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无尤：再谈废除词牌
做者：与无尤
各人都晓得，古代的词是用来演唱的，但是实正的词和咱们今天说的词是纷歧样的，实正的词自己不只要谐声律，还要谐音律，音律就是十二音律阿谁音律，音乐的音律，是每一个字都要谐音律。那里说的每一个字都要谐音律，不是说谱曲，而是在实正的词人眼里，每一个字都有它特定的音律。同样都是仄声字，那个仄声字放到那首词里的那个位置就谐音律，就能够用，另一个仄声字放到同样一首词的同样的位置就不谐音律了，就不克不及用，因为那两个字本身的音律差别。做词要想到达既谐声律又谐音律的高度，是极难极难的。根据音律的要求，像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等人的词都是不合格的。苏东坡美其名曰“以诗进词”，现实上他写的词就是诗，是长短诗，和李白的《将进酒》没有素质的区别，所以李清照才责备苏东坡，说苏东坡的词不进流。
如今能看到的词谱只要南宋姜夔的十几首词的旁谱，全数出自《白石道人歌曲》。《白石道人歌曲》是姜夔的词集，此中有十几首词是标注有旁谱的，此中有律吕字谱、减字谱和工尺，此中词调的旁谱用的是工尺旁谱。“尺”那个字念chě，三声。工尺就是人们常说的工尺七调、工尺谱。固然姜夔标注了旁谱，但今天的人仍然无法演唱那些词做，那里面更大的一个难点在于今天的人底子无法破解词调的音律。
就词调的音律那一点，别说今天的人了，就是唐宋的大诗人也没几个能搞懂，包罗苏轼、辛弃疾那些所谓的大词人。在两宋，实正能把词做到既谐声律又谐音律之高度的，只要李清照、周邦彦、姜夔等少数几个音乐家级的词人。所以后来良多词人把周邦彦的词列为正宗，就是那个事理。好比宋代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凡做词当以清实为主。盖清实最为知音。” 清代戈载在《宋七家词选》中说：“清实之词，其意淡远，其气浑厚，其音节又复精妍和雅，最为词家之正宗。”“清实”就是周邦彦，周邦彦号清实居士。
假设让李清照、周邦彦那些人来看的话，今天的人写的词都不是词，都不契合实正格律词的要求。假设非要扯“祖宗的工具不克不及动”的话，是不是词那个文学体裁就算是绝种了，以后各人谁都不消再写词了？那不是扯淡吗。
咱们再往前逃溯，咱们回到唐代，回到词的起源阶段。如今公认的汗青上最早的实正的词是李白的《忆秦娥》和《菩萨蛮》。在李白之前，压根就没有“忆秦娥”那么个词组，是李鹤发了然那个词组。并且李白的《忆秦娥》中的“忆秦娥”三个字不外是个题目罢了，也不是什么词牌，是后来的人根据李白那首《忆秦娥》硬生生把“忆秦娥”三个字弄成了词牌名。好笑的是，“忆秦娥”那个词牌名以及忆秦娥词的体格，从唐代到元代，历来就没有固定下来过。因为李白的词中有“秦娥梦断秦楼月”一句，所以忆秦娥那个词牌又喊做“秦楼月”；因为苏轼的词中有“清光偏照双荷叶”一句，忆秦娥又喊做“双荷叶”；因为一首无名氏的词中有“水天摇摆蓬莱阁”一句，忆秦娥又喊做“蓬莱阁”；因为张辑的词中有“碧云暮合”一句，忆秦娥又喊做“碧云深”；因为孙道绚的词中有“花深深”三个字，忆秦娥又喊做“花深深”；因为徐有贞的词中有“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一句，而忆秦娥又喊做“中秋月”；别的，忆秦娥还有 “华溪仄” “半夜歌”等名称。忆秦娥不只有那么多的名称，并且还有良多良多差别的体格，后人美其名曰“变体”。咱们上一集谈到过的“水调歌头”，也是同样的情状。那就是如今良多生齿中所谓的“祖宗的工具不克不及变”。好笑的是，那些口口声声说“祖宗的工具不克不及变”的人底子就不晓得祖宗反而很喜好变来变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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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白了，“忆秦娥”从一起头就不是个词牌名字，只是一首长短诗的题目，仅此罢了。
再好比唐代王建的《看夫石》，“看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上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回来石应语”，今天看来，那是一首典型的词，但在王建眼里，就是一首长短诗。“看夫石”三个字也不是词牌名，而是诗的题目。事实上，汗青上标题问题喊做“看夫石”的诗歌有良多，好比刘禹锡的七绝《看夫石》，“整天看夫夫不回，化为孤石苦相思。看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其时初看时”，还有李白、孟郊、刘方平、武元衡、唐彦谦、王安石等等，都写过标题问题喊做《看夫石》的诗。那各人说“看夫石”三个字到底算不算词牌名？王建的《看夫石》到底是词仍是诗？假设非要说王建的《看夫石》是词的话，那么李白的《将进酒》为什么不是词呢？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看夫石》又是什么呢？
