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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翦商》做者李硕:深究汗青深处的暗中

misa2 04-14 4次浏览 0条评论

1984年,在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殷墟王陵区,考古队正在发掘一座编号为M259的小型贵族墓葬。考前人员在墓室的二层台上发现了14枚成年人头骨,此中一枚盛放在一件铜甗中。虽然甗是一种蒸食物的炊器,但考古工做者并没有产生什么特殊的联想,只觉得人头可能是偶尔掉落进往的。

时间到了1999年,在间隔殷墟王陵区不远的刘家庄聚落,考前人员在发掘编号为“刘家庄北M1046”的贵族墓葬。他们在该墓的棺木右侧发现一名少女的无头骸骨,本来属于人头的位置有一个铜甗,里面盛有她的头颅,头骨的颜色灰暗,阐明它曾经被蒸熟过——曲到那个时候,考前人员才思愿无视铜甗和人头之间的联络,其实不得不合错误商朝有了新的熟悉。

那个故事似乎是一个隐喻: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情愿往认可或深究汗青深处的暗中,哪怕活生生的证据就摆在面前。虽然商朝存在人祭行为是一个不算冷门的常识,虽然那些年往殷墟参看的旅客们都曾目击过那层层叠叠的人祭坑中累累的白骨,但关于人祭,人们似乎有个心照不宣的共识:那是一个黑点,虽然其实不荣耀,但也微不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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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重生》书影

然而,万一人祭其实不只是一个“瑕不掩瑜”的小黑点,而是商朝的一个重要特征?万一那种行为其实是商朝王室的统治体例,以及一种由上而下的全民理论?——那是2022年10月出书的、由青年汗青学家李硕所撰写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重生》所带来的信息。

其实,相关信息早在十年前就曾经引发热议。其时还在清华大学汗青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李硕写了一篇名为“周灭商与华夏重生”的长文;文章先是颁发在闻名杂志《读库》上,之后又在收集上被普遍转载。多年后,已经出书过《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汗青》等做品的李硕将那篇长文扩展为一本47万字的汗青类非虚构做品。许多读者的感触感染就像考古学家许宏在选举此书时所说的:“那书读起来就让你放不下,最初,我要用‘震动’二字来描述本身的觉得和心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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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硕

《翦商》的前半部门,通过大量的考古材料,系统而详尽地阐释了人祭现象在早期华夏文明的呈现和开展: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约六千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某些人群已经有疑似的、零散的人祭行为;被一些人认为是夏朝旧都的二里头文明也沿袭了那种风俗;而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把它开展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商人从一起头就是个崇尚暴力的民族,在他们所创造的“甲骨文”里,征伐和杀戮是最常见的字形。在商朝开国百年摆布,王室起头大量杀人献祭,让人祭成为商朝的国度宗教形态和统治机造,那就是为什么,殷墟各处都是殉葬坑和献祭坑。

在商人的眼里,世界是冷酷的,鬼神喜怒无常且干涉人世事务,需要不时向他们献祭生命才气获得福佑;不只如斯,那些统治者还能够通过献祭野蛮的外族人,区分出“我们”(商族人)和用来献祭的“他们”(非商族人),由此构建族群的认同,那种国度祀典同时也是商族人的全民宗教,各级贵族以及有经济承担才能的公众也经常举行人祭;从北境的军营到西境的前哨基地,各地的商人部落都留下了浩瀚人祭遗存。

通过关于大量考古材料的文字复原,做者将三千多年前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场景闪现在了读者面前,好比——对商人来说,在聚会仪式时杀戮外族,不单单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也是让围看者获得精神刺激和称心的“盛宴”,好比,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出格当人牲数量不敷,献祭者还会尽量延缓人牲的灭亡,听凭被剁往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嚎或诅咒。那种心态,和看看古罗马的角斗士演出有类似之处。

在书的后半段,做者起头讲述那种残暴的轨制是若何从汗青中消逝的。差别于大大都学者的观点——人祭是逐步、天然、不知不觉地退场的——做者将人祭风俗的消亡回因于周朝几位创始者,出格是周公旦的勤奋。

