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摩崖帝王书写与空间政治
内容概要：泰山石刻自得到法国汉学家沙畹存眷与介绍以来，海外研究已历百年。2008年美国汉学家韩文彬《文字的光景：早期与中古中国摩崖石刻》是西方第一部以中国石刻为专题的研究性著做，其安身于欧美20世纪90年代以来颇为流行的空间理论，从空间政治方面临历代帝王封禅泰山与岱顶摩崖做了新的解读。
原文出处：泰山学院学报2022年02期
一、韩文彬及其石刻空间理论
200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艺术史传授韩文彬(Robert E.Harrist，Jr.)出书《文字的光景：早期与中古中国摩崖石刻》(The Landscape of Words：Stone In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一书(以下简称《文字的光景》)①，封面和扉页均选用巨幅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石刻图。绿树掩映中，大片石坪坦露阳光下，径尺丹书，雄浑古穆，自成一方世界。该书荣获2010年“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The Joseph Levenson Prize)。据做者自述，该书的写做源于1998年及其后2002、2005年间的几次中国游览，做者在中国书法、绘画和园林建筑方面都有精深研究，出书过《权利与美德：中国艺术中的马》(Power and Virtue：The Horse in Chinese Art)、《十一世纪中国绘画与私家生活：李公麟做〈山居〉》(Painting and Private Life in Eleven-Century China：Mountain Villa by Li Gonglin)、《物化图像：从约翰·艾略特的收躲看中国书法》(The Embodied Image：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Elliott Collection)等著做。1998-2008年，恰是西方空间理论逐步昌隆的期间，韩文彬在《文字的光景》一书中频频强调，他的石刻研究不只是艺术史的研究，更是对石刻艺术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研究做的新开辟。
全书共分六部门，序言“书于地之骨”，第一章“公共做品与石门的公共书写”，第二章“云峰山与仙同游”，第三章“铁山好事碑及其巨造”，第四章“帝王书写与登顶泰山”以及跋文。韩文彬传授学识渊博，引证宏富，许多中文材料都是初次被译为英文，除往个别误读，韩氏译文均极为精当。
该书目前在国内现有一份序言节译“文字的光景——早期与中古中国的摩崖石刻”②，以及一篇述评“汗青现场表里的公共性和互文性——韩文彬的两项石刻书迹个案研究评介”③，初步得到艺术界的存眷。在史学界，先有仇鹿喊《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一书④，在正文中提及韩文彬对中国石刻的系统研究，比来有《近十年来中古碑志研究的新意向》一文⑤，提及韩文彬对泰山大看峰《纪泰山铭》摩崖石刻背后的政治景看意义。本文则安身空间理论，详尽介绍韩文彬书中关于泰山石刻研究以及石刻所传达出的空间政治思惟。
展开全文
该书绪论“书于地之骨”(Writingon the Bone of the Earth)，开篇即谈泰山摩崖石刻之琳琅满目与争奇致胜，称游人至此，登岱看日已不是独一体验，更妙的是能够读碑辨古，逃摩先贤，从头唤醒往昔的声音。韩文彬引用英国汗青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关于光景的定义⑥，指出光景不是天然现象，而是人类对原生态物量天然理解、承受和塑形后的产品，地球外表本来是无区别、连绵不停的存在，当人类将其条块朋分并付与人类视角后，天然就成了光景，空间被转化成位置。然后，韩文彬引用美国斯坦福大学罗伯特·伯格·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传授关于空间和位置的理论⑦，指出，位置囿于鸿沟，有内在局限性，其素质具有“此在”性，即便宇宙洪荒，它在空间的边界也是固定稳定的。哈里森认为，恰是人某人类符号的呈现，使空间有了中心，获得了意义，在超越时空、亘古稳定的天然中楔进了一个有限、但却诗意盎然的人类栖居空间。
