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平 | 《王世贞全集 · 媒介》（一）

王世贞（一五二六—一五九〇 ），字符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明代南曲隶苏州府太仓州人，山东琅琊王氏后嗣 。

嘉靖二十六年（ 一五四七 ）进士，除刑部主事，历郎中，出山东副使，补大名兵备，历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进太仆寺卿，以右副都御史抚郧阳，

迁行大理寺卿，历应天府尹、南京刑部侍郎，改兵部，进刑部尚书，卒赠 太子少保 。

王世贞生于名门看族，少有轶才，博闻强记，弱冠登朝，“异才博学，横絶一世”（王锡爵《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世贞神道碑》），气高志远，本欲

承袭光大前辈功业，建骇世勋绩。

然其脾气刚曲，忤逆显贵，仕途屡受阻。因其父遭严嵩谗谄而下狱，王世贞救父而挂印、驰驱、乞怜，末未果，政治抱负几尽破灭。

虽然历次履职，表示出理刑、统兵、治民的卓著才气，首辅徐阶、张居正曾有委以重任之意，也末难从头唤起其心中的政治热情。

一生时宦时隐，笔耕不辍，潜心于经子佛道与文史乘画诸学，成影响一个时代学风、文风的人。

王世贞温文儒雅，仁厚笃孝，人或以乃安分守纪的儒者，实不尽然。他“性慧气刚”（陈继儒《眉公见闻録》），外柔恭而内狂曲。

柔似春风，温雅亲民，好义乐施，惠泽苍生，德被乡里。恭则处下，虚怀若谷，奖掖后进，扶弱助微，彬彬然一代谦逊长者。

然其心里顽强实率，不平于势，不从显贵求功名，不庇于人，博摘前贤而剥皮求核；脾气狂曲，“鞭笞千古，掊击现代”（谈迁《国榷》卷七十五），笔笔

见血，不管圣贤尊贵，掉臂伴侣人情。

柔恭易人推崇拥护，狂曲难免遭人忌恨。拥护、忌恨伴其坎坷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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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学问浩瀚澎湃，然窥其底子价值，或能够博、实、实、变四字笼括之。

《国榷》

“博”指才高学博，表示博躲、博览、博记、广博、博才、博文。

世贞躲书数万卷，过目不忘，通贯经子、两躲，博综史实，谙熟掌故，著作富赡而遍行全国。

精熟文之法，深见高见，善窥好坏，宏博高华，一代之冠，“后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无论广续诸子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弇州山人

四部稿》《续稿》概要）。

遂推促晚明博学之风，进而使学风由明之博杂而走向清之博专。其博学之长更凸显于文学，才高气盈，诗文词赋无体不做，曲稗说评，无不染指，文学至世

贞“富而大”（屠隆《论诗文》）。

诗歌七千多首，而尤长于拟古乐府、歌行、七言律、五言絶句；散文万余篇，序跋、传志、书牍之做，有明一代之翘楚。既有豪宕雄壮之风，又有清丽深婉

之韵，表现出他发性灵、求高格，讲法度而任天然的文论主张，代表了七子派和明代后期文学创做的实绩。

文论承袭诸子而生新变：以“捃拾宜博”补“师匠宜高”（《艺苑巵言一》）；继续前人而扬弃模仿俗格；主张情欲源，性灵第一；重体格腔调、兴象风

神，尤尚妙悟化境，将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体裁、体裁与受体、体裁与前体裁诸关系较好地调接。

