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永奇谈中国书画钤印的艺术性
书、画钤盖章章，那是中国独有的艺术特色。现代书画巨匠潘天寿先生曾说：“中国印章的墨红色，冷静，明显，热闹而有刺激力，在画面题款下用一方名号章，往往能使全幅的精神提起。起首章、压角章也与名号章一样，能够起到使画面上色彩改变响应、废除平板，以及稳正平衡等等效用。”“印章在画面规划上发扬着极大的感化。”又说：“中国诗文、书法、印章都有极高的艺术成就，中国绘画熔诗、书、画、印于一炉，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绘画的艺术性，与中国的传统戏剧融有音乐、跳舞一样，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因而，历来书、画名家，都非常精研篆刻，并重视书画上的若何用印。如若印章钤盖不妥，非但不克不及“锦上添花”，加强艺术效果；反而会弄巧成拙，“佛头着粪”。清浩大士《溪山卧游录》有云：“图章必期精雅，印色务取鲜洁。画非籍是，增重而一。有不精，俱足为白璧之瑕。历看名家书、画中图印，皆非分特别超卓。彼之传世长远，固不在是，而末不愿稍留遗憾。亦可见前人之专心矣。”故书、画家如何钤印，必需精心推敲。
凡是书、画钤印，自有必然的法度。就笔者浅见，简述如下：
一、 要大小适宜。清孔衍拭《石村画诀》曾说：“用图章，宁小勿大，大则不雅观。”此说似属偏执。钤印，理当视做品的幅式大小，而响应设置装备摆设。做品篇幅虽大，而字款小者，应当盖用与书款相等之印章。倘属几人协做，几人印章的大小亦宜相仿。
凡题款用印，以一名一字为正。款名，印字；款字，印姓名。款有姓，则用名印；款无姓，不落款者，则应当用姓名印，使人易知做者为谁。具道号、别名款者亦同。清陆时化《书画说钤》有云：“宋人书名，不消印；用印，不书名。见之黄山谷暨先谓南公。”至于引首（或称起首，下同）与压角（亦谓押角或押脚，下同）印，当判别地位之妥适而定。假使款字藐小，纸地逼仄，可用小联珠印，自显精到。收躲用印，当看字画之大小，认为印之大小，字之多寡。大则里居姓氏，小则堂名表字，或只用姓名章，以不损字画与画面为要。盖章最忌妄率无度，姓名、字号、斋馆、闲章、尽戳于上，实伤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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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要善择形式。印章除正方形墨、白文外，还有半通、长方、瓦当、圆形、半圆形、卵形、葫芦形、天然形、肖形、花押印……等各类印面形式。凡一件做品，同时钤用二方或二方以上印章者，就需要善择差别的印面形式，为避相同。如二枚正方形姓名印连用，宜以一墨（白文）一白（白文）为佳（前人也有二白连用的，此乃秦汉印多为白文之故）。押脚若已拟钤长方白文章，起首当用圆形、卵形、葫芦形等白文印，或肖形印更好。今人闻名书法篆刻家邓散木先生，其书做引首，就常用花押印。印式改变有姿，可与整体做品的艺术美，相得益彰。
三、 要打量地位。大凡书画做品，总有虚实、疏密之处。密处或欠紧凑，能够印章填补；疏处如觉空泛，可借印章充分；上、下、左、右或有未稳，天头地角几块空间或嫌平板少改变，亦可抉择一、二处加盖章章，好像挪动小小的“秤砣”，顿使画面平衡熨帖。此恰是潘天寿先生之所谓“废除平板”、“稳正平衡”的效用。钤印适当，既能起到翰墨的感化，又能起到翰墨所起不到的感化。
