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詹宁斯、霍华德·艾兰谈本雅明及其同时代人
霍华德·艾兰与迈克尔·詹宁斯（章静绘）
“……我多元的自信心所代表的阿谁矛盾而活动的整体”——二十世纪犹太裔德国责备家、理论家、文人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曾如斯描述本身的思惟生活。他的多样做品、不幸履历以及迟来的声名，不管在英语世界仍是中文世界，仍然散发着近乎奥义般的吸引力。往年，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副传授王璞历时八年将英语世界甚至世界范畴内最翔实完全的《本雅明传》（Walter Benjamin: A Critical Life）译成中文。近日，《上海书评》特邀艾江涛和王璞摘访了那本列传的两位做者——普林斯顿大学德语系传授迈克尔·詹宁斯（Michael W. Jennings）和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文学讲师霍华德·艾兰（Howard Eiland），请他们谈谈本雅明的责备理论，以及他的同时代人。
《本雅明传》，[美]霍华德·艾兰、迈克尔·詹宁斯著，王璞译，上海文艺出书社，2022年7月出书，908页，145.00元
您能谈谈您的本雅明研究之路吗？在《本雅明传》的写做过程中，您和艾兰传授是若何详细分工的？
迈克尔·詹宁斯：我是在研究生阶段接触到本雅明的做品的，其时立即被他的散文之美和思惟之深所吸引。我的博士论文讨论了本雅明的早期做品，第一本书《辩证意象》（ Dialectical Images: Walter Benjamin’s The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87）是最早的对他的文学责备理论的介绍。哈佛大学出书社曾拜托我担任本雅明文选英文版（ Selected Writings，1996-2003）的总编纂，霍华德·艾兰与我协做完成了所有四卷的编纂工做。当我们决定写本雅明的列传时，我们把他的人生一分为四，每人负责两部门（霍华德负责1892到1919年以及1928到1933年，我负责1920到1928年以及1933到1940年）。我们各自阅读并修改了所有四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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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手艺复造时代的艺术做品》中，本雅明将现代感知前言的改变理解为灵氛的消逝，艺术做品的可手艺复造性在世界汗青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礼节（etiquette）的寄生中解放出来，那也使得艺术不再成立在礼节的根底上，而是成立在另一种理论，即政治的根底上。以本雅明重点阐发的摄影和片子为例，您能谈谈我们应该若何理解那两种可复造的艺术是“成立在政治的根底上”吗？
迈克尔·詹宁斯：我想与其说是“礼节”，不如说是“传统”。可复造的艺术品将艺术做品从其在传统的嵌进中解放出来，本雅明是在拉丁语的意义上理解传统（tradeere，即教授）的。所谓艺术做品的传统，意味着它们是由宗教崇敬和社会收配情境所塑造的，而它们反过来又会强化那些情景构造。当本雅明把片子和摄影做为革命性理论讨论时，他没有在说现实主义的形式，他想说的是，通过片子和摄影的前卫（avant-garde）利用，可以在看寡中产生一种 “消费性的自我异化”，最末让他们成为群众的一分子。
《可手艺复造时代的艺术做品》中谈到现代手艺的开展招致人类体味的贫乏，片子等可复造的艺术做品身上失往了可以投射本实、权势巨子和永久的灵氛，但同时也带来感官的新革命。本雅明或波德莱尔在汗青烧毁物或日常生活边沿事物的细节中发现的那些永久与稳定，不是同样会成为新的带有灵氛的事物吗？就像我们在疫情与战争动乱中，突然发现不成摆荡的日常的重要一样。
