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李自成祖坟的米脂县令边大绶缘何成为“时代英雄”？

致命塘报

崇祯十四年（1641）十二月初五日，陕西延安府米脂县令边大绶为塘报事，上呈巡抚汪乔年一件启禀。塘报始创于明代，做为官方谍报东西之一，由兵部专设夫马驿站收发，本是用来传递告急军谍报告的。七品知县边大绶被受权以塘报，与省级大员汪乔年单线联络，显然涉及严重奥秘。多年后边氏撰《虎口余生记》附录了那封塘报，后人得以领会到许多细节——根据崇祯帝的密旨，他们必需尽快掘毁闯王李自成的祖坟，断其“龙脉”，以按捺大顺军的开展强大势头，改动中原流寇流行、动乱不安的场面。边大绶此启，即是向省府指导陈述落实其指示的情状。

启禀先论述访查李自成祖墓的过程，并表达对那项使命严重意义的理解：

窃流贼疯狂，李贼尤甚。其原籍实隶米脂，在职所辖境内。兹访得贼祖李海、父李守忠两世坟墓，并在本县城西二百里外。相传营葬时，曾有异报酬之指画，认为三世之后当得极贵，今者其言将验矣！……今若发其冢，剖其棺，毁其骸骨，断其龙脉，则贼之消亡可立待也。

李自成籍隶米脂县，其祖、父两辈墓地在县城西二百里外，昔时营葬时因得巨匠指点，李自成遂有今日之强大。所以，掘其祖坟，势在必行。

接着告知本县各项办法，定见由最早向政府方面献策的贡生艾诏，出头具名联络昔时为李家祖墓选址的风水先生李诚，得到详情后，再一同确定掘墓计划：

又访得本县民人李诚系贼同里，曾为贼祖与父赞襄葬事，若得其人扶引，则贼墓能够物色而得。兹有贡生艾诏，其人老成持重，觅访李诚，即可托伊前去，但职未敢擅便，伏乞造台俞允，俾得廉价行事，庶几闯贼可灭，而国耻立雪矣。

汪乔年很快回以手札，允其“廉价行事”。在赞扬边氏的同时，也写下几句丁宁警诫之语：

读来牍，足见门下报国热情。第须体访确实，莫使涉及无辜，庶天理顺而人功亦易成也。改日灭贼，当以门下之功为首。此覆。

崇祯十四岁暮，恰是李自成率领残部从商洛山重围中凸起，进进河南迎来起色之时。时值豫省比年大旱，到了文秉《烈皇小识》所云“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的地步，饥民投奔李自成者数万，“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起头传颂中原。起义兵先后攻下洛阳、围困开封，并在项城、襄城等通衢之地大败尾随逃击的明军主力，更大的战绩是同年秋天杀死了衔命由陕进豫、征讨李自成的陕西三边军务总督傅宗龙。动静报至北京，朝野震动，起义兵掌握了河南全省，且有席卷湖广，势不成挡之态。

为了破“贼势”、泄“王气”，崇祯帝从命了朝臣们的定见，命令挖掉李自成祖坟。由此，汪乔年、边大绶以至崇祯帝的命运，逐个改动了。

展开全文

米脂县李自成行宫

计出何人

扑灭祖坟以“加害”别人，为古来传播的厌胜计之一种，虽迹近巫术，但从宫廷到民间，信者甚寡。毁李自成祖坟的动作，筹谋起于朝廷，而施行起来从时任陕西巡抚汪乔年，再到下层干部边大绶，走的是自上而下的道路。正如清初曾任明史馆总裁的徐果亭在所撰《明末忠烈纪实》中说：

（李）自成破洛（阳），声势张甚，或言其祖墓有异，（崇祯）帝密下（汪）乔年图之。米脂令边大绶者，健令也，乔年委命焉。

汪乔年，浙江遂安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任刑、工二部郎中、陕西按察使、青州知府，于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大军进占河南之际，衔命巡抚陕西。汪氏身为军政大员，深信鬼神，无异于常人，乾隆十二年修《青州府志》记，他出知青州那年适逢大旱，“公（按：指汪乔年）步祷郊外，辄澍雨沾足；或淫雨，公祈晴立应。”可见他委命听天的情结非统一般。到了抚陕时，李自成底定中原、进窥江汉，像他如许迷信风水之人，向朝廷供献挖人祖坟的厌胜计谋，也就不希罕了。