四、要摆列适当。做品假使简括单调，需要活泼振醒，可钤盖多枚印章。但必需横竖成行，大小错落，墨白相参，中有间距化而有律，切忌杂乱无序。同时钤用起首、压角章，习惯以斜角交差利用。起首宜小于压角，制止头重脚轻之弊。陈目耕《篆刻铖度》有云：钤印“用一不消二，用三不消四，盖取奇数，其扶阳抑阴之意乎。”清钱杜《松壶画忆》中亦云：“印章最忌两方做对。”此说固非玉律，但在做品中钤盖多枚印章时，取用奇数，“其扶阳抑阴之意”，却具有独到的见地。
五、要权衡轻重。就曲看之感，白文印重量较重，白文印重量较轻。故墨色浓重之做，宜盖白文印，印泥贵充沛平均，以使红彤彤的墨色与乌黑的墨彩“有刺激力”地强烈比照，相映成趣。而工楷之做，往往多用白文印，印正勿歪，协调一致。出格是花卉画，着意要衬托“一点红”时，更宜在较远处钤盖白文印，以免鹊巢鸠占，本末易位。
六、要协调风气。“风气即人”。书画风气，随人而异。揣测用印，也要相类而施。单刀曲进的急就章，不宜钤在工细精微的工笔划上，旷达雄健的书法，亦不宜盖用娟秀的印章。不然，就会格格不进。此外，就文句章来说，还有一个词意与刻印的风气问题。刻“喜气洋洋”印处置得呆板、生硬无生气；刻“同一国度”印，处置得四分五裂；刻“一代天妖”印，处置得柔弱无力，那都有背于词意。那当然是刻者之败，而钤之于书、画，则成为做品之累，书、画家尤当慎之。
七、要贴题拓意。闲章多主寓意。清高兼在《指头画说》中说：用闲章“必与书、画中意相连系，如临古帖，用‘不敢有己见’、‘非我所得为者’、‘顾于所遇’、‘玩味前人’等章。画钟馗用‘神来’、虎用‘满纸腥风’印，画树石用‘得树皮石面之实’”印。又清李方膺画梅常用“梅花手段”章。陈鸿寿刻赠心如画梅用“问梅动静”印等等。再如，现代书家的书做上常用“书为心画”、“游于艺”等章；画家的山川画上常用“山河多娇”、“锦绣河山”、“换了人世”、“今胜昔”等章；花草做品常用“大好春光”、“万紫千红”、“春满园”等章；松柏、万年青常用“万古长存”、“千秋”等章；仿古做常用“心逃手摹”，写生之做常用“我师造化”等章，皆天然贴题，饶添情趣。别的，还有拓展题意，抒发观点，同时钤用含义至深、别图寄寓的文句印者，更能深化做品的意境，给人以无限的想象，从而极大地进步做品的艺术传染力。如清郑板桥画上常用“二十年前旧板桥”章，李方膺梅花上常用“生平良知”、“换米糊口”章，以及今人潘天寿老先生书画上常用“宠为下”印等等，都令人对其做品浮想联翩，回味无限。
八、要契合礼节。前人用印，讲究礼节。凡卑幼致书于长辈，当用名印。平交辈用字印。长辈给卑幼，用道号即可；反之，则贻笑大方。诗人用印，名印当在上，字印当鄙人，道号又次之。盖先有名，然后有字、有号故也。看宋儒实迹顶用印皆然，而今人多不讲此。印泥通用墨色。但前人礼俗逢丧白守造之时，有用青泥者。
以上所述，只是一般的钤印常识。然而，世有破例。譬如，明书画家文徵明，大幅做品上，也钤以小章；而王铎，册页小轴，亦盖以巨印，而仍处治有方。又如清画家原济，在其册页一侧，竟自上而下连钤许多方印，几乎可谓叠印砌墙。可是，因为他长于运营，使画与印顾此及彼，左唤右应，令看者于开卷高耸之余，感触感染到做者的奇异专心，甚至有齿颊流韵、内心溢蜜之美。再如，近代名家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利用印章，曲似高手弈棋，随意左右，而恰到妙处，实可谓是神思奇想，鬼斧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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