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是敦煌文化的根和魂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是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地和敦煌学理论。敦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敦煌那个特殊的地区，吸收了东传的释教等外来文化后而产生的地区文化。因而，敦煌文化的特征，就在于其天文前提的特殊。研究敦煌文化，不只要聚焦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咽喉”地位，还要存眷敦煌文化的根底与布景——河西史地、五凉文化。
一
古代敦煌被称为“华戎所交一城市”，是中西文化交换的“咽喉”之地。做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换、合成、会聚窗口的敦煌，其自己就是中外文明交换的产品。
研究敦煌学，就要将其放在河西甚至西北史地的大视野中，如我们在讨论敦煌名称的含义时，不断在争论敦煌是汉族名称，仍是少数民族语。敦煌的名称最早呈现在《史记》《汉书》中，是汉武帝设置的河西四郡之一，假设将敦煌名称的呈现与武威、张掖、酒泉合并考虑，可能会有新的启发。
敦煌文化是各类文明持久交换融汇的结晶。因为敦煌处于丝绸之路冲要，持久继续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荟萃，吸纳了差别地域、差别国度的文明精华，催生了敦煌莫高窟和丰富多彩的敦煌文化，从而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从敦煌的汗青可知，敦煌文化并非西来的，而是在河西文化的根底上，吸收了工具差别文化而构成的一种新的文化。据敦煌遗书P.3720《莫高窟记》载：莫高窟“右在州东南廿五里三危山上。秦建元中，有沙门乐僔，杖锡西游至此，远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之状，遂架空镌岩，大造龛像。次有法良禅师东来，多诸神异，复于僔师龛侧又造一龛。伽蓝之建，肇于二僧……”末署“时咸通六年（865年）正月十五日志”。从那段关于莫高窟创建的素材可知，莫高窟的第一个开凿者乐僔是“西游至此（敦煌）”。所谓“西游”，就是从东到西。乐僔是“西游”到敦煌的，即从敦煌的东面来的。敦煌之东是酒泉、张掖、武威、兰州、天水、长安……也就是说，乐僔是从东（中原）“西游”抵达敦煌的。到了敦煌后未再陆续“西游”的原因，是看到了三危山的佛光，即“见金光如千佛之状”，所以就留下来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石窟。
从科学的角度看，乐僔其时所见的金光千佛，天然是一种幻觉，但那种奇景，我们今天在莫高窟仍可看到。因为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是剥蚀残山，山上无草木，岩石为暗红色，此中含有石英、云母等矿物量。夕照反射，常绚烂若金光。片子《海市蜃楼》的开头，就摘用了那种原理。当然，乐僔对那别致的天然气象无法理解，就完全回之于“佛”了。
乐僔以后，《莫高窟记》说“次有法良禅师东来”，《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更明白记载：“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即法良也是从东面来到敦煌的。法良到敦煌后，“又于僔师龛侧，更即营建”，陆续了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
由此可知，莫高窟最早的开凿者乐僔和法良，都是从敦煌的东面来的。那也阐明，敦煌文化并不是西来的，而是中华传统文化吸收了包罗印度的释教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后，在敦煌那个特殊的地区生根开花而产生的地区文化。从缘起来看，敦煌文化的根和魂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汗青的长河中，敦煌始末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底，其实不断吸纳、承受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明功效。
不只莫高窟的创建者是从东面来的，就是凉州番禾县（今甜肃金昌市永昌县）的“瑞相寺”，其最早的“瑞像”故事，也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元年（435年）丹阳僧刘萨诃“将往天竺看佛遗迹，行至于此（番禾县北御山）”后，预言在“东北御谷山”崖“挺出石像”。敦煌文书P.2680《刘萨诃人缘记》对刘萨诃预言凉州瑞像的描述，与P.3720《莫高窟记》乐僔创建莫高窟的记载十分类似，即“魏时刘萨诃杖锡西游至番禾，看御谷山远礼”后，便预言“此山当有像现”。从那些素材我们能够看出，假设说莫高窟的创建者乐僔是从敦煌的东面来的，关于他的其他信息暂不清晰，而预言凉州瑞像的刘萨诃则明白是中原人，而且还曾在建康（南京）活动，无疑更增添了敦煌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密切联络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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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敦煌的汗青文化，无法绕开早期生活在河西地域的各个民族。河西地域早期的先民有月氏、乌孙和匈奴。匈奴强大以后，赶走了月氏和乌孙，成了河西走廊的霸主。汉武帝时，汉匈之间展开了屡次战争，出格公元前121年霍往病指导的河西之战，给匈奴以繁重的冲击。汉朝获胜后，匈奴公众部门西迁，大部门逐步融进我国同一的多民族各人庭之中。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其目标就是联络被匈奴赶走的大月氏和乌孙配合攻打匈奴。