因而，阅读那些人类符号不克不及分开符号所在的空间情况和原生位置。中国宋代以来的传统金石学，似乎过分专注金石文字的内容，及其证经补史的功用、体裁变迁及书法源流的佐证价值，或石刻拓片自己的审美功用，聚焦于石刻内容和对石刻者的察看，漠视了对摩崖石刻所在空间和位置的察看，出格是石刻与四周空间的互动关系。为此，韩文彬引用瑞士汉学家毕来德(Jean Francois Billeter)看点来阐明石刻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当一个个汉字被刻进岩石，四周的大天然，所有可见之物，全都蓦然而起，像是被按下了一个个触发点。整片光景就那么跃然而生，那绝对是中国人的天才之做。”⑧然后，韩文彬又引用法国册本史研究家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话⑨，进一步阐明文字的意义一部门来自文字内容，一部门来自文字的物量载体，一份文本的社会和汗青意义与其闪现给读者的物理情况和物量形式息息相关，其文本书写的大小、字体、摆列、前言、天文情况都决定着文本的意义生成。因而，摩崖石刻的阅读和研究，既需要回到汗青的时间现场，也需要回到石刻所在的空间现场，存眷石刻所在位置的意义以及石刻与四周情况所构成的空间意义。
很显然，韩文彬十分固执于空间和位置两个概念，文中也间接引用了法国空间研究开辟者、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i，1905-1991)“空间三元”概念：空间理论、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⑩。空间理论(Spatial practice)是人们日常生活和利用的空间，其理论产品是各类可感知的空间形态，包罗都会、楼房、广场、公园、墓地、纪念碑、道路、桥梁等，具有物理形态和视觉特征，能被人们的感官所掌握，出格能被人们“看见”。空间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是科学家、权要、城市规划者通过话语权、常识、符号等建筑的一个笼统空间，在任何社会都占有统治地位。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是对空间的感知和想象，区别于现实空间，包罗复杂的象征意义，是个能够抗争的空间，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表现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空间权力之间的抵触与斗争；空间理论则是表征的空间与空间表征的过渡场域(11)。韩文彬认为石刻不只创造了光景，还通过石刻，将其所在的位置酿成了一个表征的空间，构造出了一个小宇宙，那个小宇宙既区别于现实空间，又包罗复杂的象征意义，是社会差别空间的降生地，具有强烈的政治性。韩文彬即是根据上述空间理论，对泰山石刻停止了深度解读。
二、对封禅帝王泰山书写的新看察
“帝王文，前代鲜佳者”。(12)然而，摩刻于泰山之巅的帝王书写，从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到唐高宗、唐玄宗和宋实宗，出格是唐玄宗御造御书之《纪泰山铭》，强烈吸引着韩文彬，因为那些帝王书写具有韩氏最垂青的几个书写特征：刻石位置之特殊、崖壁打磨之详尽、书者之身份、书法风气之异趣，以及刻石字体之大、规模之巨、泥金错落等物量形式和空间意义。
韩文彬在第四章“御造御书与登顶泰山”，开门见山指出，从远古时代泰山就被认为是一个可通神灵之所，在此，人世君王通过封禅仪式，与六合停止对话。封禅仪式之所以意义严重，除泰山高而难登外，更因帝王封禅资格之极其罕见：受天命，现祥瑞。除却管仲列举的传说中七十二帝封禅，中国汗青上仅有六位帝王封禅胜利。第一位是秦始皇，其东巡途中，通过刻碑勒石等一系列行动，永久地改动了他所经之地的光景，在他刚刚完成同一的大地上留下了本身的权势巨子，为本身的统治正名，操纵那些勒石留痕等行动构建了一个浩荡的、表征的空间。秦始皇登上泰山后，命丞相李斯以秦国文字小篆刻石，立于岱顶，以纪好事。秦始皇东巡中刻石留痕与东封泰山，目标是把本身也纳进古代帝王巡游和封禅的行列，从而纳进圣贤之列。而秦始皇勒石纪功的行为，也将中国前人在祖庙供奉利用的金玉礼器上刻铭之传统，放大化，公开化，刻铭于石于碑，将之置于六合显豁之位置，以便让每一个来到石碑树登时方的人都能看见，将本来神异的礼器酿成一件公共做品。石刻的公共性让其成为了一种表征，一种符号，一种能指，与所指之间成立了间接的对应关系。见字如面，石刻所在位置就是秦始皇本人站立过的位置，是封禅仪式举行的位置，因而，即便始皇远往，死后仍然留下了他本人的意志和他所颠末的空间。无边无垠的空间，就如许又一次被朋分塑形，成为一个个详细位置，为后来者构建出一片片光景。