在做者的阐释中,因为人祭的体系体例化,商朝统治者不能不持久庇护对外族(凡是被称为“羌人”)的战争动作,以包管人牲的来源;在此过程中,本来也属于外族的周人投靠商朝,成为其王室在关中地域捕猎人牲的代办署理人。在商纣王统治期间,被后世称为“周文王”的周人方伯姬昌被挠到殷都,目击了人祭的残暴场景;更可怕的是,他的嫡长子伯邑考还被商纣王用于献祭。在从殷都幸运逃出后,姬昌开展出《易经》的卦、爻辞系统,并起头用那种占算手艺谋划他的“翦商”大业。

在姬昌往世后,他的儿子、被后世称为“周武王”的姬发在公元前1046年策动“牧野之战”,打败了商纣王。然而那个时候的姬发已经被商王朝的血腥同化,就在伐纣胜利后不久,他就一次性向上天献祭了两百多名商朝贵族和官员。不外,周武王在灭商的第二年就死往了;而他的弟弟、被后世称为“周公”的姬旦要比他温暖得多,从某种意义上也强大得多。

周公在摄政期间敏捷不准了商王朝残存权力的人祭行为,并将与人祭相关的文献笔录——包罗周人曾为商朝四处征伐猎捕人牲的羞耻汗青——尽可能抹往。周公还编写出一套以“天命看”为代表的世俗政治与道德系统,指出王朝要获得上天的保佑,需要治民的德政,而不是向神明杀戮祭奠。五百年后,孔子盛赞周公所创始的礼乐轨制,并通过他本人创始的儒家学说,卫护周人那种“敬鬼神而远之”的世俗主义立场。

做者指出,“殷周之变”不单单是一场简单的政权更替,更是华夏文明构成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革命。

周公消亡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突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别看做神创的贵贱之别。那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认与重生。

周公关于商朝人祭轨制的消亡是如斯胜利,以致于留下了三千年的记忆空白;曲到殷墟在上个世纪被发掘发现,大量人祭遗址及商王占卜献祭的甲骨刻辞陆续出土,实在的商朝往事才再度浮出水面。

记者摘访了李硕,谈了谈那本书的写做颠末,以及他的汗青看和创做看。

【对话】

澎湃新闻:《翦商》那本书是从你在2012年写的那篇“周灭商与华夏重生”的文章扩展而来的。请问那傍边为什么隔了那么久?你当初又为什么会写那篇关于商朝人祭轨制的文章?

李硕:商朝的人祭轨制,虽然社会公家晓得得不太多,但在学界并非什么新闻。事实,殷墟早在一个世纪前就被考古发现,之后的每一次发掘城市发现新的人祭坑。也有一些学者对此停止专门的研究,好比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王平、顾彬的《甲骨文与殷商人祭》。我在读书的时候,就领会到了那些常识。

实正让我想写一篇工具的,是一部美国片子——梅尔·吉普森的《启迪》,故事布景是玛雅帝国的人祭轨制。那部片子让我觉得特殊震动。我看完后就想,哎呀,人家好莱坞能够把人祭拍得那么好,拍出了那种实在的、原始的、茹毛饮血的觉得。我们也有类似的故事啊,怎么就不克不及写出来呢?于是我就写了那篇文章。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你其时并没有想过要写一本专著?

李硕:想过的,但其时我在忙博士结业的事儿,之后又是找工做,找到工做后又有许多科研和教学使命,因而不断没有时间往写书。但我不断想,文章已经在那里了,假设有其他学者把那个素材写成一个非虚构做品,或者写成像《冰与火之歌》那样的纯虚构的做品,我会觉得十分高兴。但好几年过往了,我所等待的并没有发作。

2020岁首年月的时候,我的工做和生活发作了变更。我工做的处所——新疆乌鲁木齐起头施行严厉的疫情防控政策,而我的女儿在成都出生了。于是,我辞往了在新疆大学的工做,回到成都和家人在一路。因为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做,我有了一个窗口期,于是就起头写那本我早就想写的书。我没想到一写就写了整整两年。

澎湃新闻:你适才提到,很等待有其他学者把那个故事写成非虚构类做品,但没有人那么做,最初只好本身来写。那让我想到一个看起来很希罕的现象,就是一方面,中国汗青悠久,有太多能够讲述的故事和素材;但另一方面,面向公家的汗青类非虚构做品又是很稀缺的。那是为什么?