霍华德·艾兰：本雅明关于那个关键概念“体味”的矛盾心理，你的理解是对的：他既谈到了贫乏，也谈到了新的可能。那是典型的瓦尔特·本雅明。至于“灵氛”，本雅明现实上以差别的体例利用了那个词（它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唤吸”“挪动的空气”）。吸食大麻后，他声称能感知四周物体的光晕。他在一封信中说，他曾经回绝与一位闻名的《圣经》学者握手，因为他有一种不洁的灵氛，那位学者声称在希伯来《圣经》的文本中发现了一个施行魔法的密码。无论若何，你问到灵氛的可能性，如许一种在必然间隔之外但觉得如斯切近的体验，它在艺术和生活中的可能性。本雅明本人在《可手艺复造时代的艺术做品》一文中指出，最早的摄影照片仍然散发着光晕。几年后，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一文中，他提出，灵氛的体验与我们所看到的物体正在回看我们的觉得有关。那么，那一切都取决于更深的凝视。
本雅明对日常事物的存眷，带有很明显的左转倾向，也即“面临所谓通俗之物的立场是一个革命问题——‘我们于日常世界中认出几神异，便在多大水平长进进神异’”。我们该若何理解那里所说“日常世界的神异”？连系本雅明的汗青哲学看念来看，过往只能通过如今得以理解，应当提取、引用那些仍被藏匿地下的工具，因为它们对势力者来说没有什么用途，因而对那些事物的存眷，某种水平上便具有一种脱节意识形态束缚的革命性。《拱廊街方案》中那些书面告白、商铺招牌、政治小册子、展览目次等汗青烧毁物，为什么对我们理解阿谁时代尤为重要？
霍华德·艾兰：那很难答复。你说，本雅明试图解构和消弭某些遭到意识形态污染的遗产（出格是某些美学范围），从而释放理论的潜在可能性，那个理解我认为是准确的。一方面，你所提到的那些物品，以及充溢于《拱廊街方案》中的许多其他素材，都是“物的商品化”的证据，那是一种工业本钱主义现象，在整个十九世纪都在涌现，并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得到了详细定名和阐发。另一方面，可能是本雅明期看通过强调那些八门五花的汗青对象的特殊特征和布景，来恢复和保留一些因为普及商品化而被削弱和丧失的个性，以及一些特按时代的觉得，其时的生活觉得。在《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中，本雅明同样通过对充溢着资产阶级儿童日常世界的各类详细事物的回忆，唤起那座城市一个过往的时代。人们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中发现了对通俗物体中潜躲的记忆和预言能量的类似强调。你也晓得，本雅明一生都对童话故事感兴致，童话故事往往以一些家庭物件的命运为中心——纺车、挈鞋、烤箱。那也许能启发我们理解那些物体中存在的“神异”。
《本雅明传》英文版封面
本雅明历来存眷前锋艺术，能谈谈上世纪前二十年鼓起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将来主义在本雅明思惟构成中所饰演的感化吗？
迈克尔·詹宁斯：1922年和1923年，本雅明与一群现在被称为“G集团”的前锋（avant-garde）艺术家关系密切。那个团体包罗建筑师姑娘·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画家和摄影师拉斯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构成主义艺术家埃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以及艺术家和片子造片人汉斯·里希特（Hans Richter），里希特不断活泼在苏黎世的达达派周边。G集连合合了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和构成主义的元素，试图塑造一种新的前锋艺术。他们对本雅明写做的影响在蒙太奇文本《单行道》中最为明显，那本书就像各类前锋派权力稠浊的产品。
霍华德·艾兰：毫无疑问，是克拉考尔起首激发了本雅明对片子的兴致，特殊是他对法国和苏联片子场景的熟悉，以及不久后对卓别林和德雷尔（Dreyer）的领会。构成主义者莫霍利-纳吉崇奉手艺融进艺术，其时对本雅明产生重要影响。当然，布莱希特“史诗剧场”中对个别情景加上字幕并停止分析的做法也影响了他。本雅明早期对波德莱尔的兴致，一方面扩展为对象征主义遗产（出格是马拉美和瓦莱里）的调用，以及其非人格化的语言理论和顿悟时刻（本雅明称之为弥赛亚时间）理论；另一方面，他对波德莱尔的兴致为接触达达主义思惟（1919年，在伯尔尼，本雅明就住在苏黎世达达主义者之一雨果·鲍尔[Hugo Ball]的隔邻）以及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思惟奠基了根底。在《可手艺复造时代的艺术做品》中，艺术承受中的分心、走神、重视力分离的问题，就源于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他阅读了布勒东1924年颁发的《超现实主义宣言》和小说《娜嘉》，并在一封信中描述了阿拉贡的《梦之海潮》（1924）对他的革命性影响，但也必需说，本雅明从一起头就对超现实主义者以牺牲醒觉为代价的对梦境的固执，持严峻保留立场。
