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遗址 讲述千百年前的江苏
苏州发现南宋平江官窑、宜兴太湖边初次发现典型的良渚文化“虎纹刻符”石钺、淮安考古发现一次洪灾汗青……4月13日—14日，江苏省考古学会2022年年会在东台举行，发布31项重要考古发现。一处处遗址、一件件文物，见证着一座座城市的兴衰与变迁，无声地讲述着江苏悠久的绚烂文明。
严重打破：
一些遗址发现具有极高研究价值
“南宋‘平江官窑’找到了！”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刘芳芳说，“那是苏州考古史上的一个严重打破，也是苏州地区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功效，对苏州‘江南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南宋礼法文献《中兴礼书》所载，绍兴十三年，宋高宗赵构举行了一次郊祭，祭奠所用的一批陶器，由“平江府烧变”。然而“平江官窑”在哪里呢？多年来不断觅觅未果。
位于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元和塘两侧的陆慕元和塘古窑址，2022年发掘1000平方米。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工做人员在对相关器物停止初步整理时，惊异地发现元和塘古窑址群的文物材料中有和宋代礼器不异、纹样不异的证据。出土的部门陶片上装点夔龙纹、凤纹、云雷纹、圈点纹、海浪纹、山形纹、缠枝花卉纹、梅花乳丁纹等纹饰，具有明显的青铜器风气与宋代风气。另有若干件黑陶尊类器，上面疑似有漆层，是高档陶礼器，很可能是皇室祭奠所用。
根据文献证据，元和塘古窑址出土陶器契合《中兴礼书》关于“平江官窑”的阐述，比照官方烧造礼器的图册——《宣和博古图》及《三礼图》，能找到对应的器物。好比《三礼图》里的礼器“丰”，就能和元和塘古窑遗址出土的陶器对上。南宋御街遗址也出土了与陆慕所出完全一致的陶灯。
经认定，元和塘古窑遗址是目前苏州已发现的古窑遗存平分布范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面积最广、保留最完全、品级更高的窑业遗存，具有极高的考古和汗青研究价值。
一座城池往往笔录着城市千百年的沧桑幻化。淮安城汗青上持久处于运河（邗沟、中渎水、山阳渎）进淮口（古末口），唐宋期间的楚州成为“南北襟喉，江淮冲要”，是沟通南北水陆交通的关键节点。明清期间，总督漕运部院坐落于淮安府旧城中心，淮安成为漕运枢纽和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明永乐十三年，漕运总兵官陈瑄开清江浦运河，运道由淮安城东改走城西，西门以运河为池，成为进出淮安城的咽喉要道，即庆成门。然而，此门在上世纪被拆除了绝大部门，只存有底部2—3米的高度。2022年的发掘，初步揣度庆成门和瓮城主体修建于明代，通过探沟剖解，庆成门发现有唐宋至六朝的地层堆积和建筑遗迹。“此次发掘，廓清了庆成门的规划、构造和排水系统，展示了宋代到明清淮安城门、城墙的营造手艺，见证了淮安城‘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衰’的开展演变，为后期的庇护、展现与操纵供给了详尽的考古材料。”淮安市文物庇护和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刘亮光说。
云龙山汉代摘石场遗址，关于研究徐州地域两汉期间诸侯王陵墓的塞石、封石等石料的开摘、加工、运输具有重要意义；连云港海州饮马池墓地考古发掘，不只为研究连云港海州地域西汉期间的汗青文化面孔和社会经济开展程度及丧葬风俗供给了有力材料，更为研究苏北鲁南地域汉代墩式封土墓类型供给了重要的新素材。
稀有文物：
为地区文明研究翻开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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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钺是原始社会史前文明更高军事批示权的代表之物，是王或部落酋长权利的象征。宜兴市周铁镇东北部的丁埂遗址发掘，最重要的发现是“虎纹刻符”石钺，为太湖西部文明探源工程翻开一扇窗。石钺两面图案类似，一面上层为虎纹，中间是卷云纹，下层为飞鸟纹；另一面上层为飞鸟纹，中间为虎纹，下层为卷云纹。
那一石钺形造是典型良渚文化石钺，鸟纹、卷云纹过往都有发现，但那种虎纹极为稀有。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宝山介绍，那是太湖边初次发现代表权利的良渚文化“虎纹刻符”石钺。石钺上的虎纹能否代表本部落的标记（图腾），飞鸟纹能否代表石钺的仆人能够升天沟通神界等等都是未解之谜。
盐城市亭湖区东闸新村考古发掘工地发现两座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文物中，陶郢爯为盐城初次发现。
“郢”是先秦期间楚都城城的名称，“爯”是楚国的重量单元，郢爯是一种次要畅通于楚国的货币，也是我国最早的原始黄金铸币。那两座汉墓所出土的郢爯是泥量灰陶量地，模仿金版郢爯的形造，做为冥币公用于丧葬中。盐城地域在战国时属于楚，陶郢爯的出土，证明了西汉早期的盐城仍然延续楚文化的影响。此次出土的完全漆弩、漆瑟、六博棋等均为盐城初次发现。“那对研究盐城汉代丧葬风俗、社会经济、手工业消费等供给了十分重要的实物素材。”盐城市博物馆的苏楠说。
此外，南京市六合区姚庄墓地发现了稀有的越王剑等。
填补空白：
对文明溯源起重要鞭策感化
面临一次突如其来的洪灾，几乎所有苍生都撤离了，但家中的物件没来得及带走，淮安清代板闸镇遗址发掘证明了那一汗青事务。
板闸镇位于淮安城西北十二里，是一座因闸座而设钞关，因钞关而昌隆数百年的城镇。遗址位于淮安市生态文旅区内，地处淮安市中部，西侧邻接里运河。
当发掘层翻开后，面前的一切震动了考古队员：大都房址墙壁倾斜塌陷，淤土（沙）层明显是洪水众多后所构成。各类遗物都依其功用堆叠在各类房址中，并且大多能够修复完全，“那些无一不阐明其覆亡于洪灾之下。”淮安市文物庇护和考古研究所的张荣鑫说。
别的，颠末判定，那里出土遗物的年代没有晚于乾隆朝的，连系一处碑文所刻关键编年“乾隆三十八年”，考古队员揣度该处遗址应烧毁于乾隆三十九年的黄河洪灾之中。根据记载，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淮阴及上游徐邳一带连日大雨，黄河水位敏捷高涨，朝不保夕，河道总督急派河工至部门重点防备地段护堤。老坝口位于今淮安市区东北五里处，一贯没有被重视，但是到了十九日卯时，河堤溃决，洪水漫溢，决口敏捷扩展，到晚上已增至七十八丈，全黄进运，顷刻“各处泽国”。
为什么部门遗物会被有意识地收拢于容器内呢？“由此揣度洪水到来前应该已经通知、组织人员撤离，但因为时间紧迫部门物品没来得及带出。”张荣鑫说，“发掘过程中没有见到人骨，那与其时衔命勘察灾情的高晋、萨载等人所奏相吻合，‘民舍虽被水淹，民命幸无伤损’。”
2022年，很多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地区文明源流的空白。苏州市吴中区塘北地点发现一个重新石器到明清期间的大型遗址，此中马桥文化（最早发现于上海马桥遗址而定名）的遗存为苏州地域发现最为丰富的一次，对苏州文明的溯源起到重要鞭策感化。而南京江宁华西村古代遗存发现的战国末期至两汉期间墓葬469座，填补了南京地域两汉墓葬考古材料空白。（杨民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