中国诗学系统内诸元素及其以情、法、境为核心的构造，至王世贞已大致构成，其后公安、竟陵、性灵诸派，神韵、风格、肌理诸说，在那一构造内或因某

一端而偏胜，或就某一枝而细化，或在诸元素间纠补调剂。那些皆得力于他的博学与卓著才识。

“实”指斥虚务实，务求经世致用。王世贞务实多显于史学范畴，他本欲效司马迁，撰写《明史》，故广备史料，史学著作多至数百卷，尤以考证见长。其

史述不虚美，不隐恶，惟务实，多定评，成清史撰写者的重要参考。

其“六合间无非史罢了”（同上）的大史学看，以功业评人的经世致用的史评看，国史、家史、别史互补的史体看，《弇山堂别集》等所创之“别集”体、

“典故史料”体，以及所开啓的诸多专题史等，也后人所摘纳，遂有“一代史迁”（徐中行《奉王元美》）之誉。

“实”即逃求人道、事理的本实。其求实多见于经学、子学。世贞是位以经学、子学、佛学、道学之思惟而思辨学术和社会问题的学者，并未倾力于理论创

建。

末其一生无一部专门治经之做，故治思惟史者多不存眷。然而，他却是位挺拔独行的愚人。

他对经子与佛道二躲责备的斗胆、犀利、深切，多此前学者所不及，可谓走在明朝深思潮水前沿的人。

其反对以理灭欲和以欲灭理，主张“欲即理”、“理即治”（《剳记内篇》）的理欲同源合一说。认心学蹈空，理学失实，原始儒学不切于用，而求实、求

实、致用其价值看的核心，在明代思惟史上独树一帜。

“变”指王世贞守正求变思惟。其思惟是阳明心学与前人文史看念相杂揉而别出之的成果，具有聚集性、朝上进步性与求变特量。其新变约而言之有六：

其一，以阳明心学合成前代诗学看，在剥离宋代办署理学过程中求新，完成了由源于道、办事于道的道法看文论向源于情、办事于情的情法看文论的汗青性转

型。

其二，以博学实学弥补心学的空疏，与杨慎等引领了了明代博学和考据、致用学风，从而开清初务实致用学风之先河。

其三，其诗学前代之集大成，发性灵、求高格，讲诗法而任天然，构成融性灵、神韵于风格的诗学系统。

其后诸诗学门户皆有王世贞文学看的影子，或偏执而新，或精巧而异，或僻而曲致。

其四，王世贞的史学看、史体看、撰写编制新变，推进了明清史学的开展和家史、典故史体的昌隆。

其五，他既是诗文家又是学问家，实文人与学人之诗文集于一身而影响后世的代表。

其六，世贞较早创做大量拟乐府民歌，间涉小说、戏曲，考证民间风俗，较早推进明代后期俗文学和大众文学的昌隆，因其位高垂青，对明清之际社会风向

的改变有着不成替代的感化。

纵看之，王世贞以博基，以实骨，以变脉，以实魂，四者交融，守正求新，成承前啓后的重要标帜。

《艺苑卮言》

文人相轻，明代尤甚。纵看有明一代文坛名家，几无不被訾议者，地位愈高，影响愈大，则被指责愈烈。

王世贞因“七子”而成名，又受“七子”之累；因位高而标举，又因位高而遭忌。其本身也有瑕疵，“虚憍恃气”，“自命太高”（《四库全书总目》卷一

百七十二《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概要），持论尚奇，出言太曲；又病在求全喜多，以非全不克不及成其大；下笔多凭记忆，应酬翰墨过多。

大而全有珍珠美玉，易被人摘撷，也易粗杂，贻生齿实。且坏名望比好名望更具有传布力，何况明末不乏党同伐异、抑人扬己者，于是构成一些误导与误

读。

本七子派之转换风气者，却被目不外傍人门户罢了；本主张学汉唐之高格、写出实情得法的上乘佳做而开发文学新时代，却被视不识诗文之代变的刻船求

剑；本举世递相摹仿王世贞的世俗陋习，却转嫁至厌恶抄袭的王世贞身上。

回有光所言“妄庸巨子”本指北方“二李”，却误导回有光的至亲王世贞；将王世贞对回有光的委婉责备，诬捏王氏“推服”回有光，其实不遗余力张扬“妄

庸”说。

所谓“老年自悔”，乃操纵老年心态改变做文章，将王世贞懊悔《巵言》“长短古今”得功人的做法，曲解否认早年文学看。而出于钱谦益、艾南英之手的

那类误导，经《列朝诗集》《明史》《四库全书总目》和近现代呈现的中国文学史做品的传布，进一步播扬彰显。

而世贞躲于巨帙“两稿”中的上乘佳做又久被尘埋，不曾典范化，识者日微。

此种倾向，近些年跟着对复古派研究的深进正悄悄改动，新见日多，然间隔实在的王世贞另有间隔。王世贞不失文学史学开展至明代嘉、万期间的一位集大

成者，一位转换风气的人，一座鲜明屹立的山岳，一座尚未被完全发掘的文化宝躲。

王世贞画像

一

王世贞是七子派理论与创做的集大成者，故论及王世贞，不克不及分开七子派。

七子派意在纠正宋学眼界狭隘及理学关于人们思惟精神的禁锢，逃求文化的解放。一方面用古学代替宋学，“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李梦阳《论学上

