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冷衣烧献金银袋
明代中叶以后，跟着徽商之兴起以及徽州宗族社会的逐步构成，一些徽人殚思竭虑地诡计改动社会看感，他们力求向世人展现“贾而好儒”“富而好礼”的区域人群新形象。在徽州，不只通过对民间傩坛祭仪的系统整理，构成了签名为博学之士程敏政编辑的《祈神奏格》那样集大成的“徽礼”文献，并且还参照通行全国的“文公家礼”、《万宝全书》等，体例出合适徽州本地社会生活的各类民间日用类书。此中，清明、中元和冬至时分书写金银袋的做法，也正做为“徽礼”的一部门，积淀而为徽州的重要民俗，并流播四方。而迄今尚存的一些金银袋簿，则具有颇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
清明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在“徽礼”流行的皖南更是备受重视。盛清时代扬州盐商程庭，本籍徽州府歙县岑山渡，他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返乡展墓觅根，撰有《春帆纪程》一书，此中就指出：“新安最重此节，凡子孙虽至贫乏，亦必先半月前具牲镪，肃衣冠，相聚拜于鼻祖之墓，然后高、曾、祖、考次序递次展拜，罔敢紊淆。坟茔自晋、魏、唐、宋以来历历可稽，非若他郡迁移靡定，不数传然后裔相忘，松楸孤单，麦饭无人……”
清代宗族清明祭祖图
关于清明时节的详细活动，1931年歙县南乡有位小学生喊凌成锦，他撰有一篇《清明扫墓记》：
清明节者，祭祖之大节也。盖人之也先有上祖，苟无上祖，则无我身矣，故上祖不成不祭之。然祭奠之道，亦不成无按时也，故有时节以祭上祖。吾国定于清明节为祭祖之期，是日无论大学、中学、小学以及各机关、各团体，皆必停行工做，认为扫墓之期。夫吾人祭祖固明矣，然亦不成不诚心以祭之。……孔子曰：“慎末逃远，民德回厚矣。”又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然则圣人如斯，岂可轻于祭祖哉！……吾家有清明会，其金银包皆由会内所备……及至墓时，祭器摆于地上，金银包纸一烧，火炮即放，依序拜之。祭毕，遂在坟前歇息，听声声炮竹，一似炊烟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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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坟茔图
在传统时代，徽人祭奠祖先，多醵资设立“清明会”。每逢清明时节，各村族的清明会都要组织祭祖扫墓，本地的启蒙读物中就有“二八社，清明节，标挂纸钱”的说法。“标挂纸钱”也喊“上坟挂吊”（简称为“挂钱”），其详细做法是先在坟顶上插上以长竹竿缠挂的一串纸钱，再摆开案桌，送上贡品，然后喊炮吹打，焚香化纸，由晚辈率领子孙向祖先坟茔下跪磕头，并将手中点燃的香火插于炉中。尔后，由耆老高声诵读祭文，以表达对祖先功业之逃慕，并拜托后昆的哀思。对此，盛清时代的一首《新安竹枝词》就写道：“宣扬喧阗拥不开，牲拴列架走舆儓，问渠底事忙多么，唐宋坟头挂钱来。”该诗生动地状摹了一些徽州宗族清明挂钱的场景。有时，墓祭礼毕，还会将挑上坟的清明粿，抛向坟堆顶上及坟茔周遭，据说那是为了让那些无祀的孤魂野鬼拣食……
现代的清明挂纸，2005年4月1日做者摄于徽州
现代的清明挂纸（之二）
徽州文书中的清明“上坟挂纸例”
在清明时节，徽州人还要烧献“金银袋”。对此，乾隆时人吴梅颠在《徽城竹枝词》中曾吟咏：
