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贺兰山招谁惹谁了？——从所谓岳飞《满江红》说起
2月26日晚，北京大学汗青系辛德勇传授在西北大学做了一场讲座，题为“贺兰山招谁惹谁了？——从所谓岳飞《满江红》说起”，本文系讲座讲稿。
列位同窗、列位教师：
各人好。十分兴奋，在那里和各人碰头。那是疫情大时髦之后，我分开北京到外埠做的第一场线下讲座，同时也是我在西北大学做的第一场讲座。感激李军院长，感激老伴侣罗丰教师，感激他们给我那个时机，感激在座的列位来和我做此次交换。
不外在兴奋之余也有些为难——那就是此次行程安放得有些严重，我顾不上预备一篇像样的讲稿，和各人深进交换详细的研究标题问题。请各人原谅，今天在那里，我只能牵强谈谈本身在治学过程中的一些体味。
如许的体味并非一般性的治学办法。在座的列位伴侣，若是有人对我领会得略微多一些，就会大白，我很不擅长做那种学术办法的阐述。现实上我也很不喜好做如许的阐述；以至很不喜好做那种根究。
在我看来，我所处置的汗青学研究，具有强烈的个性化特征，往往一小我有一小我的治学特征，在治学办法上也未必人人不异。另一方面，普及的治学办法，看起来似乎具有强烈的普及性意义，但也唯其如斯，现实上往往毫无用途。那是因为我研究汗青问题，是为阐释千差万此外详细史事，而不是想归纳综合出一条笼统的普及法例。千差万此外史事，决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其特殊性。在那种特殊性面前，那种公理性的治学办法几乎完全力所不及。
下面我想围绕着近期热议的所谓岳飞《满江红》词实伪问题的讨论，同各人讲讲我是如何对待那一问题的。
中华书局本《鄂国金陀粹编》环衬上的《满江红》词拓本
单纯就所谓岳飞《满江红》词的实伪问题而言，我早就在“私人小院”十分简要地公布了本身的根本观点，有些伴侣或许已经看到。今天我只是想以那个问题做为事例，向列位伴侣阐明我对治学办法的熟悉。我想如许讲会生动一些，更好理解、也更好掌握一些。
抉择那个标题问题，是因为学术界对那个问题曾有过逆来顺受的两种差别观点，并且曲到今天，那两种观点仍然严峻对立，互不相让——一种观点能够称之为“伪造说”，与之对立的观点则能够称之为“实品说”。时下因为同名片子的放映，那两种差别的看点，又成为人们存眷的焦点。而不论是昔时论辩的两边，仍是如今纷杂的亮相，都牵扯到对史事的熟悉办法和研究途径问题。我期看本身的熟悉，可以给列位伴侣、出格是年轻的同窗们供给一点儿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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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余嘉锡先生指出《满江红》词为后世伪造
所谓岳飞《满江红》词，自从问世以来，不断没有遭到量疑，而且逐步流行于世。最后指明其出于伪撰的学者，是余嘉锡先生；与后来那些持统一看点的学者比拟，余嘉锡先生的观点份量最重，而且间接触及熟悉途径上的根本问题。因而余嘉锡先生也能够说持“伪造说”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
谈到余嘉锡先生那一研究，必需起首指出他的研究功效是刊布在所著《四库概要辨证》一书傍边的。那一点，对我们合理熟悉余嘉锡先生的看点，至关重要；同时，那也涉及一个重要的治学办法问题。所以，今天我的话就从那里说起。
余嘉锡著《四库概要辨证》
《四库概要辨证》那部书，既是一部极高程度的顶尖学术研究功效，在今天，它也能够说是每一位走向中国古代文史研究范畴的人都应人手一册的进门册本。那起首倒不是因为余嘉锡先生程度高，而是他依托的起点高。
所谓“四库概要”是给《四库全书》做的概要，也就是对《四库全书》中每一部册本所做的解题性阐明。那个“概要”就写在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写成的《四库全书总目》里。
我们各人如今看到的册本，一翻开城市看到一个“目次”，标识表记标帜的是每一章节的页码。最早的古书并没有那个，而前人所说“目次”的本义也不是如许。简单地说，“目”是指篇目，也就是书名，也可能还带有书中所含篇卷数量，还有做者姓名；而“录”就是给那部书撰写的概要。那些概要本来是附在每一部书的前面，随原书一同写录的，如今各人读影印的《四库全书》都能够看到（那也是自古以来的老办法，昔时刘向、歆父子给大汉整理宫廷躲书的时候就是那么干的）。《四库全书》就是把那些书前的概要编在《四库全书总目》里（此中一部门内容有所调整）。
给《四库全书》里收录的每一部册本都写出概要，那是个浩荡的工程，清朝也是从全国各地拔取一批优良学者完成的。要想写出一篇高程度的概要，需要在如下两个方面具有通贯的目光：一是对那部书所在的类别要有通透的领会，如许才气看得大白、也写得清晰那部书在详细类别傍边的地位和价值；二是对那部自己要前前后后都读得通透，如许才气精准地认定其性量和价值。简而言之一句话，是执笔者得先把书读得通，读得透，概要才气写得好。
今天我们若是以严谨的学术目光来审查，当然能够看出《四库全书》中良多书的概要也有严峻问题，以至是相当初级的错误，但就其总体量量而言，事实到达了史无前例的学术高度。所以在《四库概要》公诸于世之后，便遭到学者高度重视，并且那种重视还相当普及，以致读《四库概要》竟成了文史学者在进进书山学海时必备的梯航——既是高级进门书，也是末其一生都需要反反覆覆往返翻阅的根本参考书。其情形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说：“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做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 （余嘉锡《四库概要辨证》卷首《序录》）
正因为《四库全书》的“概要”写得其实是太好了，所以学者们在称呼《四库全书总目》那部书的时候，往往径称之为《四库概要》。
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概要辨证》，就是针对《四库概要》的错讹，纠谬正误，凡四百九十篇。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的阐述，是写在对明朝嘉靖年间人徐阶所编《岳武穆遗文》那部书的辨证之下 （余嘉锡《四库概要辨证》卷二三）。
固然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概要辨证》那部书中指出《四库概要》诸多严峻疏误，但他同时也高度赞扬说：“《概要》诚不克不及无误，然就其大致言之，可谓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为什么“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它就重要，那是因为：
