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实的会消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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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

（ID：chinanewsweekly)

做者 | 倪伟

3月初，敦煌仍然寒气袭人，冰冻的宕泉河笼盖着白雪，旅游业苏醒的迹象尚未传导到那个戈壁边沿的旅游城市。城内一家挨着一家的酒店门可罗雀，一些餐馆大门紧闭，只等旺季开张。

旺季将是另一番气象。很多出租车司机都记得，有一年国庆，在流经市区的党河边，订不到房的游人当场扎帐篷留宿。

更早以前，敦煌八成旅客都是外国人，先是日本和韩国人，后来欧美旅客多了良多。特意来敦煌的老外，很多都对中国文化有相当的兴致，会些简单的中文。良多外国人只知有敦煌、不知有甜肃，敦煌的名气都来自城东南25公里的莫高窟。

现在从外表来看，敦煌的国际化仅仅表现在外国旅客身上，整座城市与其他四五线城市并没有区别。但在两千多年前，敦煌就已成为实正的国际化都会，丝绸之路沿线列国的商旅在此搜集，开展国际商业，街上行走着各类肤色的面目面貌。

比来三年，少少有外国旅客来到敦煌。敦煌在期待着人们重返。

但关于莫高窟来说，疫情三年的旅游业萧条倒不完满是坏事。洞窟里懦弱的壁画、彩塑，罕见地得到了休养。那是至少二十年来都未曾有过的时机。

敦煌莫高窟壁画。图源：视觉中国

忍冬纹的寓意

在两千年敦煌建城史和1600多年莫高窟汗青中，能够挑出良多重要时刻，起头讲述敦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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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西汉早年，19岁少年将军霍往病越过祁连山击败匈奴，将敦煌初次纳进汉朝邦畿的阿谁时刻；好比武则天登基，莫高窟更大的巨型佛像开工开凿的时刻；好比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清理洞窟偶尔发现躲经洞的阿谁时刻；好比1907年5月某天夜里，英国人斯坦因进进躲经洞挑拣文书的时刻；好比1935年，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边见到《敦煌石窟图录》而猛受震动的时刻，以及8年后，他第一次骑着骆驼远看九层楼而触目惊心的时刻……

那些传奇的霎时，串联起敦煌莫高窟不服凡的出身。现在，我们能够从另一个时刻起头进进敦煌。

图源：视觉中国

那是1995年一个夏季雨后的薄暮，莫高窟前的宕泉河突然涨水，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率领保镳队兵士垒沙包抗洪。她猛地昂首，突然看见三危山上空一道金光闪现，金光后背的山丘黯然酿成黑色。金光消逝后，湛蓝的天空中，又闪现两道订交的长虹。

那个时刻给樊锦诗带来的震动，其实不仅仅来自天然的奇看，而是与汗青的相遇。那道金光证明，关于莫高窟的一个传说或许并不是虚言。

相传公元366年，一位名喊乐僔的僧人来到敦煌喊沙山东麓，突然见到金光灿烂，恰似有千座佛闪现。乐僔受佛光感化，停下云游脚步，在断崖上开凿了一个修行的洞窟。不久，另一位法良禅师在旁边也开凿了一个窟。

那段记载于莫高窟第332窟《李君莫高窟佛龛碑》上的故事，讲述了唐代时传播的莫高窟最早两个石窟的由来，实假已不成考，考古学者至今也没有确认它们的位置。

其时，敦煌处于十六国的前秦统治之下，那两个最早的窟仅供僧人禅修之用，既无壁画也无彩塑。比及莫高窟大规模开凿，并粉饰起壁画和塑像之时，已经是几十年后的北凉。石窟的功用从禅窟，逐步扩展到有宗族祠堂功用的家窟、纪念功业的好事窟等，规模最为浩荡的石窟，根本都是由本地世家大族营造，包罗中心王朝的父母官和割据政权的领袖。