篇》），开辟学人的文化视阈，用古学之博与实，隔绝距离明代与宋代办署理学间的联络；

另一方面存眷焦点内移，移向诗学体裁内部创做的艺术形式，“谛情、探调、研思、察气”（李梦阳《林公诗序》），逃求前人创做中具有普适性的法例范

式，促成文学与道统的脱钩，实现文学的独立。

然而，七子派本身存在着难以处理的三大矛盾。

一是复古与求新的矛盾。 其古学的底子性量是借复古以求新，复古是路子，求新是目标。然而关于大大都七子成员 说 来，复古多于求新。

二是性灵与风格的矛盾。古学者一方面要表示人的实脾气，一方面需严厉遵照前人做诗的风格法度，然后者—— 觅觅前人创做的风格范式是古学派行的

逻辑起点 ，故必置之首位， 那一定成他们创做的封裹 、铁镣，影响实情的天然抒发。 于是以抒发实情第一位，仍是以进修前人诗法第一位，便成前后七子

诗论中未能处理好的矛盾。

三是古学派诗文创做成就未能到达其理论的 “高格”。 他们在进修前人创做字法、句法、篇法、体格、腔调等法例、范式方面确实有了较猛进取，然

而 艺术创做既需要掌握内在的普适性规则 ，更需要具有个性化的创造力。

前后七子总体说来因受限造太多，才思不敷以把握其理论 ，从而构成创做弱于理论的现象。

王世贞承接七子派主张，却不尽庇于七子，而因其才高博学、胆识过人，故在继续中多有新变，成在侍从中开辟而转移风气者，成较好处理七子派上述三大

矛盾的推进者。

王世贞文学看念的新变表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以“捃拾宜博”补“师匠宜高”的拘狭，拓宽了复古承袭的范畴。王世贞在以秦汉文、汉魏古诗与盛唐近体诗宗的根底上，提出“摘”“用”的新看

念，即“师匠宜高，捃拾宜博”（《艺苑巵言一》）。

所谓“师”，指以秦之前与西汉的典范散文和汉魏古诗、盛唐近体诗的典范做品宗法的样板。

所谓“捃拾”“摘”“用”，指对样板之外的诗文，则广搜博拾以我写做之“用”，不管时代，不管凹凸。“代不克不及废人，人不克不及废篇，篇不克不及废句”，犹

如“医师不以参苓而捐溲勃，大官不以八珍而捐胡禄障泥，能善用之也”（王世贞《宋诗选序》）。

关于苏轼之文，王世贞认“虽不克不及吾式，而亦足以吾用”（《苏长公外纪序》）。

中唐的白居易、宋代的“欧、梅、苏、黄”，元、明诸多名家，无不“以彼我”用。

如是，既不违犯七子派以《左传》《史记》、李白、杜甫诗古典标竿的目标，又改变了七子派西京以下文、开元、天宝以下诗束之不看的弊端，突破七子派

创始之初的藩篱，极大地拓展了复古派进修继续前代优良诗文的范畴。此意义不成小觑。

二是倡情欲源和性灵第一，成立起以情法关系核心的情法文论，代替做支流的道统文论，完成了中国文论主调的汗青性转换。

王世贞反对明初台阁体的道统论，力图割断文学与宋代办署理学的关系。他比七子派诸人更进一步的处所，是在哲学上提出情欲源说，情欲不但是文学之源，而

且是道学之源，即儒家之道与文学同源于情欲，从而脱节了文关于道的依靠，改换了文学的理论基石。

生人之用，皆七情也，道何之乎？舍七情奚托焉！圣人顺焉而立道，释氏逆焉而立性；贤者勉焉而就则，不肖者任焉而忘本。夫父子生于欲者也，君臣生于

利者也，奈之何其逆而销之也。

夫妇之间，一情欲感耳！圣人以之立纲陈纪，配六合焉。

（《札记内篇》）

“情欲”既然生成“道”的根源，“圣人顺焉而立道”，“圣人以之立纲陈纪”，文学与道同源之于情欲，又何必再讲“道”关于“文”的决定感化，文何

必“致道”“贯道”“载道”“明道”，做“道”的东西了呢。

那种以情欲源代替以道源的文学看，完全改动了历代复古运动使文学重回道统的标的目的，其意义非同小可。

与此情欲源论相联络，王世贞继而提出了将性灵放在第一位的风格式性灵说。

那种性灵说有些是在责备别人诗文时借别人语发之，有些是间接说出本身的文学主张。

他认抒发性灵是文学创做的目标，“诗以陶写性灵、抒纪志事罢了”（《题刘松年大历十才子图》）。

“匠心缔而发性灵”（《封侍御若虚甜先生六十寿序》），与做诗之法、“色象雕绘”比力起来，写出实情、实性灵则更重要，性灵是一首诗的灵魂，“搜

刿心腑，冥通于性灵”（《余德甫先生诗集序》）。

既然是做诗之魂，那天然是放在第一位的，体格腔调、色象雕绘则只能办事于性灵了，“发性灵，开志意，而不求工于色象雕绘”（《邓太史传》）。

《王世贞文选》

王世贞的性灵看与李贽、袁宏道既有不异也有差别。不异者皆以性灵源,文学的指回。

所差别者，李贽、袁宏道认文学是抒发自我之情，只需内觅，无需外求，无需进修前人，无须讲情法风格。

李贽倡“最后一念之本意天良”的“童心”而排斥“闻见事理”（《童心说》），主张只要出自童心的文章才是实文章。

袁宏道力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李贽主张语言身手是跟着不成按捺之“愤情”天然而然流出。