班固尝称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又云刘向司籍，辨章旧闻。夫取经传九流百家而辨章之，又从而撮其指意，岂易言也哉！非博通如刘向，不敷以辨此。（余嘉锡《四库概要辨证》卷首《序录》）
刘向做的那种工做，清朝学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的序言中将其归纳综合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余嘉锡所言，如许的工做，非博通如刘向者不办，而如上所述，如许的著作，既是进门的领导，同时也给每一位实正有志于学的文史研究者标示出治学正轨。昔大禹治水，“随山刊木”，做的就是如许的标识。
恰是因为余嘉锡先生深明那种所谓“流略之学”的真理所在和难点所在，他对《四库概要》所做“辨证”，底子的着眼点也正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那一点上。请各人重视，时下我们已经见过多种订补《四库概要》疏误的著作，但就其总体情状而言，可以到达余嘉锡先生那种熟悉高度的还别无别人，亦即其他那些著作不外都是简单地就事论事罢了。
我讲了那么多似乎是废话的话，就是想要告诉各人，只要基于如许的熟悉，我们才气很好天文解余嘉锡先生对所谓岳飞《满江红》词的考辨。那事理批注白了固然很简单，可我看在现实讨论中绝大部门人却就是不大白那个事理，因而也就无法理解余嘉锡先生是如何得出他的结论来的。
余嘉锡阐述那一问题，得出《满江红》词出自后人赝做的结论，其逻辑法式，系分为如下几个步调：
第一步，是针对《四库概要》“《曲斋书录解题》载《岳武穆集》十卷，今已不传”的说法，指明那个十卷本《岳武穆集》，是武穆嫡孙岳珂在南宋宁宗嘉泰三年十一月编录成书的《岳武穆文集》，后于宁宗嘉定十一年刻进岳珂汇编的《金陀粹编》（即今通称《鄂国金陀粹编》者），题做《鄂王家集》。其后，岳珂在理宗绍定元年和端平元年十二月又先后两次增编重刻《金陀粹编》，以成今本。
那是余嘉锡先生全数论证的根底。做学问就是如许，从最根底的处所做起，从根儿上做起，所做论证才气扎实可靠。当然，那都需要破费时间，需要消耗精神，但做学问就是需要付出诚恳的勤奋，不克不及坐享其成。那些我们钦慕的前辈学者，都是如许一步一步地走向学术巅峰的。各人不要只看到他们超人的天禀，看不到他们超越常人的付出；至少在中国古代文史研究范畴，我没有看到过哪一位巨匠是仅仅靠本身的灵性就能获得胜利的。
第二步，是比照岳珂编《鄂王家集》与徐阶编《岳武穆遗文》那两种岳飞文集的差别：
《鄂王家集》：文分表、跋、奏议、公文、檄、题记六类，凡一百六十四篇，律诗二篇〔《题翠巖寺》、《寄宝塔慧海》〕，词一篇〔《小重山》〕。
《岳武穆遗文》：文仅二十八篇，诗四篇〔《送紫巖张先生北伐》、《寄宝塔慧海》、《池州翠微亭》、《题新淦萧寺壁》〕，词二篇〔《满江红》、《小重山》〕。
——与《鄂王家集》比拟，《岳武穆遗文》“文不敷五分之一，而诗词溢出至一倍，又皆不着出处”。
比照二者的成果，是余嘉锡先生认为据徐阶序文，知其应是在业已获读《鄂国金陀粹编》本岳飞集的情状下，肆意删改岳集，“夫后人所做之诗文，嫌其议论不轨于正，删之可也，今于飞自做之文肆意删往百数十篇，几致寥落不成拾掇，蒙昧妄做，莫此为甚”。
各人不要小看那一步，那也是一个根本史学办法问题。昔傅斯年先生撰著《史学办法导论》，开宗明义就指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做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立，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往搀扶或推倒那个运动，或阿谁主义”，而整理史料的办法，“第一是比力差别的史料，第二是比力差别的史料，第三仍是比力差别的史料”。
不明就里的人看学术巨匠讲的那些话，似乎有些很不着调，现实上我看汗青学研究就是如许，可实正要能做好那“比力差别史料”的工做，需要具备很好的汗青文献学根底，需要长年累月继续积存大量相关的常识材能做好，绝不是垂手可得的工作。
第三步，指出岳珂在编录《岳武穆文集》亦即《鄂王家集》时，搜访遗稿，尽心尽力；且岳珂生平富收躲，精鉴赏，若得岳飞手泽，肯定会著录在他的《宝实斋法书赞》中，而我们如今在《宝实斋法书赞》中也没有见到徐阶所增诸如《满江红》词之类的做品。
面临那种情状，余嘉锡认为：
自嘉定三年十一月做序之后，曲至端平元年十二月重刊《粹编》时，凡历三十一年，而其所刊《鄂王家集》，仍只此三万余言，未尝增益一篇，然则飞之翰墨散落者盖亦无几矣。
当然，南宋虽仅剩有残山剩水，地区仍是相当宽广，也不克不及完全肃清有极个别诗文未被岳珂搜得，但即便如斯，也会另有记载。对此，余嘉锡先生述之曰：
如其有之，而为珂所不及见，亦领先见于宋、元人之纪载，或题咏跋尾，恶有沈霾数百年，凸起于明中叶以后乎？
前面我提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那两句话，在座的良多同窗可能不太理解，不大清晰那两句话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如今我想很详细地告诉各人，那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就是从“学术源流”角度做出揣度：既不见于岳珂编录《岳武穆文集》、又不见于其他宋元人记载的岳飞诗文，根本上都应出自后人伪冒其名，而不会是实正的岳飞做品。在“恶有沈霾数百年，凸起于明中叶以后乎？”那句反诘背后，依托的就是那个“不言自明”的事理。
第四步，举述详细的例证，来阐明徐阶所编《岳武穆遗文》中那些既“为珂所不及见”又绝不见于“宋、元人之纪载”的诗词，确属伪做，当然在那傍边最为有目共睹的就是那阕《满江红》。
在那方面，余嘉锡先生举出的例证，是《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紫岩”是指“紫岩居士”张浚，乃两宋间名臣。那首诗似乎比所谓岳飞《满江红》词镌刻上石的还要多，除了汤阴岳庙和杭州岳坟之外，在济南府之前，还有一块石碑。清人王昶在《金石萃编》就已指出该诗必属伪做，余嘉锡先生进一步论定了那一点。
因为赃证昭彰，如今稍具学术常识者都不会再信此诗为岳飞所做，故已无庸赘言。在那里我想有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余嘉锡先生在那里只是举述那首《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做为例证来阐明包罗《满江红》在内的那些仅见于徐阶《岳武穆遗文》的诗词都应出自后人伪造。那也是一个研究办法和熟悉途径的问题，事理是做假纷歧定城市留下惹眼的“假象”。
