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馆学术专栏——馆长品读 | 《海上篆刻名做赏析》（明清一）

馆长品读

《海上篆刻名做赏析》

印

今日起，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官方微信平台将推出“馆长品读——《海上篆刻名做赏析》”新系列。

此系列中将拔取56枚明清以来海上印坛具有代表性的篆刻家做品，由上海韩天衡美术馆馆长张炜羽先生带您细细品读，从各家的小我履历、做品取法与风气、对后世影响等多方位停止阐发和鉴赏，以期管中窥豹，对海上篆刻艺术开展有进一步的熟悉。

本期将推出《海上篆刻名做赏析》（明清一），欢送继续存眷！

明 代 做 品

1

回昌世-开门堪叹事还生

晚明艺坛名流风流，他们恃才孤傲，任情自适，逃求别致文雅的生活。此时新兴的篆刻已是名流闲情艺术生活中的一部门，成为彰显其风流本质的绝佳载体。此中以博学多能，集诗文、书画、篆刻诸艺于一身的回昌世与李流芳为代表。

回昌世为江苏昆山人，居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其祖父就是被誉为“明文第一”的闻名文学家回有光。回昌世诗文得家法，却屡困科场，襟抱不开，养成了他阔疏落拓的性格。因不善生计，经常日高醒卧，以致家中床头金尽，饔飧不继，其贤妻“典衣易粟，不使文休知”。甲申（1644）明亡，回昌世行歌野哭，切齿痛恨，越年病故。回昌世善草书，精绘墨竹，所做“枝叶清丽，逗雨舞风”，神趣横溢，深得宋元遗意。关于治印，他倡导“性灵说”，称：“做印不徒学前人面目，而在探其源。源则做者性灵也。性灵出，而法亦生，神亦偕焉。”将印章风气视为小我性灵的外化。

“开门堪叹事还生”为回昌世所造，曾著录于张灏《学山堂印谱》，原石有顶款“休”字。该印规划工整天然，线条圆转刚毅，气息明朗雅正，为典型的明代文人雅妍风气。墨简在《印经》中曾首开纪录地提出了篆刻门户的概念，并把“璩元玙、陈居一、李长蘅、徐仲和、回文休暨三吴名流所习”，皆回进文彭的“三桥派”。因文彭传世原石极罕，“三桥派”仿汉白文印风气，能够参考文彭书画印记和张灏《承清馆印谱》中与文彭同期印人的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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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昌世所造除部门取法文彭之外，不为其束缚，表示出积极摸索的精神。若有取径宋元雅静秀丽一路的“负雅志于高云”元白文印，气焰兴盛的“依隐玩世”两汉白文印，以及模仿六朝铸造白文形式，并在线条间增加铜锈般块面的“君子有常体”等。而像意态温穆静和的“开门堪叹事还生”一路白文印，在张灏《承清馆印谱》、《学山堂印谱》中占有较大比例，边款若不签名，较难辨认做者。而像回昌世一类文人篆刻家，将刻印视为大雅、自适生活的内容之一，未有留名印史的念头，故而在自娱中不签名款是常见的事，为后人疏理研究明末篆刻带来不成逃索的缺失。至于“开门堪叹事还生”与上海博物馆另躲的回昌世“零落壶中天”，均属“休”单刀楷书款，到底是躲家为区分做者所留下的识别文字，仍是由回昌世自署，有待进一步考证。

2

李流芳-山泽之臞

李流芳本籍安徽歙县，后定居嘉定南翔（今属上海）。万历三十四年（1606）中举，后进京应试，屡试失意。天启二年（1622）后金攻下辽东广宁，朝野震动，李流芳闻讯即弃考返乡，绝意仕进。性好江南山川，尤爱西湖，绘画也以山川居多。董其昌赞其画为“其人千古，其技千古”，赐与极高的评判。与程嘉燧、唐时升、娄坚各以诗文书画蜚声国内，人称“嘉定四先生”。