然而，上文中所说“或言”、也就是向汪乔年告发者事实为谁人？《米脂县志》卷一“乡贤忠烈”条说：

崇祯末年，流寇疯狂，（贡生）艾诏商同生员贺时雨谒督师汪乔年，请发（李）自成祖墓，为厌胜计。乔年以闻，报可。事下知县边大绶率夫役进山，诏与贺时雨为前导，发掘焚弃之，时崇祯十五年正月十四日也。

由此可知，挖李自成祖坟的创意者为艾、贺二墨客，向朝廷具疏奏闻者为汪乔年，而现实施行者则为边大绶。

边氏是河北任丘人，他的出身在清乾隆二十六年《任邱县志》卷九“人物”中有简单介绍：

字素一，号长白，崇祯己卯孝廉，授陕西米脂县知县。米脂乃闯贼李自成故乡，时闯逆疯狂，流毒国内，（边大）绶下车侦知其先墓，伐之。迨贼破神京，移明祚，（边大）绶全家被执，几死者再。

据清乾隆三十七年《河北任邱边氏重修族谱》，边大绶为任丘边氏第十一世，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活了五十六岁。按己卯为崇祯十二年（1639年）、即边氏举孝廉之时（孝廉乃时人对举人的雅称）推算起来，那年他已三十九岁。米脂县令那个职务，把他推到了时代风云的中心。

据《明史·李自成传》载，在此之前，即崇祯九年（1636），边大绶与发难后初次回乡的李自成有过一面之交，略云：

九年春，……（李自成）复西掠米脂，唤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土也，勿虐我长者。”遗之金，令修文庙。

上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所做《甲申三百年祭》也引用了那段史料，阐明李自成“在崇祯九年还没有非常失势的时候”的亲民做风。关于边氏中举及授知县时间，县志与明史所载各别。

边大绶身为知县，又系“高知”身世，岂不知挖人祖坟是离经叛道、君子不为之事？但他也懂得，本身身为米脂县官，假设挠住时机办妥那件大事，将会立名全国，且改变官运。却哪里想得到，致命的塘报正在把他引进因果报应的深潭。

进山伐墓

颠末足够预备和安插，一个月后的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八日，在边大绶批示下，米脂县练总黑光正率领箭手三十名、乡夫六十名及贡生艾诏、风水先生李诚等，一同起行进山。一日夜，他们走了一百三十里，才赶到李自成祖墓所在的三峰子山。行军过程及其天文形势，边氏在给汪乔年的第二封塘报中描述颇详：

时遇大雪，深二尺余，山路陡滑，马不克不及进。职（边氏自称）下马步行五六里，至其山，鸟道坎坷，久绝人迹，旋开道攀登而上。又一里许，见窑舍十余处，墙垣尚存，即闯（指李自成）之庄院也，又过一山，至其墓地，四面山势环抱，气焰雄奇，林木翳天不下千余株，大小冢墓二十三座。

据乾隆癸丑科米脂籍进士高钿在《三峰子山自成祖莹考》中所记:“米脂西北乡百里外，有武家坡，相往十里有野毛山。往山十里有黄龙岭，闯王李自成之祖墓在焉，其地名三峰子山。……墓地广约三亩，虽冢墓平夷，土着土偶尚禁樵摘云。”此地原属米脂，遗址位于今横山县石窑沟乡长峁墕村。

二十几座墓中，事实哪座为“贼祖”之穴？随来的李诚供给了一条线索：葬李自成祖父时，曾用一只黑碗点灯，并同置墓中，“今但见有黑碗者即贼祖也。”然而，乡夫们接连挖开五六冢，“其骨皆赤色油润，不类远年枯朽，亦皆无黑碗踪迹。”时值天晚，难以下山，于是在李自成家旧窑中，世人烧火造饭，期待天亮后陆续挖觅。次日情形，恐惧照旧，在边大绶笔下，掘墓现场一幅幅惨然画面，今人读之仍不由毛骨悚然：

至天明，再镢数冢，而黑碗见，即李海墓也。骨黑如墨，额生白毛长六七寸。其左侧稍下一冢，即李守忠墓，顶生榆树一株，枝叶诡异，其粗如臂。……伐其尸体，骨节间皆绿如铜青，额生黄白毛，亦六七寸许。其余骨骸有毛者凡七八冢，尽数伐掘，聚火焚化。

掘了李家祖坟之后，边大绶意犹未尽，又命令将墓地四面“大小林木一千三百余株，悉行砍伐，断其山脉”；临走时，还不忘带上在李海冢内觅得的黑碗，及盘卧李守忠墓中一条“长尺有二寸”的白蛇，认为证据。

