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 | 从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说起 （上）

李洱，现代做家。曾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现任教于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等 。《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从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说起

李洱

按：2020年8月16日，“比力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系列专题论坛”在线上举行。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寡议传授的邀请，李洱做了一次专题演讲。随后，李洱与陈寡议传授、外国文学学会比力文学与跨文人研究会会长彭青龙传授、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卓传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李瑞林传授围绕着相关论题停止了深进切磋。那篇讲稿，即根据其时的演讲灌音整理，略有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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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陈寡议传授的邀请，很兴奋能参与“比力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专题论坛”，标题问题中提到的李辰冬那小我，有些伴侣可能还比力目生，但他在红学界已经越来越引起重视，其《诗经》研究也正在引起学界存眷。我斗胆揣测一下，他也势必引起比力文学研究界的存眷，以至有可能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为什么那么说呢？存眷中国文学责备史和中国比力文学研究开展史，你其实无法漠视那小我。 他是最早动用欧洲第一流责备家研究欧洲第一流做品的办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来与《红楼梦》做比力研究，以论定《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典范地位的人。有些伴侣可能会觉得我的说法有点夸饰，《红楼梦》早就典范化了，早就家喻户晓了，轮不到李辰冬多嘴。是吗？不见得啊。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李辰冬其人。李辰冬是河南济源轵城人，1907年生。轵城那个处所，汗青十分悠久。春秋时为轵国，回周王朝间接管辖，相当于曲辖市。战国时曾为韩国的国都，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就发作在那里。秦代设立轵县，再次受朝廷间接管辖。汉代是侯国。不断到清代，它才成为乡镇。轵城那个名字，与春秋五霸之首晋文公有关，轵，说的是车轴的顶端。怎么跟车轴联络到一路呢？那跟晋文公有关。因为晋文公拥立周襄王，他曾经把晋楚交战之后俘获的楚军都交给周襄王处置，周襄王就公布晋文公为霸主。晋文公假模假式地推让了屡次，才收下那个称号。周襄王其时还写了《晋文侯命》来夸奖晋文公。那工作发作在公元前635年。周襄王其时把夏王朝的国都，一个喊“原”的处所，还有阳樊、温、攒茅四个城邑，都给了晋文公。阳樊那个处所，《诗经·大雅·蒸民》中曾经提到过。当晋文公率领戎行来阳樊领受城池时，碰着了费事。阳樊紧闭城门，誓死对抗，因为本地人觉得那是周王朝的处所，怎么能给晋国呢？我原来是曲辖市，如今你却把我回附诸侯国，都降到地级市了，不可不可。说起来，那个晋文公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能混成五霸之首，那是有实本领的。瞧，他决定以德服人，也就是只围不打，劝阳樊老苍生回附。但是，阳樊人却不食那一套，于是场面地步就僵住了。后来，阳樊医生苍葛出头具名了，对晋文公说，周襄王对你，只是赐地，而非赐苍生。我呢，情愿交出城池，但是我要把城里的苍生带走。不情愿失信于全国的晋文公，只好容许了。苍葛就带着苍生退出20里之外，在今天轵城那个处所停了下来。那个处所，北依太行山，南连王屋山和黄河，地势险峻。苍葛担忧晋文公变卦，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即用战车防御，车与车相依，轵与轵相连，构成一个防护屏障。我们都晓得，三国期间的赤壁大战，有个火烧战船的故事。假设晋文公用火攻，一把火问题就处理了。但那是春秋，国人的脸皮还没那么厚，还比力讲信义。那么，那个处所后来就喊轵城了，在东周期间已经有九门九关。到了秦代，那个处所由朝廷间接管辖称为轵县。那个处所，历来名人辈出。如今我们提到轵城，良多人会想到聂政。我前面提到了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它记载于《史记·刺客传记》，我们晓得郭沫若曾据此写过一部汗青剧，就是《棠棣之花》，以赞颂聂政的侠义精神。聂政墓现在还在济源，我曾屡次路过聂政墓，翠柏丛生，属于河南省文物庇护单元。《红楼梦》里也提到过聂政。在小说的第五十七回，史湘云要替邢岫烟仗义执言，黛玉笑史湘云：“你充什么荆柯、聂政？”我在小说《应物兄》中也提到过聂政。在小说的第71节，一批儒学家在德国开会，晚上到中餐馆食饭，酒至半酣，应物兄回忆起他和程济世先生的一次扳谈，谈的就是《史记》中的《游侠传记》。他告诉程先生，关于汗青的那些儒家，他是尊重；而关于侠客，他则是崇拜。他认为，《史记》中写得更好的就是《游侠传记》。风萧萧兮易水冷，存亡离合兮弹指间。士为良知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心是尧舜的心，血是聂政的血。吟到恩怨心事涌，江湖侠骨何处觅。应物兄说，关于那些侠客，本身虽身不克不及至，但心憧憬之。写那一段的时候，我确实想到了聂政墓，野有蔓草，岁岁隆替；墓有松柏，万古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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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那些，似乎与李辰冬后来的研究无关，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些故事关于本地的布衣苍生来说，可能意思不大，但对李辰冬来说却是有意义的。那是因为李辰冬的家庭有些纷歧般。我看到有些材料上说，他身世于农人家庭，那个说法也对也不合错误。他的家族有世代办学的传统，家里办的小学如今还有，只是改名喊育才中学了。那种家族文化，那种小天气，使他可以感触感染到他人感触感染不到、承受不到的汗青信息。那个家族出了几个重要人物。一个是李保和，此人1917年赴美国留学，是个创造家，他研究创造了用柴炭做燃料的煤气机，能够取代汽油策动机，后来他在汉口创办一个煤气机造造厂。抗战期间，汽油欠缺，他的煤气机可就派上大用场了。新中国成立后，李保和曾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工程师，1962年病逝于上海。一个就是李保蕙，也就是李辰冬的父亲，做过小学校长，结业于上海理科学校，那个学校到底是什么学校的前身，我不是很清晰。民国17年，也就是1928年，李保蕙任河南林县知县，后来又任职于河南省国民政府。那小我对《红楼梦》十分熟悉。不只他很熟悉，他的夫人，也就是李辰冬的母亲，对《红楼梦》也十分熟悉。李辰冬曾在《红楼梦研究》里提到，受父母的影响，他们家没有一个不爱读《红楼梦》的，由喜欢而互相讲述，由讲述而互相争论，由争论而有研究的意向，如许，全家充满了《红楼梦》的气氛。