匈奴原为中国的一个民族，自殷周以来就见于汉文史料，其最后栖身在今天山西的北部。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迁到今内蒙古草原，在那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关于匈奴的种族，现今体量人类学通过多处匈奴墓葬人骨丈量，明白指出匈奴为东亚蒙前人种，是地道的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
另如月氏，在我国先秦典籍《穆天子传》《逸周书》《管子》等之中就有零散记载，做禺知、禺氏、牛氏等。月氏人的居地在今山西平鲁、井坪一带，属内蒙古草原的南缘地带。后来月氏人迁移到河西走廊的“敦煌、祁连间”，并运营由西域输往中原的玉石生意。匈奴兴起后，与月氏争夺河西。约公元前176年，月氏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后，从甜肃河西走廊西迁到中亚伊犁河流域。其余“小寡不克不及往者，保南山羌，号为小月氏”。迁移到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后来在乌孙的冲击追逐下，再次往西南迁，抵达阿姆河上游的大夏。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是为了邀请大月氏重回河西故地，配合夹击匈奴。大月氏占据大夏后，摘取分部统治的体例，即在原大夏设置了五个翕侯。公元前后，五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强大起来。一世纪上半叶，贵霜翕侯丘就却起头兼并其他翕侯，同一了大月氏国，成立了贵霜王朝。到丘就却之子阎膏珍时，贵霜王国积极向南扩大，至公元二世纪上半叶征服印度北方。阎膏珍之后，贵霜王国的统治权转到迦腻色迦家族。可见，月氏人原是生活于我国北方草原的一个游牧部族。
再如“吐火罗”，本是民族名，中世纪转为地名，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做“覩货逻”，并记述了其履历的吐火罗故国范畴：东起帕米尔，西接波斯，北据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南至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南北千余里，工具三千里，相当于今阿富汗北部地域。玄奘所记述的“覩货逻国故地”恰是如今所说的“吐火罗斯坦”，即吐火罗的地区范畴，与后世所说的“吐火罗语”的天文概念是纷歧致的。
西方学者所谓的吐火罗语，是指在我国新疆库车（汉代的龟兹）、焉耆、吐鲁番等地时髦的一种语言。因那种语言文字发现时不知其名，西方学者轻率地将一件文献中呈现的Toxari比附为“吐火罗”，便将其定名为“吐火罗语”。因为发现的地点差别，又称吐火罗语A方言、吐火罗语B方言，还有所谓吐火罗语C方言。
玄奘所记述的“覩货逻国故地”是今阿富汗北部地域，所谓“吐火罗语”则是在我国新疆南部、东部时髦的民族语言。在工具方的各类文献中并没有明白指称我国新疆的龟兹、焉耆地域的古代居民是吐火罗人。将那里发现的语言定名为“吐火罗语”，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那种情状现实上就是因为其时中国相对落后，一些文化现象由西方学者定名的一个反映。
学术界部门学者目前倾向于将吐火罗人比定为大月氏人，但黄盛璋先生认为：“大月氏人来自东部，吐火罗人来自西部”。从文献记载而言，底子无法必定大月氏与吐火罗为统一民族。
由此可知，关于大月氏人成立吐火罗，目前都是推论，并没有间接史料予以证明。因为西方学者将公元6—8世纪时髦于天山南麓龟兹、焉耆一带的民族语言称为吐火罗语（现实上是龟兹、焉耆语），而在天山以南孔雀河流域发现了距今4000年属于青铜时代的小河墓地，其居民具有碧眼儿特征。有些学者就将其类比等同起来，认为小河墓地居民讲的就是原始吐火罗语，他们是原始吐火罗人。那些学者进一步推论，既然月氏人就是吐火罗人，那么秦汉之际生活在我国北方的月氏民族是从西方来的。有的学者在切磋敦煌名称的含义时，也提出敦煌是吐火罗的译音，由此认为敦煌是外来的词语，并将此做为敦煌文化西来说的证据，现实上是立不住的。
正因为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冲要，持久继续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荟萃，吸纳了差别地域、差别国度的文明精华，从而催生了敦煌莫高窟和丰富多彩的敦煌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在汗青的长河中，敦煌始末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底，其实不断吸纳、承受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明功效。也就是说，敦煌文化既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也吸收了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的优良功效，从而成为举世注目、特色明显的地区文化。
