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传奇之宋刻单疏本《周易正义》

那里的“国宝”是借鉴日本的用法。日本将重要文化遗产定为“重要文化财”，对此中愈加贵重的精品，则定为“国宝”。古籍也是此中的一类。中国的古籍，传统上只要善本和通俗本的区分。近年文化部发布了数批“国度贵重古籍名录”，数量已超越一万种，在贵重水平上难免略低，其实不敷以描述像单疏本《周易正义》如许善本中的善本、精品中的精品，故以“国宝”称之。

所谓“单疏本”是经书文本版本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传统的十三经及其正文的构成次要有“经”、“注”和“疏”三种，“经”是典范原文，“注”阐明“经”，“疏”阐明“经”和“注”。只要“经”的簿本称“白文本”，有“经”和“注”的称“经注本”，三者俱全的称“注疏本”。此外有一种以“疏”为主，对“经”“注”只摘引首尾几个字的簿本，即“单疏本”，也是“疏”最后写成时的簿本，如那部《周易正义》，唐代孔颖达撰成时即单疏本。

那部书能称国宝，不过乎两点，一是内容好（文本版本），二是品相好（实物版本）。从传统的看点看，古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而以经部为首。经部以十三经为核心，十三经以《周易》为首。《周易正义》堪称首上之首、重中之重，其内容之重要不问可知。从实物版原来看，传世十三经注疏，以宋刻单疏本为最古更佳，版本学界早有定评。而那部宋版，天壤间仅存一部，想不成为国宝都不可。因而民国时大躲书家傅增湘第一次见到此书即惊为“旷世奇宝”。待得到此书后，他兴奋地写到：“双鉴楼（傅增湘躲书楼）中躲书三万卷，宋刊秘笈亦踰百种，一旦异宝往返，遂巍然为群经礼帽，私意宠幸，如膺九锡。”得到那个“异宝”兴奋得像“膺九锡”。“膺九锡”就是加九锡之礼，是古代人臣所能得到的更高礼遇，曹操封魏王时就赐了九锡礼。得到九锡礼，下一步就是当皇帝了。可见傅增湘有多兴奋，可见那书有多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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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许的宝物来到人世历练，免不了被人觊觎、争夺，从而上演一出传奇。此书元代为易学名家俞琰收躲。明代曾经大才子唐伯虎收躲，有其所题“吴郡唐寅躲书”六字。清初进大躲家季振宜之手，其后回嘉庆、道光期间的天文学家徐松，大学者、书法家翁方纲向徐松借此书校勘，并撰题跋一篇。后来又回湖南闻名书法家何绍基。那几位名家的收躲、题跋，都为那件宝物增添了光环，使其愈发耀眼，惹人瞩目。

清朝末年，那书回了国子监丞徐坊（我的师祖刘乃和传授的外祖父）。在那位徐监丞的家里，国宝的故事起头上演。徐监丞往世后，他的儿子徐钟蒧想谋一份职，就托柯劭忞（二十五史中《新元史》的做者）向潘复（曾任北洋政府总理）乞助，就以那部宝物书为礼品。大约柯先生体面很大，潘复很垂青他。所以他当面一乞求，潘立即就容许了，当场给徐先生安放了很好的职位，以至柯都没来得及将宝物送出往。那位柯先生心也够大，过后竟然也就忘了送了（实的么）。不外那事徐先生其实不晓得，他还认为因送了书才找到了好工做呢，所以免不了跟人念叨那部书。于是圈子里很快传开了，都晓得那书到了潘家，纷繁问他借书看。潘说没有，人家就责怪他讳莫如深，弄得潘总理没办法，只好矢语宣誓剖明心迹。

国宝就如许莫明其妙地落到了柯家，却因而上演了愈加超卓的故事。本来柯家的令郎柯昌泗与夫人关系欠好。那位夫人身世名门，是薛福成的小女儿，比力凶猛。以致于柯老先生竟然想让儿子离婚，挣脱徐森玉先生宴请法令界的名人筹议此事。各人都觉得欠好办，劝阻了老先生。有人就劝柯昌泗与夫人分居，取了个小妾。小妾后来生了儿子。柯老先生晓得儿媳妇凶猛，恐怕未来儿子的小妾分不到什么家产，于是就把那部宝物书给了那个小妾，说：“未来把那部书买了，也够你儿子的教导经费了。”柯老先生往世之后，徐森玉先生跟柯昌泗刺探那部书能否让渡，柯昌泗平话在妾处，他也看不到。再三筹议，柯昌泗才约了徐森玉与其妾面谈，定了一万三千元的让渡价。徐森玉时任北平藏书楼摘访部主任，就想让北平藏书楼收了那部书。藏书楼有委员会，主席为陈垣先生（刘乃和传授的恩师），拿了那书请陈判定，陈认为没必要花那么多钱买一部《周易》，勇敢不主张买。陈垣先生为一代史学各人，但他更多着眼于内容，对那种以实物版本见长的书不太伤风，也在情理之中。徐森玉没办法，本身又买不起，只好往找傅增湘，傅氏一会儿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往筹借。筹足钱之后，找了个日子，在一家外国餐馆与柯昌泗及其小妾三面交清。

傅增湘得到此书后，被日本学者桥川时雄晓得了，很想得到那部书，跟傅增湘筹议了很久，最初借往影印，那就是1935年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影印本。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从属于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桥川即该会负责人。后来傅增湘将此书以三万三千元高价卖给了银里手陈澄中，据说是自来宋本售价更高者。陈澄中的书1949年以后随仆人流到香港，周恩来指派郑振铎组织香港奥秘收买小组，收买字画、古籍等文物，此书末被收回，进躲北京藏书楼。而负责收买陈氏躲书者，即徐森玉先生之子徐伯郊。陈垣先生昔时不让买的书，最末仍是买进来了。此书本来的仆人徐坊曾任京师藏书楼（北京藏书楼前身）副监视，没想到他的书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他工做的藏书楼。

趁便说一下，前面说那部书内容多么重要，次要是从研究汗青文化的角度来看的。假设除掉那一点，要说那书对今天的通俗公众的为人处世、对治国理政有什么批示意义，怕也说不上。十多年前我读大学时，可能痴迷于南皮张氏所云“从小学进经学，则其经学可信；从经学进史学，则其史学可信”，对经学颇有兴致，尝手抄《周易》一过，并根据墨子筮卦的办法，将六十四卦的各类演变频频演算，算出各卦呈现的概率。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周易》本经只是卜筮之书，《十传》略微有些形而上的意味。两千多年来，无数的先贤并没有从中找到能使那个国度通往光亮大道的秘诀。相反，《周易》倒成了神异主义的泉源、中国迷信学的不祧之祖，至今仍是各路妖孽冒名行骗、欺世盗名的法宝。我们要走向光亮大道，要越过国度现代转型的鸿沟，其实没需要再往《周易》里面摸什么石头，而置他人架好的桥不走。当然，做为汗青文化研究的对象，《周易》的价值是不容否认的。一般人其实对汗青文化感兴致的，也能够翻一翻，但不要等待从中翻出什么微言大义。（李不言）

参考文献：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十四卷，《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度藏书楼躲宋刻本

傅增湘《躲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

傅增湘《躲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书社，1989年

沈津《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书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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