《明史·李自成传》载，边氏掘李家祖坟那年正月，正值闯王大军先后三次围困开封，初次“攻七日夜，解往”；守城总兵陈永福放箭射中李自成一目，即在不久再围开封、未能到手之时。时人也有言掘墓、中箭两事发作于统一日者，清刘廷玑《在园杂志》说：“考剖棺之日，适闯贼兵败河南，一目为流矢所中——噫，何天意人事符应之速耶！”其言或有牵强附会，但天意和人事仍然在各自轨道上运行着。

回到米脂城后，边大绶一面以塘报向汪乔年覆命，一面遣人将颅骨、黑碗、白蛇等实物呈验巡抚衙门。几天后接到汪乔年回复，仅草草数行：

接来札，知闯墓已伐，能够造贼死命，改日胜利，定首叙以筹。

边氏此举虽有“功”于国度，但民俗亦有曰“仇恨大不外挖祖坟”。

闯王来了

李自成祖墓被掘颠末奏至北京，举朝兴奋，成了京师官场热议的话题。时任翰林院编修程正揆回忆：

癸未，余在京师，绅耆先生争谈有米脂令者，掘闯贼祖父之墓，聚其骨而灰之。时心奇其事，不知为何许人也。甲午，有晋闱之役，见太原边守长白先生所刻《余生录》，盖即令米脂者也。

程氏所说癸未即崇祯十六年（1643），掘墓奏闻朝廷时，其时他在翰林院任职，也传闻了那件奇事，只是不知何人所为。到了顺治十一年（1654），程氏以工部右侍郎放山西主考，得识时任太原知府的边大绶，才晓得他即是昔时名扬京城的那位米脂县令。

其后两年，边大绶应该是在七上八下中渡过的，因为李自成大军的铁蹄由远及近，正在踏进他的生活，使梦魇成为现实。

崇祯十五年（1642年）初春，李自成祖墓被伐不久，大顺军在河南击败了前来防堵的明军，将进秦关。在那求助紧急时刻，崇祯帝诏擢汪乔年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军务，命其率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三部，出潼关迎战。据《明史·汪乔年传》，汪氏“乃收散亡，调边卒，得马步三万人”，与李自成大战于豫中南郾城等地，力不克不及收。一个月后“三帅奔，军大溃”，汪乔年与步兵千人被围于许昌四周襄城，遂拼死抵御；十五日后城陷，他“自刭不殊，为贼所执，大骂。贼磔杀之”。

汪乔年在做战被俘后遭“磔杀”，显然与他主导伐坟一事有关。上引《明史·汪乔年传》中，也述及李自成祖坟被掘后，汪氏的所做所为：

（汪）乔年函其颅骨腊蛇以闻，焚其余，杂以秽弃之。（李）自成闻之，啮齿大恨，曰：“吾必致死于乔年！”

“函其颅骨腊蛇以闻”，是指汪乔年将李氏祖坟中颅骨及风干的白蛇封函上报朝廷，焚毁其余骨骸并掺杂秽物而扬弃。李自成闻之，宣誓要报那令人切齿之仇。徐鼐《小腆编年》卷一：“自成为之啮指恨，既闻乔年出关，愤踊曰：此发吾祖冢者耶？图之勿失！”

汪乔年系堂堂三边总督，朝廷封疆大员，运命且如斯悲苦，边大绶一个小小县官，能不汲汲自危乎？后来边氏在《虎口余生记》中回忆，一年前当他率寡掘墓时，米脂官绅言论汹汹，咸谓此举必招致意外之祸，他故做强硬答复：“如贼果修怨，余一身当之，定不尔累！”

话虽如斯，到了崇祯十六年春夏之交，李自成大军将进进关中时，边大绶难免慌乱起来，一干对头们也在黑暗谋划，待闯王回乡时，“絷（按捆送）余及黑光正、艾诏等献贼”。边氏向省里新任指导反映情状，巡抚、按察使虽表同情，均未施援手。那年朝廷大计，查核父母官员，大员们未兑现汪乔年“改日胜利，定首叙以筹”的许诺，还得应付一班乡绅对边氏的“尽量倾陷”，先将边大绶明令“降处”，又在评语中“谕留候题”，等待新的录用。