李流芳性耽印艺，曾回忆说：“余少年游戏此道，偕吾友文休竞相模仿，往往相对，酒阑茶罢，词讼之声，扎扎不已，或自得喊啸，互相标目，前无前人。”给人描画了一幅狂狷自现、乐不成收的生动激荡排场。万历进士王志坚在《承清馆印谱》题跋中称:“方余弱冠时，文休、长蘅与余天天，开卷之外，颇以篆刻自娱。长蘅不择石，倒霉刀，不配字画，信手勒成，天机独妙。文休悉反是，而其位置之精，神骨之奇，长蘅谢弗及也。两君不时做，或食顷可得十馀。喜怒醒醒，阴晴冷暑，无非印也。每三人相对，樽酒在左，印床在右，遇所赏连举数大白（大酒杯）绝喊不已，见者无不认为痴，而三人自如也。”其实那也是对明末整个文人圈好印成癖的一个实在写照。

李流芳篆刻原做传播无多，上海博物馆珍躲有“秋颜进晓镜，壮发凋危冠”白文印，方往疾《明清篆刻门户印谱》中收录的“山泽之臞”与“每蒙天一笑”，均出自张灏的《承清馆印谱》。“山泽之臞”取回文印形式，虽以两汉为回，而在章法上极尽巧思。不只“山”、“之”二字讲究疏密对角唤应，“泽”字“氵”旁和“臞”字“月”旁也施以简约篆法，并别离与右部拉开间隔，使一字之中也产生虚实改变，更与“山”、“之”相协调。全印线条古朴率实，不计工拙，章法特殊，高情远韵，动听心目。

从传世的篆刻做品来赏识，李流芳印做的古拙率实，与回昌世的渊雅工稳构成比照，那无不与他们精心配篆和信手勒成的各自创做做风相关。明末姜绍书所著《韵石斋笔谈》中对回昌世、李流芳做了很高评判，谓：“李长蘅、回文休以吐凤之才，擅雕虫之技，银钩屈曲，施诸符信，典雅纵横。”李流芳、回昌世寄情艺文，好古成癖，情趣文雅，他们因印而狂，因印逍远，兴来操刀，怡然自乐，以石言志，以印寄怀，也没必要像职业印人那样为生计四处驰驱，游艺八方。他们是晚明典型的名流类篆刻家。

3

汪 关-王氏逊之

汪关为安徽歙县人，四十岁前后于苏州偶得一枚汉代龟钮铜印“汪关”，古锈斑斓，为汉私印中之精品，欣喜若狂，遂改名为“关”，并问字于书画篆刻家李流芳。李流芳根据西周函谷关令尹喜的典故与《关尹子》书名，为他取字“尹子”。汪关又颜其室为“宝印斋”，珍爱之情昭然可见。

汪关早年家境殷实，迷恋于“吹台酒垆，一掷令媛”。又酷好古文奇字，收躲金玉、玛瑙、铜印不下二百余方，枚举案几，不时摩挲把玩，先民典型，了然于胸。不意汪关家庭后遭厄祸，不能不离乡背井，凭刻印一技之长，从悠闲温馨的富家子弟沉溺堕落为靠一艺糊口的手工艺者，加进了职业印人的行列，混迹于江南士医生之间。汪关一度流寓娄东（今江苏太仓），并游艺于苏州、昆山、嘉定、松江、上海、阳羡等地。汪关精纯典雅，富有书卷气息的印风，与其时士医生的审美原则与情趣相契合。江南名流、书画家如陈继儒、董其昌、文震孟、李流芳、程嘉燧、冯时可、回昌世、钱谦益、毛晋、王时敏、吴伟业等用印皆出其手。万历四十二年（1614），汪关以自躲古玺印与自刻印辑为《宝印斋印式》，嘉命名士娄坚与李流芳为之撰写序跋，死力揄扬。

