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在唐朝已有社会底层之意，后世逐渐酿成与“朝廷”平行的世界

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和史学等等，总之一切有关“人”的研究都证明——人，是社会动物。

所谓“社会动物”，一是说所有人，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二是说，但凡人，都具有社会性。

换个角度说，人，是构成社会的最根本元素；社会，是由人结成的一张“大网”。

美国有一个闻名的人类学家喊埃尔曼·塞维斯，他有一个很有影响的看点——即，人从一起头，就是群居的。而群居的人群，由小到大最初构成了国度。那个过程履历了四个阶段：游团—部落—酋邦—国度。

中国的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一生出力于中华文明的构成及开展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国度起源，颠末了古国—方国—帝国如许三个阶段。“三代”之前是古国阶段；三代属于方国；秦汉进进帝国阶段。中华文明，是在古国阶段就具雏形的。

中国如今的绝大部门人类学、考古学和史学学者亦将“国度”初步构成做为“文明”构成断定原则。

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步认同那一看点。良渚文化被结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为“典型的城市文明”，是很好的例证。

好比在中国，自“古国”起头，那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后，其时的人，已经被“编织”进“古国”如许的“大网”里面了。在此之外，其实不存在“江湖”如许的“平行宇宙”。假设说“平行”，那也是别的的“古国”“方国”或“帝国”。

那么7000年之前呢？从约距今9000到8000年的舞阳贾湖遗址看，如今尚难确定当时能否已具有“国度”的雏形，因而被称为“新石器期间文化”，但龟甲刻符、骨笛、稻做遗存等等遗存，证明其已具有很多“文明社会”的特征。能够必定的是，即使其时仍属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酋邦”社会形态，每一个详细的小我，也是生活在如许的“小网”或“中网”中的，而不成能另有一个“平行宇宙”的“江湖”，任人们“称心恩怨”。

再往前，就是“旧石器期间”了，能够没必要说了吧。

可是，怎么就出来了个“江湖”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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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创造“江湖”一词的，大约是庄子。

《庄子·大宗师》曰：“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庄子说，泉水干了，鱼们困在在陆地上彼此依偎，靠大口哈气获得一点湿气，各自用口水滋润对方。“不如相忘于江湖”的理解差别，有说庄子的意思是讲，仍是比不上在江湖之中彼此不记得更好；亦有认为是说就把过往在“江湖”里的生活忘了吧。

庄周

但无论庄子是何意，那个“江湖”，指的都是“江河湖海”之水域。

那是“江湖”一词的本义。

《史记·货殖传记》：“乃乘扁船浮于江湖。”司马迁亦在本义上利用“江湖”一词。

后来，“江湖”含义有所引申。

南朝梁慧皎《高僧传·竺法汰》曰：“与道安出亡，行至新安，循分张徒寡，命汰下京。临别，谓安曰：‘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看矣。’”

那里的“江湖”，既包罗庄子之原义，但更多的是泛指“四面八方”的“各地”之义了。

唐代，“江湖”有了“社会底层”之义。

杜牧《遣怀》诗曰：“崎岖潦倒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博得青楼薄幸名。”

比杜牧稍小几岁的李商隐，在其《赠郑谠处士》诗中云：“到处为家鹤发新，浮云一片是吾身。冷回山看随棋局，热进汀洲逐钓轮。越桂留烹张翰鲙，蜀姜供煮陆机莼。相逢一笑怜疏放，改日扁船有故人。”

范蠡

那大约是 “到处为家”一词的最早出处。不外，也用上了《史记》中范蠡的典故。

宋代，“江湖”成了与“朝廷”对称之词。

范仲淹《岳阳楼记》云：“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庙堂”，指“朝廷”；“江河”，则指“民间”。“庙堂之高”，指天子位尊；“江湖之远”，则云介民人微言轻。

南宋，还构成了一个“江湖诗派”，由南宋钱塘书商陈起所刊《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诗歌总集而得名。其次要以功名不遂而“到处为家”的下层文人构成，如刘过、姜夔、敖陶孙、戴复古、刘克庄等等。

至此，似乎“江湖”，就是一个与“朝廷”共存的“平行世界”。

那种改变，为后来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奠基了重要根底。

自古以来，逐步开展的对“侠”和“侠义”之崇敬，对“江湖”成为“朝廷”的“平行世界”，感化甚大。

《说文》曰：“侠，俜也。”又曰：“俜，侠也。”段玉裁《注》：“轻财者为甹，然则甹俜音义皆同”。又，“立强于世者为游侠”。

归纳综合地说，前人认为的“侠”，就是重义轻财，不畏强权，力折公侯。

《战国策·齐策》所载之“齐人有冯谖者”，应该是“游侠”的最早记载。

《史记》有《游侠传记》。司马迁还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医生，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末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罢了四百余年，而门生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司马迁接着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枷锁，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不才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限。由此看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他进一步说，“今拘学或抱天涯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平民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掉臂世。此亦有所长，非苟罢了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差别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司马迁

司马迁的话说得有些长，但讲的事理太棒了。

能够说，《战国策》供给了“游侠”的原型；司马迁成立了“游侠”可敬的“理论根据”，并供给了“侠义小说”的“范本”。

汉代以后，就不乏“游侠小说”陆续呈现。至清代的“狭义公案小说”，到达了新的高度，如《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李公案》等等。

就此，“江湖”也正式成了与“朝廷”并存的“平行世界”，虽然那些小说中，都是游侠被名臣大吏的“清廉刚正”所服气，庇护辅佐其根除奸逆、除暴安良。

现代武侠小说摒除了“公案”部门，“江湖”平行和独立性就更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