转眼到了秋末，李自成大军再度闯进潼关，紧接着攻下西安，成立大顺政权，全陕州县看风投降。此时，边大绶已回到老家河北任丘避风，得知闯王率部回乡祭祖的动静，深为本身没有游移恋栈而感幸运。据《明史·李自成传》载，崇祯十六年十一月，李自成攻下延安、凤翔时皆鼎力大举夺掠杀人，回乡后也“搜劫如故”，犹对“必不附己”的士医生大打出手，“搒掠征其金，死者瘗一穴”，若边氏在任，必不克不及免。攻下延安府时，兵马万匹，旗帜数十里，“自成兵所至风行，乃诣米脂祭墓。向为军所发，焚弃遗骴，筑土封之。”修坟祭祖之后，即是命令惩处掘墓祸首，因边大绶已远遁，乃杀贡生艾诏及诸生贺时雨以泄愤。关于此事，《陕西通志》卷八十二、收进《四库全书》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十一均有记载。后者云：“贡生艾诏、生员贺时雨俱米脂人，诣督师汪乔年请发李贼祖父坟，崇祯十七年为闯贼所得，磔二生于市。”

押解惊魂

与边大绶所期看的相反，关于祖坟被掘，李自成并没有忘掉胁从其事的米脂知县，次年（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末，即攻下北京一个月后，在已越过山海关的满洲大军和吴三桂明军压力下，大顺军不能不舍弃京师，退往山西。在匆忙撤离的路上，李自成仍命令路经任丘的近畿队伍，派人赴该县边各庄挠捕边大绶。被逮当天，即四月二十八日，负责押解的两名闯兵半打趣、半安抚边氏：“万岁取尔仕进，无恐也。”那或许是边大绶听到的更具挖苦的话了。

边氏被捕后，要带往见正在西退路上的李自成。根据《虎口余生记》的时间天文线索，他于蒲月初一日被押解上路，经肃宁、安平、无极，行程四日便到了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之一的实定（今正定）。领头把守任姓等押着边氏进城时，世人正喧传“大驾将至”，即李自成立即驾到了。其时大街上挤满了大顺军兵士，见了边氏都围过来，且嘲弄曰“是伐墓人耶？”然后，“带余见伪帅马，进其二门，一贼衣蓝纱者询伐坟始末。”那位蓝纱其衣的马姓大帅，即是后营右果毅将军马重僖。马氏系山西阳城人，于李自成大军攻打北京时，率部由山西固关进河北正定，策应主力，被录用为实（定）保（定）节度使，此刻他的使命是保护李自成退进山西，并阻击尾随逃击的吴三桂和满清联军。

第五日，李自功效然到了，马重僖率寡出城迎驾，吩咐把边大绶也带上。出了正定城，闪现在边氏面前的是那一幕：

及出城，见贼兵自北而南，尘土蔽天。然皆老幼参差，狼狈孤立，十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规律。余见之，不堪忿懑。如斯鼠辈，而所向无坚城，致万乘屈沉，实可痛哭流涕也。

在边氏眼里，古赵州大道上，溃不成军、卷着滚滚烟尘撤离的闯王大队其实不令人生畏，让他感慨甚至“不堪忿懑”的是，如许一收裹挟着妇女行军、无组织无规律的人马，竟然所向披靡，横扫大半个中国，不只占据了北京，还逼得崇祯皇帝上了吊。

在城外大路边等待了一个时辰，有马队传令押解者，云：“驾至矣，不进城，在关帝庙食中伙，即行。”当日下战书，世人押着边大绶起身西行，跟着闯王行营，先颠末井陉县上安镇，次日进进固关，即是山西平定州地界了。固关长城宏伟，地势险峻，是明朝京西四大名关之一，李自成在那里停下来，号令马重僖安插精兵把守此关，抗击衔尾逃来的清军。因为押解者三人中任姓把守遁往，边氏亦得乘一马，同押解他的“吴、陈二贼”出关。惊魂一刻便在此时呈现，在将出固关时，他们与李自成迎面相遇:

见闯贼下马，陈贼欲禀知，吴贼摇手而过。使是时一言，余齑粉矣。

他们看见李自成即赶紧下马，陈姓把守欲向前陈述，吴姓则摆手行之，示意不得鲁莽，于是渐渐通过。若其时向李自成禀告，则边氏一定人命难保。

过固关后，因为闯军正在抽调后营精兵加强关防，已过平定州西的边大绶被要求当场期待，于是，“二贼复押余回，住平定东关外候伪示。”就在此日，清军在河北看都县逃上了大顺军，负责断后的蕲侯谷英率部与之大战，兵败阵亡；随后，在正定城外阻击清军的大顺军也被击垮，那使得守住固关至为重要。那也意味着，正在忙于谋划军务的李自成，暂时没有时间处置挖他祖坟的边县令。