封禅仪式之神圣，来自于仪式之古老和封禅者之勋德弥缛，仪式规程尚在其次。因而，自秦始皇到汉武帝和光武帝，封禅仪式不断欠缺同一的礼节形式，根本根据各自宗庙祭奠的仪式停止。仪式之神异处还在于帝王之私心，无论秦始皇仍是汉武帝，都期看得到六合神的保佑以长生不老，所以汉武帝开启了一项封禅新仪式，就是将禅地玉牒埋进祭坛之下，只将封天之文刻石通知布告。汉武帝八次登岱，封禅五次，却只留下了一块无字碑。韩文彬在讲述另一位汉室帝王光武帝封禅之前，插进了王莽篡位与封禅泰山的方案及其玉牒遗存。称玉牒最末没能抵达所指之地，但做为信物和表征，它仍然穿越了时空，与泰山联袂，构建了一个表征性空间。
公元56年，光武帝刘秀封禅泰山，一切根据汉武帝的形式停止，碑文由大司空张纯撰写。然而，在韩文彬看来，光武帝《泰山刻石文》完全模仿了秦始皇碑文形式，先是赞誉光武帝平叛中兴之功，然后阐明其封禅之名正。张纯还特殊提到了光武帝复兴儒教之勤奋，“吏各修职，复于旧典”。光武帝封禅碑与秦始皇封禅碑的互文性，既颂扬了始皇帝的创始之功，也同时彰显光武帝欲与始皇帝、汉武帝比肩的心理。
从光武帝到唐玄宗封禅之间的六百年间，刻文于石的行为逐步开展成了一种政治斗争的东西，帝王下诏停止的撰刻为数不多，反而成为官员和文士公开表达差别政见的重要体例。东汉政权瓦解以后，曹操意识到刻石成文已经成为社会政治不不变的重要因素，遂命令制止滥刻石碑。后曹丕自立，为证明本身的合法性，遂重启刻石立碑传统。南北朝期间，泰山四周佛经刻石蔚为大看，其时刻经的原因是为了应对彼不时髦的释教末法世思惟和北朝皇帝的灭佛运动。
到唐太宗期间，新任帝王在宗庙和巡游之地树碑刻石，以纪好事并通知布告全国，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范式。但是，唐太宗其实不称心于让臣子撰文，书法家书丹，他要亲身脱手，既当士子也当书家，御造御书。从而使帝王手迹酿成一件向公家开放的公共做品，将政治统治以艺术的形式闪现出来。不只如斯，唐太宗还在书法范畴掀起了一场革命，突破东晋以来官方奉行的楷书，独推前人暗里脸色达意的行书。唐太宗的一系列变革，意在消弭玄武门之变带来的政治暗影，将本身打形成一个随和从寡、重视友情的可亲之人。其后的唐高宗和武则天都继续了太宗以行书刻石的风气，并于公元666年，登封泰山。韩文彬认为，此次高宗封禅泰山影响不大，封禅石碑已然沉没，其刻文亦未在史乘中留下记载。原因据说是《旧唐书》的编辑者们认为高宗政绩平平，是位守成之君，承赖高祖与太宗余绪，尚未到达封禅泰山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高宗容许皇后参与禅地仪式，是高宗封禅一大败笔。但唐高宗公开封禅玉牒文，以及武则天亲笔撰文书丹，那些做法都间接影响了后来唐玄宗的泰山封禅活动。韩文彬引用艺术史家巫鸿(Wu Hung)的看点(13)，认为唐玄宗封禅的一个目标就是重续被武则天中断的李氏王朝统治正义和礼节。韩文彬还引用英国闻名构造学派人类文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的话来阐明空间关系是若何随封禅仪式而转换的(14)。泰山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个神圣的处所，人世帝王能够通过焚香、上供、祝祷等一系列活动，得以与六合神灵以及本身的祖宗神灵交换，从而暂时进进一个超尘拔俗的空间，那个空间的停留时间就是祭奠仪式继续的时间。帝王下山以后就回到了日常生活空间，但是留在山顶的碑石就像是向上天敞开的一扇门，与神界的交换通过石碑上的刻文和埋进坛底的玉牒陆续停止，因而，泰山之巅老是存在着一个悬置空间，在那个空间里帝王与神灵仍然能够交汇沟通。