墓祭三回重本源，清明冬至及中元。冷衣烧献金银袋，但只清明许乞墦。
诗中的“墦”即坟墓，而“乞墦”一词源出《孟子·离娄下》，意思是向祭墓者乞求所余酒肉。那首竹枝词描绘的是徽州人在清明、中元以及冬至祭奠时，都需要燃烧金银袋以祭奠祖先。看文生义，“冷衣烧献”应当次要指的是冬至祭奠，不外，“清明谷雨，冻死老鼠”，此际正值料峭的倒春冷，故而“烧献金银袋”显然亦有嘘冷添衣之意。根据徽州人的讲述，金银袋是用大纸糊成类似信封式的袋子，内拆金银锡箔、冥钞，袋上以毛笔正面书写祖先名讳，后背则写着“×年×月×日……封”的字样。此类的所谓金银袋，民间也称之为“金银包”或“冥包”。
因为每年清明、中元和冬至时都需要在金银袋上书写祖先名讳、世次等，所以每家每户都置有“金银袋簿”——也就是找一个簿本，里面专门笔录祖先名讳、世次以及葬地之所在。此类的簿册，也喊“祖宗簿”“纸角簿”“清明簿”或“水源木本”等。如许的文书簿册，迄今保留下来的也仍然相当很多。
民间日用类书中的“纸角式”（金银袋簿），民国《酬世汇编》手本
前文提及，金银袋中是放置锡箔纸钱的。关于那一点，笔者手头有一册光绪四年（1878年）的《清明头租脑规例簿》，此中就提及详细的做法：“清明、中元每位冥包一个，用上料纸一张，做一个红签头。（每拆二四箔一百张，祭时带坟焚化）。”文中的“二四箔”，是指锡箔的规格。当然，每个金银袋中事实放进几锡箔，有时也颇有讲究。更早的一册《囗囗清明头时节谱》中就有笔录：
做清明头，但亡人银包必要毛八纸做，再拆银包时，须查看各亡人批助有多有小【少】，故耳【而】银课亦有多小【少】，先批银钱而有凹凸。
此一手本的年代是咸丰三年（1853年）。那是说金银包是用江西等地消费的“毛八纸”做成的，此中放进几锡箔，需视其人生前对清明会的奉献大小而定。对此，上述笔录之后另有：
计开批人艮【银】包，灶弟批土名湖山乾【干】田一块，计豆租一斗二升；又批钱二两，清明必要上坟挂吊，办艮【银】包六个，每包二十定【锭】。
天寿朝奉冯公，天寿孺人洪氏；
起礼朝奉冯公，起礼孺人吴氏；
灶弟朝奉冯公，细元朝奉冯公。
《囗囗清明头时节谱》，清咸丰三年（1853年）手本
在上述的那段文字中，“朝奉”一词源自宋元时代，在徽州原先是当地财主的意思，凡是在族谱或祖宗簿上，“朝奉”二字皆用做男性名讳之后缀，与以“孺人”称唤女性，都是习惯性的尊称。上揭的“天寿朝奉”“天寿孺人”以及“起礼朝奉”和“起礼孺人”，显然皆是灶弟之祖先，因为灶弟生前对清明祀会有所奉献，故在金银袋规格上理应获得响应的待遇。
（二）
在传统时代，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族谱，但几乎所有的家庭应当都有本身的金银袋簿。迄今尚存的诸多金银袋簿，详尽笔录了祖先的名讳、世次以及葬地，固然有很多看似皆为流水账，以至若断烂朝报，但它却是民间编辑族谱的重要材料，此中也从一些侧面反映了近数百年来人事的废兴显晦。
在徽州，人们认为：“人各有祖，如水木之有本源。”恰是因为那个原因，兄弟手足也被称为“一本之亲”。清人江登云在《橙阳散志》中指出：“水有源，木有根，人之于祖亦然。吾徽敦本逃远，视他郡较盛，聚族而居，一姓相传，历数百载，衍万万丁，祠宇、坟茔世守勿替。间有贸迁远地者，一旦回来，邱垅无恙、庐舍仍然。语云：‘歙俗千年回故乡。’谅哉言也！”恰是因为那个原因，笔录祖先名讳、世次以及葬地的金银袋簿，有的也就喊做“木本水源”。