李硕:我想那起首是专业研究者出格是中青年学者身上的使命太多,没有时间和精神往写非学术类的做品。你看我在新疆大学工做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往写《翦商》。

别的我觉得,良多汗青学者可能在写做办法上需要开一些身手和“脑洞”。你看我们如今一些很有名的学者,也擅长写一些面向社会读者的学术漫笔。但在那根底上能不克不及再往前走一步,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那样,讲出一个独立性的故事来?那一步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的学者大多都没有相关的操练和类似的创做体味。

澎湃新闻:那看来,你创做《翦商》的过程,也是你在摸索那种汗青类非虚构写做办法的过程?

李硕:是的。我能够参考的工具不多,因为国内同类的做品很少,所以我次要借鉴的是美国时代生活出书公司出书的《失落的文明》那一套丛书,出格是进修那套书通过考古现场复原汗青的写法。

澎湃新闻:你那本书的一个次要看点就是,人祭是商朝一个重要的宗教和政治轨制。下如许一个论断是需要勇气的,不是吗?

李硕:还好吧,我们关于上古汗青的熟悉原来就是在不竭更新换代中。原先,中国人熟悉的是那套西周创建的汗青看,似乎上古期间都是三皇五帝,都是圣贤,假设一个王朝呈现了一个残暴无道的君王,那上天就会让人世改朝换代。那是一种总体而言温情脉脉的汗青叙事。

后来,我们又承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汗青开展五段论,也就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本钱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开展脉络。在如许的框架下,商朝属于“奴隶社会”。但是,商朝实的契合马克思所定义的“奴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所总结的阿谁奴隶社会,信息来源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阿谁社会的奴隶次要是指一个商品经济十分兴旺的古代社会中能够被自在买卖的劳动力;然而商朝的所谓“奴隶”,次要是被拿来献祭的外族人。我们从中能够看到的是,人类古代文明相互间差别仍是很大的。以前学术界最熟悉的是欧洲史,如今,各类古代文明的考古常识都积存得比力多了,能够停止良多比照工做,在前人的根底上提出新的看点。

总体而言,关于商朝,我们的领会和熟悉还很不敷够。除了堆积大量骸骨的祭奠场,商朝还有着毫无征兆而突然兴起的浩荡城市,有着规模浩荡而用处不详的仓储设备,有着残暴、旷达、奇异和科技理性的诸多层面。研究者要做的工做还有良多。

澎湃新闻:但是你的重点放在了人祭上。书中的许多内容几乎残暴到不忍卒读。当你在复原那些血腥场景的时候,你的次要感触感染是什么?

李硕:当然长短常难受的。就像我在跋文中写道的,写那本书是“无法解脱的恐惧之旅,好像单独走过撒满骸骨的荒原”。并且那不单单是曲面汗青“深潭”的恐惧;我意识到人道其其实素质上没有改变。你从商朝祭奠坑遗址得到的启迪就是,人类有时候就是幸灾乐祸,就是喜好看到同类受难,并且遭受磨难的对象和他的类似水平越高,他就越兴奋。

澎湃新闻:我可能能够理解那种曲视“深潭”的痛苦。那你在研究和写做那些材料的时候,是靠什么支持住本身的呢?

李硕:那可能是因为周文王家族的故事。他们带来了期看和改变。我带着那个故事往和考古的材料连系,才有自信心写出一个比力系统的工具。假设只是写人祭,写杀杀杀,那我可能无法写出一本专著。

澎湃新闻:既然提起周文王,我想和您讨论一下书里的一些细节。你在书里对周文王的《易经》做了全新的解读,认为《易经》是周文王用本身能看懂的语言系统写成的“黑话”合集,此中有他率领周人俘获羌人并进贡给商王朝的内容,有他在殷都目击的人祭场景,以至还包罗伯邑考被献祭时的细节。那种对《易经》的解读能否遭到了良多量疑?