邻接的第268窟、272窟和275窟，目前确认为莫高窟最早的三座石窟，良多学者认为是北凉时开凿，有“北凉三窟”之称。“北凉三窟”里，外来元素有显著的存在感。第275窟南壁上，画着一幅悉达多太子出游四门的故事，人物有明显的印度风气：上身半裸，下着长裙。但画中的城门，则完满是中国式的城阙。那阐明在敦煌初期石窟中，印度等外来元素与中国元素并存。

中外元素合成的形象，在敦煌石窟有大量反映。此中袒胸露乳的赤身，恰是南亚风气最明显的例证，印度高温，人们习惯裸露上身。北凉石窟的粉饰图案中，还频繁呈现一种忍冬纹纹样，其本籍比印度更远远。忍冬纹最早源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可能是棕榈叶的笼统化，后来传进古希腊，再经中亚跟着释教艺术传进中国。

忍冬纹就像一个信使，联络起埃及、两河、印度、希腊几大世界最次要的古代文明，一路向东，最末将中华文明也毗连了起来。

从北凉颠末北魏、西魏、北周几朝，敦煌外来艺术风气逐步削弱，中原风气趋强。但如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美术史学家赵声良所说，“差别文化的开展与合成，并非如西风压服东风那样非此即彼，而是在持久共存的汗青中，不竭彼此交换和吸收，从而不竭地合成。”因为外来释教文化的冲击，中华文化增加了无数别致元素。

莫高窟第45窟陈列着一组七身群像，此中两座菩萨像上身侧倾，站立成S形的婀娜身形，散发出松弛感。菩萨慈眉善眼，身体略丰腴，脖颈、腹部有意描绘出了赘肉。那两座面目可亲的菩萨，有敦煌最美的塑像之称。与前代比拟，唐朝塑像以写实和个性化手法，将人世气息注进泥塑。隋唐期间，菩萨温婉，天王刚健，恰是彼时民间妇女、将军、兵士等人物的写照。敦煌艺术完成了中国化、人世化的嬗变，“不管佛、门生仍是菩萨、天王，都显得实在可感，他们不再是远离人世的神。”赵声良说。

敦煌无以复加的壁画，则以第220窟《无量寿经变》为代表。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进进那个洞窟时，满眼是宋代或西夏的满壁千佛像，但唐代的画风却在千佛下层透露出来。研究人员不寒而栗剥往上层壁画，初唐杰做鲜明重晖。

莫高窟220窟南壁，《无量寿经变》壁画。

此窟壁画每幅都是上乘之做，出格是南壁《无量寿经变》，气焰恢宏，占据整面墙。释教经变画，本意是由佛经酿成的画做，以便不识字的苍生读解。画中，无量寿佛和三十多位菩萨置身七宝池中，金沙展地，碧波荡漾，乐工吹打，歌伎起舞。蓝天中楼阁耸峙，天乐不鼓自喊，天女虚空散花，整个画面构成海阔天空、幽深高远的境域，描画出妄想中的神灵栖身的神仙世界。

在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的办公楼里，第220窟《无量寿经变》和《药师经变》数字化高保实复造壁画陈列在大厅两侧。通过数字化摘集、加工和复原，敦煌的壁画、彩塑甚至整座洞窟被复造，各地公众得以一睹实容。敦煌研究院数字化所副研究馆员余生吉说，敦煌研究院已经完成近289个洞窟的数字化摄影摘集，超越莫高窟一半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那已经花往了30多年时间。

大卫雕塑与敦煌佛像

同在甜肃省，从省会兰州抵达敦煌，现在最便当的交通体例是坐飞机。狭长的甜肃地图上，敦煌在最西端，那里也是河西走廊的尽头，古代从中原进进西域的门户。

1942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从重庆动身，飞往兰州机场。昔时岁尾，在兰州召开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将研究所设在兰州，常书鸿反对：“兰州距敦煌1200公里，那么远怎么搞庇护，怎么搞研究呢？”

提起塞外沙漠滩，良多人谈虎色变，常书鸿好不随便才召集起一收6人的步队。1943年2月20日动身，他们坐汽车走了一个月，才颠末河西走廊抵达安西，接着雇了10头骆驼，走完最初120公里。20年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樊锦诗到敦煌练习，甜肃已通火车，她也坐了三天三夜，最初换成拉煤的卡车才抵达。