李辰冬后来就读于河南省立第十中学，再后来又转进基督教办的开封圣安德烈中学，那为他后来用英文阅读和写做奠基了根底。1924年他来到北京，就读于燕京大学国文系，起头对文学评论感兴致，写成《章实斋的文论》一文，颁发于胡适主编的《现代评论》。章实斋即章学诚，清代史学家、思惟家，中国古典史学的末结者。章学诚的次要看点我们都晓得，好比“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等。那些话，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别说“经世致用”了，仅仅是“做史贵知其意”，良多处置汗青研究、文学史研究的，都未必能知其意啊。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研究清代文学、近代文学的必读书，其次要哲学思惟，就是对“道”、“器”关系的从头阐述，好比“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道因器而显”。“六经皆史”当然不是章学诚起首提出来的，但只要到了章学诚那里，才算进进了如今所谓的学术阐述的层面。章学诚对《红楼梦》当然也有很深的研究。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屡次引用章学诚的看点。好比按章学诚的考证，曹寅为两淮巡盐御史，刻古书凡十五种 ，世称“曹楝亭本”是也，至今为士医生所称。胡适在引用了章学诚的《丙辰札记》之后，还抱怨了一通，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说：“不幸章学诚说的那至今为学士医生所称的曹寅，竟未曾留下一篇列传给我们做考证的素材”[1]。

李辰冬深受章学诚的影响，好比李辰冬后来撰述的《诗经通释》，能够说就是在章学诚 “六经皆史”思惟影响下停止的学术理论。说到那里，我插一段关于李辰冬的《诗经》研究。他的那个研究能够说石破天惊。他通过考证，认为《诗经》三百篇，全都出自尹吉甫之手，写了五十年，从周宣王三年，写到周幽王七年。以前人们认为，尹吉甫是个编纂，也曾参与撰稿，但是李辰冬通过考证，认为都是尹吉甫的小我写做。他的整个考证过程就像一部侦查小说。他把《诗经》的篇目从头编排了一下，吓死人啊，因为《诗经》颠末从头编排，登时酿成了用诗歌形式写成的《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奇观。他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三百篇就像一件打坏了的周鼎，在地下安葬了千年，长满了铜锈，盖满了土壤。那小我说它是那个，阿谁人说它是阿谁，谁也不确定它到底是什么。他呢，就是细心地把上面的土壤洗掉，铜锈刮掉，渐渐地露出它本来的面目。他的办法就是先把大的碎片支持起来，撑起一个轮廓，再依着碴口、斑纹、外形、厚薄，把细片凑合起来。那么一凑合，就凑成了一件完全的物件。那个办法，是不是考古学中器物复原的办法？我必需认可，李辰冬关于《诗经》的研究，是比来几十年来《诗经》研究史上最重要的事务之一，有兴致的伴侣能够往看看。对他的考证，你当然能够存疑。不外，有趣的是，他的考证过程，十分让人服气。当然了，看到他对《诗经》的考证，我隐约觉得，李辰冬或许应该往写小说。假设他往写小说，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小说家呢？很值得揣摩。李辰冬自从颁发了《章学斋的文论》之后，接着又写了关于刘知几、刘勰、陆机、曹植等人的文论。那阐明李辰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文学责备史，下过大功夫，很有新的发现。那是他后来研究比力文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布景。如今研究比力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几人有如许的常识布景，我不清晰。但我晓得，有没有那个布景，眼界、感悟力、揣度力，必定是纷歧样的。

1928年，燕京大学结业以后，李辰冬往了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比力文学及文学责备。法国是欧洲汉学的研究中心，曲到今天仍然是。不外，法国人对《红楼梦》其实不感兴致，曲到今天也没有太大的改看。在《红楼梦》的翻译出书方面，它落后于俄国、德国、美国、英国。与《红楼梦》比拟，他们更感兴致的是《金瓶梅》、《三国演义》、《西游记》。那当然会刺激李辰冬。那一点，我们留到后面再说。如今我要说的是，就是在法国，李辰冬迷上了泰纳，有的译为丹纳。 泰纳的《艺术哲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青年的案头书。李辰冬十分沉迷泰纳的《巴尔扎克传》，把它译成中文寄回国内，颁发于《文学季刊》。随后，他又起头系统阅读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引言》和《艺术哲学》。泰纳是法国19世纪出色的文学责备家、汗青学家、艺术史家、美学家，他的重要艺术看点就是“三因素”说：种族、情况和时代。他有一个比方：种族就是动物的种子，全数生命力都在里面，起着孕育生命的感化；情况和时代，好像天然界的天气，起着天然抉择与裁减的感化。他在《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提到，艺术要引导人们往熟悉一个“实正的人”，把人们带进一个无限的、隐蔽的新世界——心理和感情的世界。那么从哪里动手呢？就是 种族、时代和情况。他进而把那三者称为 “三个原始力量”：种族，是内部主源，时代是外部压力，情况是后天动量。前年，我读到王鸿生先生关于《应物兄》的评论，文章的第一句话，谈的是《应物兄》的灵感可能从哪里来。他谈到了种子的感化，他认为贾宝玉是《应物兄》的一粒种子。我当然会联想到，王鸿生先生也可能遭到了泰纳的责备理论的影响。