过往我在和某人讨论雒阳武库锺铭文时谈到过其间的事理，那就是做伪者的主看企图是想把赝品做得同实品很像，完全一模一样更好，可抱负和现实之间总会有所差距，做得好的，就不随便看出明显的马脚，做得差的则会露出好长好粗一只马脚。别的，有的赝品肯定会带有随便露馅的处所，有的赝品则没有如许的处所，因而辨伪时也就不大随便从其本身的瑕疵进手，余嘉锡先生即谓所谓岳飞《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做于何地，故无马脚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故“疑亦明人所伪托”。
古语云“每下愈况”，就是讲用最显著的例证可以愈加清晰地阐明想要表达的看点。《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以外包罗所谓岳飞《满江红》词在内其他那些看似“等而上之”的情状，其是实是伪，也就不言自了然——余嘉锡先生论证的逻辑就是如斯。
二、邓广铭先生所谓辩驳
近期跟着片子《满江红》上映而展开的对《满江红》词实伪的讨论中，颇有一些人重提邓广铭旧做。邓广铭先生是寡所公认的现代宋史研究学术泰斗，因而推崇邓说者有些人是因敬重他的学术造诣而信从其说，还有一些人则是想移出那个学术泰斗的招牌来压服“伪造说”一派。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邓广铭先生是如何辩驳余嘉锡先生的。
关于那一问题，邓广铭先生先后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做》，颁发在《文史常识》1981年第1期；另一篇是《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做》，颁发在《文史哲》1982年第1期。那两篇文章，如今都收录在河北教导出书社版的《邓广铭全集》第八册，那也是本文根据的版本。
查考邓文可知，在那一问题上，前述两文中的后文并没有较前文有本色性的增进，因而我在那里就综合两文的阐述，一并予以阐明。
起首是关于岳珂编定《岳武穆文集》亦即《鄂王家集》是不是尽心尽量的问题。
邓广铭先生列举南宋人赵与时的《宾退录》中载有一首岳飞的七言绝句：“雄气堂堂惯斗牛，誓将曲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根据赵与时记述的情状，那首诗是岳飞在前去江西镇压本地农人起义兵的路上写的，刻在一所佛寺的墙壁上。那也就是前述《岳武穆遗文》中增加出来的那篇题做《题新淦萧寺壁》的诗，邓广铭先生认为，摘录那首诗的《宾退录》“在嘉定末（1224年）或宝庆初（1225年）即已印行，岳珂如实的立志‘搜访’、‘补阙’的话，不正能够摘辑了来，‘附益’于《家集》的‘卷尾’么，而事实上他竟若罔闻知，未加摘辑”。那阐明岳珂在刊行《岳武穆文集》之后，并没有再悉心搜集岳飞的佚文。
其次，在邓广铭先生看来，既然岳珂在刊行《岳武穆文集》之后并没有再悉心搜集岳飞的佚文，那么，载录上述那首七言绝句的《宾退录》若是失传了，“诗是被明朝人抄录、传播下来的，我们是不是也就能够对那首诗产生疑问呢”？对那一问题，邓广铭先生本身答复说：“我想是不可的。既然有岳霖父子（德勇案：岳霖乃岳飞之子、岳珂之父）遗漏的实证，就不克不及肃清《满江红》是他们其时没有搜集到的可能。”在他看来，现实的情状，很可能是“在宋元人的某一著做中也可能已经收录了，而那一著做又遗失了，才形成今天的疑案”。
如许的辩驳，莫非实的可以破解余嘉锡先生的对《满江红》词做者的量疑么？我认为不克不及，并且完全不克不及。
从治学办法角度讲，那里有个动身的大前发问题。在过往和时下有关那篇《满江红》词实伪问题的讨论中，不论是认同“伪造说”的人，仍是对峙“实品说”的一派，都没有谈到那个大前提。在我看来，关于首倡“伪造说”的余嘉锡先生来说，那个大前提是不言自明的，因而毋庸赘言；而关于固持“实品说”的代表性学者邓广铭先生来说，那个大前提更像是他不想面临或是无法面临的事实。
那个大前提就是做为闻名民族英雄的岳飞差别于其他那些通俗之辈，那阕签名岳飞的《满江红》词更差别于其他那些通俗文人骚人舞文弄墨的篇章。那阕词到底写得好欠好是一回事儿，但做为表现岳飞志向和心声的一代名篇（从艺术角度看那阕词到底写得好欠好另当别论，下文我会详细论述，那只是遵照邓广铭先生论证的逻辑和一般人的观点来如许讲），会不会履历宋、元两朝都一贯未见记载是另一回事儿。若是泛泛而言，邓广铭先生的说法当然无误，但若是把那事儿详细落实到岳飞身上，他的说法就毫无事理了。
我们研究每一件史事，都需要“知人论事”，并且往往需要“先知人”，“后论事儿”。因为看似性量不异的一类事务，详细到差别的人身上，往往会闪现完全差别的样貌。汗青研究的办法就是那么难以捉摸，并没有像数学公式或物理学定章那样能够普及利用的法例。
关于那一点，我们每一位有志于汗青学研究的年轻伴侣，必然要静下心来，也耐下心来，勤奋进修，尽可能多领会、多掌握一些详细的汗青常识。跟着那些常识的增加，你就也就逐步掌握了阐发和研究详细汗青问题的办法，到必然水平，也就得心应手了。一句话，功到天然成，急不得。
如今我们面临的《满江红》词的特殊性，就在于岳飞的名气其实太大了，特殊是他的冤死，引发了社会公家更为强烈的存眷；同时，把《满江红》词式的文句套在他的身上对社会公家也太有影响力了。
在那种情状下，邓广铭先生讲的那种文献传播的一般法例，也就底子不适用了——即岳飞若是实的写有如许一篇《满江红》，势必在其时就广为传播，留下大量文字记载；江南的纸再贵，也必然有人要写，况且那已经不是“洛阳纸贵”的年代了，纸张早已普及用于文籍的书写，没人会再那么吝惜它。
其实不只暗里用纸写录《满江红》词垂手可得，赵宋一朝还普及行用了雕版印刷，有足够的前提将相关情状公诸于世，并永久留存于汗青。跟着雕版印刷的普及通行，宋元时人留下了大量的别史条记以及诗集文集，而在如斯浩瀚的宋元人著作中对那篇《满江红》词竟无一丝一毫的记载，没有提及只言片语，那只能用世上本无其事来阐明，否则的话，是怎么讲也说欠亨的。
以邓广铭先生的学术造诣，我想，如许的事理他不会不懂。因而若是没有其他的原因，我想他恐怕不会如许固持“实品说”不放而蛮横无理。
那么，各人必然想晓得，邓广铭先生对峙如许做的外在原因是什么呢？我揣度，不过乎下列两项原因。
一是护前，也就是硬要回护以前的错误熟悉。
寡所周知，邓广铭先生写过一本《岳飞传》。其初版本出书于1944年（名《岳飞》），再版本是写定于十年之后的1954年。那两个版本的《岳飞传》固然还没看过，但我敢包管，书中必然城市对《满江红》词大书特书——从邓先生对岳飞一贯的感情来看，一定如斯。在撰著那两版《岳飞传》的时候，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概要辨证》还没有出书（固然此前印行过部门初稿，但那只是史部和子部的稿子，没有集部），全书是在1958年才由中华书局印行于世的。因而在此之前邓广铭先生也历来没有想到那《满江红》竟然会跟岳武穆没半毛钱关系，也丝毫不会想到那会是出自骗子的手笔。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三联书店版邓广铭《岳飞传》（封面布景的“还我河山”四字为民国初年人伪造）