那个交通未便的戈壁之城，古代却是交通要道。自从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后，敦煌不断位于丝路必经之路上。从长安或洛阳经河西走廊，过敦煌，经楼兰，穿西域，最末通向今天的阿富汗、伊朗、埃及和波斯湾。自西汉至明朝一千五六百年里，敦煌把守着中西交通的咽喉，反常富贵，史称“华戎所交，一城市也”。

敦煌由此成为工具方商业中心和商品直达站，而敦煌文化也由此鼓起。出格是魏晋南北朝全国大乱，很多大族和士人迁居河西出亡，提拔了敦煌的文化程度，释教起头广为传播。

在政治、经济、宗教、风俗等方面，敦煌都在工具交融中构成了特殊风气。而千年事后，拂往尘埃，唯有石窟所凝聚的艺术，新鲜地幸存了下来。

莫高窟第17窟中的洪辩像及死后的近侍女与比丘尼。

石窟那种建筑形式由印度初创，在公元2世纪至1世纪，印度就呈现了贡塔帕里、巴雅、纳西克等释教石窟。石窟传进中国的第一站是新疆，西域龟兹古国释教昌隆，开凿了现在中国境内最早的佛窟。今天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里，壁画中的人物有欧洲人般宏伟强健的体格，面部额头宽广, 鼻梁挺拔, 大眼薄唇，可见希腊神摘。

佛像的起源正与希腊有关。释教在印度降生之初，并没有建造佛像的传统。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将领土扩展到南亚和中亚，也将地中海的希腊文化播撒到亚欧大陆腹地。希腊文化中最耀眼的创造之一——人像雕塑——与释教连系，降生了具象的佛像。更具代表性的中亚犍陀罗佛像，有着欧洲发式、希腊鼻子、波斯胡髭、罗马长袍、印度薄衣。

释教东传后，在中国的石窟中，不只能见到希腊艺术风气的渗入，还间接引进了一些希腊形象。例如希腊神话中背负天球的泰坦神阿特拉斯，在云冈和敦煌的石窟里，化身鼎力的释教徒形象，背负着繁重的中国佛塔；云冈和敦煌的建筑塑像中，也能见到古希腊爱奥尼克式柱头……由此视角来看，大卫雕塑与敦煌佛像，有着血缘上的联络。

敦煌石窟的塑像和壁画，在一千多年中闪现出一条中外文化合成演变的脉络。

及至唐朝，中原画风强烈影响到敦煌艺术。传世绘画中，唐代及以前留存下来的屈指可数，如唐代“画圣”吴道子，没有一件得到普及认同的实迹传播。幸运的是，敦煌壁画却凝聚下了他的画风，大量衣袂飘举、笔法任意的人物画，被认为继续了“吴带当风”的风气。第103窟的一幅闻名维摩诘像，主体部门只用线条勾勒，少少着色，以极为自信的线描笔法展示出维摩诘外放的精神形态。

赵声良阐明说，吴道子的典型风气，是以线描外型在画面中形成气焰和传染力。莫高窟能够见到很多线描艺术的胜利之做，阐明相当一批洞窟是由其时的高手完成的，固然没有留下名字。

敦煌壁画也保留了阎立本、周昉、张萱等唐代画家的画风。两晋隋唐释教流行，名画家在长安、洛阳寺院中做壁画，蔚为一时潮水，可惜，国都的寺院早已化为烟尘，而西北边陲的安稳洞窟里，却幸运地留下了他们的翰墨基因。那是中国美术史一份绝无仅有的档案。

以乐僔僧人开窟为起点，一千多年中，莫高窟历代都有开凿。至今，莫高窟保留着735个洞窟，此中492个洞窟中有2000多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壁画，相当于近1.5万幅《清明上河图》的面积。那些艺术品，笔录了超越一千年的美术史。

