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江苏 | “江南三大案”:哭来的死功
清朝成立初期,人心惶惶,社会动乱不安。江南地域富贵富庶,经济活泼,生齿密集,反清的唤声很高,斗争接连不竭的发作。清政府为了冲击江南士绅的权力,安定本身在江南的统治,摘取了一系列极端办法以整治人心。此中通海案、江南奏销案和哭庙案三起案件涉及范畴最广,被合称为“江南三大案”。那些案件都是清军进关后实行外族统治的一定成果。
而现实上,那三个案子是能够回到一路讲述的。因为有了奏销案,所以才引出了哭庙案,而哭庙案的成果之所以会遭到惨重的杀戮,则是因为有此前发作过的通海案的由头。但总的来说,清初江南三大案的发作都是清朝统治者用以冲击对抗权力、庇护本身统治的手段。无论是郑胜利的北伐,仍是士绅的抗欠钱粮,无疑都给统治者供给了清洗江南地域的合理理由。
苏州山川 明·沈周
奏销案
奏销案就是收缴挈欠的税赋。唐朝以后,江南经济迅猛开展,同时也成为钱粮最重的地域。有康熙四年巡抚韩世琦《请减浮粮疏》为证:
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苏、松为最。臣详按其地,在禹贡本属下下之壤,厥后地窄人稠,小民勤于耕耘,渐输上上之赋……
在韩世琦疏文中,我们可以领会到,江南的钱粮历朝历代都很重,出格到了清初,苏州的钱粮从宋代的“三十余万”猛增到明代的“三百万石”,那是在墨元璋“怒民之附寇”的情形下,增加的赏罚性钱粮在内的。可到了清初,统治者,一仍前志,招致“岁岁压欠,积逋之数,动盈万万”,苍生“茕茕皮骨仅存,衣食不谋”,难以承担,便呈现“上有政策,下有计谋”的情形。而“计谋”的施行者,即是处所士绅。
元亡明兴,江南地域遭受战乱,士绅缺失浩荡,再加上太祖墨元璋以严刑峻法管束士绅,士绅阶层做为朝廷和苍生之间的调和剂的感化大大降低。顺治十五年(1658年),此时南明的对抗力量已经再难掀起大的波涛,清廷所担忧或提防的,不再是士绅的背离或对抗,而是已回降的或所招抚的士绅自成系统、尾大不掉。是年二月,奏销案起头,朝廷要“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了。
奏销案虽被后世称为江南奏销案,现实上其范畴是全国性的。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江西、陕西等六省以及安徽若干县份,都办过奏销案。其他各地不外点到即行,其实不严厉,奏销案冲击的次要目标,只要江南四府一县,此中影响更大的是苏州与松江两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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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六年(1659年),墨国治被录用为江苏巡抚。其人字平寰,辽东抚顺人,从属汉军正黄旗。江苏是士绅集中之地,也是欠税最重之地,巡抚衙门所在地苏州是重中之重。墨国治承袭朝廷意志,鼎力催逼赋税,暴戾水平甚于天灾,故苏州苍生称之为“墨白地”,意即凡墨所到之处,万物灭绝,只留下白茫茫大地一片。
根据江宁巡抚墨国治的造册上报,清廷将欠粮者,不问能否大僚,亦不分欠数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秀才、举人、进士,凡赋税未完者,皆被革往功名身世;现任官概行降两级挪用,计共黜降 1.3 万余人。此中很多人被拘捕,械送刑部议处。以至某探花只欠银一厘亦被黜。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墨国治如斯负责,属下官员天然要更为加码,此中出格以吴县知县任维初最为凸起。顺治十八年(1661年)初,任维初出任吴县知县,上任伊始,为了催征赋税,不吝大施酷刑,不外几日,便有人因欠税款被活活打死,埋下了“官逼民反”的隐患。
苏州金圣叹墓
哭得来的死功
顺治十八年(1661年)2月,顺治帝驾崩。按照礼法,全国上下都要为顺治帝致哀。3月1日,哀诏传至苏州,墨国治等于府衙设置灵堂。持续三天,处所军政要员及郡中绅耆前去哭临。此外,处所政府还在苏州文庙设灵堂,供通俗苍生祭悼。
据无名氏《痛史》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初一日,顺治皇帝灭亡的哀诏传至苏州,巡抚墨国治按规定率其僚属于次日起在府堂设幕哭灵三天。初四日,诸生倪用宾、丁看生等百余人到府堂跪进揭帖,向巡抚墨国治控告吴县县令任维初典守自盗,私粜漕粮千石,酷刑逼税,杖毙乡民等功行,得到浩瀚市民的响应,纷繁要求摈除任知县。为息事宁人,墨巡抚摘往了任的大印,“著本府把守地盘祠”,但任维初逢人便说:“是墨抚院向我要银子,我才粜粮的。”墨做贼心虚,怕有连累,就命令拘捕了5名为首的“闹事者”,不再追查任的责任了。
次日,原来就不满清廷统治的金圣叹又率领诸生和群寡前去文庙祭哭,以示抗议,巡抚便以“惊忧哭灵,意在谋叛”的功名拘捕了金等13名抗粮哭庙案的首犯,具疏刑部复准。据说,其时江宁府刚审迄金坛县造反案,因而,不及细审,认为同类,18名诸生被叛斩刑,此中8名籍没家产,妻儿充军。抚臣恐怕民气有变,将“案犯”悉数押解南京,原来定于七月十三日未时用刑,成果还提早两个时辰弃市于南京三山街。临刑前,圣叹大叹:“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料得之,大奇!”