笔者手头就有两种都喊“木本水源”的金银袋簿，此中之一属于歙县上丰宋氏的一批文书。该册《木本水源》封面题做“永大记”，显然是出自商家之手，封面另有“木本水源，留传认为后代之人以记之，则免忘记祖囗【宗？】”二十余字。而此中所笔录者，即是凡是所见的金银袋簿。在那册金银袋簿中，宋氏对祖先不断逃溯到宋代的一世祖。其二世祖的笔录如下： 揆诸史籍，“将仕郎”“从政郎”都是八、九品的官职。此一履历能否完全可信尚待确证，不外，此中提及的“曹娥盐运使司盐运使”，可能阐明上丰宋氏在宋代就有人任职于浙江盐务。连系其他文献可知，徽州人早期的官吏生活生计，关于后世家族贸易之开展颇具影响，换言之，宋氏家族在明清以后盐商辈出的情状，可能并不是偶尔的巧合。
在清代，歙县上丰宋氏是扬州八大盐务总商家族之一，其家族史料在二十多年前流散而出，是我最早读到的颇具价值的成批文书。因为其时我并未觅得上丰宋氏的族谱，故而该册金银袋簿中的一些纪录便显得较为贵重。例如，《木本水源》笔录有： 其旁另有：“公字庆康，乳名崇德。原配许孺人，乳名顺加；继配汪氏，湖南人，在江西吴城娶，葬扬州城外；继配周氏，南京人，在扬州娶，葬扬州城外。”并有“清明七月半写袋子”八字，显然表白上述的内容，是供给祖先的根本信息，以便清明和中元二节抄录金银袋之用的。“宋迪文”一名，在上丰宋氏文书中时常可见，而由上述的金银袋簿所透露出的一些信息：此人系扬州盐商，他在淮盐转运中枢——江西吴城娶了汪氏，又在扬州娶了南京人周氏，从一般情状上看，周氏很可能曲直中之姬。此外，书中还提及宋氏之德配为歙北许村许氏，该家族也是闻名的扬州盐商家族。而在《木本水源》中，有一些笔录也反映了其姻娅之戚的情形。例如：“许以成（做者舅祖考），葬盐城上冈；许炳（舅考），葬盐城上冈南首。”那些许氏族人，从清代以来就在盐城上冈一带极为活泼。此类笔录，都与清代歙县徽商在苏北的运营活动以及区域开发密切相关。
有的金银袋簿之笔录，还有助于我们确定闻名人物的生卒年份。例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四库开馆，征集全国遗书，命各地躲书家供献珍籍。在东南地域，天一阁的范懋柱以及鲍士恭、马裕和汪启淑四人献书最多。此中，汪启淑为歙县绵潭人，但此前所见的列传史料大多并未提及其人的生卒年份，今人著作中偶尔提及者亦多有讹误。
盛清时代江南闻名躲书家汪启淑
十数年前，我因主编《歙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一书，曾两度前去汪启淑的桑梓故乡——歙县绵潭察看。在绵潭汪氏后人家中，曾获睹很多与明清时代徽商相关的珍稀文献，此中就有汪氏的一册金银袋簿，书中明白笔录：
皇清诰封奉曲医生、工部都水司、朝议医生、户部山东司中宪医生、兵部职方司郎中加三级，显先高祖讱葊府君汪公，孺人方氏。
清代歙县绵潭汪氏的金银袋簿
末端的签名是汪启淑的“玄孙男存育、存位，来孙男犯罪、立森仝百拜”。别的，金银袋簿还笔录：汪启淑“字慎仪，号秀峰，又号讱葊”，“墓小溪”（其墓地位于绵潭之东北，棉溪口西北的歙县小溪村）。他的生卒年是“雍正戊申年七月初二日子时，嘉庆戊午三年九月三十日”。可见，汪启淑应生于雍正六年（1728年）七月初二，卒于嘉庆三年（1798年）九月三十，享年七十一岁。那一笔录，圆满地处理了汪启淑生卒年份的问题。
（三）
徽州人慎末逃远，即使是远离故乡，也要按期祭奠祖先，清明自不破例。因而，有的金银袋簿也反映了侨寓徽商的商业与崇奉活动。二十多年前，我曾在徽州觅得一批文书，此中有一份歙县“渔梁宗祠读书学名”，末有文字曰：“汪敦本堂宗祠，土名马江坞口，即下马头。族簿抄具，写祖宗簿，永久取用。汝父抄寄。”由那段文字来看，该份文书应当是在徽歙当地的父亲从“族簿”（为将来编辑族谱而编录的家族文书）中抄录出相关的字辈排行，寄给侨寓异地的儿子。
侨寓南翔的徽商书写的金银袋
在那批文书中，还有别的一张书写在红色“南翔李源和总号用笺”上的文字：