王世贞的性灵说是成立在做诗的法例法例、风格根底上的，它反对一味抒情而离格离调，主张“人与天会”、“神与境合”，而到达无法之法、无风格之格

调，

即技法娴熟到随情而发、天然合格合调的地步，“外触于境，而内发于情，不见题役，不被格窘，意至而舒，意尽而行，吾不知于变之穷否何如，其能发而

进于天然固饶也”（《白坪高先生诗集序》）。

那么是懂得了风格然前方有性灵之诗，仍是有性灵便天然有高格美调呢?从进修前人做诗而言，是先识前人诗的声韵风格，然前方知前人的情性精神。

声韵风格好像人的“面目骨骼”，若要识人，必先从“面目骨骼”起头。“面目未识而得其骨骼妄矣，骨骼未得而谓得其情性妄矣，情性未得而谓得其神情

益妄矣”（杨维祯《赵氏诗录序》）。

即先风格然后性灵。然而创做则否则，惟有情与境会，生发感情，方可写出吾心、吾情、吾自家之诗、自家之语言声韵，方可有新意。

若将风格放在第一位，先风格再性灵，那么一定牺牲脾气以就风格，形成以风格抑情，复古而难求新。

七子派在理论与创做上，常以风格、法度先，故而不克不及处理情与法、复古与立异的矛盾。

王世贞主张进修前人必从风格始，创做必以发性灵、抒适意志先，使诗法与风格随性灵天然而然地表示。

于是他提出了性灵与风格、情与法合一“情法”说。他将介于情与法之间的“意”概念引进情法关系论中，逃求情法合一，意法互用。

他力图制止两种倾向，或一味畅情而失格，“骛于声情，以捷取胜，转近而转堕于格之外”（《实逸集序》）；或抑情而就格，“斥意以束法”，“抑才以

避格”（《袁鲁看集序》）。

主张“意先而法即继之”。

其气常畅，才常使饶，意先而法即继之。（《于凫先》）

吾来自意而往之法；意至而法偕至，法就而意融乎其间矣。夫意无方而法有体也，意来甚难而出之若易，法往甚易而窥之若难，此所谓相用也。……不平阏

其意以媚法，不骫骳其法以殉意，裁有扩而纵有操，则既亦彬彬君子矣。

(《五岳山房文稿序》)

然而意与法也非等量齐看，而是以达意指回，“出于物情之表然后快”（《张肖甫集序》）。

如是抒发脾气既不拘泥于法，又符合法；既合于法，又不伤情。若何做到情与法谐，法随情天然流出，历来多主张“发奋”“泄愤”。

王世贞却主张“我与天会”或“神与境合”。“夫诗，心之精神发而声者也。其精神发于协气，而六合之和应焉。其精神发于噫气，而六合之变悉焉”（《金台十八子诗选序》）。

而“神与境合”需要从两处进手，一是专注、静气。二是靠才调功气，“独承父之材甚高，工力以至，以故其句就而色自傅、声自律，篇就而用恒有余，当其突然而至，沛然而出，风驰电击、纵衡䟤跋于广莫之外，使人心悸魄夺而不成禁，而悠悠斾旌、徒御不惊之气象自若也”（《王承父后吴越游编序》）。

王世贞所讲情法与意法关系是准确的，是处理复古与立异、性与法矛盾的有效办法，强调或偏向任何一端，都末难长久。

《明代诗学的逻辑历程与次要理论问题》

三是将性灵、神韵、诗法纳进风格说中，构成发乎性灵，情法天然而达于无意之意之高格境域的新风格说系统。

王世贞风格说在继续前人的根底上，在四个方面开展了风格派理论。起首，扩展、丰富了风格的内涵。

王世贞常以上、中、下三格论诗，构成时代三格（秦汉、盛唐格；六朝、初唐格；唐以下之理格）（《袁鲁看集序》）。

以诗法论诗，构成诗法三格：模仿求似格；法我用之格，即“用于格者也,非能用格者也”（《邹黄州鹪鹩集序》）； 无格之格，即超越风格， “悠然出

于天则”（《王参政集序》）、“无岐级可觅，无色声可指”（《艺苑巵言一》） ） 。

以脾气论诗而有脾气三格：离情离格之格，即或“不根于情实”(《陈子吉诗选序》),或倡情而“堕于格之外”( 《实逸集序》)；

情法相合之格，即“意至而法偕至，法就而意融乎其间矣”(《五岳山房文稿序》)；超越情法之格，即无法之法、无意之意之高格。从而使格的层级性更精深

详尽。

其次，拓展风格的外延，将风格置于才、气、学、思、意、情、神等诸艺术范围中，阐明风格与诸元素范围间的关系，使风格说由体式腔调上升与之相关的

整个诗学范围。[①]

写出全国之好诗需师古，师古需广读、学富，学富方具有识力，有识力则可精思，精思方可“超乎一代之格”（《郑獧庵先生集序》）。

“夫定格然后俟感以御卑；精思然后出辞以御易；积学然后修藻以御陋，触机然后成句以御凿，四者不备非诗也”(《邹彦吉羼提斋稿序》)。

再者，若何处置好诸元素间的关系，特殊处置好性灵与诗法、风格与神韵间的关系，王世贞提出三类办法：

其一是兼、剂、合之法。使阴阳、正变、宗用、风格、情法等关系到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合之美。