置身敦煌石窟，人们会有一种奇异的感触感染：很少能在一座奇迹里见到历代前人留下的如斯实在的陈迹。每一代开凿、扩建、革新都留下了印记，层层相累，叮叮当当凿击岩石的声音，依稀从岩缝散发出来，在空中回响。初建时的凿痕，重修时的补充，灭佛时代的暴力摧毁，村民占窟做饭熏黑的墙体，历代的题记……细节之处充满世俗之味，让敦煌洞窟同时成为一千多年人类陈迹的博物馆，也是一个不竭改变的生命体。

北宋之后，中原王朝中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渐渐代替陆上丝路。1372年，明朝在西北设立嘉峪关，敦煌被弃置在关外。敦煌日益萧条萧索，回回放牧之地，莫高窟也逐步被世人遗忘。

曲到500多年后晚清，一个从大小而言能够被漠视不计的洞窟无意中被翻开，莫高窟才从头被“发现”。那一次，它不只被中国人看见，也被全世界注目。

躲经洞的百年涟漪

在通往莫高窟的必经之路上，一座两层楼高的塔几乎立在道路正中心。那是一座墓塔，仆人喊王圆箓，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王道士——就是那位发现了躲经洞，又让欧洲探险家将敦煌文献一箱一箱运走，令敦煌从此成为中国悲伤之地的王道士。

大约是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第二年，八国联军将在一年后攻进北京，帝国摇摇欲坠。一位云游道士来到莫高窟，在荒废的寺庙里住了下来。他诡计在那里长住，把寺庙对面的洞窟清理清理，粉刷一遍，用道教塑像替代佛像，改成道教的灵宫。

此时，洞窟开凿的声响早已沉寂，彩塑和壁画在风尘中褪色，本地苍生偶尔捐资重建一些佛像，或者给黯然的塑像重涂上鲜艳的颜色。但跟着敦煌的萧条，大大都洞窟冷寂下来，缄默地过了五六百年。

烧毁那么多年，大都洞窟都已积满沙尘和崩落的岩体，底层洞窟更是到达封门的水平，王道士请了几位伴计帮他清理。1900年6月22日那天，一个伴计扫除沙土时，发现甬道一侧壁画呈现了裂痕，透过裂痕，似乎看见有暗室。三更，王道士和伴计将壁画凿穿，烛光之下，面前的暗室里码着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白布包，不断堆到窟顶。拆开来看，每个白布包裹着十来卷文书。

工作就是那么诡谲。莫高窟少则数十个中大型洞窟，偏偏那一个坐落在荒寺对面，被王道士选中，正好是躲经洞的所在。躲经敞开凿于晚唐，非常狭小，不外一张北方土炕大小。然而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洞，随后开启了一门全球显学——敦煌学，也激荡出中国百年学术憾恨、奋起和复兴的变奏。

王道士传播下了一张照片中展现，他个头矮小，穿戴肥大的道袍，站在石窟前的廊柱下咧开嘴笑，额头挤出沧桑的皱纹。小时候家乡比年旱灾，食不充饥，成年后四处云游，那些苦日子让他面露苦相。给他摄影的是英国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王道士发现文书以后，不竭挑出一些送给权要士医生以换取好事钱。敦煌发现古代文书的动静随即传布开来，在新疆和甜肃察看的西方探险家循着脚印来到此地。

上：20世纪初，莫高窟躲经洞外。图/FOTOE 下：左：伯希和在躲经洞挑选文献。右：20世纪初，莫高窟下寺道看的住持王圆箓。图/斯坦因 FOTOE

1907年，斯坦因第一个到来，将躲经洞翻了个底朝天，用四个马蹄银（相当于200两银子）换走了29箱素材，包罗270个汉、躲文包裹，以及更多非汉文文献和美术品。不到一年后，法国人伯希和也赶到，以500两银子换走了6000多件文献。斯坦因和伯希和都是受过学术操练的学者，他们精挑细选，带走了躲经洞里更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精华。