“王氏逊之”仿两汉玉印，篆法精整，章法工稳，用刀细腻，线条匀落顺畅，风神婉约。因印文三疏一密，印面较大，按一般篆法做玉印风气，留红占地过多，反衬线条会过弱，章法也有松懈感。在此汪关极具巧思，特将“之”字摆布两笔做圆转盘旋，“王”字最下横画也上翘折叠，与之唤应，既填补了空间，留红朋分后的块面形态也生动多样，此印留红夺目，线条如新剑发于硎，神摘奕奕，不愧为汪关濯古开今之力做。

清 代 做 品

4

陈 鍊-带书傍月自锄畦

陈鍊原籍福建同安，后流寓华亭（今属上海松江），今回进海上印人。能诗善书，习怀素，又喜钟鼎文，所做高古奇雅，章法绝妙，自得者被世人认为已超越金农。陈鍊自谓“予自髫年喜学篆刻，至无疵，即自认为能，其实于印学十无一得。后每看古印、古字画及前人论书画家用笔、用墨之法，稍有所悟。”其早期曾得明代墨简印谱，力摹其法。后获交大躲家汪启淑，看其家躲秦汉铜印数千钮，专心覃研，眼界大开，刀法、章法顿改旧看。刻印辑有《超然楼印赏》、《秋水园印谱》、《属云楼印谱》等数种，另撰有《印说》、《印言》，所论要言不烦，多可借鉴。陈鍊是一位艺术与理论兼善的印人。惜因羸弱多病，四十余岁即往世。

我国印学史上如雷贯耳的巨造《飞鸿堂印谱》，是由闻名印章鉴赏家与印学家汪启淑编纂，在颠末了三十多年艰苦、漫长的搜集、编录与钤拓工做，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汪氏四十八岁时，末于辑成《飞鸿堂印谱》五集四十卷二十册。该谱共收录石量印做近三千五百枚，印人达三百六十余位，集清代乾隆期间印家、印做之大成，足够反映出清代中期印坛的艺术风貌。

陈鍊印做深获汪启淑之喜爱，《飞鸿堂印谱》收录陈印逾百钮。“带书傍月自锄畦”即为此中之一。该印曲逃汉人，取缪篆及满白文形式，铮铮铁骨，彰显出汉家的浩荡气象。章法上，在充沛中力图改变。如“带”字独占一行，五笔长竖上下贯串，多处的班驳使本来平行易呆板的线条形态各别，逼边的几段残缺不管是部位、长短皆极尽巧思。“书傍月”、“自锄畦”线条间横竖差别的线条与留红，与“带”字的长竖留红之间产生了错综多变的唤应、比照。全印之妙还在于随缘生气，清劲骏迈，又不失浑厚的切刀法，功力不在西泠诸子之下，使印做“如汉廷老吏，字挟风霜”，气局更为醇厚朴茂。

5

李德光-通塞有时 难与命言

李德光为华亭人（今属上海松江），幼时家境优渥，锐意功名，但屡困场屋，遂绝意朝上进步，不问家事消费，整天纵酒为乐，以致家道中落。乾隆二十五年（1760），家乡遭灾，困顿殊甚，李德光将家财抵与债主后，只身浪迹浙中，因爱西湖之胜，解榻四圣庵，不料相逢丁敬，引为莫逆交。丁亲爱其印艺，将其选举给飞鸿堂汪启淑，使李德光遍览汪氏所躲古印与古旧印谱，并与汪氏昕夕讨论，身手日进。遵汪氏之属，频频为其奏技。却因性格孤洁傲兀，不容易亲近，汪启淑虽广为延誉，但赏音落落。一年后回回故乡，授徒之余，日游醒乡，晚年愈侘傺无聊，竟穷困而死。