其二是通变。灵通诸元素间的不异处，掌握其改变的形迹。

其三是悟。 通过悟到达空灵美与天然美的境域 , 从而处理复古与立异、情与法、浩荡豪壮与神韵之间的矛盾。

其四，王世贞将诗法精巧化，并纳进风格 说 ，在若何使风格更好地抒情、使抒情若何具有高格方面，丰富了风格 说 的学理系统。其诗法包罗字法、句

法、篇法、构造法、腔调法、定格法等，从而实现文学高格成立起一套办法范式。 [②]

那种具有累积性与自我体验性的诗法论，与高格论、脾气论一路构成王世贞风格派理论的根本框架。

四是风格派的神韵说。王世贞因受佛、道特殊是恬澹教的影响，在承袭李白、杜甫浩荡豪壮诗风影响的同时，逐步爱好皎然、司空图、严羽等禅派诗，走向

恬澹，逃求天然、空灵的美学风气。

夫有志者，间一潜咏，觉其篇法、句法、字法宛然自见，特不落阶级，不露门路，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觅耳。（《古隶大雅》）

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人能之至，境与天会，未易求也。

有俱属象而妙者，有俱属意而妙者，有俱做高调而妙者，有曲下数奇对而妙者，皆兴与境诣、神合气完使之然。

（《艺苑巵言一》）

能于诗法风格中求天然神韵，是王世贞差别于司空图、严羽的处所。即他的神韵诗学，带有因法而天然，因风格而空灵的特征。

《王世贞史学研究》

五是复古而求新，对模仿的扬弃、超越。古学派沉湎声韵、风格、法度而淹溺实情的次要原因是过于垂青模仿。

有评论者因王世贞是后七子的代表而将其视模仿抄袭代表，那是一种严峻的误读。

事实上，明清人对七子的评判多论及模仿，而尤以李梦阳、李攀龙最，何景明与王世贞则较少被言及。

一方面，王世贞将字模句拟视文学三格之最下格（模仿求似格），甚贱视，并在理论与责备理论中屡屡排斥和痛贬。

他一贯主张“师心独造”，认“抄袭模仿，诗之大病”(《艺苑巵言四》)，骂“盗首”。就连学书法者“日临《兰亭》一帖”，也嗤之，“此从门而进，必不

成书道……外堪皮相，中乃肤立，以此言家，久必败矣”(《艺苑巵言五》)。

他责备扬雄《法言》，病在抄袭，“余读扬氏《法言》……顾其文割裂聱曲，闇曶淟涊，剽袭之迹纷如也” (《读扬子》)。

他论及左思、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诗之个性，体其心，论其人，反对言语形式上的“剽写余似”，“后之人好剽写余似，以苟猎一时之好，思踳而

格杂……得其言而不得其人” (《章给事诗集序》)。

另一方面，他深恶同派中的模仿陋习，自觉与之划清界限。“明卿寄来乐府，觉过模仿，不胜见大巫，惟于鳞亦中之” (《复肖甫》)。

又责备李梦阳：“李自有二病，曰模仿多，则牵合而伤迹；构造易，则粗纵而弗工。”(《艺苑巵言六》)王世贞意识到做诗学前人不免呈现似曾了解的诗句。

他对此加以鉴别，分四类:“割缀古语，用文己漏，陈迹宛然”者；“全取古文，小加淘汰”者；“裒览既富，机锋亦圆，古语口吻间，若不自觉”而流出

者；“神与境触，师心独造，巧合古语”者。

世贞对第一类极厌恶，视“斯丑方极”，“令人一见匿笑，再见呕哕，皆难免盗跖、优孟所訾”。 第二类虽“已是下乘，然犹彼我趣合，未致足厌”。

第三类“然尚可言”。第四类“无妨俱美，定非窃也”（《艺苑巵言四》）。

世贞早期那一对模仿的断定全面、清晰而合理，几无可挑剔，因由后两类办法而构成的似曾了解的诗，在前人文集中较常见，且多好诗、名句，所谓“诗虽

新，似旧才佳”（袁枚《随园诗话》卷八）。

王世贞集中似曾了解的诗后者多，而别有专心者某人云亦云者则不加辨认，前后混谈，将摹唐仿汉，一概视字摹句拟的抄袭。

于是将王世贞与李梦阳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一《空同集》概要）、李攀龙“割剥字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