边大绶与李自成在固关擦肩而过，那以后再无缘碰头。李氏安插好关防后，聚集溃散部寡即向太原进发，边氏则由差官吴氏等人押解，与辎重一同业军。此时，因为逃击的清军已收兵回京，气氛不复严重，对边氏的把守也松弛了一些，于是，进进山西阳寿地界后，他起头觅觅脱节时机。

米脂县李自成行宫

梦魇余生

《虎口余生记》记初十一日边氏逃脱当天情形：

吴贼统一贼僮押余，马步共八九十人，夜行一宿，天明至寿阳南关，搜米觅水炊饭。食讫，……（吴贼）命余拴马卸行李，伊进室仰卧熟睡，其僮亦上楼卧。

寿阳县地处阳泉、榆次之间，是西进太原的孔道，由此也可越岭东返井陉。边氏挠住逃走良机，遁词打水，经一店展后门下到护城河边，河中无水，能够循河道出城。他向北急行，复上东岸，逾墙进进一空房，遁藏多时，在那里碰见掠夺乡民，被掳往衣裤，换给“仅蔽体破衣二件”。其后整个下战书都躲身于山畔土窑中，那期间，“贼骑来者六七次，皆未获见”。曲到天黑，他始敢现身，靠月光指引，在墟墓涧泽中穿行一夜，次日才从路生齿中探听到回乡道路。几经周折，找到了距城东二十五公里处的方山寺，投到僧寮中，伪称“保定诸生，为贼所掠”，得于寺中栖身六日。多年后，边氏再次路经方山（可能是清顺治八年赴太原知府任时），吟有《过方山》一诗：

三十年明年月虚，偶因烽火过禅庐。白云不竭人行路，消受松风一夜余。

诗写得清丽可看，意蕴深长，曾被收进徐世昌所编《晚晴簃诗汇》。其时，因固关、娘子关均有大顺军扼守，边大绶若回河北老家，只能走巷子翻越太行山。尔后十余天，他以乞丐身份，跟从几个本地山民踏进“万山险绝，猿猱所经，林翳天日”之地，太行山腹地山路难行，碰着陡绝之处，行人经常顶踵相摩，四肢举动并用，“上天进渊，凡数十折，始履平地”。期间在井陉四周，又涉大河六七道，最初渡过了滹沱河，才进进河北。再从正定向东，经新乐、肃宁，末于抵达任丘老家。据边氏所记，“是为蒲月二十九日，计（距）被执时正满一月”。

就在边大绶回乡当月，清摄政王多尔衮在明朝文武大臣士庶的驱逐下，成了北京的新仆人，并通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处事。大势所趋之下，边氏那个明朝忠臣，也做了识时务者的“豪杰”，于顺治元年（1644年）“奉部檄谒选来京”，讨一个新朝的官来做。

边大绶要想顺利进选，还得靠掘李自成祖坟那个“杀手锏”。前内阁大库案卷中，存有边氏《为孤臣为国蒙难，感荷再生，矢心图报事》一启，第一段云：

窃念臣本任丘墨客，荷先朝特典，于崇祯十三年除授米脂。进境之日，见其城市丘墟，询之为流寇起事之所，逆贼李自成祖墓在焉。翅膀暗藏，不时窃发。履任后，擒贼首乔齐文解院处死，散其余党。十五年，闻福藩被害，臣恨无力，不克不及杀贼，忠愤所激，遂伐贼冢二十三座。

那段文字中，边大绶对本身在掘李自成祖墓中所发扬的感化显然有强调之嫌。但考虑到他写此启的目标是向清廷邀功讨官，那么全揽勋绩于己身的所为，也就不希罕了。

下一段诉说本身因而遭受委屈，也尽在意料之中：

……贼闻之衔恨进骨，屡言复仇。贼亲艾朝栋等捏揭欲置臣于死地，奈计册评语称职，行以冠带闲住，抚按皆为扼捥，留任候代。臣以贼党在侧，力辞回里。

文中所指“贼亲”艾朝栋，光绪丁未刊本《米脂县志》卷四“选举志”载其履历为：“崇祯十二年（1639）己卯科，官行人，后升知府。”此人因系李自成姻亲，欲置边大绶于死地，但未能得逞。如边氏在《虎口余生记》中所称：“然末以司册无过，未能大害，行蒙降处。”

