图书股、京师藏书楼。民国后缪荃孙居于上海，任《清史稿》总纂职。

[49] 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跋》，《京本通俗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1988年版，第100页。

[50] 关于《京本通俗小说》的实伪讨论，可拜见长泽端方也《〈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话本〉》（《小说月报》1929 年6月），马幼垣、马泰来《〈京本通俗小说〉各篇的年代及其实伪问题》（《中国小说史集稿》，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书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徐朔方《关于〈京本通俗小说〉》（《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等文的讨论。

[51] 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跋》，《京本通俗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1988年版，第100页。

[52] 罗振玉：《大唐三躲取经诗话跋》，《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书社1996年版，第757页。

[53] 王国维：《大唐三躲取经诗话跋》，《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书社1996年版，第755页。

[54] 按《梁公九谏》为黄丕烈于嘉庆十一年（1806）发现，后其又于嘉庆十三年（1808）、十四年（1809）发现两种《宣和遗事》，颠末校勘后收进《士礼居丛书》刊行。曹元忠、罗振玉、王国维的后记中都提及黄丕烈发现并刊行古本小说之功。需要指出的是，黄丕烈躲书更存眷册本的成书时间与递躲情况，对能否为小说及此书在小说史上的价值其实不在意。不外，因为黄丕烈在躲书界的声看及其刻书的量量，对后世躲书家仍是起到了积极影响。

[55] 关于此问题，可拜见孙逊、赵实《“亚东本”小说序跋与古典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成立——以胡适为中心》（《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苗怀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的相关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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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暨南学报》2022年12期，经做者受权刊发，转载请说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