为更好地阐明问题，下面，我就不惮词繁，抄录一段收在《邓广铭全集》最初一个版本、也就是1982年版《岳飞传》里的相关论述：
岳家军的大部门虽又回到鄂州屯驻，经常萦绕在岳飞心头的，却仍是若何更密切地保持河朔，渡河深进往冲击仇敌的事。他的脑海里总在翻腾着：三军的战斗情感那般昂扬，却老是不时处处遭到牵造，使其不克不及勇往曲前！深进虢、洛之役，可算出奇造胜了，成果却仍是难免“以赋税不继而抽回干事军马，未能胜利”。一切勤奋几乎又等于虚掷！实恰是壮志难伸！想到那些，岳飞的满腔热血便沸腾起来，通过本身的矢忠矢勇，自强不懈，露宿风餐转战于南北各地的各类各样的战场上，当然在三十二、三的年岁上已经获得了节度使的荣名和少保的官位，然而目前所已经完成的功业，与本身平昔勇敢执持的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那一壮志宏图比拟，却还有极为远远的间隔。那就要求在此后的岁月里，愈加淬厉发奋，用本身的战斗理论，使那一伟大事业可以完成。如许地思念着，一个无限美妙的远景又展示在他的想象傍边，使他益发自信心百倍。在一个雨天之后，他凭栏远眺，怀着如许的想象，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唱出了一首成为千古绝唱的爱国歌词——《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看眼，仰天长啸，壮怀猛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岁首，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拾掇旧山河，朝天阙！
那首词，是岳飞对本身的既往的一番回忆，更是对本身此后要负荷的职责的一道誓词。
既是生命的誓词，又是千古绝唱，仍是爱国之歌，那如果遵从余嘉锡先生的观点将《满江红》词视做赝品，《岳飞传》那书还怎么写？
我十分敬重邓广铭先生，但勤学者其实不等于他就是圣人，人道是有弱点的，护前就是学者很难制止的一项弱点。今天我向各人指出那一点，讲的纷歧定对，但我期看在座的列位年轻的同窗，可以领会那一情状，如许才气更好天文解前辈学者的看点。
二是情怀，也就是他在心里深处想要死力庇护并勤奋推升岳飞的爱国将领形象，《满江红》词则是那一形象必配的荣耀饰品。在邓广铭先生看来，摘下往它，无疑会使岳飞的形象失往荣耀。
那不是我随意瞎想，做诛心之论。邓广铭先生亲口讲，人们若想审辨《满江红》词的实伪，起首必需领会“岳飞和《满江红》在今天已经不成分了，提到岳飞一定想到《满江红》，他做为一个武将，其时的四大名将之一，代表做就是《满江红》。贸然加以否认，有些煞光景” （邓广铭《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做》）。
——那就是邓广铭先生始末对峙认定《满江红》为岳飞做品的思惟根底。如许的意识根植于他的心里深处，动不得，也碰不得。然而，至少在我看来，那绝不是一个读书人应有的立场。
在那方面，余嘉锡先生则认为：
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实伪，没必要问其理之长短。梅赜之《伪古文尚书》，千余年以来奉为正宗，前贤发扬之者至矣，岂复有所大悖于理，然自墨子始创疑之，至梅鷟、阎若璩等遂成定论，卒之伪古文仍不成废，梅、阎之说亦末不废也。号称武穆之《满江红》词，虽为人所信，以视典范，则有间矣。”（余嘉锡《四库概要辨证》卷二三《岳武穆遗文》条）
那才是一个学人应有的立场。否则的话，才实是“煞光景”。我认为学者做学问，就是根究客看存在的事实本相，决不克不及预设“立场”。
谈到那一问题，我想和同窗们谈一下我对汗青学研究三个条理的观点：第一条理，是对既往事实的认定；第二条理，是对构成某一史事的原因及其影响的解析和阐释；第三个条理，是对史事的价值揣度和评判。那三个条理，越往前，客看性越强；越往后，主看色彩越浓。客看的事物是可证明的，关于具有响应史学素养的学人来说，彼此之间也是能够讨论的；与此相反的是，主看性最强的价值揣度，则是无须论证、同时也无从认证的事儿，爱就由他爱，恨就由他恨好了。
因而，我定见同窗们若是有兴致处置汗青研究，更好仍是出力显示史事存在的实在情况，在足够做好显示史事本相那一工做的根底之上，再根据本身已经具备的前提，尽可能有根有据地对客看存在的史事做出阐明。但能不克不及准确地熟悉客看存在的汗青事实，能不克不及做好对既有史实的阐明，我认为更多地是取决于你是不是掌握了足够的古代汗青常识，而不是什么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至少起首是取决于那一点。如何才气做到那一点呢？办法很简单：念书，老诚恳实、安平静静、长年累月地念书罢了。
余嘉锡先生为什么可以在简单比照岳珂编《鄂王家集》与徐阶编《岳武穆遗文》那两种岳飞文集的差别之后就清晰指出《满江红》词以及其他几首诗篇应出自后人赝造，就是因为他书读得比他人多，花过常人没花的苦功夫。
余嘉锡先生自述其撰著《四库概要辨证》一书的颠末说，1900年，他年仅十七岁，始读《四库概要》，“穷日夜读之不厌，时有所疑，辄发箧陈书考证之”，即随时笔录读书心得，次要是与《概要》差别的观点（请各人重视，是在阅读大量其他著作之后，他才气够“时有所疑”）。从那时起，到正式写定《辨证》书稿的1954年，前后历时半个多世纪，始末边读边根究，边考证 （余嘉锡《四库概要辨证》卷首《序录》），书稿写定后不到三个月，他就往世了，实的是凝聚了余嘉锡先生一生的心血。功夫花到了，书读多了，读得通透了，才具备常人所罕见企及的境域和目力眼光。
下面我们通过详细的史实来看一下邓广铭先生的论证是若何站不住脚的。
起首，邓广铭先生认为记述《题新淦萧寺壁》诗的《宾退录》在嘉定末年（1224年）或宝庆初年（1225年）即已印行，如许岳珂在绍定元年（1228年）、特殊是端平元年（1234年）前后两次重编再印《岳武穆文集》时就理应把那首诗补进此中，而如今我们在《岳武穆文集》、 亦即《鄂王家集》里没有看到此诗，那就阐明岳珂并没有像他本身所说的那样“搜访”“补阙”，由此推论，《满江红》词不见于《岳武穆文集》也就毫不敷怪了，当然不克不及依此推定该词非岳飞所撰。
冷眼一看，那些话讲得有根有据，无可反驳。然而现实情状却与此大相径庭。
今天，在那里，我想和列位年轻的伴侣交换的一项重要治学办法，就是我们阅读一位汗青学者的著作而又特殊在意他的看点的时候，必然要覈实他所根据的原始材料，至少是像关键环节上的关键史料。那不论是谁，对谁也不克不及自觉信从。如许做有良多益处，今天无暇和各人展开来逐个叙说，我只讲一点——那就是有时你会发现，那条素材所供给的信息，其实不像今人某著作做者所讲的那样，或者并非做者所理解的那样。
邓广铭先生说《宾退录》在嘉定末年或宝庆初年即已印行，话说得斩钉截铁，却不告诉我们他的根据是什么。请各人比照一下余嘉锡先生的阐述，他的每一个环节，都清清晰楚地告诉我们根据什么他如许讲。