《飞鸿堂印谱》收录李德光印做百余方，“通塞有时难与命言”为其代表做之一。当初丁敬将李德光频频选举给汪启淑时，是因为“极赏其刀法苍秀”，汪氏也推崇“其镌玉章，与牙石无异，不崇朝辄成一纽，腕力最猛”。可见李德光丁壮时不管何种印材，刻造既速又工。“通塞有时难与命言”八字印取汉魏九字印形式，李德光特将“塞”字上下两部门拆，形成错视的效果，以起到三列印文均匀分配的效果，与其较为平整的规划相协调。而此印更佳之处不在于规划与篆法，而在于其碎切刀法。丁敬以“苍秀”二字称誉之，李德光应受之无愧。看是印生辣拙涩、率意自若、波磔清楚的线条，给人以曲爽淋漓、妙趣横生之美感。“通塞有时难与命言”一印，实为同期西泠前四家之外的优良切刀做品。

要知汪启淑遍邀并世名印家创做时，浙派开山祖师丁敬刚刚兴起，其印风气未时髦，黄易、蒋仁也初出茅庐，未能在印坛产生影响。但综看《飞鸿堂印谱》，不乏善用短刀碎切法的印做与印人。从李德光“通塞有时难与命言”诸印可见，切刀法自明代墨简始，传至清代乾隆印坛，能娴熟掌握冲、切两种刀法的大有人在。浙派能最末构成一个独具地区门户特征的先辈群体，是丁敬一脉摘取单打一的手法，不竭摸索中觅觅打破口，最末将碎切刀法停止不竭提炼，趋于精熟，并首创出一种合适于切刀运刀的篆法系统。颠末蒋仁、黄易、奚冈及西泠后四家的不竭改进、提纯，傲立于清代印坛。而李德光诸子，冲切兼善，惜未能深进开挖切刀的表示形式，非才能不逮，而是意识问题。李德光“只缘身在此山中”，错过了那一汗青机遇，只停留在飞鸿堂印人时髦的审美阶段。

6

吴 钧-著我白云堆里 安知不是仙人

吴钧为江苏华亭（今属上海松江）人，也是诗人吴六益之玄孙。因性格孤介，恬澹名利，但癖好赋诗，肆力于汉魏，力超六朝，尤工乐府。工隶书，所做苍劲秀润。刻印专师何震，被誉为“虽吴亦步（吴迥）、苏尔宣（苏宣）未之或先”。曾携汪启淑同游黄山，常常为其治印，汪氏得其印甚夥。收录于《飞鸿堂印谱》达八十余钮，“著我白云堆里，安知不是仙人”为其一。

该印文出自南宋闻名词人张炎的《风进松·酌惠山川》。十二个印文安放为三行，每行四字，机缘巧合的是每一行印文的横向笔划均在十七至十八画之间，预示着此印章法中一般不会闪现大起大落的现象。而笔划排叠、规划平稳的印做会随便趋于呆板。在此吴钧以常规、端方的汉缪篆法为之，先得印之做正大气象，并运用娴熟的碎切刀法，使原先填满印面的线条中产生了许多形态各别的留红条块，破解了因整饬可能带来的臃塞。汪启淑谓吴钧刻印“专师何震”，何震印做冲、切皆擅，以猛利、酣畅见长。吴钧是印中许多线端锋棱显露，使线条在凝练古拙中增添了劲健利落之美，可谓融通何震神理之佼佼者。

吴钧诗书传家，又工诗善刻，为典型的文人篆刻家。但因其性格慎默，独行介节，不为苟诡随取容于当世，又不屑为科举之学，唯闭户读书，以致家境困顿，冷爨无烟，也安然掉臂。而像吴钧那样穷困失意，做品不为人重的优良印人，在汪启淑《飞鸿堂印人传》中占了一大部门。

7

张 梓-赏花垂钓

张梓号瞻园，上海县人，活动于清乾隆年间。工诗古文，熟知岐黄、堪舆之术。隶书学《曹全碑》。究心大、小篆，尤嗜铁笔。篆刻初从同邑沈学之，又师法明代王梧林、回昌世。做品气息平允，文秀肃静严厉。辑有《印宗》。

“赏花垂钓”为张梓所刻六面印中的一面，其他别离为仿效汉白文印“张梓私印”、仿玉印“东皋草堂”、带框白文印“惜荫书屋”和有晚明遗风的白文印“倚浦楼”、“瞻园”，集姓名、字号、斋馆、闲语印为一石之中，一印多用，风气多样。

