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汗青典籍的三重境域

张国刚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有如下一段记载：

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问博士李先曰：“全国何物最善，能够益人神智？”对曰：“莫若册本。”珪曰：“册本凡有几何，若何可集？”李先答复：“自有册本以来，世代增益，到现在，册本多得不成胜计。假设人君爱好，何忧不集！”拓跋珪于是命令，各郡县普遍搜集册本，悉送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拓跋珪是一个粗人，却也在博士的启发下，晓得人要增长伶俐，莫如读书。号称欧洲之父的法兰克人查理曼也有一句名言：“准确的动作胜于常识。但是，为了做准确的工作，我们必需晓得，什么是准确的。”

查理曼极其重视古典文明，关于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功不成没。查理曼的求知重视辨明准确与错误；拓跋珪则讲增益“神智”，神智就是进步常识、辨认长短的。阅读典范就是增益神智的路子。典范著做履历大浪淘沙，履历时间洗礼，仍然熠熠生辉。千百年之后阅读它们，仍然冲动人心，引发共喊。

《资治通鉴》就是一部增益神智的典范。宋元之际的学者胡三省曾经比方说，读《资治通鉴》好像饮水过江，肚子大多饮一口，肚子小少饮一口，因人所宜，随人而异。

典范阅读起首因为典范自己的魅力，其次也与阅读者的需求有关。一个编纂，一个将军，一个干部，一个人员，他们对典范的需求是纷歧样的。需求也不单单来自职业特征，还有小我偏好的差别。那种小我偏好，或来自阅读体验构成的习惯，或因生活体味所积存的兴趣，还有个别常识构造的差别。

有人喜好文学，阅读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会兴致盎然。有人喜好思惟哲学，对孔孟老庄、宋明理学会情有独钟。假设你喜好汗青，那就能够读读《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名篇。我那里重点谈谈汗青典范的阅读。

我们阅读汗青册本，大约有三个阅读条理。起首是其编辑学成就，文字表达要逼真，构造安放要合理，纪传体、纪年体，各擅胜场。其次是常识内涵，内容要充分充沛，惹人进胜。再次是常识和专断，假设观点精辟，给人启发，阅读到进神时，就会拍案称奇，心有灵犀。

对汗青著做的那三大阅读条理，对应的是中国古代对汗青做者的三大体求，即史才“三长”。那个说法最早见于《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

史才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刘子玄就是大名鼎鼎的唐朝史学巨匠刘知几，字子玄，因为避忌而以字行。他说，夫有学而无才，就像有地盘财富本钱充沛，却不擅长运营，末不克不及增殖财贿。若有才而无学，就像空有精巧的设想图纸、精湛的工艺手艺，可是却没有建筑器械和建筑素材，最末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盖不成房子。至于史识，他认为就是写做者秉笔挺书的撰写立场，是曲笔仍是曲笔。在刘知几的代表做《史通·鉴识第二十六》中，出格强调另一种“史识”，即关于汗青的全局性、通透性的理解和掌握，也就是“通识”。

“通识”用之于史家，是白居易明白提出来的。他认为史家“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不成。所谓“雄文”，就是撰述才能、文字功夫，写出来的工具要吸惹人。所谓“博学”，就是常识程度，史料丰赡，肚子里要有“硬货”。所谓“通识”，不只是观点哲思、常识专断，更重要的是它的代表性，也就是那部典范中所透露的时代意义、文化意义、文明意义。

举一个例子，玄奘的梵文程度在古代西游僧人中，很可能是罕有其匹，但是，玄奘的唯识学著做其实不能代表中国佛学，代表中国佛学的是慧远、惠能。

《资治通鉴》成为中国史学著做的佼佼者，不只是它完美、开展、定型了中国汗青学中的纪年史著做编制，更重要的是它记载的1362年汗青中，展示了战国纵横捭阖的汗青画卷，秦汉大同一中华文明奠定的汹涌澎湃，汉魏以来胡汉合成的血雨腥风，北朝末年以来复杂变革的盘曲过程，以及隋唐时代的重建灿烂，安史之乱之后迄于五代的变化与重生，为宋以后的汗青做出展垫。《资治通鉴》各部门的价值，不是用史料来度量的，而是要从史学上来评判。

（做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汗青系传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