那涉及到最根本的治史办法和汗青研究论著写做体例问题。良多前辈学者，是像邓广铭先生阐述《满江红》词的那两篇文章一样，本身觉得那是根本史实，无须对其史料根据再做交待。那一派人觉得，只要如许写，文章才都雅，如行云流水，读起来特殊顺畅，并且还充满某种难以言状的美感。文章美不美，那有点儿像说人长得丑不丑，恋人眼里出西施，环肥燕瘦，各有所好，没法讨论。如何表述小我的观点才是好的学术论著，其实也跟那差不多，各人有各人的逃求。
在那里，我想和各人交换的是，我是很不喜好如许的表述体例的，因为我不会把任何一篇学术论文当小说或是浮泛抒情的散文来看。在读汗青学研究论著时，往往迫切需要覈对做者所根据的史料，你不清晰阐明，那可让我怎么办？我怎么晓得你是不是曲解以至曲解了史料？我怎么晓得你根据的史料是不是可信的史料？哪一条史料可信，哪一条史料不成信，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绝不是像如今良多人检索出来就用那么简单。
前面第一节里我给各人讲傅斯年先生论史学研究办法，频频说了三遍，就是“比力差别的史料”，那“比力差别的史料”的事儿，不但做者要做好，读者也要能复核。原因就是此中充满变量。再说江湖上还有一句话，喊“英雄欺人”，所以不重加复核不可。在我有限的治学履历里，复核后发现问题的就不在少数；至少能够愈加实在天文解摆在面前的情状。
邓广铭先生固然没有交待他为什么说《宾退录》在嘉定末年或宝庆初年就已经印行于世了，但只要你具备了响应的汗青文献学根底，倒也不难觅得他的熟悉踪迹。在《宾退录》篇末，做者赵与时写有如许一条“续记”（因为卷首已经写有一小段简短的自序了，所以就把那个名为“续记”），其文如下：
与时读书不广，何敢有所纪述？嘉定屠维单阏之夏，得疾濒死。既小瘉，无以自娱，而心力弗彊，未敢沉思于穷理之学，因以常日闻见，稍笔之策，初才十余则。病起，来宾狎至，语有所及，或因而书之，日积月纍，成此编帙。阏逢涒滩之秋，束儋赴戍，因命小史乘而躲之笈。年日以老，大学未明，顾为此戏剧之事，良以自悔，特未能勇决焚弃之耳。录中于近世诸公，或书謚，或书字，或书自号，不得已者，傍注其名。惟事涉君上，则曲名之，盖君前臣名之义云。与时续记。
那里所署“屠维单阏”和“阏逢涒滩”两个年款，是以所谓岁阳、岁阴来编年，“屠维”和“阏逢”那两个岁阳名别离表达的是天干中“己”和“甲”，“单阏”和“涒滩”那两个岁阴名别离表达的是地收中的“卯”和“申”。因而，“屠维单阏”表达的是己卯年，“阏逢涒滩”表达的是甲申年。详细落实到赵与时所说的“嘉定屠维单阏”之岁，即嘉定十二年；与此响应，“阏逢涒滩”之岁即嘉定十七年。嘉定十七年为理宗嘉定末年，那一年八月理宗即位，翌年改元宝庆。因知邓广铭先生谓《宾退录》在嘉定末年或宝庆初年即已刊印行世，就是据此赵与时“续记”推定。
南宋临安府睦亲坊南陈宅经籍展刻本《宾退录》
假设那篇“续记”是赵与时在把书稿排印上版时所书，如许的推论，是大致合理的。然而我们各人略微瞄上一眼上面那篇“续记”就能够清晰看出，其时赵与时是让“小史（德勇案：也就是书童）书而躲之笈”，一丁点儿刊刻成书的意思都没有。摆在我们面前的那种现实情状，不只不克不及证成邓广铭先生的说法，反而恰好表白他的说法违犯史实，底子不克不及成立。至于那部《宾退录》事实是在什么时候刊版刷印，畅通于世的呢？时间应该比那要晚良多。
此书存世宋本只要一部，1921年曾经傅增湘手为密韵楼仆人蒋汝藻购得，今躲国度藏书楼。此本卷末虽略有残破，而据其他钞本知末叶原有“临安府睦亲坊南陈宅经籍展印”题识一行，同时另有陈宗礼（或讹做“崇礼”）序，而此本均已佚失（据傅增湘《躲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与《躲园羣书经眼录》、上海古籍出书社本《宾退录》后附《傅增湘据宋书棚本校〈宾退录〉跋》等）。
宋来源根基有陈宗礼序文词义含混，似本为赵与时诗集《甲午存藁》所撰，而在书坊刊刻《宾退录》时被坊贾妄自附进。“临安府睦亲坊南陈宅经籍展”是其时临安城中闻名的书坊，而书棚刻书，往往如斯，无足怪也。又此陈序署“宝祐五年（1257年）腊初一”，已在赵氏死后二十六年（案赵氏卒于绍定四年，时值公元1231年），那也是在绍定元年（1228年）和端平元年（1234年）岳珂相继两次重编再印《岳武穆文集》二十多年以后，岳珂又岂能未卜先知复搜讨得之？
邓广铭先生上述观点，显然是不克不及成立的。由此可见，研究汗青问题，就是要耐得住费事，就是要勤于脱手，就是不要妄自迷相信何权势巨子的学者。再权势巨子、再优良的学者他也起首是小我，而在处置史料的过程中，是人就可能犯错误。傅斯年先生说治史的第一要务是“比力差别的史料”，现实上我们对待前人已有的研究功效，起首出力审度的同样也是研究者运用和处置史料的情状，而不是他的文章写得有多么梦幻。
谈到那里，在座的伴侣有人或许会问：即便邓广铭先生对赵与时《宾退录》刊布年代的熟悉偶有疏误，但那其实不障碍《宾退录》是南宋人的著作，不管那部书何时刊刻行世，哪怕它从未上版印行，只要赵与时在书中记有那首《题新淦萧寺壁》诗，它又正在徐阶编录的《岳武穆遗文》之中，那不就足以阐明，与岳珂编集的《岳武穆文集》亦即所谓《鄂王家集》相较，徐阶编《岳武穆遗文》中包罗《满江红》词在内的那几篇新增出来的诗词必然城市有可靠来源么？邓广铭先生讲“我们不克不及因为岳飞那首《题新淦萧寺壁》的七绝未曾被岳珂收进《家集》之中而判定它不是岳飞的做品。同样我们也不克不及因为那首《满江红》词未曾被岳珂收进《家集》之中而判定它不是岳飞的做品” （邓广铭《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做》），说的就是那个意思嘛。我觉得做如许的类比是不大适宜的。
起首，《题新淦萧寺壁》诗与《满江红》词对社会的影响是大不不异的。今天我们问问有几小我晓得《题新淦萧寺壁》诗，再问问有几人晓得《满江红》词，就很随便大白那一点。因为社会影响力强弱差别浩荡，《题新淦萧寺壁》诗可能虽属岳飞所做却偶尔没有被岳珂编进《岳武穆文集》，《满江红》词却绝无可能。
那个事理，我在前边已经讲过，所以，即便《题新淦萧寺壁》诗实的是岳飞的做品，而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概要辨证》中考述那一问题时又忽略没有读到《宾退录》的记载，那也其实不障碍他对《满江红》词出自伪造的推论。汗青学研究就是如许，在良多问题上都不成能是颠末尝试室验证的百分之百的定论，人们推导出来的只能是可能率的可能。因为自己特征所决定的那两篇做品的社会影响力差别，决定了我们不克不及对其等量齐看。
其次，那首《题新淦萧寺壁》诗，固然是写在赵家人的条记《宾退录》傍边，在我看来，也不成能出自岳飞之手。
那也涉及一个重要的治学办法问题，即傅斯年先生之所以要强调“比力差别的史料”，那是因为我们看待史料不克不及只如果拆在篮子里的就都把它放到锅里当菜煮着食。一部著作，一篇文献，其事实能否可用，对其实伪起首仍是要做一番揣度。不消说赵与时在《宾退录》中记述该诗时岳飞已经离世多年，就是他还活生生地待在世上，同样也得想想那事儿事实仇家不合错误头。