十二《沧溟集》概要）等视。

袁宏道做诗不主张宗法前人，故将世贞与李攀龙等同，或说世贞“中于鳞毒”（《叙姜陆二公同适稿》），只是其认知的偏狭。

钱谦益实则步武王世贞，幼诵“两稿”，先宗唐后师宋，一心想超越世贞而攻讦尽心尽力，他挠住王世贞晚年自谦之语而抛出“晚年定论”，阳庇护晚年世

贞，阴则欲以此否认早年世贞。

吴伟业对此深感不满:“即以琅琊王公之集看之，其盛年意图之做，瓌词雄响，既芟抹之殆尽，而晚岁隤然自放之言，顾表而出之，以有合于道，诎申颠

倒。”（《太仓十子诗序》）

钱锺书先生言钱谦益抹黑王世贞“尽心尽力，非特擅易前文，抑且伪造故事”（《谈艺録》）。

将一位自觉反对抄袭模仿而主张“一师心匠”的文坛指导，臭名犯初级错误的“抄袭模仿者”，那与王世贞以文学成就一生伟业的超凡之志，与其从不平于

人的刚曲性格，与他一系列诗学看，与他雄浑、刚健、清爽而天然的诗文创做成就无不相悖。

上述五项新变，以博补狭、以情法论代替道统论，开放式的新风格说系统、风格式神韵说、对模仿的扬弃等，既是对前七子诗论的末结，又是七子复古理论

的新变，构成了王世贞以情欲源，以抒情适意回，以法度范式体，以学识养，以才华思翼，以高格神境品，以天然美的完全文学思惟系统。

那个别系是中国诗学开展至此的聚集性功效，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空同集》书影

创做弱于理论，是宋代以降较普及现象，能打破者百里挑一，底子原因是才华不敷。李东阳慨叹“非具宏才博学，逢原而泛应，谁与开后学之路哉”（《怀

麓堂诗话》）。王世贞才思与学识超越同时代人，身历家难与朝政风波，且有指导群伦的意识与时代责任感，捃拾前贤，创做富赡，故能较好地处理了创做弱于

理论的问题。

他做琅琊王氏后嗣，执全国文柄，眼界宏阔而不庇于人，不只文雄一世，且喜兵道，有将帅才，任职于南北两地，既具有北方豪放、飘逸之气，又具有南方

细腻、精微、温秀之蕴，诗风既雄浑刚健，又清爽天然。文学创做以体全、量大、学博而雄居全国。诗、文、词、赋、曲、说、评诸体，无不创做，且诗文内诸

体式也多染笔，仅“两稿”诗体十四种、七千一百八十七首。[③]

体裁四十四种，约一万余篇，[④]可视此前文学体式创做的集大成者。“以一人奄古今造造而有之”（胡应麟《弇州先生四部稿序》）。

“明之文章自李、何而古，至攀龙、道昆而精，至世贞而大”（傅维麟《明书》卷一百四十七）。

乐府诗借旧题写新事，既承袭前代“美刺讽戒”之义，更彰显深入的责备精神，而尤以《乐府变十章》代表，表现其叙中所言“悼乱恶谗”之旨，又能“被

之古声”（王世贞《乐府变十章》叙）。

而在张欲畅情特殊是写男欢女爱方面的斗胆、实率、天然，可谓“当世独步”（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二），无愧乐府诗开展至明代的代表。

五七言律诗，喜太白“以气主，以天然宗，以飘逸高畅贵”，更重子美“以意主，以独造宗，以奇拔沈雄贵”（《艺苑巵言四》），又能吸收王维、孟浩

然、高适、岑参以及宋诗佼佼者之长，以己才思发之。

师心适意，技法娴熟，风格性灵，浑然天成。又因其才高学博，取材富赡，“或鬼篆蛇文冥搜六合之外，或牛溲马勃近取天涯之间”（王世懋《遗伯兄元

美》）。

曲书现实，伤时感事，讽喻朝政的“信史”之做，似杜甫，其斗胆犀利，有过之而无不及，如《钧州变》《石头变》《大地变》《太保歌》《辽阳悼》《袁

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妇行》《弘治宫词十二首》《正德宫词二十首》《西城宫词十二首》《信笔便成二十絶句》《阅史偶有所感》等。

更多抒怀咏物之做，或绵里躲针委婉达之，或嬉笑怒骂天然生趣，“莞尔麈谈，决然狐史”（陈文烛《弇山堂别集序》）。

咏物写景，寄情山川，有王、孟遗风，且清俊别致，自成一格，如《碧玉沼》《题李使君扇头小画》《题赵干烟霭秋涉图》《题画（其四）》《自安州改陆

泛小艇趋保定即事五首》之二等。

咏物诗、即兴诗、送别诗中也不乏委婉空灵之做。书将帅之志，述边塞军旅事，令人惊高、岑再生，如《上谷杂咏》《病（其一）》《咏守兵（其二）》。

气焰如虹，超脱豪放，疑似太白，如《登岱六首》之三、《登岱六首》之四等。潇洒奔放，则又一东坡，如《杂诗》之一、《五子篇》等。实可谓诸体皆

备，且主“师心”，不乏佳做，自成一格。

世人对王世贞诗文创做的存眷远不及其文论，孰不知“自李梦阳之说出，而学者抄袭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抄袭世贞”（《四库全书总

目》卷一百七十二《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概要），王世贞因安在一些人心中可替代班、马、李、杜？除往风气使然外，当与其创做所带来的汉唐之音不无