将来主义一方面秉承与工业革命一致的价值看——速度、效率，以及永不断步的科学和手艺开展，同时也同化着某种对现代化的责备。好比将来主义画家乔瓦尼·科伦佩（Jonathan Gajewski）在画做《大城市》（Metropolis）中所表示的警示寓言：铸造工人的身体被简化至机械化的轮廓，最末成为整个工场机械情况的一部门。在本雅明对摄影、片子等可复造艺术的充满乐看的手艺乌托邦中，我们能否也能看到他的某种责备与矛盾立场？
迈克尔·詹宁斯：将来主义事实上在本雅明的思惟构成中几乎没有发扬任何感化。他的手艺乌托邦主义遭到了身世自匈牙利构成主义的莫霍利-纳吉的思惟、理论的浩荡影响。莫霍利认为， 消费出差别世界图景的艺术形式（相关于现实主义艺术，后者只是如其所是地 再消费了世界的样子）能够对新的人类感官系统的重塑产生深远影响。在《可手艺复造时代的艺术做品》那篇文章中，那些设法最末引起本雅明产生了对“集体的神经收配”（innervation of the collective）的期看，那是一个可以看穿幻景（phantasmagoria）的幻象并重塑世界的新的群众身体。
本雅明在1931年的《文学史与文学研究》中谈到“不是要把做品和它们的时代联络起来看，而是要在它们所产生的时代中看到正在认知它们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时代”，也就是说，评论者应该获得对当下的足够汗青化的体验，我们很天然会想到艾略特在《传统与小我才气》中的洞见：“汗青意识又含有一种领略，不单要理解过往的过往性，并且还要理解过往的现存性……那个汗青的意识是关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关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关于永久和暂时连系起来的意识。”我们同样会想到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观点：“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尔，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久和稳定。”连系上面几种说法，本雅明或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逃求，能否能够翻译为：在那些短暂偶尔的事物身上发现永久的美与实理？在当下发现汗青？
霍华德·艾兰：你利用“汗青在当下”那个表述很有意思。那显然是年轻的本雅明对弥赛亚时代的定义，即汗青的在场，汗青在当下（根据格肖姆·肖勒姆的日志条目）。那仍然是他对待汗青的体例，汗青时间老是分层的，老是叠加于当下。做为一名中学生，他阅读了尼摘1873年的著做《论汗青对人生的用处和滥用》，该书反对十九世纪的汗青主义。汗青主义想要“实在地”掌握过往，而尼摘提出人们只能从“当下的更高能量”中理解过往，也就是说，从汗青学家本身当下的存眷中理解过往。在对过往的所有阐明中，当下优先的看点是本雅明“汗青醒觉”过程的根底，那当然和艾略特的《传统与小我才气》的伟大论文能够产生关系密切的类比。小我先天与传统的关系就像本雅明的如今与过往的关系：在更新的过程中，一方承受了另一方。
当然，本雅明的现代性理论是一个浩荡的话题，其根源不只能够逃溯到尼摘、波德莱尔和早期浪漫主义者，也能够逃溯到哥白尼和路德。很可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起头自相矛盾地议论“永久的短暂”；稍早之前，他在青年运动的一份杂志上写了一篇关于人类“无根的处境”的文章。那么，本雅明的永久看似乎与西方古典的永久看（无论是哲学的仍是神学的）判然不同。波德莱尔也强调了他的“现代美”概念与基于协调和对称的古典美概念之间的区别。