以我小我为例，早在二十多年以前，那时我比如今愈加微不敷道，更没几小我晓得我辛某人是谁，可就有人以我的名义写了一篇书评，并且还在《宋史研究通信》中刊载了。那篇文章在《宋史研究通信》上颁发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偶尔看到。其时只是觉得好玩儿，本身嘿嘿笑了一阵。所以，固然《宾退录》记载了《题新淦萧寺壁》那首诗，我们也得审读一下它是不是契合岳飞其时的情况。
如今就让我们来到《宾退录》原文傍边，看看赵与时事实是怎么笔录它的：
绍兴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群盗，道出新淦，题诗青泥市萧寺壁间云：“雄气堂堂惯斗牛，誓将曲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淳熙间，林令〔梓〕欲摹刻于石，会罢往，不果。今寺废壁亡矣。其孙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赵与时《宾退录》卷一）
此一癸丑为绍兴三年。那一年岳飞率兵平定虔、吉二州群盗事，在岳珂《鄂王行实纪年》等书中都有清晰记载（岳珂《经进鄂王行实纪年》卷二），可既然是在此番平盗途中于道旁寺壁上所书，为什么诗中只字不提平盗事宜而却通篇但抒抗虏灭金的情怀？岂非咄咄怪事？那不免难免有些太难以想象了。
我固然不会写诗，但绝不相信任何人会在那种情状下那么写诗。一般的诗情都是随其境遇有所慨叹而生，诗意也是因耳闻目见所得。其时岳飞是由江州动身，统军南向虔、吉二州，岳家军再威猛，岳飞再有神机奇谋，兵戈也不是必胜的儿戏，人称兵者凶器，其实兵者也是险事。况且其时的形势是虔、吉两州诸悍贼匪“各自为首，连兵十数万，置寨五百余所”，他们相互“内外相援，捍拒官军，分路侵寇循、梅、广、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潮、邵武诸郡，纵横往来，凶燄方赫”（岳珂《经进鄂王行实纪年》卷二）。在那种情状下，岳飞又怎么会在诗中避而不谈即将面对的悍匪强敌，却一门心思地只想斩除北方远不相及的金虏？
昔清廷四库馆臣在《四库概要》中评判《宾退录》一书，虽对赵氏考证经史、辨析典故多所必定，却认为“书中惟论诗颇多迂谬，于吟咏之事，茫然未解”。正因为赵与时对“吟咏之事，茫然未解”，所以才会对那种题壁戏做信认为实。
综上所论，那首七绝只能是无聊文人冒充岳飞大名戏而题之，不会同岳飞南征响马有任何关系，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概要辨证》中所做的辨析，自是识大致的观点，怎么看也无以摆荡。
三、张政烺先生进一步引申余说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广铭先生相继颁发两篇论文以固持“实品说”不放之后，面临那一驳难，张政烺先生专门撰文，从另一角度，进一步引申了余嘉锡先生的看点。
张政烺先生那篇文章，标题问题是《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那篇文章撰写于1985年，刊布在1989年湖南教导出书社出书的《余嘉锡先生纪念文集》里。余嘉锡先生是在1955年往世的，估量那篇文章是为纪念他逝世三十周年而写，那部纪念文集也应该是因而而编（其时学术著做出书不容易，所以纪念文集的出书会滞后多么之久）。
在那篇文章傍边，张政烺先生并没有提及邓广铭先生相关研究，但开宗明义，就表白了本身对待余、邓争议的立场，认为余嘉锡先生的观点“已成定论”。
详细来说，张政烺先生次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引申论证了余嘉锡先生的观点。
第一，那类赝造文字被奉为实品通行于世的文化情况。在那里，就碰触到了治史的办法和立场问题。
张政烺先生起首指出，关于实心读书并且讲求文字内容的人们来说，“岳飞《满江红》词向不为人称道，文艺家罕言其文摘，金石家不考校其拓本，大约都是因为来历不明之故”。在那一布景之下，该词何以能至近代以来大行于世，原因不过如下两点：（1）清末革命家因排满而借重《满江红》词做鼓吹，抒发民族主义的思惟豪情。（2）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殖民者的进侵，激使国人驰念古代的民族英雄，因《满江红》词之气壮义明为汗青所罕有，故用以鼓舞人心。
那两点原因，归纳综合起来，都能够回结为“时代的需要，政治性很强，故一倡百和，情有可原，所以做品之实伪，艺术价值之凹凸，都不是重要的问题了”。而实正的汗青研究是实事求是，决不克不及曲意书写汗青固有的面孔。关于那一点，不只是重视考据的汉学家那么讲，即便是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墨熹也是那么看的。墨熹明白指出，治史必需起首尊重事实之有无，“岂能够有无其事为批驳” （宋黎靖德编《墨子语类》卷一三四《历代》一）？在我看来，那既是治史的“底子大法”，也是必需始末坚守的“根本立场”。那固然看起来十分简单，可做起来往往会碰着不可思议的困难，是很不随便的。所以，我想非常慎重地向在座的列位年轻伴侣申诉那一点，供各人参考。
第二，从时代风气角度，讲述后人赝造《满江红》词的文化布景。那涉及一项非常重要的汗青问题的研究办法，即不克不及孤登时对待某一详细事务，当然更不宜仅仅挠住片言只语来做文章，必需考虑某一事务背后的时代布景。其其实前面谈到的第一个方面，张政烺先生已经是在运用那一治史办法。
张政烺先生指出，从元到明，不断有那么一股风气，在戏曲小说以致平话、诗话、词话、文言小说中以前人的身份、口吻写诗词骈文，有的学者不明就里，便信认为实。岳飞《满江红》就是在那种风气下呈现的同类做品。
如许的阐述，似乎平平平淡，对汗青学研究知之不深者很随便悄悄滑过，可我想和列位同窗们谈的是，讲出那些话来是很不随便的，那需要博识的常识，那需要对古代社会各个期间各个方面诸多事项的通贯理解。张政烺先生有那些常识，有如许的理解，他才气脱口而出，而我们对汗青问题所做的研究，只要做到了那一点，才气表现出通透的效果（今天我们在根究《满江红》词的产生启事时，那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视角；至少我们应当认实根究同那一因素的连带关系）。
第三，从做品的艺术性角度，来进一步阐发《满江红》词的实伪。那是余嘉锡先生底子没有触及的一个侧面，而所谓艺术性其实不像史籍纪事那么随便掌握，要想从那一角度来阐明《满江红》词的实伪，需要论证者对诗词艺术有比力足够的领会。我想，绝大大都汗青学人是做不到那一点的，余嘉锡先生避而不谈，也应该是因为他没有那份自信。
然而张政烺先生就有那个自信，并且还自信满满。张政烺先生一生谦抑为人，当然不是傲慢自卑的人。那种自信，来源于他的普遍阅读，更来源于读进书中往之后获得的愉悦。沉浸此中，不知不觉，才气获取实知实觉，事理就那么简单。张政烺先生就是老话所说的“读书种子”。