躲经洞里5万多件文献和艺术品的主体，是汉躲文佛经和佛画，另有一部门为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等语言的写本，以及绢纸绘画、丝织品等。文书中最晚的编年是1002年，躲经洞应该在那之后不久被封锁，原因众口一词。斯坦因认为是烧毁的佛典，伯希和认为是为了遁藏西夏进侵，荣新江和殷晴等学者则认为，有可能与1006年黑韩王朝消亡于阗国的战事有关。位于新疆和中亚的黑韩王朝崇奉伊斯兰教，攻破西域于阗国后，关于阗释教形成扑灭性冲击。多量于阗人逃往与于阗有姻亲关系的敦煌，促使本地佛寺三界寺将佛典躲在洞中，以备黑韩王朝东进。而躲经洞中也发现了相当完全的于阗文佛典，或许就是东逃的于阗人照顾而来。

关于敦煌文书的流失，彼时的晚清学术界一无所知，也其实不感兴致。1908年8月，伯希和路过北京，在京师藏书楼，他其实不隐瞒地告诉馆长缪荃孙，敦煌千佛洞躲有大量唐人写经，他挑出了唐人《沙州志》、西夏文书、回纥文书、宋代及五代刊板。但或许清朝学者的眼里只要四部典籍，也可能因为没见到实物，当天的日志中，缪荃孙只淡淡地记了一笔：“奇闻也”。

次年，伯希和再度来京时，随身带了五十几件躲经洞文书，请罗振玉等中国粹者看看。曲到此时，中国粹者才第一次确知敦煌文书的存在，罗振玉感慨，那是“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

学者们提请清学部往敦煌搜集剩余的文献，亡羊补牢。清学部拨款6000两，责成甜肃官府往办，可那些钱大多被敦煌官府截留下来，修孔庙和城墙，只给了王道士300两。王道士很不称心，偷留下一些文书，随后几年，日本和俄国赶来的探险家以及重返敦煌的斯坦因，都没有白手而回。

“能够说，清末中国的学者是书斋中的士医生，完全没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灵敏，也没有任何专业考古学的操练，所以敦煌宝躲的流失是阿谁时代的一定成果。”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汗青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雅讲席传授荣新江如许评判。

斯坦因和伯希和带回欧洲的敦煌文书和洞窟照片，在欧洲学术界和艺术界激荡起涟漪。十多年后，伯希和在法国出书六册《敦煌石窟图录》，公布了300余张莫高窟的照片。他们带回往的西域古语言文书，则鞭策了欧洲西域古语言研究的极猛进取，中国粹者将用一个世纪来追逐。

在欧洲发端的涟漪，就是敦煌学。20世纪20年代，学者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预见道：“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水。”那是“敦煌学”被初次提出，次要指对敦煌躲经洞文书的研究。后来，跟着敦煌石窟的庇护研究、敦煌汉简和吐鲁番文书、西域文书出土，良多学者认为，敦煌学范围应当扩展到躲经洞文书之外。

敦煌仅是唐朝的一座边境小州，但不断以来，关于敦煌的研究著做，却大大超越大唐国都长安，可见敦煌学的昌隆。

“敦煌学从一起头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荣新江认为，从罗振玉与伯希和的交往，到后来历届敦煌学研讨会，那种逾越国界的传统连结稳定。

敦煌学由此成为现代另一条联合工具方的纽带。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因为数十年中外学术交往的中断，中国的敦煌学落后于海外，迫切需要与世界恢复交换。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传授藤枝晃受南开大学之邀举办敦煌学讲习班，而就在此时传出一个不协调音符，学界传言，藤枝晃在南开说了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那句话让一些中国粹者非常不满，不外，后来据荣新江向几位在场听课者询问，藤枝晃并没有说过那句话，而是介绍他的一位中国东道主为了请各人重视那位异域敦煌学家而说的。

但蜚语既出，为中日敦煌学界交换埋下芥蒂。1988年，传闻藤枝晃要来北京参与学术研讨会，时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为那句话改了两个字，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说法，格局霎时翻开，消除了中日两国粹者的隔膜。