还有张志和的《渔父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回”。渔父歌也喊渔父、渔歌子、渔父词。“渔父”那个名字起源于《楚辞》，屈原那句闻名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醒我独醒”就出自《楚辞·渔父》，屈原的渔父被视为自在隐逸生活的象征，和香草、美人一样，是历代诗人喜欢的典范意象，后世的诗人包罗王维、李白、韩愈、柳宗元、张志和等都有关于渔父意象的诗歌做品。自从张志和的《渔父歌》横空出生避世后，后代诗人就把张志和那首诗视为“渔父”那个词牌的正体。可是，张志和除了写过五首统一格局的《渔父歌》外，还写了一首七律，题目也喊《渔父》，“八月九月芦花飞，南谿白叟重钓回。秋山进帘翠滴滴，野艇倚槛云依依。却把渔竿觅小径，闲梳白发对斜晖。翻嫌四皓曾多事，出为储皇定长短”。在屈原之后，还呈现了大量的以“渔父歌”为题目的民歌，张志和的《渔父歌》就是借用了民歌的题目。各人看到了吧，在张志和之前的诗人，包罗张志和本人，都没有把“渔父”当做一个代表特定格律的词牌，而仅仅把它当做了一个诗歌的题目和典范的意象，是后人把“渔父”两个字设定成了词牌名。
事实上，词最早呈现的时候，底子就没有词牌那么个工具，词就是长短诗，就是诗的一种体裁，唐代人做词和做乐府诗完满是一个路数，有的是拿过往的标题问题来做新诗，有的间接本身定标题问题。好比李白的《将进酒》《行路难》是用的汉乐府的旧标题问题，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茅舍为秋风所破歌》和白居易的《卖炭翁》用的是本身定的标题问题，但那些诗都属于乐府诗。词也一样，李白的《菩萨蛮》用的是唐教坊曲的曲名，而他的《忆秦娥》则是本身定的题目。
我们再往前逃溯，词更早更底子的起源是汉乐府诗。词那种诗体最早的定性是“一种抒情诗体，是共同音乐歌唱的乐府诗”。汗青上，词自始至末都被看做是“歌诗”，也就是共同乐曲演唱的诗，是在宴享娱乐时演唱的比力低俗的歌诗形式。敦煌曲子词的呈现，证明民间歌曲也是词的起源之一，但后来开展为词的那些民间歌曲类似于乐府诗，乐府诗良多也是来自于民间。固然词有良多名称，好比曲子词、近体乐府、长短句、乐章、琴趣、诗余等，但从大的分类来说，词在整个汗青上自始至末都被定性为“歌诗”，李清照、周邦彦那些音乐家诗人之所以那么垂青词的音律，根源就在那里。我们看姜夔的做品集喊什么，喊《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歌曲》，而不喊词集。
各人看到了吧，词原来就是诗，只不外是新型的乐府诗。词和乐府诗的关系类似于格律诗和古风诗的关系。我们今天所认为的词，即“按律填词”的词，素质上来说，应该喊做“格律化的乐府诗”。
词牌和根据词牌填词的创做体例，是在词的开展过程中，在诸如温庭筠、柳永、苏轼、周邦彦等定见指导的带动下，逐步演化成的一种时髦，因为那种时髦影响比力大，流布比力广远，从而被良多人误认为只要带有词牌的才喊词，不带词牌的就不是词了。那就像今天良多人认为只要格律诗才是诗，如果哪小我写的诗不契合格律诗的要求就会被他们责备，因为他们忘记了中国的诗歌不但有格律诗，还有乐府诗、歌行体、楚辞体、栢梁体、诗经体等良多种诗体。
既然词原来就是诗，为什么不克不及像诗那样，一首词一个题目，让各人敞开了往写？为什么非要弄个词牌来报酬地设置开展障碍呢？莫非李白的《忆秦娥》、王建的《看夫石》、张志和的《渔父歌》等没有词牌的词就不喊词了吗？就没有韵律美了吗？很显然，有没有词牌完全不影响词的诗意美和韵律美。
仍是那句话，没有人能记得住两千多个词牌的格律标准，今天的人再创造几万几十万几万万个新词牌更是毫无意义，舍弃词牌，改为一首词一个题目，更有利于词的大开展。
我期看通过变革让词开展得更好，但我历来没有说过舍弃格律词，有喜好根据古代的词牌创做格律词的，我一百个附和。我在那里只是从词的整体开展来说的，我期看拂拭障碍诗词开展的倒霉因素，让诗词在通俗话语境下陆续开展下往，并富贵强盛，那是我创建“中体诗”的初志。
假设抱着前人的大腿不放，假设刚强地认为“前人的工具改不得”，那我们今天就不成能看到楚辞、乐府诗、唐诗、宋词和元曲那些文化瑰宝，只能看到《诗经》，永久只能看到《诗经》。但我不认为那些刚强地说“前人的工具改不得”的人只喜好《诗经》，他们必然也很喜好颠末前人不竭的变革而来的唐诗宋词元曲。
期看每一小我都能从中国文化的整体动身，打破狭隘的思维体例，勇猛地承担起做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承担的民族责任和义务，勇猛地无视诗词文化开展中存在的客看问题，并携起手来，一路征服困难，搀扶帮助我们的诗词文化在通俗话语境下生根、开花、富贵、长生。
与无尤：本名范彦芳，本籍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现代闻名哲学家、文学家，中体诗创始者，在哲学、文学、家庭教导学、市场合作学等范畴皆有建树，被誉为“千年解老第一人”、“中体诗之父”。代表做：《与无尤对位译解道德经》《道德经与企业治理》《中体诗论与诗集》《爸爸的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