我的教师黄永年先生经常对我讲，一个好的汗青学者，就是要做到十八般武艺样样熟知。因为你无法揣测会碰着什么问题，因而也无法预知会用到哪一件家伙。研究汗青问题、出格是那些前人聚讼不已的疑难问题，就像两军对垒，决一死战，需要什么刀兵就能操起如许的刀兵来用。要想做到那一点，当然全凭常日里练出的功夫。
张政烺先生正因为腹中积存深挚，到了需要用以阐述汗青问题的时候，他对诗词的理解就足以让他自信满满地随口评断《满江红》词的艺术性凹凸，并且还把话讲得非常彻底，没有像如今良多学者那样给本身“留下余地”，就连一丁点儿防备“打脸”的“余地”也没留。
张政烺论《满江红》词的艺术性，起首是看它文义是不是写得通，述及详细事务时与史实是不是相符。事理很简单，艺术的第一要求，是形象地抒爆发者的心声，当然不克不及词不达意，“假设文义欠亨，史实不符，怎么会是实的呢”？对《满江红》词的上片，他特殊指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岁首”那几句词所描摹的情状，同岳飞的现实履历和处境完全对不上号，而下片“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句，因中国自战国以下久无车战，只能是“文人不实在际，想进非非”之语，更不是久经战阵的岳飞该讲的糊涂话了。《满江红》中的每一句词，都不该该是漫无天际的胡言乱语，都要符协做者特定的身份和场景。
杭州西湖岳坟《满江红》词碑刻
其次，就详细的表述手法而言，如“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句，张政烺先生认为那两句词“似通非通，‘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假设是五言绝句也还通畅，加上‘壮志’、‘笑谈’就不三不四，有点格格不进。一个英雄的肚量只是食点胡虏之肉么？不免难免风气太低了。……笑谈而渴即饮匈奴之血，那不是英雄而是庸俗之辈”。
总之，那阕词写得不契合岳飞的身份和履历，文句还写得不可，并且很不可。谈到《满江红》词在艺术性方面的问题，张政烺先生其实按压不住本身的胁制，他说：
近几年来，有些宋史专家反对余季豫（德勇案：余嘉锡先生字季豫）先生此说，我看大可没必要。只要专心把《满江红》词认真读两遍，即可读出同样的结论。
张先生又陆续讲到：
近代学者有许多人喜好苏辛词，因为词中有实脾气，能够动人，百读不厌。读岳飞《满江红》正相反，几遍之后便觉其空和假。
那么，若是抛开人们的政治专心不谈，把那阕既空且假的《满江红》词摆在传世宋词傍边，它会处于如何一种地位呢？张政烺先生说：
从词学开展史来看，或者就以（墨祖谋）《宋词三百首》为例，北宋有柳永、周邦彦等，南宋有姜夔、吴文英等，中间怎么放得下岳飞《满江红》。
在他看来，即便是“选一本‘宋词三千首’，恐怕也轮不到岳飞的《满江红》”。那就是张政烺先生对所谓岳飞《满江红》词的艺术评判。
当然，我晓得，像邓广铭先生等人对诸如“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之类的句子还做有与张政烺先生差别的解读，自是别有一番事理。我对诗词歌赋一无所知，读的也很少，所以只能相信读书多的人的观点，相信那些按照前人写诗填词习用句法所做的解读，在我看来，张政烺先生就是如许的人。
四、无故躺枪的贺兰山
在读到余嘉锡先生《四库概要辨证》的阐述之后，没过多久，专门研究词学的夏承焘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对余说表达认同，并做了填补阐述。
那篇文章撰写于1961年3—5月间，题为《岳飞〈满江红〉考辨》，收录在他的《月轮山词论集》里。
综其所论，在《满江红》词实伪那一问题上，夏承焘先生只是举述“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那句话，认为此中“贺兰山”一语明表露做伪的迹象。
第一，针对余嘉锡先生所说《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做于何地，故无马脚可指”那一情状，夏承焘先生提出岳飞若是想要伐金，应该曲捣东北标的目的的上京黄龙府，而不会是西北河套地域的贺兰山，乃谓“那首词若实出岳飞之手，不该标的目的乖背如斯”。
第二，一些人或认为《满江红》词中既借匈奴以指金人，自能够贺兰山泛指边塞，夏承焘先生对此阐明说，贺兰山在汉晋时还未见于史乘，其闻名于史乘始自北宋。唐宋人凡以贺兰山进诗，都是实指其地；至明中叶人做诗，用贺兰山尤多，但也都是实指而非泛称。
第三，与此相关的是，南宋人实指宋、金边塞的，多用兴元之北的大散关，历来没有用贺兰山的。因为贺兰山远在西夏境内，同南宋之间还隔着金国，二者不搭界，故南宋人绝不会说出“踏破贺兰山缺”那种话。
第四，鞑靼在明天顺年间以后进居河套地域，不断据此骚扰明朝的国土，贺兰山从此成为鞑靼与明军交战的场合，故在明朝中叶以后，像“踏破贺兰山缺”如许的文句，“其实是一句抗战的标语”，而在南宋是绝不会有的。
第五，阙名著元杂剧《宋上将岳飞精忠》，四折戏岳飞从头唱到底，连文天祥的诗句都引到了，却没有引用一句《满江红》。那阐明其时并没有那首词。与此相反，明人姚茂良着《精忠记》传奇，此中却有句云“怒髪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猛烈”，还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空怨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以及“饥餐胡虏肉，方称我心；渴饮月收血，始遂吾意”。那些文句，“无疑是弘治以后人见过《满江红》者之做”，故《满江红》词应出于明人之手。
前面我说夏承焘先生那篇文章写于1961年3—5月间，是因为他在文末署云“一九六一年三月属稿于杭州大学，同年蒲月写成于北京民族饭馆”。那应该是初稿写成之后来北京开会，而就在此次会议期间，他见到了邓广铭先生，所以邓广铭先生在《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做》一文中讲述说，“夏老1961年来北京时向我谈到他的那篇文章”，前面第二节里我提到邓广铭先生谓否认《满江红》是实品就“有些煞光景”，就是他其时回答夏承焘先生的话。
虽然和邓广铭先生碰头后夏承焘先生仍是写出了《岳飞〈满江红〉考辨》一文的定稿，可我们在文中明显能够看到良多应对“煞光景”问题的表述。那只是对现实政治的熟悉和立场问题，并且是个说不清的问题，与学术原来毫无无关。所以，虽然夏先生拧拧巴巴地讲了良多，毕竟仍是看不懂他讲的事实是什么胡话。
