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盗，全球最憋屈的海盗
✎做者 | 维船
✎编纂 | 程迟
海盗在中国与西方的差别形象，其实不只是文化心态的差别，那背后现实上也折射出各自差别的汗青历程和汗青记忆，以至能够说涉及到差别的社会构造。
说起“海盗”，一般中国人所能想起的都没有什么好形象，事实在我们的汗青上，中国人经常是海盗活动的受害者，那些汗青记忆至今不时涌起。
2005年就曾发作过如许一件事：日本长崎县五岛市的一些市民，为感激明代中国海盗王曲曾对本地商业、文化交换做出的创始性奉献，特意在其老家安徽歙县为他建社修墓，但两位大学教师得知此过后，连夜赶到本地，将墓碑砸毁，因为他们愤激于王曲当初曾是混迹于“倭寇”的“汉奸”。
在2005年，引起很大存眷的“教师夜砸王曲墓”事务。
可是在欧洲，海盗固然也有“黑汗青”，其汗青形象却迥然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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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受害”，那英国、爱尔兰在汗青上受海盗侵扰之剧，能够说远超中国：
自公元793年起，维京海盗不只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横行不列颠诸岛，以至一度在本地割地称王，侵吞、吞并、统治了整个国度。
1066年胜利攻占英格兰、成立起诺曼王朝的“征服者”威廉，寡所周知也是维京海盗的后代。至于在维京海盗发源地的北欧国度（丹麦、挪威、瑞典、冰岛），那些横行大洋的海盗更被视为荣耀的祖先，是其汗青上灿烂的一页。
“征服者威廉”与其兄弟的画像。图/维基百科
也因而，在西方无数的小说、影视、游戏中，海盗都被浪漫化为具有冒险精神的开辟者，具有常人所难企及的冲劲，以至代表着某种极致的人生体验。
那方面最为人所知的无疑要数前些年迪士尼大获胜利的系列片子《加勒比海盗》了，它生动地展示了近代初期海盗最灿烂时代的传奇，而剧中的杰克·斯派罗船主集狡黠、冒险、坚韧等操行于一身，可说广受欢送。
《加勒比海盗》是近几十年最深进人心的海盗形象之一。图/豆瓣
海盗形象的那种反差从何而来？在那背后，当然是差别的汗青履历所致，但由此也正能够透露出中西社会文化和国民气态的差别。
渔民、匪徒、商人、探险家和殖民者
“海盗”那个称唤所描述的，是那群人的海上劫掠行为所界定的形象，但假设我们看看汗青就会发现，处置海盗那份“职业”的，绝大大都都不是“专职”的，而是“兼职”的。
在西方汗青上，统一小我往往兼有海盗、渔民、水手、商人等多重身份。一艘渔船只要稍加点缀，升起海盗旗，水手拿起兵器，登时就摇身一酿成了海盗。
英国粹者格温·琼斯在《北欧海盗史》中将汗青上的海盗活动分为四个差别的重心：个别夺劫袭击；处置商业或商务活动；有政治意义和企图的远征；逃求新房住地的殖民冒险。不难看出，那四个重心别离对应四种差别的海盗形象：匪徒、商人、探险家、殖民者。
格温·琼斯的《北欧海盗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书）将海盗的活动分为了四个差别的重心，他们并不是全都是凶蛮的匪徒。
以闻名的维京海盗来说，固然他们在汗青上留下的恐惧名望次要是突然性的暴力袭击（所谓“狂兵士”）带来的，但他们也确实是极好的商人、探险家和殖民者。
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维京人以其深进海路腹地的不懈勤奋，编织成了一张远途商业收集，阿拉伯银币、拜占庭金币，以至印度的梵文符号，都已在考古遗址中发现。
瑞典学者安德斯·温罗特对维京海盗的一本严谨的汗青研究著做，书名就着重于此：《维京时代：从狂兵士到海上商业的开辟者》。他认为，固然汗青记载将维京人冠以“一群最可耻的人”和“龌龊的民族”的恶名，但
“从整个汗青图景来看，我却认为他们的血腥暴力其实不比野蛮期间的其别人更甚”。
瑞典学者安德斯·温罗特的《维京时代：从狂兵士到海上商业的开辟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书社，2019年出书）同样着重描写了维京海盗的复杂性。图/豆瓣
当维京人将其海盗活动带到遍地后，不只很天然地带动了商业、文化的交换，并且还会不竭往开垦新的领地。
如今的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就是由维京海盗917年成立的驻防碉堡开展起来的，以至其时的伦敦也是一座海盗城镇。
当然，更出名的是他们的另两次活动：从瑞典动身，向东开垦商路曲至东欧，维京人由此创始了俄国汗青上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有一种看点认为，
