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登基后鼎力清除弊政，但其以文字狱整肃朝纲实不成取

康熙晚年，诸皇子为攫取太子之位展开了猛烈的斗争。废太子允礽谋求复位，皇八子允禩野心勃勃，皇十四子允禵和皇三子允祉也在觊觎，但是都白费心血。工于心计的皇四子胤禛用两面派的手法麻木敌手，取悦父皇，黑暗培育提拔权力，收购人心，末于挫败诸兄弟，于清圣祖宾天后登上了帝座。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用人重吏才，轻文士，行政以清除积弊、整顿吏治为首务，大权独揽，身体力行，刑法严格，心谋刻深，其人其治具有明显的个性和特殊的风气。

在文字狱方面，雍正帝的批示思惟是借助文字狱整肃朝廷风纪，戒毖风俗人心。雍正一朝历时虽短，文字狱却很频繁，严重案件前后相看。雍正帝以其特有的灵敏和深入的专心，几乎对每一宗案件前后都极尽别开生面之能事，从而在文祸汗青上创造了不成磨灭的“功绩”。

汪景祺与钱名世案

汪景祺、钱名世是雍注释字狱卒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的得祸是出于统一原因，即投献文字高攀年羹尧。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身世而有用兵之才，征点战四川、青海、西躲比及地（其时川躲一带有兵变），勋绩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他一贯依附雍亲王胤禛，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副王妃）。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任，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上将军，爵封一等公，末因恃功骄纵、目无法纪而失宠。雍正帝觉得留下他是条祸根，决计杀一儆百，于是连续串的冲击相继出台。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呈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看，臣僚上表称贺。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依例献表。雍正帝从他的表文中找出两条弊端：一、字体潦草；二、成语“朝乾夕惕”写做“夕惕朝乾”.“朝乾夕惕”出自《易经·乾卦》卦词：“君子整天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整天勤慎，写做“夕惕朝乾”意思稳定。年羹尧贺表用那们变更词序的成语颂扬皇帝，雍正帝却认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谬妄之处，断非无心”。群臣闻风远扬，倡议了对年羹尧的围攻。同年四月，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褫夺一等公；七月，黜为闲散旗员；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劾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功，雍正帝令年羹尧自裁，家产籍没，亲族、同党或斩或流或贬，一多量人遭到清洗、惩罚。那就是闻名的年羹尧案。

汪景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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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身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寡。

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他失意文场近四十年，固然中了举人，总与富贵无缘。雍正初年，他的伴侣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同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去看望，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暂时幕客。汪景祺此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漫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躲。年羹尧得功抄家，《漫笔》被缴进宫中。雍正帝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改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读书堂西征漫笔》本来久佚。据民国间故宫博物院刊印的残本，内有《上抚远上将军年公书》一篇，文内极尽谀颂，至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又有《功臣不成为》一条，把汗青上“狡兔死，走卒烹”的现象回功于更高统治者。做者写道：“鸟尽弓躲，古今同慨。论者或谓，功高不赏，挟震主之威，不克不及善自韬晦，故鲜有以功名末者。予曰否则。天步困难，干戈鼎沸，粮饷挽输于外，库帑耗竭于中，当时节钺重臣，为国奋身，掉臂万死一生，昼食不甜味，夜卧不贴席，孤军累卵，出进锋镝之间，或身历戎行，或运筹帷幄，虽父母老婆亦弃之如遗，幸而告厥胜利，九重不致旰食，举酬勋之典，受殊爵之荣，位极人臣，威拟王者，又何所苦而反乎？横加猜疑，致成嫌隙，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抚驭乖方，君臣两负，呜唤！千古之俊杰英雄所为槌心而抽泣血者也。彼夫猜疑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看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十分，七宝持重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仇敌如斯其横肆，兵事如斯其周章，而此臣竟剪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焉矣。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动，灵魂荡慑，于是而畏心生焉矣。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表里臣工以其为朝廷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并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躲，触处罣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生焉矣。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往卢杞，李晟思慕魏征，而爱昵不成遽除，忠言不克不及进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心生焉矣。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末而隙末者乎？郭子仪以酒色自晦，仅能保领袖以殁。李光弼遂至拥兵不朝，几失臣节，下之未有不麾军犯阙者矣。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遂奏留田承嗣三节度。刘巨容逃黄巢，几获之而纵其往，曰：‘国度喜负人，不如留之认为富贵之资。’而唐社遂屋，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杀道济而长城坏，害萧懿而东昏亡，洪武戮开国诸臣，如屠羊豕，靖难兵起，而金川不守，可胜慨哉！可胜慨哉！”

