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时自我熟悉的进步和文学的独立使其时的文章更富思惟
假设谈起中国古代的文学，能够说各个期间都有本身独具特色的文学特征和形式，如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说起骈文来，良多人城市存眷里面形式上的对仗，并且到了唐朝时，韩愈因为骈文的不达时宜策动了古文运动，鼎力责备骈文。其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做品，也都有本身的特色。骈文到了韩愈阿谁期间确实已经丧失了生气，但是在其流行的时代，仍是传播下来良多精品，并且即便是在那个时代，其文章也不满是那种形式的。那汉魏六朝时为什么能呈现那种风气的文章呢？
两汉至南北朝散文的开展演变及其特征的构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次要的有两个方面：
自我熟悉的不竭进步，要求本身人格、个性、价值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
原始社会的人们的熟悉程度低下，他们无法理解和掌握本身的存亡祸福，对宇宙间的一切感应神异莫测，于是，产生出种种神话迷信看念：宇宙的一切事物及其运动改变，都是由一个更高的神安放和批示的，他的部属有日月山水、风云雷电等各个方面或各个系统的神。
被天命论统治着的人们，底子不往想人的威严、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自在，他们本色上是神的奴隶。
因为消费力的开展，科学程度的进步，人们收配天然的力量的增长，从春秋期间起头，那种天命论的统治逐步发作了摆荡。
春秋期间闻名的政治家、思惟家子产不信天命，认为天道管不住人事，孔子则对天命和鬼神表达思疑。
到了战国，荀子反天命的思惟出格强烈。恰是在越来越多的人逐步脱节天命论的枷锁，通过本身的力量和活动在越来越大的水平上，掌握了本身命运的汗青前提下，《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的做者们，才大白了在着重记叙严重汗青事务的同时，应表示重要汗青人物活动的事理。
陈胜
从春秋大国争霸、战国七雄相持到秦的同一那一汗青巨变，空前展现出人的活动的浩荡能力。高视阔步的秦王朝很快就被陈涉所点燃的燎原星火烧为灰烬，则再一次展现了人对汗青的浩荡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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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次浩荡的汗青事情，使汉代人遭到极大震动，引起了他们深深的根究。贾谊等人通过对秦朝兴亡原因的切磋和总结，末于熟悉到：秦的兴亡纯属人事，与天道无关，那标记着人们对社会汗青的熟悉到达了一个新的程度。
汉朝的统治者用新的办法来看察世界，在总结秦王朝体味教训的根底上，造定国策，颠末七十年摆布的勤奋，国力空前强大。人们进一步看到了本身的力量和价值，对出息充满了自信心和期看。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大一统”的哲学理论、汉赋的宏伟气焰和高歌腔调、《史记》的浩荡规模，就是其凸起的表示。
《史记》之所以能开崭新的修史编制，也与人们对本身存在价值的新发现有关。先秦的纪年体和国别体史乘的编者们，着重事务论述，而做为纪传体的《史记》则以报酬重，反映了史家看点的改变，起头重视到人的重要汗青感化。
《史记》
同时，先秦史乘很少笔录社会下层人物的活动，而《史记》则为汗青上各个阶级的出色人物都立了传，那也反映出汉代人在很大水平上脱节了天命论的束缚。在国运昌隆的西汉，人们对本身的力量充满自信，逃求事功成为一时的风气。
被鲁迅称为“西汉鸿文”的贾谊、晃谱的政论文、策仲舒的计谋，以至以论述道家思惟面孔呈现的《淮南子》，都无不表示出对立功立业的期看。因而，有北逐匈奴、南平南越、西通西域、东灭朝鲜、开发西南的豪举。
但另一方面，那时的人们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人的价值的，那反映在散文上就表示出写人们的政治活动、政治看点的多，写个别人格和个性的少；议论性的做品多，叙事性的做品少，抒情性的更少，而记叙性的文章中，也是叙事的多，写人的少。
从东汉后期起头，情状渐渐起了改变，记人和抒情的做品增加了。好比，从蔡邕起呈现了很多碑传文，他小我就写了大约40篇，在他以前根本上没有那种体裁。
到了魏晋南北朝，情状就与汉代很纷歧样了。人们从底子上意识到了本身不是为天主而存在，也不是为某种看念或原则而存存的，而是为本身存在的，因而，个别的人、人格和个性应该得到尊重。
竹林七贤
建安曹氏兄弟与竹林七贤等人那种“则连舆，行则接席”的友谊和“觞酌时髦，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文士生活，他们觉得是极有意义的。
“竹林七贤”的无视礼制、放浪形骸和率性自适，也极有价值。例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认为仕进会束缚人的个性和自在，从而断然回绝了山涛（即文中的山巨源，七贤之一）的选举，并公布与之绝交。
他后来遭司马氏集团杀戮，曲光临刑时还索琴弹《广陵散》，可惜乐曲的失传和本身的自在生活的完毕，可见他对人生价值的观点同传统看念的相往甚远。
再如，陶渊明的《闲情赋》固然含有政治拜托，但他用抒发恋情的形式来表达，仍是反映了他的恋爱看。
他在文中，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对意中女子的思慕和逃求的痴情：“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去处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差别。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灭影而躲明……”
像如许无视礼教，无所顾忌地强烈热闹颂扬纯贞固执的恋爱的做品，在两汉文人中是找不到的。
陶渊明
从陶渊明的为人，也能够看出其时人们对人格的重视。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去官回田，躬耕自资；他把官场比做“樊笼”，田园比成自在生活的六合，认为退隐恢复了天然的“量性”，保全了独立的人格，所似他欣喜雀跃，怡然自乐。
《世说新语》里用赞扬的口吻，记叙了魏晋社会上层人物的气量风度，也表白人们对本身价值的新熟悉，例如《德性》篇里写道：“阮光禄在刻，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日：‘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那则故事阐明，那时的人，以本身的思惟道德被他人领会相信为乐，以不被人领会相信为忧的思惟。
还有如《言语》篇里的：“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认为处置中郎。因问喜日：‘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日：‘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