“俄罗斯”的词源Rus其实就源自古瑞典语“桨手队”；另一路则从挪威动身向西，于960年摆布发现了冰岛，进而再向西挺进，早在哥伦布之前就发现了格陵兰岛和美洲大陆——那不是传说，罢了经被加拿大的考古遗址所证明。
塑造欧洲的“维京海盗”
在良多民族仍只能切近海岸飞行的年代，维京长船已经以其卓著的性能，凭仗维京人的航海手艺，发现了良多新六合，并在那些处所殖民。固然维京人在俄国、法国最末都融进本地人中，在美洲的殖民则回于失败，但也胜利开辟了冰岛等国。
在本土之外留下最深印记的，恐怕要数英国：在英语中，包罗sky（天空）、law（法令）、birth（出生）、skin（皮肤）、egg（蛋）、bread（面包）、no（不）等一系列常用词汇都是那些海盗带来的；与此同时，他们也将别致血液带到了英国——2014年的一项查询拜访发现，31%的英国人相信本身“绝对”或“可能”有过维京祖先。
菲利普·帕克在《维京人的世界》中，不只指出了维京人在商业、航海、探险、殖民等方面的成就，还强调他们
“其实不只是单纯的兵士，更不但是嗜血的毁坏者。他们拥有的文化系统，其复杂与丰富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文学拥有丰富的史诗（即‘萨迦’）和诗歌；他们的社会中降生了法典，以及全欧洲最早的议会”。
菲利普·帕克在《维京人的世界》（后浪 | 民主与建立出书社，2020年3月出书）中说，维京人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化系统。
确实，如今英国马恩岛上的维京时代遗迹泰尼沃尔德（Tynwald，即马恩岛议会）号称是世界上最古老且从未中断的议会，1237年就见于汗青记载了。
那些海盗看来已被“洗白”了，他们不再是野生番，却是欧洲文明最次要的源流之一。
穷途末路的中国人，才做海盗
由此比力，就能够看出汗青上中国海盗和欧洲海盗的很大反差：固然中国明清两代中国的海盗都相当严峻，但他们的活动根本上都是在打渔之际小打小闹，用以补助家用。
不到万不得已，很少人会彻底走上那条绝路。在汗青上，饰演商人、探险家、殖民者身份的中国海盗其实不多见。
也许只要明代中后期是个破例：其时因为朝廷“片板不准下海”的严厉海禁政策，良多渔民断了生路，抉择了逼上梁山。
相关于其时那种平稳的农业生活，海外冒险无疑是高风险高收进的不法行当，良多海盗起头构成组织，集海盗和海商于一体——此中最胜利的，即是郑胜利的父亲郑芝龙。
荷兰人绘画中的郑芝龙（身着蓝衣）。图/维基百科
他在1633年的金门料罗湾海战中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远东舰队，在东亚重建了中国的海上霸权，往来的荷兰商船，一律要向他交税才气通行。
我们如今的汗青教科书上，很少会把民族英雄郑胜利看做是海盗身世，但他不只父亲是其时最出名的海盗，还出生于日本平户那个其时的海盗巢穴（母亲是日本人田川氏）。
假设没有郑芝龙给他留下的资本、收集、名望，单靠他一个墨客22岁起兵，在短短十多年里名震东南、进而收复台湾，那是不成能的事——事实上，他最早的部下就是父亲留下的旧部。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郑芝龙、郑胜利父子的人生履历自己就是中国海盗的缩影：
他们无论做为海商、海盗，仍是试图停止海外冒险，都罕见到国度的撑持，而他们更好的出路，就是将海外商业中赚到的利润，以身报国，为国收复失地，那才气最末博得世人的必定。
从海盗看中西文明
海盗在中国与西方的差别形象，其实不只是文化心态的差别，那背后现实上也折射出各自差别的汗青历程和汗青记忆，以至能够说涉及到差别的社会构造。
做为一个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中国历来不重视海外活动，别说是海盗活动，就连向海外移民，曲到晚清之前，都是“背弃祖居”的可训斥行为。
农业文明的心态也深深塑造了中国人对财产的观点，儒家历来以农业为本，而贸易则是“末技”，海外商业则更
属
歪门邪道，在那一乌托邦中，最抱负的就是与外界隔断、自力更生的形态。
那招致中国人在整体社会心态上很天然地趋于内向，而不像西欧那样，在贫瘠的地盘上无法自足，不能不向外逃求时机和扩大。
日本倭寇侵扰中国东南沿海的道路。图/维基百科
那一点也表现在海盗活动的差别上：在西欧和日本，海盗活动往往都是对他国的劫掠，但中国海盗劫掠的对象却往往就是中国人自己，那恐怕既是因为中国在东亚毫无疑问是财产中心，也是因为欠缺外向的激动。
在现实中，决定两者差别的另一个关键差别，则是国度的立场。
维京海盗的全盛期，恰是武士文化兴旺、但国度力量虚弱的期间，因而《维京时代》一书强调，11世纪晚期维京人停行进攻西欧的次要原因有二：