泰纳的巴尔扎克研究对李辰冬有很大的启迪。说起来，巴尔扎克与曹雪芹反差太大了，几乎是两种完全差别的人：一个拼命往上谋求，一个则是式微贵族。套用泰纳的话，那既是由种族的差别，也是由时代和情况的差别培养的。我本人很喜好读茨威格的列传，茨威格谈到巴尔扎克，说时代培养命运，法国大革命把那个乡间佬推上了风口浪尖，而他本人又有着与生俱来的、哪里有钱就往哪里钻的干劲。那当然跟曹雪芹有着完全差别的生活体味。我曾三次到过巴尔扎克故宅，比来一次是在往年10月份，每次往都很慨叹，也会附庸大雅点一杯咖啡。我们都晓得，巴尔扎克差不多是饮咖啡饮死的，为了高人一等，他拼命地写做，靠饮咖啡提神，总之动机不敷崇高。不外，那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做家。我不晓得那个事实能否足以阐明，我们实的不克不及用简单的道德责备话语来议论做家的写做，当然也包罗中国做家的写做。假设仅仅用道德责备话语来要求巴尔扎克和他的做品，他固然是实正的巨匠，但他的做品别说进选中学课本了，藏书楼都得下架。那个巴尔扎克，能够说是实正的十九世纪做家。他出生于1799年，十八世纪的最初一年。十九世纪的人能够跟他开打趣，说他也是从旧世纪过来的人。他一生创做了90余部小说，据说他笔下的人物到达了两千四百多个，所以他的小说合称“人世喜剧”，一个广阔的人世，一个广阔的人群。做为人群中的一员，我顺嘴说一下， 小说家与诗人的差别之处有良多，好比对人群的观点就很不不异。波德莱尔认为巴黎的人群是无法忍耐的，挤得不成样子，必然要走出往。但在巴尔扎克和雨果那里，在曹雪芹、施耐庵那里，人多了好啊，气象万千。雨果说，人群便是深处。也就是说，你描写了人群，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就是描写了深处，而没必要往创造一个新的深处。本雅明说，雨果把本身当做英雄走进人群，波德莱尔把本身当做英雄走出人群。雨果为什么对《人世喜剧》评判极高？他们的艺术看在那一点是不异的： 人群即深处，深处即人群。

巴尔扎克小时候功效很差，不爱进修，那一点与贾宝玉有点类似。在中学会考中，35论理学生中他考的是32名。谁也没有料到，他的父亲也没有想到，他后来竟然成了欧洲责备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定人，一个实正的文学巨匠。巴尔扎克身后，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站在人群中的雨果，面临已经走出人群的巴尔扎克，有过一个热诚的评判：“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属于头等的一个；在更优异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鹤立鸡群的一个。他的才智是惊人的，与众不同的，成就不是眼下能说得尽的。”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也有很高的评判，那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我前面说了，恰是阅读了泰纳的《巴尔扎克传》，李辰冬起头写做《红楼梦研究》。李辰冬本人的生活履历、对中国文学传统和责备传统的熟稔，加上他对巴尔扎克的阅读，以及他对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阅读，使他强烈地感触感染到一种“体味的差别”。那与我们凡是理解的比力文学研究有所差别。更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发现了两种差别的文化所闪现的体味的配合性、艺术的配合性，才停止比力研究，但 李辰冬最早却是因为感触感染到那种差别，感触感染到体味的差别，从而起头了他的研究工做。

李辰冬于1931年起头用法文写做《红楼梦研究》，1934年完成，由巴黎罗德斯丹图书公司出书。也就在那一年，他以此书获得博士学位，并从法国回到了中国。1937年抗战发作，他到重庆执教于中心政治学校，受中心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的邀请成为主任秘书，而且主编《文化前锋》和《文艺前锋》两个月刊。开个打趣，我以前认为，“前锋”那个词是吴亮提出来的，如今得改一下了，只能说八十年代的“前锋”一词是吴亮提出来的。李辰冬亲身将《红楼梦研究》翻译成中文，经冯友兰先生选举，1942年由重庆中正书局出书。如今看来销量是不错的，因为1943年就出了六版，1946年就出了四版，1947年出了三版。那个“版”的概念，应该指的印刷次数。在重庆期间，他还完成了另一部书，《三国、水浒与西游》（1945）。实是个牛人啊，四大名著全都研究了一遍。后来呢，后来他在大陆就没有后来了。他往了台湾。他那辈子著作颇丰，我趁便提一下，他著有《文学赏识的新路子》、《文学原理》、《陶渊明评传》、《杜甫做品系年》，此外还有译做《巴尔扎克研究》和《浮士德研究》。研究范畴之大，研究深度之深，研究发现之多，李辰冬在中国文学责备史上都是稀有的。那傍边，影响更大的当然就是他的《诗经通释》和《红楼梦研究》。1983年，他在美国休斯顿投亲时病逝。

几十年来，他在大陆没有任何影响，就像没他那小我似的。无论是红学界仍是责备界，在谈到他时都失语了。他的再次被发现、被报导，源于一个偶尔事务。 2011年，雍和嘉诚拍卖公司在秋拍的时候，有人拿着俞平伯在“文革”期间的交待素材共15件参拍。此中一页，标题问题喊“关于李辰冬”。那篇特殊情况中写成的素材，十分有意思，透露出来的心思极为复杂，我们无妨看一下。

关于李辰冬

李辰冬，我本不熟悉，因他亦写了些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我其实不附和，却晓得有那么一小我。他曾到法国留学。据有人告诉我，他把我早年的《红楼梦辨》改头换面，写成论文，在法国得了学位（博士？）。有一次，某日上午（年月都不记得了，总在抗战以前）我往访周做人，某书室已先有客在，周未向我介绍，坐下来说了一会儿，我就把李辰冬窃取我写的书骗外国人的笑话讲了，不记得话是怎么说的，老是打趣嘲笑。及客往后，周做人才告我，那小我就是李辰冬！那把我弄得反而很窘。我一贯不喜好挖苦人的，更不情愿当面骂李辰冬，且有些怕他，因我知那人是个坏蛋，鬼魔术良多的，但话已说出，亦无可若何了。

抗战成功，国民党反动派回到北平，搞得乌烟瘴气，李辰冬在那时很自得、活泼，有一次在酒楼招宴文人，我也被邀而往。请客目标老是约人写文章，正因为我心鄙其为人，又不情愿再次得功他。回想似乎有过那么一回事，印象实已很模糊了，不克不及说得很明白。