二
谈到敦煌文化的根和魂，就离不开敦煌所处的河西走廊。据《后汉书·孔奋传》载：东汉初期，“全国侵扰，惟河西独安，而姑臧（今武威）称为富邑”。《后汉书·窦融传》也载，“全国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当魏晋期间中原战乱时，河西地域则次序不变，经济不只没有遭到毁坏，并且还有所开展，从而成了中原人士的出亡之地。“全国方乱，出亡之国唯凉土耳”；“其寡散奔凉州者万余人”；“中州出亡来者日月相继”。从史籍文献的那些记载可知，其时的河西各地，出格是凉州（今武威）政治不变，经济富饶，文化比力兴旺。正如胡三省所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士。”从而构成了“渐具地区性量”的河西文化。
敦煌文化恰是在河西地区文化的根底上构成和开展的，或者说就是河西地区文化的构成部门。敦煌学的主体是敦煌文献，此中就有一些反映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素材，如西凉定都于敦煌，敦煌文献S.0113号《西凉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籍》，就是西凉政权在敦煌所施行经济政策和轨制的反映。假设将其保留的赋役记载与同期间中原的赋役政策停止比力，可知它根本上是西晋户调式的延续，但在丁、次的年龄上又与《晋书·食货志》所记载的原则略有差别，即成丁年龄略大一些。那既反映了敦煌的地区特色，即与其时敦煌社会不变、生齿较多有关，又与中原王朝的政策有必然的联系关系，阐明中华文化与政策有必然的普及性。
北魏孝明帝时将敦煌改为瓜州。北魏团结后，河西属西魏管辖。敦煌文献S.0613号《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瓜州效谷郡计帐》，就是西魏统治敦煌期间的计帐材料，它对其时敦煌所施行的受田原则、丁中年限、钱粮数额等都有比力详尽的记载，如田造就有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足、未足、麻田、园、课田、不课田等；丁户有老、丁、女、贱、婢等；纳税量词有石、升、斗、斤、两、匹、丈、尺、围等，比力清晰地反映了其时敦煌的生齿、地盘、钱粮等情状，对领会敦煌甚至河西的地区经济有很大的感化。同时，本件仍是目前所知反映北朝均田赋役轨制的独一出土文书，而汗青文献中对北朝施行均田造的记载比力简单，许多详细的细节无法获知，而通过对本件文书的研究，能够从一个侧面领会北朝田造及钱粮轨制的相关情状，处理一些持久悬而未解的问题。
那些有明显河西地区特色的敦煌文献，既是研究河西地区经济和文化的重要素材，又能够与史籍文献的记载停止比照阐发，切磋全国政策的一致性。
与敦煌文书类似的素材，有2010年在甜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城西南的黄家湾滩墓葬中发现的西晋木简，此中有西晋建兴元年(313年)临泽县廷对孙氏兄弟争讼田坞案的审理笔录，被命名为《西晋建兴元年(313年)临泽县廷定夺孙氏田坞案》。简文中呈现的“旧坞”“田坞”“旧田坞”“坞”“居城北”等，与敦煌文书《西凉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籍》中的“居赵羽坞”等有类似之处，能够连系起来配合研究。
别的，在吐鲁番洋海出土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中呈现的“息男”“息女”，又与《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瓜州效谷郡计帐》中记载一致。还有吐鲁番出土的北凉赀簿，根据资产多寡划分等第、征发赋役的文书。墨雷先生通过对北凉赀簿文书的整理研究，指出“能够看到其时实行着一套缜密的计赀轨制，它上承汉晋，而与南朝又有相异之处”。
敦煌文献除了反映河西地区的生活外，还保留有较多反映全国情状的素材。如对敦煌文献中所保留的儒家典籍停止阐发、切磋，可知敦煌文献中的儒家典籍，既反映了南朝的支流文化，又反映了隋唐的支流文化。自东晋南渡以后，北朝都是少数民族成立的政权，南朝自认是华夏文化的正统。所谓南朝文化，就是代表其时中国的支流文化。王素先生指出，“敦煌文化远与南朝支流文化跟尾，近与隋唐支流文化接轨，既代表华夏文明，也反映了隋唐支流文化的‘南朝化’”。由此可知，敦煌文化并没有因地处西北边境而与中华支流文化隔离。敦煌文献中的世俗文献，既有河西地区文献，也有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典造文献和儒家典范，阐明地处西北边境的敦煌，不断与中华支流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络。
综上所论，从莫高窟的创建、敦煌文献反映的河西地区文化和隋唐的支流文化、敦煌的汗青开展演变，出格是匈奴、月氏的人种、原始居地和西迁布景，所谓“吐火罗语”的来源等等，阐明敦煌文化并非西来的，而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敦煌那个中西交换的“咽喉”之地，吸收了印度的释教文化和中亚、西亚的文化后所产生的地区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敦煌文化的根和魂。
（做者：刘进宝，系浙江大学汗青学院传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