司马师
那个故事则赞誉婉言不隐、不媚显贵的言语，两则故事都反映出其时的人们对人格独立的尊重和个性自在的必定。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人的又一次醒觉，其重要标记就是对人道、人格和个性的价值的自我意识，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描写、表示和颂扬人格威严、人道崇高和个性自在的做品大量呈现。
文学逐步脱节了经学的掌握，起头成为一种独立的、有益于社会和人生的精神劳动事业，改动了人们的文学看念
“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辈》，但那里的“文学”是指学术、学问或文物轨制，与今天所谓文学的概念相差甚远。
到了汉代，人们则用“学”或“学术”来称先秦的学术和文献，即先秦人所称的文学，而以“文”或“文章”称文学之文。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汉之得人于兹为胜，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量曲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其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风趣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墨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往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成胜纪。是以兴造功业，轨制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肖看之、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
汉代固然从理论上起头将文学和非文学加以区分，但从创做理论来看，除了诗歌和辞赋，散文还很难分清哪些是文学做品，哪些长短文学做品。
《新序》
例如《史记》的人物列传，虽说可视为列传文学做品，但它事实又是汗青散文；又如刘向的《新序》、《说苑》本是汗青故事的纂辑，可有的故事又可说是寓言文学，此中的《叶公好龙》一篇就很典型。
到了魏晋南北朝，不论是在理论上或创做理论上，文学和非文学的边界都分得比力清晰了。
那时人们将有豪情、有文摘、有韵律的做品称为“文”，将无情、无摘、无韵的做品称做“笔”，将说理阐述性的做品称为“论”。
例如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末玉、枚乘、长卿之徒，行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克不及通其理省，谓之学。至于未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眷恋哀思者谓之文。而学者率多未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量于心用。学者不克不及定礼乐之长短，辩经教之目标，徒能扬榷媒介，抵掌多识，然而挹源之流，亦足宝贵。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慧，笔端罢了。至如文省，惟须绮榖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摆。”
以上言论足够表白，其时的人关于文学和非文学的概念离我们今人的理解已经不太远了。
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由萧统组织编选的《昭明文选》就是根据文笔画分的理论来选文的，它将文章划出经、史、子书之外，以标明文学做品是另一类。
《文心雕龙》
刘勰的《文心雕龙》以《明诗》、《乐府》、《诧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讔》、《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的次序名篇，显然是把《谐讔》以前的体裁列为“文”的一类，以后的列为“笔”一类的。
此时，人们不只区分了“文”和“笔”，并且起头对各类体裁特征和创做要求停止研究。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就将文章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指出：“奏议谊雅，书论谊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体裁差别，创做要领各别。
从人们对文学功用熟悉的开展改变，能够理解到两汉至南北朝文学面孔发作改变的原因。
先秦儒家文学看的总特征是尚量重道，重视功利和适用，以尚文为手段，致用为目标。到了汉代，司马迁则提出“发奋著书”的理论，强调创做中豪情的重要性，但那种看点在其时其实不占次要地位，统治文坛的仍然是讲功利的文学看。
《毛诗序》说诗是用来“经夫妇、成贡献、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是停止政教的东西。
到了王充那里，文学看则有所朝上进步，他在《论衡·书解》说：“人无文则为朴人。土山无鹿麋，泻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既而又在《论衡·自征》中填补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
王充
他的高明处是在倡议尚用的同时主张尚文，两者并重；但他的“用”仍是没有越出儒家“厚人伦，美教化’的范畴。
可见，两汉的文艺思惟虽比先秦有所朝上进步，但并未从总体上打破先秦的框架格局。因而，那期间的散文根本上仍是“量木无文”的尚用文字，引发文学理论实正飞跃的是魏晋南北朝。
曹丕就在《典论·论文》中，以响亮的声音公布：“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行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限。”
意思就是，他所认为的文章，不但指那些“助人伦、成教化”的载道之文，也包罗了所谓虫篆之技的辞赋和离政教大旨甚远的抒情写景文章。
他把写文章说成是治国的大业、千古不朽的盛事，其地位至少不在经学之下，那阐明在建安时代做家的心中，文学是独立于经学之外的一项有益于国度、社会和人生的事业。
到南北朝，宋文帝立四学，即他正式将文学与儒学、形而上学、史学并列，标记着文学的独立性已得到国度的承认。
在人的价值和文的价值从头发现的社会汗青前提下，做家们有意识地、自觉地、大量地创做出写人道、人格、人的各方面生活和思惟豪情的散文做品就是一定的了。
当然，两汉至南北朝散文开展的构成，还对汗青上文学创做体味的积存和艺术身手的继续与开展，也有着极大的关系。
那个是普适性原理，适用于对任何文学艺术，甚至于任何文明开展过程的摸索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