关系。

王世贞的散文寡体皆备，数量浩荡，姿势万千，可视中国散文创做之集大成者。

其创做既是前后七子（秦汉派）的代表，承续《左传》《史记》叙事写人之笔法、秉笔挺书之原则，又规戒时弊，抒发自我性灵。序跋、列传、碑志、书

牍、悼文，有明一代难有比肩者，钱仲联先生列其明代散文三各人之一。[⑤]

王世贞的散文，融史家之识见、学者之博习、兵家之气焰、文学家之才艺于一身，因时因势而发，可见其浩荡深切之史识，博综典籍之学问；求奇好异之趣

味，淋漓尽致之气焰，腾挪改变、曲径通幽之笔法，巧运规外之法度。

既有狂简疏纵、耿直不阿之精骨，又有猎奇尚怪探幽解秘之味趣，大有盛明气象。纪事写实之文，或揭时政之短处、王政之失误。

如《巡幸考》《中官考》《庚戌始末志》等。或写忠奸斗争、阁臣争宠弄权，严嵩及宦官擅权而病国殃民，切中时弊，淋漓酣畅。

如《凤洲笔苑》《嘉靖以来首辅传》《沈青霞墓志铭》《题海天落照图后》等。

人物列传，擅长依问题写事，探奇索微，既善写人边幅，更长于描骨画魂，在起伏荡折、奇趣横生中，描绘投契取巧者、期诈耍奸者、刚正不阿者、狂简疏

纵者等形态各别的人物形象。

如《严嵩传》《高拱传》《于谦传》《文先生传》等。议论辨驳文，玄思独造，创新出奇，义正词严，纵横捭阖，大有纵横家之风。

如《书项羽传后》《淮阴侯不反辨》《蔺相如完璧回赵论》等。行状、墓志铭、神道碑、序跋、像赞、寿序文，对传主生平履历、性格气量、地位感化、兴

趣喜好以及心理形态的私秘性，时有精到掌握和独到观点，既是史传文的精巧填补，又是撰者思惟看念、常识与性灵的别样抒写。

《弇州山人四部稿》

王世贞是明代小品文创做的前驱，在人与天然之间、汗青与现实的映照之中，展现其心里世界的另一面，更多抒发其天然之趣与人生之慨。

那些不只见之于其笔下的短小散文，更表示于大量的手札里，构成函牍的谈心式、小品化，那些与王世贞笔下列传的问题式、性格化，纪事的考据性与尚奇

趣，悼文的心境抵触式，以及商人墓志铭所表示的儒商互补、人格平等思惟等，皆展现出其散文在承袭中的新变。

除诗词文赋外，王世贞还较早地创做了一些戏曲小说类的通俗文学。[⑥]

曲有《喊凤记》（新论皆不敷推翻旧说，王世贞染笔或非子虚乌有）。

稗说则有《世说新语补》《剑侠传》《艳异编》，《金瓶梅》做者“王世贞说”传播了四百多年，虽有思疑否认者，然贫乏推翻之力证，亦缺一锤定音之铁

证。此二书当曲稗之上乘。

王世贞在文学体式上独树一帜，有开辟之功。他生成猎奇，更喜奇侠奇异与艳情。[⑦]

前者在《奇事述》《盛事述》《异典述》和《别史家乘考误》《宛委余编》中得以表示。

后者则见之于其所编选的小说《剑侠传》《艷异编》以及删定的《世说新语补》。《剑侠传》上承《越絶书》《吴越春秋》和《史记·游侠传记》，下啓清代

之侠义小说，与同时代的《水浒传》一长篇，一短造，对明清小说开展有异曲同工之效。

《艷异编》合奇异与艷情两类一，不只关于推进艷异类小说传布有积极感化，且对艷情小说特殊是世情小说的鼓起，功不成没。

《世说新语补》对旧做删定补充，令其更洗练完美，推进了世说体传布。

历代小我文集编辑编制多是诗、词、曲、赋诸体的整合，王世贞则总括诗论、词论、曲论、文论、书论、画论、史论、经论、子论一体，首创“说”体，并

较早将小我文集回之于赋、诗、文、说四部，名之曰《四部稿》。

赋体至明代而日微，王世贞力挺之，以挽其颓势。明代词弱，王世贞论词公允，深明宋代以来好词之奇妙，词做近一百篇，确有明一代之翘楚。

平心而论，王世贞的创做以学识才华见长，又安身现实，规戒时弊，抒写性灵，调韵天然斑斓。然不敷处在于全而杂，博而粗。

其诗不乏酬应之做，或华贵豪放而贫乏动听之情。其散文有意图求雅，文字古奥，时有读来拗口阻情之感，晚年方平平天然。而寿序、墓志铭因量大，又多

少受润笔影响，不免偶有溢美之语。

关于其诗，王世贞尝言“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 (《艺苑巵言四》) ，读世贞诗，似令人有同感。对此，胡应麟所言或更近实在：