那句蜚语所折射的自尊情感，在客看上也刺激了一代中国粹者和学子。从变革开放起，中国粹者奋起曲逃，已将中国敦煌学提拔到一个世界重要的学术中心。

但荣新江认为，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术，敦煌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中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襟怀宽广的国际视野，而不该抱有一种狭隘的情感。

上图：与莫高窟隔河相看的王道士塔。下图：莫高窟对面的常书鸿故宅。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如今，在西北清澈瓦蓝的天空下，王道士塔展现出“巍峨”的姿势。游人来来往往，少少有人停下来端详两眼。

王道士牵引过人们复杂的思路，他生前已遭到本地公众的责难，1931年往世后，他的门生得到本地士绅们的容许才为他立了碑。往后，讨论的视野逐步开阔，敦煌文书的流散到底应该回咎于那个蒙昧道士的愚蠢和贪婪，仍是外国探险家，抑或是阿谁骚动的年代，声音逐步多元起来。

现在，他的墓塔如斯无缺地保留着，就屹立在莫高窟一河相看的对岸，那是单纯的文物庇护，仍是对那段令人唏嘘的汗青的警示？

常书鸿摹仿莫高窟第103窟。

超越时代，超越国境

颠末道士塔，穿过宕泉河，在莫高窟闻名的九层楼对面有一组简单的院落，院门上挂着一个牌子——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那里最早是两处寺庙，1943年，常书鸿来此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将那里做为办公室和宿舍。

常书鸿的宿舍现在仍然保留着，里间有一个土炕和一张书桌，外间摆着桌椅，一侧墙角立着简易书架，另一侧立着一只木柜。柜顶摆着断臂维纳斯石膏雕塑，墙上挂着一小幅油画，他在敦煌简单的角落里安顿下本身的巴黎回忆。

“昔时前提可太艰辛了，他们那代人饮的都是咸水。”本年3月初的一天中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余生吉在院史馆转了一圈，慨叹起来。他80年代末来敦煌工做时，倒没必要饮咸水了，但也得从很远的处所运水过来。敦煌的工做和生活前提曲到本世纪初也算不上温馨，敦煌研究院庇护研究所所长于宗仁2000年刚进院时，全院更先进的设备只要一台显微镜。

常书鸿初识敦煌是在上世纪30年代。他在法国巴黎高档美术专科学校留学时，一天，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他无意中打开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画册，编者是伯希和。他被前所未见的气象震动，从那一刻起，他主动将本身的命运与敦煌绑定在了一路。

敦煌生活前提之艰辛没必要赘述，与巴黎的生活几乎天堂与天堂之别。戈壁里的生活，无异于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禁受的苦役，常书鸿将那种生活描述为“服刑”。他是心甜情愿的，但他人并不是也情愿。他劝导不肯来敦煌的老婆前来，带着12岁的女儿和2岁的儿子。女儿常沙娜记得抵达的第一天，常书鸿招待家人的是每人一碗面条，两只小碗里搁着盐和醋。常沙娜问爸爸，菜在哪儿？常书鸿为难地说，没有菜，明天宰羊，食羊肉！常沙娜后来体味到父亲的不容易，他在艰辛的情况中，还要不竭抚慰世人。而国民政府还经常扣下他们的工资，让一切落井下石。

莫高窟不幸中的万幸，是遗留的彩塑和壁画再没有遭受大量盗窃。那无疑要回功于常书鸿那代人从40年代起头的机构性庇护。

那些班驳的院落，保留着敦煌研究院开创期间的气象。起初的半个多世纪，敦煌研究人员始末依靠精神力量对峙。敦煌的艺术在某些时刻给了他们力量。当常书鸿的老婆登报跟他去除关系时，他在自责、失看和愤慨之余，想起莫高窟壁画《萨埵那太子捐躯饲虎图》，被一种牺牲精神留在敦煌。樊锦诗与丈夫两地别离的19年中，最痛苦沉闷的时候，她经常往看第158窟那尊浩荡的卧佛，在佛神圣的涅槃境域中得到平静。