唐玄宗封禅时，不称心于仅仅树碑刻文，而是通过就崖凿石，摩崖刻文，将整个泰山酿成了一个向六合神灵，包罗全国臣民，展现大唐好事与小我魅力的巨幅册页。而在封禅后，唐玄宗亲身撰写的《纪泰山铭》，就大看峰削崖为碑，曲书于地之骨。崖面颠末认真打磨，整体成玉圭形，摩高13.20米，宽5.30米，注释有24行，每行51字，现存1008字，均匀字大4平方米，填以金泥。体伟幅巨，金光耀眼，远远超越了前代武则天树立的更高石碑无字碑(6.3米)。崖面坐北朝南，好像帝王危坐，铭文摘用传统四字格，书法为八分体汉隶。隶书书体，金相玉量，丰茂英特，更是唐玄宗的精心营造，以确保传达《纪泰山铭》之雅正。隶书自汉代以来，逐步被楷书所代替，到唐代期间楷书已然成为官方公函用体，期间，唐太宗为展现本身的亲民与随和，曾特意倡议用行书来刻碑文。颠末太宗、高宗、武则天等帝王刻石推行，行书书体无形中成为唐朝王室的御用书体。唐玄宗做为中兴之主，迫切想要整顿全国之次序，行书非草非实，离方遁圆，以曲为美，险中求动，不合适中兴期间恢复社会次序之需。不只如斯，唐玄宗也急于抹除武则天新周王朝的影响。因而，在唐玄宗的死力推行和切身示范下，隶书在开元期间普及开来，百官士人竞相模仿，成为新的支流书体。“御造御书”的《纪泰山铭》为唐玄宗营造了一个唐朝中兴之主、书法皇帝的形象，泰山大看峰也因那一摩崖石刻，永久地改动了容貌。自此，大看峰，从一个天然空间转身成为一个表征性空间，后来者在此竞相争夺话语权。
与汉代期间，石刻碑文被新兴的读书人(士)当做表达政治看点和逃求公家重视的心理不异，有宋一代，士医生摩崖、落款、题景与研究摩崖之金石学，蔚然大兴。好像加在名画上的各色题跋和印章，金石学的鼓起吸惹人们云游四方，觅古访碑，而访碑活动又促使访碑者添刻更多新碑。有些父母官员也将摩崖石刻列为处所文化之一，亲身参与整理和研究，并勒石笔录本身发现、考证某碑刻的颠末和成果，围绕该碑刻修建愈加详细可感的表征性空间。两宋期间，除了金石学家痴迷于摩崖石刻的访拓和考证，多量文士也将石刻看做是汗青遗迹和光景名胜，韩文彬列举了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四周的宋代陈国瑞题刻与明代崔应麟诗刻，从中看察石刻与四周光景之联络。
宋实宗封禅后，亲笔御撰、御书并篆额《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好事铭》。刻石位于唐玄宗摩崖东侧，大看峰东南部石壁，书法筋瘦骨硬，非常超脱，史称宋摩崖。然而，宋实宗在朝廷积贫积弱形态下，鼎力鼓吹的“谢天书”封泰山之举，非但没有堵住悠悠之口，反而招致后代人诟病，宋摩崖所展现的表征性空间和所代表的宋氏政权，就成了柔弱和虚妄的象征，自明嘉靖年间起头，宋摩崖遭到很大毁坏。明嘉靖泰安代办署理知州翟涛(1564)，在宋实宗刻石上大书三个字“德星岩”，字高3.5米，宽近1米，将宋摩崖毁坏大半，该处石壁遂称“德星岩”。古以景星、岁星等为德星，认为国有道或有贤人呈现，则德星现，翟涛与其友同游，以德星自居。清嘉庆八年(1803)又有泰安知县舒辂题写“只要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该句出自宋实宗期间另一宰相寇准之诗，挖苦宋实宗亲小人、远贤臣。一崖三朝相叠，那中间的权力话语之争，不问可知。
明代摩崖不只笼盖了宋实宗铭文，并且大量挤占大看峰崖面，在唐玄宗铭文东侧有“登岱看海”(明嘉靖1562)，题额上方有“全国大看”(1548)，西侧有“壁立千仞”(1555)、“六合同攸”(1536)和“弥高”(1582)。明代士医生所刻摩崖既有政治看点之表达，也有对泰山极迎风景之赞颂和置身泰山之巅的个别觉得，冲淡了唐摩崖本来正大堂皇的政治格局，无意中凸显了唐玄宗铭文的小我列传性，使之成为后代文人登岱、记游、抒情之前驱。
在挨挨挤挤的大看峰崖面西侧，是清康熙帝的御书“云峰”二字，摩崖高1米，宽2.7米，横排，字径1米，高秀圆润，气宇雍容。刻石上方建有石亭，庇护摩崖免受风雨侵蚀。有清一代，为证明满汉一体，自康乾雍三朝，出格重视逃摩宋明士医生之风，研习书法、收躲碑本、吟诗做赋，与臣子唱和，鼓吹儒家仁义孝悌之道。1684年，康熙帝第一次登上岱顶时，以柴看古礼取代封禅之仪，并在唐摩崖西侧石壁刻写“云峰”二字。康熙帝的题字，杂处于明代士子和唐玄宗铭文间，没有大白鼓吹其政治理念，而是沿袭明代士子题景抒情之路，甜愿泯然于寡。乾隆帝更是十临泰山，六次登顶，在泰山留下的石刻诗文远超前代任何一位帝王，以至任何一位游览者。在岱庙留下石碑31座，泰山沿途3座，摩崖8处。大都为赞誉泰山风光、抒发登岱感触感染的题景诗，康熙帝“云峰”刻石下即有两首此类诗歌。1748年，乾隆帝还在泰山留下了一块仅次于经石峪《金刚经》篇幅的诗文摩崖，位于向阳洞东侧的御风岩，名为“万丈碑”，碑生于悬崖峭壁之上，像一块突如其来的画布，又像泰山画布上的一枚印章。碑文是乾隆登泰山时所做《咏向阳洞》，碑高约30米，宽12米，字径大约1米。毫无疑问，乾隆是要在碑刻的数量和体量上都要超越前代帝王，不只如斯，他还通过互文手法，与前代帝王、士医生，以至是他本身，停止隔空对话，远相唤应。