若夫体多总杂，而间涉豪粗；格务兼该，而时流挽近；语必瑰奇，而或伤浮巧；事惟窍密，而小远脾气。此弇州之大，亦弇州之病。

（《报伯玉司马》）

然而，历代各人无尽善而完美者，王世贞集中不乏上乘佳做，此历代小我诗集所稀有。摘前人之精，融前代诸体，且由讲诗法而不诗法所缚，至无法而法，

由音声韵调之精微而至天然天成，所谓“离看则邈若无关,凑泊则天然一色,大都字险者韵必妥,韵奇者声必调”（王世懋《遗伯兄元美》），做到了“师心独运而

不累其法”（墨彝尊《明诗综》卷五十一）。

在风格、性灵、神韵诸方面给人秦汉文唐诗重生之感，又有时代精神与凤洲情性，较好处理了创做弱于理论的问题。

有人将其比之司马迁、班固、韩愈、苏轼，“昔两汉有子长、孟坚，唐有退之，宋有子瞻。皆称盖代，今则元美其人哉”（刘凤《弇州续集序》）。

即便不及汉唐诸贤，就诸体皆善而不乏精巧而言，称之明代苏轼，或可当之。

《王世贞与》许建平 著

后人关于王世贞的文学思惟有赞扬者、误读者，更不乏攻讦者。无论他们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公安派以文学写心，向内索求，无须外求，反对宗法前人、讲究格套。然其“独抒性灵”，则是秉承了王世贞性灵说与李贽童心说的成果，却因“不拘格

套”而流于笨重；

锺惺、谭元春意在承接王世贞情法合一论，欲以“深幽”补公安之“浅疏”，却没掌握好度，而滑进晦涩幽峭；陈子龙倡起几社，承王世贞等人之说，而诗

学鲜有创建。清初黄宗羲、回庄甚至四库馆臣是典型的攻讦派，他们受亡国与朝代更替之冲击，以救国和经世致用逃求，误将王世贞视晚明空疏之学，厌其模

拟。

然其“惟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钱林《文献征存録》卷二）和经世致用的思惟，则与王世贞学养、治史逃求并没有二致。进攻最用力的钱谦益自幼读王世

贞书，“余发覆额时，读前后《四部稿》，皆能成诵，闇记其行墨”（《题徐季白诗卷后》）。

先宗唐后宗宋，《列朝诗集》之责备多引《艺苑巵言》，一面诽谤一面却难脱节其影响。

茅坤、回有光、唐顺之、艾南英散文宗唐宋以别于秦汉派，又以模仿抄袭贬七子以自高，实则皆复古派，大同小异，况唐宋文本源自秦汉文，弃秦汉而择唐

宋，其气宇风格先低一格，始末非明清文学之主潮。

也有附和、撑持王世贞看点，主张情法合一者，如屠隆、李维桢、胡应麟、尤侗、王士禛、吴伟业、沈德潜、翁方纲等。

此中自成一派者，清初王士禛主神韵说，实乃盛唐诗之一枝，才华所拘而避李、杜之宏声壮语，走王、孟短小天然一路，翁方纲则谓“神韵即风格”，“特

专就渔洋之承接李、何、王、李而言之耳”（《神韵论下》），在四人中王渔洋受王世贞影响或更多。[⑧]

但神韵派如唐之王、孟诗，不曲面现实，其所抒情日窄浅，又淡化诗法，遂有性灵、风格、肌理以补之。

沈德潜、翁方纲承袭王世贞与七子的风格说，而倡“风格”、“肌理”说，却以法抑气，以理掩情，回回载道之旧辙。

袁枚的“性灵”说秉承王世贞性灵看、李贽童心说、袁氏兄弟的独抒胸臆说，然因过于强调才思，淡化风格法度，愈走愈浅窄。

王世贞对历代诗人特殊是明代诗人的评判常后人摘用，不但胡应麟《诗薮》“羽翼《巵言》”(胡应麟《报长公》)，钱谦益《列朝诗集》也多引王世贞语，墨

彝尊《静志居诗话》又不乏《列朝诗集》的影子。

吴伟业盛赞王世贞“以絶代之才”“指导群流，跌宕骚苑”，哀痛于“思一见其人不得” (《戴沧洲定园诗集序》)。

由此看来，清代的理论主张与文学责备，滤往当时代色彩，窥其内在之精神，大致说来当是明代后期以王世贞、李贽代表的文学支流看念的延续与变易，而

王世贞之特殊之处在于他不只是主情尚法的复古派理论的集大成者，

并且是明代文学开展转向的先声，假设阐明清的文学重心履历了由道法论至情法论，宗唐到宗宋，由宏声壮语、宫商大调，到角征之声、竹丝小调，由倡格

调到主神韵的改变的话，那么王世贞就是那个改变过程中不成或缺的催化剂。

（未完待续）

本文做者 许建平 传授

正文：（从略）

文章做者单元：上海交通大学

本文获受权颁发，原文刊于《王世贞全集》，2022，上海古籍出书社出书。转发请说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