最初一段讲述李自成占据北京后，派兵到任丘挠捕边大绶回案，及边氏历经艰苦、虎口逃生的过程。同时，为了谋求官职，说了很多颂扬感恩新朝的话：

十七年贼陷国都，复东窥，愈恨伐墓泄其旺气。四月二十九日，遣五十余贼拿臣赴闯营，举族抄劫，死生不保，幸荷天兵逃贼西走，丧败之余，无暇他顾。至山西寿阳，乘机脱难，狼狈回家，虎口残生，皆盛朝所赐者也。感戴有天，捐糜无地。本县奉天津道本荐举，臣不堪感奋，蒲伏赴阙，伸谢天恩，愿竭犬马，矢报涓埃，并陈所见贼中情形，以张挞伐之威。

边大绶上此启的时间为顺治元年七月，此时顺治帝尚未进关，在北京主政的摄政王多尔衮，正鼎力招揽前明官员，为新朝效劳，故文中有“兹蒙圣王命令罗才，升引废官”如此。启后所具批复：顺治元年七月十九日奉令旨：“吏部晓得！”表白边氏已通过摄政王的审核，进进朝廷的任用法式。

燕过留痕

就在边大绶向清廷上奏求官次年（1645），清军攻下山西全境，在满洲铁蹄逃击下，李自成退至西安，兵败后再走湖北，秋九月，于奔逃途中在通城九宫山被杀。可想而知，边氏闻此动静，必然大大舒了一口气。

正值全国易主，改朝换代，刚刚接收北京的满洲政权，需要边大绶如许习熟处所政务的下层官员，加之他有“伐冢回田”的传奇履历，更对其独加青眼。所以，边氏得以很快复官补用，且迭连朝上进步。前引《任丘县志》边氏简历后半段云：

国朝升引补河南修武知县，劝农兴学，著有功劳。升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青州濒海，贼出没无时，（边大）绶捕御有法，贼不敢犯，全属赖之以安。擢山西太原府知府，莅政三年，执法严正，民怀吏畏。以病告休，所著有《虎口余生录》行于世。

由此可知，边氏在进清后仕途非常顺遂，数年之间，从河南修武知县、山东青州府同知，一路升迁到山西太原知府，已是新朝中的“厅局级高干”了。和南方良多明亡仍奋不顾身以旧朝遗民自居的士绅官员差别，在北方，满人进关后像边大绶如许毫无疑虑地投进新政权为之办事者触目皆是，他们对本身放弃忠臣烈士传统意识的做法，各有宽解之道，边大绶就称，大清剿灭了“闯贼”，“大明十四帝之灵，必有浅笑于地下者”。

不外，边大绶可以在汗青中“燕过留痕”，全凭一部不敷万言的《虎口余生记》。很多史家留意到该书的汗青价值，如谢觉哉在谈到民族大义时，引用过边氏进清后成为英雄的例子，嘲讽其“行将勤奋兴朝以图报效”，是“义不平贼”的“英雄”。《永昌演义》做者李宝忠则以“兴亡转瞬成遗憾，故垒萧萧墓木空”的诗句，来因果边氏掘墓与李自成失败。再远一点，顺治十一年（1654），明亡后附清的前尚宝司卿程正揆，就是在那年以光禄寺少卿放山西乡试考官期间，结识了时任太原知府的边大绶，乃为边做写序，赞扬边氏掘墓之举“泄我明十四帝之愤，开本朝亿万年之运”，他们履历类似，故引为知音。有清一朝，《虎口余生记》仍一再出书，为边氏传布声名。乾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任河间府知府的名诗人杜甲，曾专谒在边各庄的边大绶墓，留下了“青塔道旁边老墓，殷勤下马揖松楸”的诗句。

进进民国后，北洋名宿徐世昌和《清史稿》四总纂之一王树楠编撰《大清畿辅前贤传》，专收清朝定鼎以来籍隶畿辅的先烈先辈及其事迹，也将边大绶事迹收进书中。边氏掘墓之事，天然成为其列传的更大看点：

闯贼亡命，功至通天，竭四方师武臣之力，不克不及一矢相遗。长白（按边大绶字）忿志报国，谋及鬼神，发枯骨，毒逆命，泄明室之愤，开清兴之基，智奇功伟，一时无出其右者。

文中感慨当李自成大军占据中原，与明廷匹敌时，象洪承畴、孙传庭、汪乔年那等封疆大吏统师数十万逃剿，皆不克不及平定；而边大绶一个小小县令，竟然想出掘其祖坟的妙招，以智取胜，立下大功，可谓“全国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