李硕:我的揣度是,周公有意识地消弭了绝大部门关于商朝人祭轨制的文献材料,但他不敢动本身父亲的做品,只是对《易经》做了从头诠释,构成了后世熟悉的《周易》。而在原始的《易经》中,确实躲有和人祭轨制有关的诸多信息。

话说回来,对《易经》的研究自己就是百家争喊、至今没有任何定论的一个范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到底怎么用来算卦?对此的共识十分少,各人本来就是各说各的。如今用汗青学办法研究《易经》的闻论理学者,是美国的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传授,不晓得他能不克不及看到《翦商》那本书,我很等待他的反响或责备。

澎湃新闻:还有一个细节我很感兴致,你所讲述的那个汗青故事,最初的仆人公是孔子。那是一个有点出人意表的安放。请问你是怎么想到把那个关于商周之变的汗青故事最初落到孔子身上的?

李硕:那个故事最初落在孔子身上,在逻辑上是顺畅的。因为是孔子整理了周公的理论功效,编撰了儒家的“六经”,然后世关于上古时代的领会根本上都是通过“六经”。换句话说,孔子决定了我们对上古时代的熟悉,那个汗青角色确实长短常特殊的。而孔子又是商王族的后嗣,他和商纣王有配合的祖先,那种身份必定会让孔子根究良多工具。

我们传统对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叙事,都是周公和孔子奠基的,看上往都比力低幼,合适讲给幼儿园的小伴侣听,但周公、孔子本人所领会的上古史必定更残暴、更实在,是原拆“成人版”的。他们有意隐躲了某些史实,从头诬捏一套温情的上古史。借助考古,我们今天可以找到那些被周公、孔子躲起来的实在汗青,至少能复原一部门。

澎湃新闻:你笔下的周文王、周公、孔子都长短常了不得的人。但在阅读的时候我也产生了一种觉得,似乎那些个别的勤奋是决定性的。那会不会有点精英主义?您觉得汗青实的能够被少少数的个别精英的勤奋改变吗?

李硕:我也不想如许,但问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我们研究一段远远的汗青,史料只给我们供给了那些工具,也就是大人物们做的那些工作。假设有其他史料能够让我们得出一些差别的结论,好比广阔底层人民群寡的感化更大,那我们也能够写出另一套史看的工具。

别的,我们必需认可,良多工具确实就是一些大人物在其位置上的产品。那当然不单单是乐看的工具,也有良多悲看的工具。

澎湃新闻:无论若何,你写了一个十分充沛而自洽的汗青故事。那会不会勇敢你做一个全职做家的自信心?

李硕:那倒不会。我已经联络好了下一份工做,应该不久后就能上班了。并非我不想专职写做,其实是因为写书无法养活我。好比说那本《翦商》,市场反响已经比我预期得要好良多了,但从写书到出版周期很长,均匀算下来一年也没几万块钱,没办法养家糊口。

当然,假设我会写那种纯虚构的汗青小说、成为一个马伯庸那样的畅销书做家,情状会好一些,但我又没有阿谁才能。其其实2019年,我曾想把商周汗青写成小说,因为那时看了个美剧《高堡怪杰》。那片子的风格十分阴郁、灰暗,我觉得和周文王家族的故事风气特殊像;剧中的一位日本老者,频频乞助周易占算,在我眼里就像是地窖里的姬昌。我那时还向当影视编剧的伴侣请教,怎么写文学做品,但测验考试了一下发现我不可。我想象力的同党已经被我所受的学术操练捆住了,只能像侦查破案或者法官断案一样,在足够的证据上构成推论。不外仍是得感激《高堡怪杰》,它是《翦商》那本书的药引子。

澎湃新闻:那你还会陆续写下往?

李硕:会的,我仍是会操纵业余时间陆续写书。我曾经吹过牛,说要写一套关于中国史的书,如今殷周之变写完了,我想接下往写西周和春秋,更好能不断写到唐朝,如许就根本把中国汗青的“古典期间”都涵盖了。

澎湃新闻:为什么写到唐朝就完毕?

李硕:唐是诗的时代,而诗,是汉文明中富有宗教性的工具,它不需要供给创世纪或诸神的谱系,就能让人获得“超越性”,所谓天人合一的觉得。假设我能写到、写好唐朝,就足够了。

我下一本书不会像《翦商》那么“重口味”,市场反响必定不会太好,但我相信我仍是能写出一些各人目前还不太晓得的工具。因为我对汗青的理解往往和如今学界的根本认知很纷歧样,但那种尚不成形的思维很难用语言完全表达,所以只能渐渐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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