20世纪，敦煌研究院历经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三任颇有远见的院长。最为罕见的是，他们预见性地为敦煌培育提拔了一批储蓄人才，曲到今天仍然是中坚力量，以至成为世界级学者。那在地处偏僻、经济落后的戈壁之城尤为不容易。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如今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将敦煌石窟考古陈述《敦煌石窟全集》的编写和出书继续推进下往。2011年，《敦煌石窟全集》出书了第一卷，2023年，第二卷已经编写完成，正停止编纂工做，即将出书。那两卷都由樊锦诗主持编写。在樊锦诗的批示下，第三卷也已经启动，第四卷起头筹备。而根据上世纪90年代樊锦诗牵头造定的规划，《敦煌石窟全集》一共洋洋100卷。

之所以要编写考古陈述，之所以速度如斯迟缓，樊锦诗曾阐明过，考古陈述就是为石窟做“二十四史”，要求科学、系统、全面，难度和复杂性，远超人们的想象。考古陈述是洞窟最详尽的笔录，次要用文字、测绘图和照片三种体例，笔录洞窟的每个细节，细到每个壁画人物飘带的外形、每尊彩塑残损的缺口。而笔录的同时一定陪伴着研究，能够说，一个洞窟假设没有写出考古陈述，就不算被读透。考古陈述能够成为研究、庇护等各项工做最准确的根底素材。

张小刚2000年从武汉大学考古学专业结业后，进进敦煌研究院。27岁那年，他就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获得面向全球顶尖学者发言的时机，当他战战兢兢完毕讲话时，都没重视到全场为他鼓了两次掌。从天文角度来看，敦煌偏僻、贫瘠、艰辛，但在学术的地图上，敦煌始末是一个世界注目的中心。在敦煌所做的工做，很随便被全球看见。

在现代，敦煌仍然能够在中外文化交往上承担着民气相通的感化。

敦煌的壁画，描画了丝绸之路千年前的富贵。图源：图虫创意

敦煌学各人季羡林曾说：“世界上汗青悠久、地区宽广、自成系统、影响深远的文化系统只要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那四个文化系统汇流的处所只要一个，就是敦煌和新疆地域。”

他不只从古代中外文化交换的角度看敦煌和新疆，也从将来的角度寄予等待。他认为从人类开展远景来看，对文化汇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目前研究那种汇流现象和汇流法例的地域，更好的、最有前提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

张小刚还曾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拜候两年，那受惠于曾任东京艺术大学校长的学者平山郁夫。平山郁夫是极为热衷于敦煌艺术的国际友人，他鞭策日本财团捐资，让东京艺术大学持久无偿为敦煌研究院培育提拔文保、考古、美术等专业人员。1985年至今，已有五六十位敦煌研究院人员受惠于那一项目。平山郁夫对敦煌的帮助，还笼盖了石窟庇护、生活前提改进等多方面，莫高窟对面的敦煌石窟文物庇护研究陈列中心，也是他促成日本政府无偿援助10亿日元建立的。

平山郁夫是一个代表，表现着敦煌文化和艺术逾越国界的感化力，正如他对敦煌艺术的赞颂——“超越时代、超越国境、超越所有价值看”。

敞开的敦煌

今天参看莫高窟前，必需颠末一个预热环节：先到间隔莫高窟13公里外的数字展现中心。你将在那里看到两部各20分钟的影片，一部是莫高窟开凿过程的情景再现，另一部球幕片子，则以8K高清辨认率展现了8个洞窟的内部细节。看完片子，班车才会将你送到莫高窟。

那是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为了应对逐年增加的旅客做出的改动。颠末与美国盖蒂庇护研究所科学测算得知，莫高窟每日更高承载量是3000人次，将数字展现中心加进参看流程后，让看寡先通过影片领会一些布景信息，再将原先每人两个小时的进窟参看时间减为75分钟摆布，如许，莫高窟承载量提拔到每日6000人次。

然而，6000张票很快也不敷用了。旺季时，天天上万人涌向莫高窟，相当一部门并未提早预约。被拒之门外的恼火，在炽热的气候中极易升温，为了称心参看需求，敦煌研究院在6000张通俗票之外又开放了1.2万张应急票。通俗票能参看8个洞窟，应急票只能参看4个承载量更高的大型洞窟。天天，洞窟的抽湿器城市排出整箱整箱的水。而旺季的参看体验则要温馨良多，不只不拥挤，还能比旺季看到更多洞窟，总共12个。