您在列传中深进阐发了本雅明1930年代的写做与法兰克福学派诸君的关系，为何不管阿多诺仍是霍克海默都认为本雅明应该将他的“拱廊街方案”写做集中在波德莱尔的部门？波德莱尔对本雅明的研究为何具有如斯重要的意义？
霍华德·艾兰：我提到本雅明在一战期间与《恶之花》的密切关系。在本雅明的早期研究中，早在他在与社会研究所正式协做之前，波德莱尔的生平做品似乎一起头就是他拱廊街项目标一个构成部门。《拱廊街方案》的J卷（“波德莱尔”）写做始于1920年代末，是整个项目中体量更大的一卷，无论从主题仍是文献上看，都处于整个工程的文本中心。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晓得那一点，并表达附和。他们附和本雅明的看点，即波德莱尔对现代性，出格是都会现代性的概念和体味具有创始性的重要意义。T. S. 艾略特在将现代大都会做为抒情诗的主题时也熟悉到了同样的事理，他也将波德莱尔视为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者，认为波德莱尔关于“现代生活”的看念是预言性的。本雅明认为《拱廊街方案》的次要存眷点是“十九世纪艺术的命运”，波德莱尔恰是此中的核心。
本雅明和阿多诺
本雅明在关于波德莱尔的最后写做方案中，曾谈到“第一部门将展现寓意（Allegorie）在《恶之花》中的至关重要性。它将闪现寓意式感知力在波德莱尔笔下的建构，同时透视他艺术看的底子性悖论——即天然感应理论与拒斥天然之间的矛盾……”那也是我阅读波德莱尔时的感触感染，一方面他从天然的应和中得出象征的感应理论，一方面他又拒斥浪漫主义以来的新宗教：天然。若何理解那种悖论？
霍华德·艾兰：你引用了本雅明1938年4月16日写给马克斯·霍克海默的一封信，本雅明在信中详尽介绍了他的论文《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的方案，该论文将提交给该研究所的期刊（那篇文章现实上被阿多诺回绝了，但取而代之的《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被承受了）。他表达，一旦人们熟悉到寓意在波德莱尔做品中的重要性，那么“（波德莱尔）艺术理论的根本悖论——天然感应理论与回绝天然之间的矛盾——就应该变得通明”。换句话说，矛盾无法处理，只能被照亮。那种矛盾是波德莱尔寓意感知的底子（寓意感知不是道德寓意感知），以瑞典神异主义哲学家斯威登堡的体例，他在给定的天然现象中找到了清晰的对应关系，但在此中却找不到实正的安抚。我想指出本雅明本身思惟中的一个类似矛盾，他将我们所说的“天然”视为一种创造性的、付与生命的宇宙力量，那种力量充满于类似或模仿的原则（《单行道》尽头的宇宙概念，拜见《到天文馆往》），同时，它又是一种毁坏性的、物化的神话力量（如他在《德意志哀悼剧的起源》和其他处所谈到的）。1935年5月31日，本雅明在写给阿多诺的信中（我还要填补一点，那封信在某种水平上迎合了阿多诺），他将本身的早期做品描画为“无邪地沉浸在天然中的一种愉快的古老的哲学形式”，一种“浪漫”的“狂想曲的无邪”形式。因而，他与波德莱尔一样，抱有对浪漫主义以及天然的矛盾心理。做为那一有关天然的难题的索引，我引用了本雅明在《拱廊街方案》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好比，在力学、片子、……新物理学之中自行呈现并最末征服了我们的形式世界，什么时候以及若何向我们表白它们所包罗的天然？我们什么时候才气到达如许一种社会形态，在此中，那些形式或从中产生的形式，以天然的面孔向我们展现？”
能再谈谈本雅明与阿多诺的关系吗？做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为何同时抉择从现代艺术的命运进手，研究现代性思惟？
迈克尔·詹宁斯：本雅明和阿多诺都遭到浪漫主义思惟的影响，即认为艺术做品起首是一种认知前言，一种反映新的、往往是倾覆性的思惟形式的前言。阿多诺对本雅明的阅读以及他们之间的对话，决定性地塑造了阿多诺的早期做品，那些对话也在本雅明《拱廊街方案》漫长的创做过程中发扬了重要感化。然而，阿多诺最重要的做品是在本雅明往世后才写出来的。他们的私家关系却令人担忧。本雅明的常识主宰地位让阿多诺感应越来越难受，在1930年代的某些时候，他反过来试图将本身的设法强加在本雅明的做品上——有时以至是暴力地。当时，阿多诺在英国和美国平稳无恙，亡命巴黎的本雅明的生活已然朝不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