三、韩文彬对泰山石刻研究的奉献与不敷
过往的泰山石刻研究次要以拓本为前言，侧重史学和书法，证经补史，对石刻的物理语境和文化天文属性未能予以足够重视，在必然水平上障碍了人们对石刻书迹的全面理解。“石刻不只是一种文献，并且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献。它不只为文献供给了物量前言，它自己仍是一种重要的、特殊的景看。那种景看有其空间属性，闪现空间之美。”(15)而泰山石刻做为景看空间的研究，不断以来或者偏于宏看的“宇内”空间，对泰山内部物量空间的阐述较少，或者偏于宏看的文化空间构建，关于泰山微看人文景看的阐述偏少。(16)
韩文彬的研究引导人们重返汗青现场，存眷石刻与它们原生情况之间的关系，以及石刻与石刻之间的互文性视觉表示体例，察看石刻的生成史和阅读史，从物量文化主义、社会学和空间政治学的视角停止石刻研究，彰显了石刻的物量景看性、公共性和政治性维度，将艺术研究和史学研究推向了新高度。出格值得推重的是，韩文彬在书中详述了泰山石刻的汗青以及石刻表现出的空间政治，是西方第一部以石刻为主题的研究性著做，全文收录的石刻达五十余处，有许多是被初次翻译成英文，立异之处颇多。他将摩崖和石刻从死板封锁的形态解放出来，停止汗青复原，逃溯石刻生成的汗青政治布景，复原摩崖石刻所在原生空间和位置，通过小我亲身爬山看摩，感触感染石刻文本的书体、大小、规划、岩石量地、摩崖面积、粗细以及周边天文情况等物量因素，存眷石刻生成史、阅读史，以及石刻与四周情况所构成的空间意义。因为，“每个社会都消费某个空间，本身的空间。消费关系的诸多表征，它们包罗着种种权利关系，而且那些权利关系也呈现在空间中：空间以建筑物、纪念碑和艺术做品的形式将权利关系纳进此中。”(17)
同时，韩文彬视野开阔，引经据典，列举了一系列西方汉学家、汗青学家、艺术史学家、人类学家与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看点，来阐明光景、空间、位置的意义，务使字字皆有来历。韩著也列举了许多中国典籍，最为其倚重的是《史记》《旧唐书》和《文心雕龙》等。通过借鉴诸多视角，韩文彬提出，泰山自己就具有特殊的空间意义，泰山极顶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个天人交汇的处所，一个上演国度公共事务的大舞台。祭奠焚礼，祝祷树石，人世帝王的封禅仪式，使泰山极顶拔地通天，翻开了通向神的空间，天、地、神、人，四方映射，帝王做为天子的形象得以彰显。即便帝王下山以后返回日常生活空间，留在山顶的碑石和摩崖仍是帝王的“此在”象征，人神交汇得以陆续。泰山之巅，因为摩崖石刻的存在酿成了一个始末悬置的空间，一个始末彰显皇家威权的表征性政治空间。关于泰山做为中国的国山和政治山，中国粹者早就有存眷(18)，而韩文彬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泰山那方面的意象。
但韩文彬泰山石刻研究中，也存在个别误读与误论。如他在阐述唐玄宗勒铭泰山一事时指出，在历代前去泰山封禅的帝王中，玄宗是少有的改动了五岳之天然风貌的一位。对此有研究者提出差别观点，认为证之大看峰唐代摩崖残迹，高宗封禅时已行磨山镌崖之先，并非玄宗起首改动了五岳之天然风貌。周郢在其新著《泰山纪年通史》中对此有详尽考证(19)：“为纪此盛典，于泰山立《唐登封纪号文》碑，高宗撰并行书，飞白书额，其一大字，摩刻于岱顶；其一字差小，立于山下。”“乾封年《登封文》原在大看峰西壁，后来的《纪泰山铭》右侧，字寸许，类《圣教序》集右军书，其文历述太宗创基之功。”后为明代人镵毁，见者惋惜!《朝觐》碑由李安期撰，行书，“在今‘云峰’上，亦被明代林焞以‘忠孝廉节’四个大字鑱毁，犹存‘波扰五岳尘飞深进反陷重围动想神京结阵则浮云未巢王元吉委镇策而地置州县兼神初基未遑西略恳构两开玉帐杨魏窃弄神玺规亨笼霄之碧建德旌累捷而致双擒眇六年间未方劳誓牧冠九天志清八表英威迅其尝舍于弊俗于龙英财宝樽’百字。”高宗封禅碑广见于《旧唐书》、《岱览》与《泰山志》等常见册本，不知因何原因，韩著疏于存眷。
其次，韩文彬对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摹刻者僧安道一似乎也颇不熟。台湾大学艺术史传授卢慧纹，在为韩著所写的书评中，曾指出(20)，韩文彬对僧安道一的名字似乎其实不很确定，文中称为“Seng'anDaoyi”，僧安为姓，而在文后的人名附录中，又称其为“Seng An Daoyi”，将“僧”单列，看做是他的僧人身份，“安”为其姓。至于僧安道一在佛经撰刻方面的奉献，韩文更是模糊，以至对2004年山东文艺出书社《齐鲁摩崖石刻》一书都未提及，其改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被漠视。