樊锦诗曾经打过一个例如，看寡参看博物馆，是往展室看文物，不是间接进进文物库房。然而进石窟看壁画和彩塑，就相当于间接进了文物库房。上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实的建了一座博物馆，就是莫高窟对面的敦煌石窟文物庇护研究陈列中心，展现了几个等大复造的洞窟，有的是特窟，有的是不合错误外开放的洞窟，壁画都是敦煌研究院资深美术工做者摹仿的精品。研究院期看博物馆能分流部门看寡，但看寡其实不买账。

文物平安与开放始末是一对矛盾，懦弱灵敏的壁画出格如斯。在国外，一些保留着壁画的洞窟从不合错误外开放，而是复造壁画或整个洞窟，专供游人参看。

敦煌研究院则期看在开放与庇护之间觅觅一条平衡之道。在持久研究根底上，敦煌研究院成立了莫高窟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目前莫高窟大部门洞窟内布设了各类传感器，实时摘集温湿度等数据，当监测数据超越阈值时，系统就会向开放和治理决策部分工做人员发出预警。

影响壁画平安保留的重要的目标之一是湿度。湿度的升高会激发崖体和壁画中盐的活动，盐的化解与结晶不竭瓜代会招致疱疹、酥碱等病害的产生开展。莫高窟窟内湿度一般情状下约为20％至30％，一旦有人大量进进，假设碰着降雨气候，湿度快速上升，到达63％就会发出预警。包罗湿度等相关情况的阈值，是敦煌研究院与盖蒂庇护研究所颠末十多年研究测算出来的科学结论，并不是凭报酬觉得。

敦煌研究院庇护研究所所长于宗仁说，近年本地极端天气在增加，出格是暴雨洪涝。近20年来至少有4次继续降雨后，上游山体会聚的降水涌进宕泉河，在莫高窟前漫出河堤，形成险情，继续高湿情况也加剧了壁画病害的开展。

壁画的庇护与整个莫高窟生态系统关系密切。“庇护壁画不只要庇护壁画本体，还要确保崖体的不变，风沙防治、生物防控等生态情况的问题都是文物庇护的重要内容。”于宗仁说。而生态变好了也会产生新的风险，好比近些年数量增加的野鸡、野兔等小动物在崖顶上往返跑动，会招致小石块从崖顶掉落，威胁到旅客平安。文保人员摘取办法驱离小动物，也正在研究更多手段，以期更大水平降低崖体顶部落石的风险。

在数代人的勤奋下，敦煌生态正在逐渐恢复。图源：图虫创意

前些年敦煌研究院还建成了文物庇护多场耦合尝试室，那在国内文化遗产范畴尚属初次。尝试室的夏日仓、冬季仓和风雨仓能够24小时运转，实在模仿差别天然情况对大型遗址的影响。土遗址的良多问题，都有可能在那个尝试室得到解答。

关于莫高窟，樊锦诗曾说过一个残暴的事实：莫高窟的消逝是不成阻挠的。因为天然法例不成逆转，所有石窟最末都将消逝不见。现代敦煌人的使命，是尽量延缓它衰朽、生病、消亡的生命过程。

但那将是一个长达千年、万年的漫长过程，比拟之下，人的生命却如流星短暂，每一代人都是过客。喊沙山东麓那一排排洞窟表里，时而富贵，时而萧索，时而沉寂，轮回往复，现在，疫情之后，热闹又将重返。

发于2023.4.3总第108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题目： 重返敦煌

记者：倪伟（niwei@chinanews.com.cn）

编纂：杨时旸

运营编纂：马晓轶

[1]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2] 樊锦诗《我心回处是敦煌》

[3] 赵声良《敦煌石窟艺术简史》

[4] 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5] 巫鸿《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

[6] 斯坦因《发现躲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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