一是防备办法让劫掠更罕见手，二是北欧逐步强大起来的王权无法再容忍无规律的夺劫，国度和教会最末驯化了海盗。
比拟起来，中国海盗呈现得很晚（公认最早的是东晋孙恩、卢循），国度形态却比西欧更为早熟。
如许，假设说维京海盗受国度管束才逐步平息，那么中国海盗几乎在一起头就要面临极为强大的国度。
因而，中国的海盗活动更难像欧洲汗青上那样，成为国度撑持的军事冒险，相反，国度会摘取干涉、限造办法，为了不变海域而尽其所能地冲击海盗活动。
更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在西欧，海盗活动往往表示出必然水平的独立性，按社会学术语说是有着自主性的“非国度行为体”。即使是到了近代初期，他们和国度之间也未必是彼此匹敌的关系，有时倒不如说是彼此操纵——
海盗需要国度将其活动合法化，而国度也需要海盗施行海外探险，以至将掠夺所得与国王分红。
被册封的“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图/维基百科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期间，英国海兵力量还很单薄，于是将一批私掠船主收编，号称是“女王的船主”。
其时英国通过海盗掠夺而获得的赃物到达1200万英镑，而17世纪末英国每年的全国国民收进也不外才4300万英镑。
闻名的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船主就集海盗和探险家于一身，他在1577年、1580年停止了两次全球飞行，其主舰“金鹿号”在回航途中满载新大陆的金银玉帛，价值50万英镑，等于英国王室一年的总收进。1588年，他又击退来犯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被女王亲身封为海军中将。
那么，那和中国的“招安”又有什么区别？像郑芝龙那样，不也和朝廷协做，并以国度的合法名义，消亡海盗同伙和荷兰人吗？
1702年西班牙与法国舰队在维哥湾海战被英荷结合舰队击败的情景。图/维基百科
那中间的关键区别，倒不在“招安”的等级（郑芝龙受封的“海防游击”只是个芝麻绿豆官，可比不上“海军中将”），而在于明清中国的朝廷其实不实正需要那些海上活动带来的利益，朝廷实正期看的，仅仅是通过招安平息海域骚动，期看到达的是政治目标，而非经济利益。
1285年，元代财务专家卢世荣曾献策，提议造船、给成本，让民间组织出海商业，获利后政府得七分。那意味着官府将海盗兼海商的活动合法化，抽取的利润极高，按说极为有利，然而此事仍是不了了之，卢世荣且被视为奸臣。
那在明朝看待另一个闻名海盗王曲时，表示得更为明显：王曲在中日之间经商、劫掠，在浙东重建海港富贵，获致巨富，还将铁炮（葡萄牙火枪）引进日本，以他其时“海上霸主”的地位，假设能为国度所用，本是双赢的。
王曲固然劫掠沿海，但他所希求的无非是一般的通商商业（所谓“要挟官府，开港通市”），也因而不断对朝廷抱有等待，本地方官默许“私市”时，他立即主动共同官府消亡陈思盼等几股海盗。
明朝戎行与倭寇匹敌。
然而最初的成果，是胡宗宪等官员以“招安”的名义，诱捕了王曲，进而背约弃义将他下狱处死。
那意味着，朝廷既不克不及原谅他的行为，也不想操纵他的才气，对海外商业、造海权如许的国度利益也不感兴致，以至没什么概念。
当然，即使是在欧洲，对那些问题的熟悉也是在近代汗青中逐步开展起来的。维京海盗的形象，在很长时间里也颇为欠安，除了他们“嗜杀野蛮”的残暴名望外，也因为在北欧皈依基督教后，他们已被视为可憎的异教徒。
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鼓起，使列国都呈现了责备教会、从头评估早期汗青遗产的社会思潮，19世纪北欧民族主义的醒觉，更让许多人起头发掘诸如《萨迦》等维京传奇的史诗。
在冰岛被发现的 Njáls saga。图/维基百科
《维京人的时代》一书指出，启蒙运动在其时的北欧催生了一系列汗青学家，
“人们从头起头审阅萨迦，在古老而血腥的荣耀之中，觅觅蕴躲在深处的实正的北欧精神”，随后到来的“北欧文艺复兴”让维京人从头回到了舞台中心。
中国未曾呈现过那种对海盗形象的“文艺复兴”，对中国海盗的研究也持久裹足不前，至今只要郑广南的一部旧著《中国海盗史》，此外却是日本学者松浦章和美国粹者穆黛安对中国海盗有过一些研究。
在公家视野中，海盗仍是一个相当边沿化的形象，而中国海外活动的代表形象不断以来都是率领官方船队下西洋的郑和，而非郑芝龙如许集海盗、海商于一身的人物。中国海盗的形象、价值和汗青记忆，在很大水平上仍一如既往地封存在海雾之中，尚未得到应有的存眷。
维船，做家、书评人， 著有《一只脚踏进后现代》《大地上所有的河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