红蓝书店，我既无它的股票，亦未和该店做过什么交涉，为出书册本之类，我总毫无所知。

俞平伯 1969.4.24[2]

那份交代素材，写在《文学评论》稿笺上。关于俞平伯先生，固然我其实不认为他的散文创做有多么高的成就，假设不是与墨自清先生有过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人们几乎想不起来他是个散文家，但他的《红楼梦研究》确其实红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新红学的奠定人。他研究《红楼梦》，我们河南的农人都晓得啊，并且农人们认为《红楼梦》就是他写的。我在《应物兄》里写到过一个实在的场景，俞平伯在河南下放劳动时，有一天被农人拦在乡下小道上。农人们问：姓俞的，《红楼梦》是不是你写的？你为什么要用《红楼梦》反党？俞平伯赶紧说：不是不是，不敢不敢，我也写不来。农人们急了：什么？报纸上都说是你写的，你还敢抵赖？那确实是实事，不是我虚构出来的。农人们还指着麦苗，问他那是什么。假设他说麦苗，农人们反而不兴奋。他一说韭菜，农人们就兴奋坏了。由此可见，《红楼梦》确实让他食了良多苦。俞平伯先生的研究功效，当然也不得了，那有赖于他做为一个文学家的灵敏。他力证《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确实分属两个做者。他晚年对昆曲《牡丹亭》的整理、改编也不是一般人做得出来的。但是，详细到那篇交待素材，我想说，它让我再次感触感染到，“文革”期间中国常识分子保存情况之恶劣，以及在那种恶劣情况中尽量自保的那种窘态。有人可能认为是丑态，即使是丑态，我们也应该表达理解。谁都不敢包管，本身在浩荡压力下不会露出那种丑态。求仁得仁，有何怨乎？那是孔夫子才气说出来的话，但我们都不是孔夫子啊。不外，我认为，说那是丑态，可能小看了俞平伯。俞平伯的心思复杂得很。那里面埋着如许一层意思，就是他人抄我的书，就能够在法国弄到博士学位。那里面的夸耀，也有强烈的心理表示，我是很牛的，我应该连结心里的骄傲。

不外，我如今关心的问题是，那份素材在多大水平上是实在的。假设是实在的，那么我们就太钦佩李辰冬了。对俞平伯当面的责备，并且是没有根据的责备，李辰冬竟能一言不发，连一句辩白都没有，那种精神定力，那种自信，那种不屑一顾，那种无所谓，其实让人钦佩。俞平伯讲的另一件事，就是抗战成功之后，李辰冬请客，竟然又请了曾经当面骂过本身的俞平伯，还要请他写文章。有那回事吗？至少如今还没有呈现干证。但假设那事是实的，那么李辰冬就更了不得了。我想，俞平伯先生应该是后来才看到李辰冬的论文的。看到之后，他或不认同或认同。不认同，就很不满；认同，则认为不该该由李辰冬来说。那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俞平伯为什么会写那份素材？是因为他与李辰冬的文章标题问题是一样的，而李辰冬已经往了台湾，所以有关方面思疑他们之间有联络吗？那个学术公案，十分值得研究。我在此唤吁一下，那个研究应该有人来做。总的来说，俞平伯在写那份素材的时候，应该是多种情感交错，此中有政治压力，有学术自傲都混合到了一路，并且还会发酵，用《圣经》里的一个比方，就是窑里生火了，冒烟了。然后，就招致他的记忆呈现了差错。也能够说，他的想象和记忆混到一路了，想象被当成了记忆。关于小说家来说，那很一般。小说家的想象和记忆是一体的，否则他的写做就无法停止。固然俞平伯不是小说家，但他的体味构成体例与小说家十分类似。想象是什么？想象就是记忆的生长，而记忆是想象的酵母，想象和记忆配合构成了做家的体味，它们经常混合在一路，也必需混在一路。休谟说，什么是体味？体味就是活泼的印象，那个印象就包罗想象。也就是说，俞平伯竟然在本身包罗着想象和记忆的印象中，看到本身曾经当面嘲讽过李辰冬，又看到本身往食了李辰冬的一顿饭。那一点也提醒我们，关于做家的回忆录，你不克不及太当实。假设当实了，不是说你要受骗，而是说，你那样做，没多大意思。你要阐发的不是哪些是实的，哪些是虚构，而是要阐发他的体味是如何构成的，是如何闪现在做品中的。否则，做出来的文章实的挺没劲的。

但汗青就是如斯吊诡。汗青吊诡那个概念，黑格尔曾经用过。黑格尔是说，人类为了本身目标而摘取动作，但从成果上看，那只是汗青企图的一种表现，只是办事于某种汗青法例，而那个汗青法例外在于人类理性。跟着那个交待素材在拍卖会上的呈现，李辰冬起头逐步回到人们的视野。那恐怕也是俞平伯先生千万想不到的。不外，俞平伯先生在天之灵也应该感应欣慰：因为李辰冬，他的《红楼梦研究》也将被人不竭提起。当然，我情愿从最美妙的意义上来理解那个汗青吊诡：所有人的奉献，包罗俞平伯和李辰冬的奉献，最初城市在《红楼梦》研究史的天空各就其位，成为星辰。俞平伯先生有两句诗，说的是风中的灯盏随便被吹灭，但是“欲破周遭暗，荧荧藉尔深”。《红楼梦》中还有良多难解的艺术谜团，但是一代代人的研究，可能一点点照亮阿谁艺术世界，进一步展现出它的深度，进一步促进它的典范化。