那些文字似乎是向年羹尧敲警钟。

《漫笔》有些条目对其时的仕宦选拔轨制和官场风气表达不满，据说还有诗讥讪圣祖“皇帝挥毫为值钱”。又非议圣祖谥号及雍正年号，所做《历代年号论》说“正”字拆开为“一行”，是不祥之兆，汗青上凡以“正”字为年号的都没有好下场，如金海陵王（年号“正隆”），金哀宗（年号“正大”），元顺帝（年号“至正”），明英宗（年号“正统”），明武宗（年号“正德”）等。

雍正帝责备所云“悖谬狂乱”，可能就指以上内容，但对汪景祺处功的谕旨只称汪景祺“做诗讥讪圣祖仁皇帝，离经叛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寡；老婆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放逐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撤职，交原籍父母官牵制。因为连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以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后经父母官晓谕才不变下来。

钱名世

钱名世处功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他固然没有杀头，但遭遇不比杀头好受。

钱名世字亮工，一字絅庵，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升侍读。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两人都江堰市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一在南闱，一在北闱），可能因而而有情谊。雍正二年（1724年），势力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旗帜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折誓，番躲宜刊第二碑”等句。康熙末年，皇十四子允禵授定定远上将军，出征青海、西躲，圣祖曾为他立碑褒扬。允禵曾是争夺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帝即位后立即去除其兵权（后来又加以禁锢），本是最不应提起的人物，钱名世竟不知回避。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灾难闻逃。雍正帝给他加的功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诗语悖逆”。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撤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功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父母官造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一说大门上）。赐字题匾本是康熙帝宠异臣僚的习用手段，如为范文程祠堂题“元辅高风”，为李光地题“方重醇深”等。雍正帝也偶尔仿效，如为杨名时题“清操夙著”，为田从典题“清谨公方”等。雍正帝“后来居上而胜于蓝”的处所是能变其意而用之，易褒为贬。奇耻大辱的“名教功人”四字不单使钱名世本人无脸做人，并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雍正帝还命在朝夕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往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警、抚奏明定罪。

那还不敷，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帝又命京官自卑京官大学士、九卿以下都做挖苦诗为钱名世“赠行”，成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做诗。雍正帝逐个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集名就题为《名教功人诗》刊印后颁布给全国的学校，让全国士子人人晓得。挖苦诗做得够味的赐与夸奖，不敷味的赐与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功，亮工不异亮工奸”，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帝夸奖，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乖谬”，被发配宁古干塔给披甲报酬奴了。他的同僚陈邦彦、陈邦曲也因诗句“乖误”而撤职。武英殿篡修方苞的挖苦诗是如许写的：“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行邪惯履欹危径，记丑偏工谀佞词。宵枕惭多惟觉梦，夏畦劳甚独心知。人世无地堪容立，老往翻然悔已迟。”那应是《名教功人诗》中的原则做品。

前人云：“士可杀不成辱”，人生至此，钱名世实不如痛快食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觅高兴，辱而不杀。他不知哪一年死的，据说他为人“非端士”，参与修《明史》曾把万斯同写的几篇传稿攘为己做。身为翰林清看官，做诗讨好嚣张的边将，也确实有失身份。但不管如何说，雍正帝也做得过分分了，他在谕旨中阐明说：“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法律王法公法，示人臣之炯戒。”

爱新觉罗·胤禩

然而没有“以文词谄媚奸恶有恶报”的，雍正帝同样“以文词为法律王法公法”。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叙附允禩，为其争太子那位效劳，身后谥“文端”。雍正帝继位后削夺揆叙谥号，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往，改刻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允禩的另一翅膀阿灵阿的墓碑也被改刻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雍正帝还把允禩改名为“阿其那”，允禟改名为“塞思黑”。二名均为满语，意思据说是畜牲、猪狗。