上述的“南翔李源和总号用笺”右侧皆有“中华民国”字样，反映了旅外徽人书写金银袋簿的时代。别的一张写在通俗纸上： 其下有“逢时遇节，斋用酒杯二十八只，宅客五只”十数字。还有一张书写在墨丝格信笺上，又有“汪氏门中诸客祖先分拨鉴纳”的字样。1958年之前，嘉定县持久从属于江苏省管辖，故此处称“江苏南翔镇”。那些，显然都是侨寓南翔之徽商为祭奠远在皖南的祖先所抄录的金银袋封面文字。
在清明时节，除了祭祖之外，也还需要祭奠其他的相关神明。在那批文书中，就有一些反映民国期间侨寓徽商崇奉的材料，如《寡神纸马》上开列的祭奠神明，有周宣灵王、李王、七相公、八相公、九相公、越国汪公大帝、昌隆地盘福德正神、五福大跋扈兵和原田主人等，皆颇具徽州特色。该《寡神纸马》用毛笔誊写在“南翔李源和总号用笺”（蓝丝格信笺）上。畴前述的“寓江苏南翔镇东市”“谨具冥仪壹封送徽州府七里头后塘坞”等文字可知，它应当是寓居南翔镇东市的歙县徽商开具的纸马类目。
侨寓徽商岁时祭奠时开具的的“寡神纸马”
从传统迄至现代，南翔都是蜚声远近的江南名镇，素有“银南翔”之称。早在明代，万历《嘉定县志》就曾记载：南翔“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别的，该志罗店镇条下亦曰：“今徽商凑集，商业之盛，几埒南翔矣。”而在其时，闻名文学家回有光也指出：“南翔大聚也，多歙贾。”由此可见，南翔自明代以来就是徽商聚居的江南市镇，本地有很多歙县商人。在现存的徽州文书中，金银袋簿是极为常见的一类文献，但像上述如许由侨寓徽商书写的金银袋簿则仅见此一例。
（四）
迄今保留下来的金银袋簿，绝大大都都是晚清民国期间的材料，此一阶段发作过的更大汗青事务即是承平天堂期间的兵燹战乱。当时，天降杀星，饥疫并行，实为“数百载未逢之厄运，亦万万人难避之危机”（《歙北徐村思源堂掩埋总录·兵后寄外省劝募掩埋遗骸启》）。天崩地裂之余，烟云幻化的空前灾难也在金银袋簿上留下的诸多陈迹。例如，有一册民国期间绩溪瑞川的《纸角谱》中，就记载了仆人公的生平：
公字树声，乳名茂奎，行三，系世绩公号褧继配曹氏孺人所生。少小习药业于东岸镇，因洪杨兵乱旋里，当寇氛正剧时，尝两被寇掳，流离失所，备尝艰辛。迨同治纪元，始返故乡。寇平后家毁人亡，弃商习农，奉父褧堂公拾掇劫余，营创舍宇，勤苦力做，渐以成家……
清代以来徽州府绩溪县的中医药业颇为兴旺，有很多在东南各埠开设药店。根据此一称为“纸角谱”的金银袋簿之笔录，那位程树声生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卒于1930年，他在宁国东岸镇处置药业运营，承平天堂前后艰辛备尝，劫后余生。除了药业之外，绩溪还有很多茶业世家，或在茶店务工经商者。在那册《纸角谱》中还有：“先考：永澄府君程公受纳。”其下说明：“清明前三日标挂，奉祀男廷湘顿首百拜。”别的，其后的程永澄小传曰：“公字镜如，乳名宗道，行三，系璧铎公德配胡氏孺人所生。公幼习业于上海程裕新茶号，办事卅余年。公性至孝，节俭耐劳，后为该号副理。大兄永淑（号敏斋）性极温善孝廉，办事于上海汪裕泰茶号第二茶号为司理……”从封面可见，该《纸角谱》为1930年“瑞川程镜如氏重抄”。据今人回忆，程裕新茶号是由绩溪瑞川人程有相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在上海大东门外咸瓜街所创设，该号在民国期间曾以造售“博士茶”而名噪一时。据说，1929年前后该店雇用的职工多达四五十人。根据《徽宁思恭堂征信录》等文献的记载，程裕新茶号在上海西躲南路、霞飞路、浙江路和南京西路开设有四号茶叶店，胡适曾为该茶号提笔写牌。而汪裕泰茶号的分店则更多达六号，他们都是绩溪现代最负盛名的茶号。