2

我们无妨再简单回忆一下，在李辰冬之前，人们对《红楼梦》到底是怎么评判的。简单地骂《红楼梦》的人，我们就不谈了。不谈是因为没法谈，因为那些人都没留下来，尔曹身与名俱灭。那里说的，仍是学术上的一些评判。先接着前面提到的俞平伯先生来谈。俞平伯固然写了《红楼梦辨》，是“新红学”的奠定人，对曹雪芹的门第生平、续书和版本问题做了许多工做，那些工做如今大多已成定论，即使不是定论，也被绝大大都人承受了。但是，他对《红楼梦》的评判其实不高。1954年10月起头的红学大责备，使俞平伯的名字家喻户晓。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以至让我们纯朴的河南农人都误认为《红楼梦》是他写的。还有另一种更随便产生的曲解，就是良多人认为，他是因为对《红楼梦》评判过高才招致责备的。不是那么回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来看他的一段评判，那段话说得极为诚恳，可见完满是他的实在设法：

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那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那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外是小我出身性格底反映。《红楼梦》底立场虽有上说的三层，但总不外是出身之感，牢愁之语。即后来底忏悔了悟，以我从楔子里揣度，亦其实不能脱往东方思惟底窠臼；不外因为旧欢难拾，出身漂荡，懊悔无从，付诸一哭，于是发而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亦不外破闷夺目，避世消愁罢了。故《红楼梦》性量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类似，不得进于近代文学之林。即以全书体裁而论，亦微嫌其繁复冗长，有矛盾疏漏之处，较之精粹无疵的短篇小说自有区别。我极喜好读《红楼梦》，更极钦佩曹雪芹，但《红楼梦》并不是尽善尽美情有可原的书。所以我不情愿因我底偏好，来掩没本书底本相。做者天份是极高的，如生于此刻能够为我们文艺界吐气了；但不幸他生得太早，在他底情况时会里面，能有如许的成就，已足使我们骇怪赞颂不能自制。《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我虽认为应列第二等，但雪芹却不失为第一等的天才。全国工作，原有事倍功半的，也有事半功倍的。我们估量一小我底价值，不只要看他底外面成就，而且要察看他在那一种的布景中间成就他底事业。前人所说“成败不敷论英雄”，恰是那个意思了。[3]

简单地说，他固然必定曹雪芹天份很高，但认为那部书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创造，是一本闲书，固然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可列为第二等，但却不得进近代文学之林。固然他极喜好《红楼梦》，但那只是他的偏好罢了。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我喜好食臭豆腐，但我不克不及因而就说臭豆腐是天底下营养价值更高的美食。

那么，新红学的奠定人胡适先生，又是若何对待《红楼梦》的？1915年，胡适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适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在给他的族叔胡近仁的信件中对中西小说做了比力，他提出以西方小说之长补中国小说之短，还列出了他认为“能够不朽”的八部中国古典小说，并停止了评判和排序：

第一：《水浒传》；第二：《儒林外史》；第三：《红楼梦》；第四：《镜花缘》；第五：《西游记》；第六：《七侠五义》；第七：《儿女英雄传》；第八：《品花宝鉴》。[4]

做出那番评判的时候，胡适仍是个年轻人。跟着学识的增长，跟着他后来处置《红楼梦》研究，并且他还下了那么大功夫，他会不会把《红楼梦》的名次往前提一点呢？评判会不会高一点呢？事实是，胡适在二十年代考证《红楼梦》之后，至四十岁暮往国，一以贯之地贬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胡适到了台湾后，有一年台湾的阿谁中国播送公司因为要广播《红楼梦》，在开播之前聘请几个红学家前去捧场。第一位当然要先请胡适先生发言，胡适的第一句话就是:“《红楼梦》毫无价值。”主持人都懵圈了，问：“胡先生，《红楼梦》既然毫无价值，那么我们明天还播不播了？”胡适感应本身说话不妥了，就说：“我只讲考证问题。至于价值问题，请李先生讲好了。”胡适说的李先生就是李辰冬。主持人又问胡适：“《红楼梦》既然毫无价值，您考证它干什么？”胡适说：“我对考证有兴致，只是为考证而考证。”关于那个场景，李辰冬也有记述。李辰冬是那么说的：

我们那种六七十岁年纪的人，从小就喜好《红楼梦》，而重视它的原因，因为胡先生的倡议。如今从胡先生的口里说它毫无价值，实正难以置信。但后来探听，才晓得胡先生讲如许的话不行那一次。[5]

胡适不只在公共场所贬低《红楼梦》，暗里也是如斯。1960年11月20日，他在写给苏雪林的信中说：

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大陆上共产党清理我，也曾指出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诚恳实的描写那一个坐食山空、树倒猢狲散的天然趋向，因为如斯，所以《红楼梦》是一部天然主义的杰做。”其实那一句话已是过火赞誉《红楼梦》了。我当然附和你说，“本来《红楼梦》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艺做品。”我历来觉得，《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手艺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传记》，也比不上《老残游记》。[6]

傍边隔了几天，1960年11月24日，在《与高阳书》中，胡适反复了《答苏雪林书》的看点，进而评判了曹雪芹：

我心平气和的观点是：曹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时机得着涵养操练的文人，——他的家庭情况、社会情况、往来伴侣、中国文学的布景等等，都没有可以给他一个能够得着文学的涵养操练的时机，更没有可以给他一点根究或开展思惟的时机。（前函讥评的‘败落户的旧天孙’的诗，恰是曹雪芹的社会布景与文学布景。）在阿谁贫乏的思惟布景里，《红楼梦》的观点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往，《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那儿往。[7]

胡适与俞平伯，可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人物的看点当然极有代表性。那么，如今到了问题的节骨眼上，到底是何种责备办法，让他们消费出了如许的看点？那其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闻名红学家郭豫适传授有一篇文章，《论“红楼梦毫无价值论”及其他——关于红学研究中的非科学性问题》。郭豫适阐发了胡适等人贬低《红楼梦》的原因，认为那是因为文学看的差别。胡适、陈独秀、俞平伯等人都在差别水平上贬低《红楼梦》，是因为他们机械地照移西方的文艺看点和赏识习惯，来权衡中国的古典小说。他说，“胡适对《红楼梦》的评论有两个要点，一个是认为《红楼梦》的创做办法是‘天然主义’，一个是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那两者连系在一块，使胡适本身无法理解《红楼梦》思惟和人物的归纳综合意义，无法理解《红楼梦》那部小说及其一系列胜利的文学典型形象所反映的社会思惟内容的宽广性和深入性，因为无法对《红楼梦》的思惟价值和艺术价值做出符合现实的评判。从那个角度来说，要足够地体认和论述《红楼梦》的价值，对他来说其实不只是情愿与否的问题，还有个可能不成能的问题。”[8]我觉得郭豫适传授的阐发是中肯的。