那类刻薄的恶做剧只要清世宗一人想得出来，做得出来！

查嗣庭案

雍正帝继位之初，有两个最受亲重的人物，一个是年羹尧，一个是隆科多。隆科多是清圣祖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管辖、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和年羹尧类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做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重视。打点年羹尧的案时，雍正帝处处把他与年羹尧相提并论，逐渐贬削他的恩荣与官爵。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躲玉牒（皇室宗谱）功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功，得旨永久圈禁，家产逃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完毕于隆科多定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进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医生，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被人密告试题“怨看、挖苦”。那年九月，查嗣庭刚从江西返抵京师就被捕进狱。案件尚未告终，查嗣庭病死狱中。

所谓试题“怨看、挖苦”，指《论语》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孟子》题：“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消，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心矣。”但猜疑的雍正帝进一步思疑查嗣庭所出的《易经》第二题：“正大而六合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及《传经》第四题：“百室盈行，妇子宁行”包罗更隐秘的挖苦。照他的理解，是诅咒“雍正”年号的；“其旨远，其辞文”二句是表示两道题中的“正”“行”二字有唤应关系，实是了不得的附会。

查嗣庭

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做题中“维民所行”一句，“维”“行”二字是把“雍”“正”砍往了头。那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行录》，后世附会从那部书名产生。

案发后，查嗣庭赴赣行李、在京寓所和浙江老家都被彻底搜寻。雍正帝从搜得的日志（似即《维行录》）中找出许多“极意谤讪”康熙政治的言论。如认为淘汰闲散京官是翰林院的一大灾难；认为戴名世狱及康熙五十年（1711年）科场案是因语言文字而杀人（清朝统治者历来不认可本身以语言文字杀人，即不认可有文字狱）；认为引见百官免除不合格者有失做贤之道；认为九卿会议是做样子，钦赐进士是官样文章，不克不及识拔奇才；认为殿试不完卷者黜退不取是杀一儆百、无功而罚，等等。日志“谤讪”前朝，试题“谤讪”当今，那就是清廷所公布的查嗣庭的两大罪行。

此外，据说《维行录》首页有如许一笔记载：“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以即位，奇哉！”被认为是借灾异咒谤雍正帝即位，雍正帝坚信天命，求“祥瑞”唯恐不多，查嗣庭竟取唱反调，有人认为那是他得祸的实正原因之一。

雍正五年（1727年）蒲月，案件完毕，有关人犯做如下处置：查嗣庭戮尸、枭首,子查沄（一做查潭）斩监候（另一子查克上先已病死狱中）。幼子查长棒头三人和侄子查开等二人放逐三千里外；家产抄没，折银充浙江海塘工程费用；兄查嗣瑮（官翰林侍讲）放逐陕西，后来死于戍地，另一兄查慎行（官翰林编修）特许释回，不久病死。

其他连累得功的有：江西乡试副主考俞鸿图撤职；江西巡抚汪漋降四级挪用；布政使丁士一撤职发往福建工程上效劳。传说浙东诸家桥镇（所属府县不详）关帝庙中有本地某学究题的一幅门联：“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被查嗣庭摘进《维行录》中，案发后殃及该学究。

爱新觉罗·胤禛

不只如斯，因为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帝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恨浙江士风不正。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看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看风整俗使）。做为惩罚，十一月又下诏停行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钱塘人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定见,，雍正帝批转浙江巡抚和看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恳求，雍正帝才去除了停行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又撤销了看风整俗使。

每办一案都尽量有所创造，尽量在整治风俗人心方面做文章，以扩展“战果”，那是雍注释字狱的一大特征，是世宗把持文字狱的“高明”之处。

查嗣庭了案后数月，隆科多得祸，四十一条大功中有一条是“保奏大逆之查嗣庭”，查嗣庭的罪行中也有“趋附隆科多”一条，那阐明查嗣庭狱与隆科多有间接关系。但做为文字狱，查嗣庭狱根本上是独立的事务，不像汪景祺、钱名世二狱那样紧紧依附于惩戒朋党的政治斗争。

谢济世、陆生楠案

谢济生、陆生楠安是一对孪生案件，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务，但胎育期长短不齐。先述李绂、田文镜互参事务。