承平天堂期间，因华中、华东各地战乱频繁，白骼成丘，青燐遍野，很多徽商都遭到浩荡的冲击，有很多人潜踪匿迹，依循着先前的贸易收集，纷繁从家乡或侨寓地四散流亡。例如，原先以吴中为生活中心、长年赴东洋摘买洋铜的徽商程稼堂，就率寡乘坐美国蒸轮船从苏州逃往日本长崎。而歙县的一些纸商，也从干戈扰攘的皖南逃往江西各地。笔者手头有一册歙县北乡的金银袋簿，此中就附记有详尽的事迹：
仇氏金银袋簿
从金银袋簿来看，仇氏栖身在歙县太尉殿一带。关于太尉殿，民间传播的《歙县至官洞问路歌》中有：“城里百街万年桥，右往新洲种菜家。徐村对过仰村坝，三里凉亭依路上。沙溪村过九如桥，富碣村尾雨粟庵。凤凰湾上看沙岸，太尉殿过丰口桥……地盘庙过高阳桥。”在传统时代，从歙县县城到太尉殿可通木簰，故上述的“问路歌”，其实是有关徽城通往北乡水上交通的旅程歌。此中，高阳桥位于歙北许村，可见太尉殿与许村其实不太远，故仇姓与许村许氏多有婚姻关系。在太尉殿四周有霞江片村（亦名霞峰），此中就包罗仇村等，为仇氏族人聚居之地。此处在清代、民国期间，村中有很多人皆前去各地处置纸业运营。如闻名的纸业巨擘仇星农（1864-1933），就是歙县霞峰对头村人。根据二十多年前仇氏后人的追想：仇星农之父仇成坦成年后先往江西贩纸，后在浙江衢州定居，由摆纸摊起身，暗澹运营多年，末成天气，遂在衢县水亭街开设了仇开泰、仇德昌纸庄，并曾数度蝉联衢州商会会长。在其后嗣讲述的祖先起家史中，江西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地点。
明代以来，在江西，民间素有“樟树药材景德瓷，吴城木头河口纸”之说，河口是铅山县及其周遭最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而铅山县的手工造纸业又与松江的棉纺织业、芜湖的浆染业和景德镇的造瓷业等齐名。在铅山县，石塘、湖坊等处都是闻名遐迩的纸业重镇。早在明代，万历《铅书》收录的一篇《石塘陈公堤记》就指出：“信之铅山县，县东南四十里，其地曰石塘，邑巨镇也。……石塘四面皆山，……又山多竹木之利，尤宜于纸笺，每岁造办，不知几万亿，故四方商旅毕集，日夜接踵而至。”尔后，民间一贯就有“铅山唯纸利全国”“石塘纸张通全国”之类的说法。在此布景下，“殷商大贾挟资而来者，大率徽、闽之人”，明代以来就有相当多的徽商活泼于此，处置土纸的消费和运营。多年前我在徽州搜集到一批黟县南屏叶氏的来往手札，其仆人即是活泼在石塘一带的徽州纸商。与之相类似，歙北仇氏也有很多在石塘镇一带处置纸业运营。在该册金银袋簿中，有一则记载：
本棺厝存江西省广信府铅山县石塘镇，同治初年身死，余未在身傍【旁】棲住。松泰纸行胡庚翁历来与叔契好，棺木一切等等，皆系庚翁代办署理存厝，日后尤恐盘棺回家，可问伊行人等便知。而庚翁亦系我徽灵山舍头人。叔之字名焕彩。
二十四世先叔考兆云朝奉府君仇公，祠堂受纳。金银袋簿中提到的那位“仇焕彩”，就是在承平天堂期间死于客地石塘镇的歙人。此中提及的“松泰纸行”，应当也是由徽商所开。在那一册金银袋簿中，还谈及承平天堂期间仇氏族人在徽州及江西等地的流离失所：
因咸丰十一年贼匪踞扎郡城，四山搜掠，不克不及停身，四月只好逃往江西。船抵河口，谁知河口各店展概移，雇船往下路放行，而湖坊等处分[风]谣甚急，似此，另又换雇船只，逃往戈[弋]阳县后会面。余即看其病重，复下贵溪县，立即起岸租屋，栖身田墩李宅，久已病重，请医无效，于七月十八夜寿末，葬于贵溪县，土名毛塘展。至光绪七年，余亲往江西省贵溪县起棺捡骨，与氏父捡骨，开船回里。氏父许村前宅门，字名许凝圃，子名宗吉，字名德纯，次子集吉，字名珮璜。
仇氏金银袋簿（之二）