当然了，在胡适、俞平伯等人之外、之前，对《红梦楼》评判很高的人也是有的。好比黄遵宪就说过，那是“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灭者”。但是，我们需要晓得那话是对谁说的。本来他是说给日本人听的。其时黄遵宪是驻日公使参赞，有感于日本人谈到中国的白话小说，只能列举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当然还有《金瓶梅》和《肉蒲团》，才说出那番话的。意思是，除了那些打打杀杀，妖魔鬼魅，声色犬马，好工具我们不是没有，有！并且能与日月争辉的。黄遵宪是在与日本学者源辉声谈话的时候说出那番话的。源辉声说，晓得晓得，你们的《红楼梦》写的是荣国府、宁国府闺闱，我们的《源氏物语》写的是九重禁庭之情。那位源辉声，也有译为大河内辉声。他固然晓得《红楼梦》，但并没有读过。此次谈话之后，他立即借来《红楼梦》，通读之后又加注断句，预备出书日语评注本。但是不久，那小我就往世了，出书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里或许需要趁便提到鲁迅先生的评判。鲁迅对《红楼梦》的评判是：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晓得，至少，是晓得那名目标书。谁是做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目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蜚语家看见宫闱秘事……全书所写，虽不过悲喜之情，离合之迹。而人物变乱，则脱节旧套，与在先之情面小说甚差别。……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其实是不成多得的。其要点在勇于照实描写，并没有讳饰，和畴前的小说叙好人完满是好，坏人完满是坏的，大不不异，所以此中所叙的人物，都是实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惟和写法都突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却是还在其次的事。[9]

那个评判说高也高，说不高也不高，就看你怎么看了。爽快地说，鲁迅先生的那个评判，对《红楼梦》典范地位的构成，其实没有太大关系。那里涉及到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就是若何对待我们的体味与文学做品中所闪现的体味。我再说一遍，我相信无论是胡适仍是俞平伯，仍是鲁迅先生，我认为他们都是极诚恳的。就艺术揣度力而言，胡适可能差一点，但鲁迅和俞平伯都是一流的。那么，他们为什么都没有揣度出《红楼梦》是第一流的做品。那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后面还要提到。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李辰冬之前，国外是若何对待《红楼梦》的。我们的近邻、与中国文化相通的日本人对《红楼梦》就已经如斯不放在眼里，那么欧洲人呢？我们能够想到，他们对《红楼梦》愈加难以理解。我趁便填补一句，中国如今的小说家，假设你的写法借鉴了《红楼梦》，相信我，你在欧洲被漠视几乎是一定的。

最早将《红楼梦》介绍到西方的，是一个德国布道士，汉语名字喊郭士立，如今也译做郭实腊的。1842年，他用英语颁发了一篇介绍《红楼梦》的文章。但他对《红楼梦》的评判不高，并且还把贾宝玉当成了女子，以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语世界的人提起贾宝玉说的都是“少女宝玉”。最早的德语本，是从俄语翻译过往的，是节译本，翻译的只是第一回的部门文字。在德国比力完全的译本是一个名喊库恩的人译的，此人也翻译过《金瓶梅》。我看到德国闻名汉学家马汉茂介绍说，库恩从1923年起，先后把十三部中国长篇小说译成德文,如《好逑传》、《二度梅》、《玉蜻蜓》、《水浒传》、《三国演义》。1938年，那小我译了茅盾的《半夜》，1954年那小我还译了《儿女英雄传》。外国译者选书，口味实是难以捉摸啊。中国做家介绍译者的时候，例如说，假设库恩是本身的译者，就会说我的做品与《水浒》《半夜》一个译者，而不会说与《二度梅》一个译者。其实，他们可能是把你的做品当成《二度梅》了。《二度梅》是个什么玩意儿？是乾隆年间呈现的一部才子佳人小说，但故事是唐朝故事。就是那个库恩先生，他在翻译《红楼梦》的时候，停止了大幅度改写和从头组拆，故事围绕着宝玉、黛玉、宝钗三小我展开，一百二十回的故事情成了五十回的故事，于1932年出书。那个德语本，后来被转译成英语本、法语本、意大利语本、荷兰语本等，在西方影响很大。完全的意大语本、荷兰语本，从汉语间接翻译的，曲到如今还在停止傍边。我与他们的译者有过对话，他们都是顶尖的译者，拿到了中国的出书翻译帮助。至于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译完，估量连他们本身也不晓得。我见他们城市开打趣，看来你们似乎没有什么动力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太把我们的《红楼梦》当回事啊。可是，翻译中国当下的某些三流小说，有些连三流都算不上，你们怎么那么起劲呢？你们晓得吗，墙内开花墙外香，香风吹得游人醒，搞得我们那边的一些伴侣，当然起首是你们的热心伴侣，都把你们的翻译做成项目工程了，成天都在研究那些做品的海别传播问题。我觉得，假设研究海别传播问题，库恩等人早年的译介活动，却是挺值得研究的。

库恩对《红楼梦》有什么评判呢？他在译跋文中说：

我的译本亦非全译。我必然要成为欧洲第一个征服《红楼梦》那座火山的主峰的人。那就是说，围绕着宝玉、黛玉和宝钗那三小我物发作的次要情节，必然要详尽地再现于我的译本之中。[10]

对了，还得填补一点，先于库恩德译本的英译本的译者阿瑟韦利，也强调他的翻译是围绕着阿谁三角爱情停止的。库恩接下来的话很有意思：

欧洲不断重视每一种行将式微的语文化的每一个无足轻重的证明，不吝工本和不辞辛勤地从荒漠中发掘每一具恐龙的骨架、每一个残剩的废墟、每一根涂画过的木头，如许一个关心精神文明的欧洲，怎么可能把《红楼梦》如许一部连结完全的浩荡艺术做品，如许一座文化丰碑漠视和遗忘了百年之久呢？[11]