同时，韩文彬的译文也存在些许翻译错误，好比，把泰山向阳洞东的“御风岩”之“御”误读为“皇家”之义，将其英译为“Imperial”，实则应为“乘风、驾风”(Riding Wind)，以示崖之高。其他误读好比，韩文彬认为，泰山极顶秦封禅碑已完全丧失，事实上，此中二世诏残石存于岱庙东御座院内，尚存十字可辨。虽有那些微瑕，但韩著对泰山石刻研究的开辟奉献浩荡，值得重视。
正文：
①Robert E.Harrist Jr.The Landscape of Word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8.
②韩文彬.文字的光景——早期与中古中国的摩崖石刻[J].徐胭胭，译.邱忠喊，王新，校译.艺术设想研究，2011，(6).
③陈文波.汗青现场表里的公共性和互文性——韩文彬的两项石刻书迹个案研究评介[J].中国书法，2020，(9).
④仇鹿喊.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书社，2018：125.
⑤孙正军.近十年来中古碑志研究的新意向[J].史学月刊，2021(4)：107-118.
⑥Simon Schama.Landscape and Memory[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5:10.
⑦Robert Pogue Harrison.The Dominion of the Dead[M].Chicago: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3:18.
⑧Jean Fran ois Billeter.Chinese Art of Writing[M].New York:Rizzoli,1990:259-260.
⑨Roger Chartier.Forms and Meanings[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5:22
⑩Henri Lefebvri.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1:45.
(11)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消费(节译)[J].刘怀玉，译.中外文化与文论，2016(3)：94-110.
(12)钟惺.隐秀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1992：400.
(13)Wu Hung.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177.
(14)Edmund Leach.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35.
(15)程章燦.景物——石刻做为空间景看与文本景看[J].古典文献研究，2014(2)：1-28.
(16)刘兵.泰山汗青文化轴线山地段人文景看及空间研究[D].泰安：山东农业大学，2014.
(17)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消费(节译)[J].刘怀玉，译.中外文化与文论，2016(3)：95.
(18)周郢.泰山“国山”地位的汗青回忆[J].齐鲁文化研究，2004(1)：52-61.
(19)周郢.泰山纪年通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书社，2021：311-312.
(20)Hui-Wen Lu.The Landscape of Words:Stone In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review)[J].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010(1):232-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