六面印时髦于魏晋期间，一般在正方形铜量印体上有一带穿孔的印鼻，呈凸字形。底面、四面及顶部六面刻字，汇姓名、表字与书柬印记于一体。多面印开展至北朝，以至呈现了“独狐信”八棱十八面印，增加了官衔、爵位等，令人叹为看行。或许受汉魏两面印、六面印的影响，明清印人足够开挖印石的利用、把玩功用，创做了诸多六面印及三套印、四套印，在清代早中期尤为风行。

张梓的“赏花垂钓”宗法晚明何震、梁袠等诸子，篆法闲静秀润，线条圆劲停匀，规划字字独立，不尚交叉，疏密一任天然，也为清初印风情况的表现。此时浙派尚未鼓起，印坛仍以逃摹秦汉、宋元古典为时髦，而此类古典印，已参进明人演化后的审美兴趣。“赏花垂钓”与文彭的“琴罢依松玩鹤”、何震的“听鹂深处”、“云中白鹤”等不异，无不展示文人寄情于天然田园、山川之逸境与梦想。

8

瞿中溶-郭麐祥伯氏印

乾嘉期间金石考据之风昌隆，秦汉玺印做为史学与古文字学重要的研究材料来源，天然也引起学者们的存眷，起头动手将玺印文字的考释与历代职官、舆地志书互相印证，小中见大，以印论史，硕果累累。此中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瞿中溶是那一学术论证法的先行者，编写的《集古官印考证》是明清以来对古代官印加以厘订考证的第一部著做，在印学史上有着开山之功。

瞿中溶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亦是乾嘉闻名金石家钱大昕女婿。《集古官印考证》十七卷收官印九百馀钮，对此中所包罗的形造、名称、文字、官造、舆地沿革等信息停止阐发，不只有补野史之阙者，“于历代文字之变动，与夫轨制之因革，皆可一览而知”，“足为读史者考镜之资”，对后来古印史料考证之学具有开辟意义。晚清闻名印学家吴式芬、陈介祺的《封泥考略》，吴云的《二百兰亭斋古印考躲》、《两罍轩印考漫存》等皆效仿《集古官印考证》编制并加以开展。

瞿中溶擅绘画，花卉师法陈淳、徐渭。行楷书宗六朝，得苍劲古朴之意趣。工刻印，以师法浙派与两汉，对己做颇见诩，尝自称：“白文不如陈鸿寿，白文则过之。”“郭麐祥伯氏印”做于嘉庆六年（1801），瞿中溶时年三十三岁，印主为吴江名流郭麐。郭麐比瞿中溶年长两岁，其时瞿中溶闻郭氏大名已久，惜未能了解订交。正好有一位嗜印的友人埙甫兄在金陵碰见郭麐，知瞿中溶善篆刻，便毛遂自荐地取出一方青田石请瞿中溶为郭麐做印，并戏谑道“做印酷似曼生（陈鸿寿），爱曼生不克不及不爱苌生（瞿中溶）耳。”令瞿中溶心花怒放，欣然操刀。

该印以满白文为之，章法茂盛浑成，切刀精隽委婉，线条醇厚古拙，实与陈鸿寿的豪放英爽、跌宕苍浑有别。十余年后郭麐曾为陈鸿寿《种榆仙馆印谱》做引，称：“余尝谓翰墨之事，有心知之而手不赴者；有心知之、手赴之而无所余于手之外，则究亦无所得于心之中。此其动静甚微，而不成以言传，索解人綦难矣。”瞿中溶眼界甚高，惜其传世印做较罕，不知也擅刻浙派一路的郭麐收到瞿印后，会做若何的评判？

原文载上海书画出书社《上海千年书法图史·篆刻卷》，2020年版。

做者简介

张炜羽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西泠印社理事、上海韩天衡美术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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