苏州山川 明·沈周
金圣叹其人
金圣叹(1608—1661)原姓张,名摘,字若摘,后改姓金,名喟,明亡后改名人瑞,圣叹是他的法号和笔名。少小生活优裕,后父母早逝,家道中落。他能文善诗,因岁试做文怪诞而被黜革,后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作为乐。人称“倜傥高奇,俯视一切”。
金圣叹做为一名文学评论家,在我国文学责备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点评往往手眼独出,似有神助,文字雅训透脱,精妙绝伦。特殊是金圣叹将《水浒传》七十回后的情节全数删省,续上他本身写的“梁山伯英雄惊噩梦”,做为全书的结局,颇受读者欢送。郑振铎对金圣叹评判很高,“能言人所不克不及言、不敢言,颇有许多能够永传者。”
金圣叹故宅历来有二说:一为憩桥巷,清人吴翌凤在《东斋脞语》中说:“金圣叹居憩桥巷”(《昭代丛书》卷二十四)。一为培育巷横巷海红坊(今海红小学),身后葬吴县躲书乡五峰山下博士坞。据说随葬品中有一件金批《三国演义》手稿,抗日战争期间,被构筑军火库的日军发掘盗走。金圣叹墓前原立吴中保墓会吴荫培手书“文学家金人瑞墓”碑,1960年3月17日公布为吴县文物庇护单元,现已修复。
哭庙案,现实上是一路清初文人学士指导的反贪官的群寡运动。为何震动全国?次要是因为“腰斩”《水浒》的金圣叹死于“刀斩”。
所谓“通海案”,就是一桩涉及勾结海寇的案子。在明代嘉靖年间,我国东南沿海曾经倭寇流行,苏州冷山寺边上的铁铃关就是其时苏州府同知、兵备佥事与苏淞兵备道副总兵任环抗倭的遗迹。他虽没有戚继光、俞大猷那么出名,却也值得载进史册。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中有其身影,并有“裹创击贼,开城纳民,怒涛沧海,雷霆不闻”十六字评判。
清初为了提防汉族人民以沿海岛屿为依托停止对抗,根绝“民夷勾结”,危害清朝统治,厉行海禁, “寸板不准下水”。详细来说其时的海寇即是此时仍然在沿海对峙“反清复明”的郑胜利、张煌言。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胜利由崇明进长江,与南明兵部侍郎张煌言相会师,率军北伐,连克江南数郡,经丹徒、焦山、瓜州,围逼南京城,一时间东南震动。江南各地的明遗民多有响应者,清廷查处那些响应者的案子,便被称为“通海案”。
明室遗民黑暗策应,预备恢复明室。金坛县令任体坤谎称金坛士民造反纳降,溧阳抚臣信认为实。七月二十四日,郑胜利兵败镇江、瓜州,搭船远往台湾。
后清廷以“通海”论处,命令清查,株连甚广。任体坤与王重、袁大受操纵此次时机诬蔑蔡默、于厚、周生等十名儒生及其他敌人,共列具了38人黑名单,又金坛诬告富绅于元凯。虽然江南按察使姚延著秉承“不欲于无事中惹事,更不欲以灭门事发于黉宫,恐株连不已”,仅判处知县任体坤一人。但是,此事事实给朝廷上下一个不小的惊吓。
恰在当时,金圣叹所犯的“哭庙案”发作,便被强加上“通海”的功名,才不能不死。而现实上,金圣叹并没有反清复明的做为,他率寡“哭庙”,只是为了反对“奏销案”罢了。哭庙案中18名诸生之死,完满是由通海案影响涉及所致。陈其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