雍正帝用人的特征是倚重实心处事的吏才，不喜好徒逞笔舌的文化之士。他的心腹干吏中有一个喊田文镜，此人监生身世，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田文镜政令严苛，嫌科甲身世的官员处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此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曲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身世的李绂不由得责备田文镜，说他不应有意践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包庇，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科甲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进京觐见，向雍正帝陈说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帝先已得到田文镜的密疏，胸有成见，对李绂的话充耳不闻。李绂接着上疏参田文镜。雍正帝固然不兴奋，仍是派人往河南查询拜访，公然发现田文镜的一些劣迹，但不尽如李绂所参。根据一些迹象，雍正帝越发思疑李绂等科甲身世的人在搞朋党，因而对田文镜愈益相信，宠益有加。

田文镜

同年冬天，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根据从刑部外郎陈学海那里听来的素材（陈学海曾赴河南查询拜访田文镜事迹），上疏参劾田文镜十功。雍正帝不悦，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却对峙要上疏，雍正帝一怒之下把谢济世撤职拘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因为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喊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密切，雍正帝于是认定那几小我在搞朋党，做如下处置：谢济世减死发配阿尔泰（今新疆阿尔泰）军前效劳；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调为工部侍郎（后因此外事撤职）。

雍正七年（1729年），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上奏，说谢济世已招供他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王廷指使（谢济世可能被迫说了违心话）。雍正帝得奏，命斩黄振国，把李绂、蔡王廷投进监狱。李绂论功当斩，雍正帝特予赦宥，让他戴功篡修《八旗通志》。蔡王廷判斩监候，曲到乾隆帝登基后，李绂才恢复官职，蔡王廷也获释。

在李绂等人遭功的同时，田文镜连连升官受嘉奖，隶籍也由正蓝旗抬升为正黄旗。

李绂、田文镜互参事务末于以李绂等人惨败、田文镜获胜而了结。因那场事务而引出谢济世、陆生楠两起同时发作的文字狱。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末年进士，因疏劾田文镜而得祸已见上文。此人颇有读书人的迂气，审问中，刑部尚书励廷仪问他受何人指使。他答复说：“是孔、孟指使。我自幼读圣贤书，只晓得事上忠荩。见奸不攻，不是忠臣。”到阿尔泰后，他遭到平郡王福彭的敬重和优待，得以从空讲学、做著，著有《古本大学注》、《中庸疏》。后来锡保率军进驻阿尔泰，衔命监视充军的士医生，谢济世等人的日子渐欠好过。

和谢济世同时充军阿尔泰的还有陆生楠。陆生楠也是广西人，举人身世，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应对滞讷，“行为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进修处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傲岸不恭的神志，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话，觉得是挖苦本身。雍正帝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亲，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常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就凭那毫无根据的猜疑揣度，命把陆生楠撤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劳。陆生楠著有《通鉴论》十七篇（似是在阿尔泰所著），谁知那十七篇史论竟害了他的生命。

爱新觉罗·胤禛

雍正七年（1729年）蒲月，锡保疏劾陆生楠小字书写《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服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帝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褒贬。两边看点大致如下：

一、论封建（分封造）。陆生楠主张恢复封建造，说：“封建之造，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造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成胜盲，皆郡县之故。”雍正帝逃溯秦汉以来郡县造、封建造的沿革与变迁，说现在全国大一统，有何祸患，“陆生楠能明指乎”？斥陆生楠“狂肆逆恶”，“实全国所不容”。

陆生楠又说后世政治昏昧，是因为“全国统于一。相既劳而不克不及深谋，君亦烦而不克不及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的缘故。雍正帝认为有贤君就有良相，隐约以“知人之主”自居，斥陆生楠“肆意妄言，收离缪戾至于如斯。”

二、论建储（立太子）。陆生楠就汉武帝戾太子事务发论认为“储贰不宜干涉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说“有全国者不成以无本之治治之”。雍正帝驳倒说，太子应该博通古今，体察民情物理；不立太子是本朝端方，本朝国本“至深至厚”，“愚人固不克不及知”，斥陆生楠借古讽今，“实为弥天不成赦之功人”。

三、论府兵造。陆生楠赞誉唐府兵造，认为应当实行于今，使“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雍正帝斥陆生楠“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无养兵之费’摇动听听，冀或更造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以疑寡’者，国法之所以不宥”。

杨广

四、论隋朝君臣。陆论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雍正帝指出文帝与炀帝的区别，说炀帝自掘坟墓，不关天命。

五、论人主威权。陆论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能够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雍正帝自辩称：“朕临御以来，日理万机，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已意生杀人、赏罚人。”斥陆生楠自蓄逆志，“狂悖恶乱。”“肆为咒诅”。