那里有几层意思，你本身往品，细细地品。库恩认为，中国青年男女提到《红楼梦》，他们的眼睛就会发亮，他们不是通读过一遍，而是三四遍，有些处所他们已背得烂熟。那表白小说非常严厉认实地切磋了与中国青年男女间接有关的几乎一切问题。库恩由此得出结论说：“那部小说类似一本中国青年的生活教科书!”[12]那就是库恩对中国人的曲解了。从《红楼梦》降生到今天，没有哪个年轻人把《红楼梦》当成生活的教科书，当然更不会有家长让孩子把书中的爱情故事当成教科书。为什么？因为宝玉的生活体例，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是完全行欠亨的。一个男孩子，读书他不可，玩闹第一名，成天就晓得与姑娘们鬼混，觉得更好食的竟然是姑娘们脸上的胭脂，最初还要落发，那怎么行？贾宝玉是中国第一个躺平巨匠啊。家长们看到儿子成为躺平巨匠，烦都烦死了。

在库恩看来，《红楼梦》的主题有两个：一是道家思惟。那不只表示在小说的良多章回中，并且还表示在小说以太虚幻境(即道教天堂)中的序幕起头，以实如福地(即统一场所的另一名称)中的最初一幕完毕。而小说完毕以前的两行诗，“喜笑哀痛都是假，贪求思慕总因痴”，更表白了整部小说的道教倾向。库恩说：“我认为，小说的第二个主题是‘母爱的精神’，那种精神通过善饮、常乐，和连合了整个贾氏家庭的贾母那个完美的形象而得到了表现。”库恩还认为，“在一部中国小说中，总会呈现以立场严厉、毋忝厥职的宝玉之父贾政为代表的儒家思惟。但是那个标题问题与上述两个主题比拟处于次要地位。”[13]唉哟喂，没搞错吧？《红楼梦》的主题是“道家思惟”和“母爱精神”？那种理解，只能是库恩的理解，在我们看来，当然是误读了，至少有相当大的误读成分，是不是？当然了，可能恰是因为那种误读，激发了库恩向德国读者介绍《红楼梦》的豪情。我赶紧阐明一下，我并非在挖苦误读。博尔赫斯有句名言，一切伟高文品都经得起误读。对托尔斯泰，我们有几误读？你再怎么误读，他也是伟高文家，再误读他也比李洱伟大得多。经得起误读，是伟高文品的标记，《红楼梦》经得起库恩的误读。哈罗德·布鲁姆，以至认为误读是文学责备的前提，也是做家在“影响的焦虑”中延续并创造传统的前提。我在那里，只是想阐明，库恩的误读，其实并没有太多涉及对《红楼梦》的艺术评判。

假设我们把翻译也看成文学责备或者比力文学研究的一部门，那么库恩的责备或研究就十分有意思了。一方面，他觉得如许的小说主题与西方小说纷歧样。也就是说，他起首感应了体味的差别。他的说法是：“当人们进一步考虑到中国人具有儒教和释教的社会思惟，具有人道仁爱思惟，具有大慈大悲看世音菩萨的思惟，具有释教和道教的报恩思惟、出生避世思惟、救苦救难思惟、禁欲主义思惟的时候，就一定会提出下面的一个问题：欧洲在精神上可以为如许一个具有上述伦理看念的民族供给什么呢?莫非他们是一群必然要改动崇奉的异教徒吗?假设《红楼梦》德译本能有助于消弭许多过时的成见，促进工具方的彼此理解，那么在那部小说上所破费的气力就不会是白搭的了。”[14]另一方面，他看到了体味的汇通：他的汇通起首是小我体味与《红楼梦》的汇通，因为库恩其实能够称做德国宝玉啊。库恩本人末生未娶，他比卡夫卡还卡夫卡，因为他先后6次舍弃成婚的时机。他说：“我不被任何德国女性所影响，我拔取了特殊的体例，刚强的、勇敢不移地跟随我心中的那颗星。”[15]那颗星指的是什么？我不晓得。《红楼梦》里说，宝玉失意欠亨世务，行为偏远脾气乖张，哪管世人离间。库恩也是，经济失意，不娶不婚，赤条条来往无悬念。也就是说，库恩在《红楼梦》中既看到了他者，又看到自我。他的翻译，既是一种促进工具方文化彼此领会的需要，也是一种小我脾气的抒发。或者说，他是在“他者”文化中傍边找到了“自我”。我觉得，库恩那个译本，十分值得研究：他为什么改写？那种改写，与他本人以及德国受寡是什么关系？我不懂德语，据说他对人物的表面描写，都有相当大的改动，以契合他本人的审美。他是不是让黛玉穿上了裙子呢？是不是连宝玉的宝玉也换成了胸针呢？各人无妨往查一下。总的来说，至少我们都看到了，库恩仍然没有从艺术的角度必定《红楼梦》的奉献。