在清代，铅山盛产茶叶和纸张，而河口则是商品转输的集散地，本地“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对此，盛清时代闻名戏曲家、铅山人蒋士铨有一首《河口诗》颇为有名：“船车驰百货，茶楮走群商。”诗中的“楮”，即指经由河口输往外埠的纸货。及至承平军兴，该处商业突然稀少，市井一片萧条，原先辐辏于此的各地客商风流云散，许多人行险遭凶，山洞躲身，劬劳万状。也有一些徽商则因各类原因来不及逃开，只能客死异乡，以至郊原表露，最末化做流萤燐火。文中提及的“湖坊”，即是与石塘齐名的土纸产区。
在仇氏金银袋簿中，还抄录了很多祖先出亡灭亡的履历。例如：“咸丰十年八月，贼匪踞扎徽郡，四山搜扰，乡各受害十分，食物价昂，齐糙子米每升卖一百有零，大、小麦面每斤亦售百文。贼逆至咸丰十一年四月方退，城食面油盐，有钱无买，只身难保，鄙谚云‘五百年后伴金而亡’，似此苦莫堪言，实属无法其何！”在那段笔录之后另有数千言，字字句句，满腹忧愁，生动地反映了公众转徙沟壑、求生不得求死不克不及的惨状。
仇氏金银袋簿（之三）
与歙北仇氏金银袋簿类似，1945年抄录的黟县《祖宗谱》中，除了收录“明睦堂”八十九世起的排行字号、本收世系考等之外，还专门抄录了一篇《蔚枝太叔祖远避洪杨贼难记》，此中笔录了咸丰十年（1860年）出亡的惊险履历：
咸丰庚申蒲月初三日，漳防兵溃，贼遂栏【阑】进黟境，父亲正在城局，余仓皇进城，侍父亲往九都外家，离贼踪一二里许。薄暮，母亲由二都踵至，恐贼势蔓延，拟出黟界，始得平安，遂托玺叔以襁负履侄同避。二鼓时，过东头岭，瞥见古溪火光烛天，蒲伏潜行，肝胆俱裂。初四日，至叶村。初五日，至小溪岭头僧人寺内住歇。霉雨连日高文。初七日，传闻黟城贼踪尽退，玺叔旋里，遂以履侄衣包悉交与余。夜间突云贼窜叶村者，寺内约百人，纷繁逃散。余仝履侄出走，欲雇人则无人可雇，欲自褓则不克不及褓，只得联袂徐行，又苦雨下如注，路中几成溪壑。至三更时分，履侄走倦，遂失足进河，闻履侄激荡声，余将衣包释置水中，亦在河中三翻身，以手挪其衣，幸得之，遂拂水向岸边往，始能傍岸喊救。维时走者已尽，仅有湘营一兵过其处，在岸上携履侄及余登陆。方履侄之出水也，满身俱冷，余以口呵其气，始得行走。迨行三四里，而父亲已至矣，风谣已息矣。即此身频【濒】于万死一生者，亦不复记念矣……
金银袋簿附录的《蔚枝太叔祖远避洪杨贼难记》
根据方志的记载，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承平军由祁门县进黟，击败了那里的清军，并首度占据黟县县城。尔后，从咸丰五年（1855年）迄至同治二年（1863年），承平军频繁进出黟县先后多达十七次，此中有十一次占据黟县县城。大兵压境之下，焚杀抢劫，惨不忍言，一般公众如鱼游沸鼎燕巢张幕，纷繁四散奔逃。
咸同兵燹关于徽州可谓创深痛巨，迄今仍留下相当很多的笔录。譬如，近代黟县闻名绅商余之芹在其《履历志略》中，就有《徽州发匪乱时况状【情况】》一节，颇为详尽地描述了其家人出亡的履历，能够与上揭的《蔚枝太叔祖远避洪杨贼难记》对照而看。类似于此的材料，在很多金银袋簿中皆有发现。
（四）
在传统时代，与灭亡相关的档案历来颇受学界存眷。例如，中古时代的墓志，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汗青的贵重史料，近年来的研究相当很多。而在日本江户时代的“锁国之窗”长崎，墓碑及相关文字（如《（悟实寺）投化唐人墓碑录》《兴福寺投化唐人墓碑录》等），是研究清代东亚海域史的重要史料，以往的长崎史和中日商业史皆有涉及。而清代以来徽州的金银袋簿、哀挽录等，做为一类特殊的文献，也同样值得我们珍爱。
《兴福寺投化唐人墓碑录》，日本长崎汗青文化博物馆收躲
长崎悟实寺唐人墓所之图，日本京都大学躲写本《崎阳唐馆交易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