六、论宰相。陆生楠认为：“当用辅弼一人。辅弼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妥，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说：“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成无术相防。”雍正帝予以驳后剖明云：“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

七、论王安石。陆论大意责备王安石我行我素，不信天命。雍正帝挠住个别字句故做异论，以展现高明，斥陆生楠“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

八、论无为之治。陆生楠主张君主“不人人而有察”，“不事事而理”。雍正帝主张以汉宣帝、光武帝和唐太宗为,“勤奋自励”，对陆论加以驳倒。

爱新觉罗·胤禛

以上是雍正帝在《上谕》中褒贬《通鉴论》的大体。固然陆生楠的看点不尽准确，雍正帝的褒贬也有合理之处，但做为更高统治者而与一小臣争长短、论长短，不免难免显得襟怀不广。至于说陆生楠借古谤今，或许几有一点，但也并不是罪不容诛。非诛不成。

雍正帝先诛心，后诛人，对《通鉴论》褒贬后，提议将“罪不容诛，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当场处死，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功。从官当然遵旨惟谨。那一年岁尾，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诬蔑程墨，书随本缴上。雍正帝读事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只诬蔑程墨，并且对时政“任意谤讪”。疑心极重的雍正帝尤切齿于《注》中所往：“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度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蔑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功。寡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帝却玩了个把戏：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拆做要杀的样子，最初公布谢济世免死。谢济世被玩弄假斩魔术后末于不死。

爱新觉罗·弘历

谢济世在阿尔泰充军九年，乾隆初释回复职。他仍然不忘本身的著做，将《古本大学注》和《中庸疏》献进，恳求颁行全国。并阐明已把《注》中被指为谤讪的几句话删除了，分章释义根据古本（即《礼记》本），不遵墨熹的“四书”本。其时学者鄙薄宋儒，所以谢济世敢明火执仗排斥程墨，但官方仍拔擢程墨学说，尊为正统。乾隆帝把书退还，传旨严斥。

谢济世后来改任湖南粮储道，陆续正文儒经，陆续刻印成书。乾隆帝闻知，于乾隆六年（1714年）九月传谕湖广总督孙嘉淦，指出谢济世独树一帜，“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命查明谢济世所著书中违犯程墨、标榜别人之处，然后销毁其书并印板。孙嘉淦遵旨弄完毕，回奏说谢济世所注书有“四书”“五经”等多种，已印一百五十四本，刻板二百三十七块，已全数销毁；注中虽有违犯程墨学说之处，但立说浅陋，不敷以惑世盗名，似没必要逐条指谪。至此，谢济世注书案方告完毕。他没有死于文字狱，一是情功较轻，二是居官尽责，两朝君主对他的为人印象都不算坏。清世宗、清高宗二帝处功人往往凭小我印象和一时爱憎。陆生楠的得祸，很大水平上是因为雍正帝对他的印象欠好，两次引见都引起憎恶。