我们再来看看李辰冬留学的法国对《红楼梦》的评判。我们凡是认为，那是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事实也是如斯。我往年在马赛大学，确实看到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此外国度不克不及比的。我看了高行健研究中心，也到他们的藏书楼看了看。莫言的书，当然翻得很全，良多书是莫言获奖之前就翻译了的。是莫言的法语译者埃诺·杜特莱，领着我们往看的。趁便说一下，杜特莱先生的翻译与葛浩文先生的翻译，两种办法悬殊：一个忠实于原著，一个其实不那么忠实于原著——他都敢删改啊，有时候，不只删改，还要补写呢。余华的《许三看卖血记》英译本，译者为了契合美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城市补写一些段落。翻译家白亚仁先生告诉我，不加上那么一段，美国读者就看不懂。有人掉到井里面了，家里人爬到房顶上喊魂，儿子，醒来醒来。至于怎么从井里捞上来的，余华就不写了。没需要写嘛。但英语读者必然要晓得怎么捞上来的。怎么办？余华又不情愿补写，那就需要赤膊上阵了。白亚仁是研究《聊斋志异》的权势巨子，补写一段文字，仍是轻车熟路的。别笑，那不克不及阐明余华写得欠好，只是因为译者是美国译者，所以他自认为有权利那么做。如今做译介学研究的，对那个情状似乎不太领会。那其实是欧洲翻译家与美国翻译家的区别，美国的翻译家似乎兼具两种身份：一个是译者，一个是编纂。美国的编纂，一个个都把本身看成我们《收获》的编纂，能够对文本停止删改的。你看过索尔·贝娄和厄普代克的相关自述就大白了，他们够大牌了吧？可是编纂拿着他们的稿子，也是铁面无情，六亲不认，手起刀落，尸横遍野。索尔·贝娄是多么人物？海明威、福克纳之后，美国甚至英语世界最伟大的做家，对此也只能双手掩面，捶胸顿足，喊天天不该，喊地地不灵。我觉得，目前处置翻译研究、译介学研究的人，无妨对此做个比力阐发。在我看来，那也属于文学责备范围。我们的责备空间，没有翻开的处所确实还有良多。好了，我们仍是回到马赛的阿谁中心。我对阿谁中心仍是有慨叹的，因为我的书在那里也有陈列，有原著，有差别的译本。我的书，除了德语有再版，法语也有再版，并且卖得还不错。你想啊，像我等藉藉无名之徒，城市引起他们的存眷，阐明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看察是继续停止的。那个工作当然也阐明，如今的跨语际交换，比以前要及时，不需要再等做家死往了。法国最早翻译《红楼梦》的汉学家，喊苏利叶·德·莫朗，他在1924年出书的《中国文学概论》中节译了《红楼梦》的第一回，篇幅为15页，将近两万字，从女娲补天说起，然后说，看了那一回，就可窥一斑就全豹了。那当然是不成能的，故事还没起头呢，石头仍是石头，还没有酿成人呢，石头记还没有起头记呢。尔后几十年间，固然法国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小说，但《红楼梦》的翻译，大都是由留法的中国粹生、学者翻译的片段，也包罗从德译本转译的片段。也就是说，李辰冬写做《红楼梦研究》的时候，法国还没有《红楼梦》的完全译本。法国《红楼梦》的完全译本是什么时候才有的？1981年，译者是1937年就往了法国的李治华先生和他的法国夫人雅歌，他们用27年心血才译完《红楼梦》。那个法译手稿，于2005年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他们为那个译本，写了60页的长序。那个序很值得研究，从比力文学和承受美学的角度往研究。有意思的是，李治华先生在序言里说，他们对《红楼梦》的研究办法，用的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那个译本，在法国卖得很好，首印15000册，后又屡次加印。事实上，到了那个时候，《红楼梦》在法国才被承受。

李辰冬之前，法国对《红楼梦》的评论，最早的是1885年法国做家菲利浦·达利尔在《中国世界》一书中提到的。那个评论也很有意思，有代表性：

一般说来，中国小说属于道德说教类型，小说中功责老是要遭到赏罚，美德老是得到回报，但也有一些极其色情淫秽的小说，还经常配有着色的插图，最时髦的要属《红卧房的梦》一书，它以几百万册计地时髦者。[16]

《红卧房的梦》？对，就是《红楼梦》。趁便填补一下，那个评判，其实不是菲利浦·达利尔的初创，而是沿袭中国人的说法。好比，清代闻名文学家、楹联学家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中提到，“《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17]陈其元在《庸闲斋条记》中说，“淫书以《红楼梦》为最”[18]。陈其元那小我，以博学多见著称，也身世于名门看族，宦游四方，他的门第也是清代兴衰史的缩影。谈到清代的官场，陈其元的名望是极好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他们的实在设法。但就是如许的人，都恨不得把《红楼梦》从世间抹往。当然了，我们也都晓得，《红楼梦》因为被视为淫词小说，在清代确实曾遭到禁毁。禁毁是更好的告白，不由不时髦，那或许也是它在早期在地下时髦的原因。

不外，李辰冬在法国研究《红楼梦》的时候，法国以及欧洲的年轻人倒确实呈现过一次读《红楼梦》的热潮。那与“二战”前夜经济大萧条有关。那场源于美国的大萧条涉及到欧洲，招致大规模的赋闲。那是人类进进现代社会以来，继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在德国，它以至催生了纳粹上台，并最末招致二战发作。在如许的情况中，人们基于现实的危机而催生了一种乌托邦梦想，来自异国异乡的《红楼梦》不测地构成了梦想的载体。青年读者妄想本身生活在一个具有奇异色彩的大看园里，琼浆、美食、美人，谈爱情。要晓得，那些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履历曾经跟曹雪芹很类似，跟小说中描述的人物的生活也有类似之处。花花公子，搞同性恋对得起恋人，不搞同性恋对得起爹妈，食完饭没事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因为没有需要嘛。宝玉家里能够收租子，他们也能够收租子。他们的庄子太得很，半个非洲都是他们法国人的庄子，殖民地嘛。那梦想，在追想中闪现，在想象中呈现；在追想和想象中，他们来到了东方，来到了林黛玉所说的“仙境别尘凡”，贾宝玉所说的“美梦正初长”的大看园，一个纸面上的乌托邦。

而李辰冬的心绪，与法国人则有差别。他刚到法国的时候，“九一八事情”发作，其时的中国政府一起头施行的是不对抗政策。在与西方同窗交换的时候，李辰冬不竭被问到那个问题。法国人说，汗青上游牧民族的小股部落，就把中国干掉了，此次你们更逃不掉了。那让李辰冬深感耻辱。 他在《红楼梦研究》自序中写道：“因为羞耻，因为苦闷，因为本身国度地位的低落，渐渐回想到我国荣耀的古代文化。我想把《红楼梦》介绍给西洋人，意思是我们也有与你们同样伟大的做品。”

（待续）

（来源：《现代做家评论》2023年第1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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