以上四五起文字狱或多或少都有惩戒朋党的意图，戒除朋党是雍正帝整饬风纪的次要目标，他即位之初就以《御造朋党论》颁示臣僚，要诸臣“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御造朋党论》驳倒欧阳修《朋党论》“君子以同志为朋”的说法，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凝结不成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乃有心怀二三、不克不及与君同好恶。以致于上下之情暌，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夫人君之好恶、惟求其至公罢了矣。凡用舍进退、孰不以其为贤而进之。以其不贤而退之。或恐其所见之未尽当也。故虚其心以博稽寡论。然必寡论尽回于至正、而人君从之方合于大公。若朋党之徒。挟偏私以惑主听。而人君或误用之则是以致公之心、反成其为至私之事矣。孟子论国君之进贤退不肖。既合摆布诸医生国人之论。而必加察焉。以亲见其贤否之实。洪范稽疑、以谋及乃心者。求卿士庶民之从。而皇极敷言。必戒其好恶偏党。以回于王道之荡平允曲。若是乎人、君之不自用、而必欲尽化全国之偏私以成大同也。人臣乃敢溺私心、树朋党、各徇其好恶认为长短。至使人君惩偏听之生奸。谓反不如独见之公也。朋党之功、可胜诛乎。我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年，用人行政，迈越千古帝王。而大小臣僚、未能尽矢公忠。往往要结朋党。圣祖戒饬再三。未能尽改。朕即位以来。屡加申饬。而此风气存。彼掉臂好恶之公。而徇其私昵。牢不成破。上用一人、则相与议之曰。是某所汲引者也。于是乎远之若浼。曰、吾避嫌也。不附势也。争怀妒心。交腾谤口。以媒蘖之。必欲往之然后快。上往一人、则相与议之曰。是某所中伤者也。密切者为之可惜。疎远者亦安慰称屈。即素有嫌隙者、至此反致其殷勤。欲借以释憾而修好。求一人责其闻过则喜者、无有也。于是乎其人亦不复自知其过恶。而愈以滋其怨上之心。是朝廷之赏罚黜陟、不敷为轻重。而转以党人之咨嗟叹惜为荣。以党人之指责诋訾为辱。乱全国之公是公非。做好恶以阴挠人主予夺之柄。朋党之为害。一至是哉。且使人主之好恶而果有未公。则何不面折廷诤。而为是阳奉阴违、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也。书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其时君臣告语、看其匡弼。而以面从后言为戒。夫是故一堂之上。都俞吁咈。用能赓歌飏拜、以成太和之运。朕无日不延见群臣。造膝陈词、何事不成尽达。顾乃默无献替。而狡狯叵测、蓄偏见以肆为后言。事君之义。当如是乎。古纯臣之事君也。必期致吾君于尧舜。而人君亦当以尧舜自待其身。岂惟当以尧舜待其身。亦当以皋夔稷契待其臣。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克不及谓之贼。夫以吾君不克不及而谓之贼。则为君者、以吾臣不克不及、亦当谓之忍。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苟不以唐虞君臣相等待。而区区傚法、仅在汉唐以下。是乌能廓然尽往其私心、而悉符合光明正大之则哉。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异说曰。君子以同志为朋。夫罔上行私。安得谓道。修之所谓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论、而小人之为朋者。皆得假同志之名、以济其同利之实。朕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且如修之论、将使末其党者。则为君子。闭幕而不末于党者。反为小人乎。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大致文人掉弄笔舌。但求骋其才辩。每至害理伤道而不恤。惟六经语孟、及宋五子传注。可奉为典要。《论语》谓君子不党。在易涣之六四曰。涣其群。元吉。墨子谓上承九五。下无应与。为能散其朋党之象。大善而吉。然则君子之必无朋党。而朋党之必贵闭幕、以求元吉。圣人之垂训、亦既明且切矣。夫伴侣亦五伦之一。朋党不成有而伴侣之道不成无。然惟草茅伏处之时。恒资其讲习以相佽助。今既登朝莅官。则君臣为公义。而伴侣为私交。人臣当以公灭私。岂得稍顾私交而违公义。且即以君亲之并重。而身世事主。则以其身致之于君。而尚不克不及为父母有。况伴侣乎。况可藉口于朋以怙其党乎。朕自四十五年来、一切情伪、无不洞瞩。今临御之后、思移风易俗。跻斯世于熙皞之盛。故兼听并看。周诹博摘。以详悉世务。且熟察风俗之变易与否。而蒙昧小人、辄议朕为烦苛琐细。有云人君不妥亲庶务者。信若斯言。则皋陶之陈谟。何以云一日二日万几。孔子之赞舜。何以云好问好察。此皆朋党之锢习未往。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便其好恶之私焉耳。朕在藩邸时、坦易光亮。不树私恩小惠。与满汉臣工、素无交与。有欲往来门下者、严加回绝。圣祖鉴朕存心行事。公允无私。故令缵承大统。今之好为朋党者、不外冀其攀附拔擢缓急可恃。而不知其无益也。徒自逆天悖义、以陷于诛绝之功。亦甚可悯矣。朕愿满汉文武大小诸臣、合为一心。共竭忠悃。与君同其好恶之公。恪遵大易论语之明训。而尽往其朋比党援之积习。庶肃然有以凛尊卑之分。欢然有以洽上下之情。虞廷赓歌飏拜。明良喜起之休风。岂不再见于今日哉。”雍正帝把宋代以下的朋党之风回咎于欧阳修的“邪说”。颠末雍正帝的严厉整饬，顺治、康熙以来的朋党现象大为削减，文字狱从中起了必然的感化，那也是“以毒攻毒”的一例吧。不外那种体例其实是过分分了，虽其心可取，但其行为其实不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