既然事前已有如许的沟通，夏文面世后邓广铭先生当然会有所回应（《月轮山词论集》出书于1978年）。固然在《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做》和《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做》那两篇文章中邓先生都对贺兰山该不应呈现在岳飞签名的《满江红》中都做有讲解，但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即《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是泛义虚指女实人的地区，而不是实指西北的那座山脉。
关于那个问题，后来又有很多阐述，可各人说来说往，曲到如今还有人在说，可其实都不大可以说得大白。
2019年，叶晔先生在《文学遗产》该年第3期上颁发《宁夏词学传统与词中“贺兰”意象的演变》一文，系统地统计阐发了宋元明词中“贺兰山”一语所表达意象的衍变过程，回纳的结论是：“总的来说，在元代大一统之前，因为贺兰山在西夏国境内，宋金文人的词中‘贺兰’，多为‘涉边之实指’，并没有设身处地的气象描画。”
同时，叶晔先生又借助电子检索的路子，全面统计阐发了唐宋金元以迄明代诗文中的“贺兰”一语的利用情状与金元明词中“贺兰”的演变，指出：
不难看出，（贺兰）意象的指涉及其范畴改变，并不是简单地从实指到泛指的单向开展，而是与汗青语境密切联系关系。唐代的北方战线较长，故诗歌中的“贺兰”，或单一实指，或组合泛指；北宋与西夏战争断续数十年，成为文人热议之话题，故实指之贺兰，成为诗歌中经常呈现的意象；南宋偏安一隅，与西夏再无瓜葛，诗词中的“贺兰”亦消逝；而与之相持的金国文人，则陆续实指贺兰之创做；曲至蒙古政权的呈现，宋朝文人才从头体味到西北外族之恐惧，“贺兰”意象再次呈现在文人的创做中；跟着元代大一统帝国的呈现，做为边塞、战争、外族之代称的“贺兰”，再一次淡出了文学世界；进明以后，北方战事再度食紧，且不局限于详细一两个地域，“贺兰”的利用，又回到了与唐代类似的情状。
基于上述熟悉，叶晔先生认为：
根据“贺兰”意象在宋金诗文及宋金元明词中的利用情状，《满江红》创做于南宋初年，几无可能。
那等于以非常实在的证据否认了那阕《满江红》词出自岳飞之手的可能，贺兰山在西北大地上好好地立着，跟岳家军扯不上任何关系。
谈到那里，我们有些在座的同窗也许会问：假设是由岳飞来写那阕《满江红》词的话，那么他用来做为倾覆金虏老巢的标记性山脉应该是什么呢？我能够告诉各人，必然是用“燕然山”。开句打趣，也许岳飞会说“骑烈马飞越燕然山缺”。我那么想，原因有两个。
一个原因是下边的“饥餐胡虏肉”和“渴饮匈奴血”，用的都是汉人抗击匈奴的典故，而东汉窦宪北征，摈除匈奴，在燕然山勒名纪功，恰是汉人大败匈奴的更好标记。后世历朝历代也都是那么操做的。
另一个原因同宋朝更具有间接的关系。那就是在北宋末年，风流天子宋徽宗，潇洒快活之余，竟突发奇想，没事儿谋事儿，干了件看起来似乎和窦宪北征匈奴很类似而现实上比他更蠢得良多的蠢事儿，那就是勾结正在强势兴起的女实，南北夹击，灭掉了原来已经虚弱不胜、因而正好能够充任其阻拦女实屏障的契丹。因为联络女实时需要经山东半岛渡海到辽东半岛，故那一图谋，史称“海上之盟”。
在施行“海上之盟”的过程中，毫无自信的宋徽宗，为给本身吹口哨壮胆儿，竟意淫般地强指燕山为燕然山，又缘此把辽人的燕京（也就是如今的北京）改名为“燕山府”，那当然就是“燕然山府”的意思 （《宋会要辑稿》之《方域》五之三五，别详拙著《发现燕然山铭》）。
在汉燕然山发现的《燕然山铭》石刻
固然那种好笑行为并没有给宋军带来什么益处，“海上之盟”的成果是引狼进室，招致女实人曲进东京开封城，并一会儿掳走了徽宗和宋钦宗那两位皇帝，可通过徽宗此举能够看出，在时人眼里，那燕然山事实标记着中原汉人击失利边诸族的荣耀汗青，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现实的情状，不只如斯，岳飞本人还与宋徽宗此次同情的意淫之举具有间接关系。岳飞旧部黄纵之子元振，记岳飞自言尝“至黄龙城，大张乐……以看打城，城破，每人以两橐駞金” （岳珂《鄂国金陀续编》卷二七《百氏昭忠录》卷逐个）。邓广铭先生认为那里所说黄龙城，应当是指辽燕京城，而岳飞给手下讲述的就是他昔时做为一名初级军官侍从宋军打到燕京城下的履历 （邓广铭《“黄龙畅饮”考释》，原载《文史》第七辑，1979年12月，此据《邓广铭全集》第八卷《宋代人物 史事》）。
那是岳飞所曾抵达的金人边境最北的处所，也是他所履历的金人最重要的都邑，因而如许的履历，一定会在岳飞心中留下强烈的印记，他也很天然地会把攻取燕然山视做抗金取胜的标记。
事实上，我们在岳珂所编《岳武穆文集》中恰是看到了一首如许的诗篇。那就是题做《寄宝塔慧海》那首七律：
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
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
功业要刊燕石上，回休末伴赤松游。
丁宁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出力修。（岳珂《鄂国金陀续编》一九《鄂王家集》卷一〇）
诗中所说“燕石”天然是“燕然山之石”，也就是《燕然山铭》的意思。我想各人可以附和，看了如许的诗句，就更有理由相信，岳飞选用“燕然山”是比“贺兰山”要一般得多，也天然得多的工作。
贺兰山既没招谁，也没惹谁，不论是南侵的金兵，仍是北征的岳家军，跟哪个都没半毛钱关系，只要后世的无聊小文人，才会胡乱把那座大山牵扯到宋金对打的阵仗中来。
其实即便是在宋夏对阵期间的前线，摆设宋军实枪实刀地冲着贺兰山标的目的冲锋陷阵的北宋统军人物范仲淹，也是用大漠里的燕然山来做为抗敌取胜的“地标”，而不会傻不啦叽地曲唤贺兰山之名——“燕然未勒回无计”么，那不是会背诵几首古诗词的人都晓得的么，正因为那是宋人普及的看念，宋徽宗才会做出强指燕山为燕然山的事儿来。
五、《满江红》词来到世间
从余嘉锡先生起头，颠末夏承焘先生、张政烺先生等，他们都对所谓岳飞《满江红》词的伪造年代和伪造者做有揣度，而“实品说”一方对他们的责备，有良多翰墨也都是用在那里。
那又涉及一个汗青学的研究办法问题。在前面第二节里我曾经谈到，我是把汗青学的研究分做三个条理，此中最为重要、也最有意义的是第一个条理的研究，即勤奋认定根本的事实。到目前为行，我和各人讲的对所谓岳飞《满江红》词的熟悉，都属于那一条理的工做，而余嘉锡、夏承焘和张政烺诸位先生对《满江红》伪造年代和详细伪造人的揣度，则属于第二条理的工做，即勤奋阐释呈现那一现象的原因和过程。到了那一条理，主看性的揣度起头逐步加强，熟悉的相对性一般也要随之增大。
第二条理的工做固然对第一条理的熟悉也会有某种水平的印证感化，但总的来说，在前面第一条理工做中所得出的成果，不会因为那第二条理的阐明存在问题就会消失崩溃。
就总体情状而言，跟着讨论的深停顿开，使我看到余嘉锡、夏承焘和张政烺诸位先生在那一环节上所做的勤奋，与现实情状仍是有所差距的。下面，我就离开余嘉锡、夏承焘和张政烺诸位先生及其反对者的详细阐述，根据如今所能掌握的情状，对《满江红》词的面世过程从头做出揣度。
无中生有的岳飞《满江红》词，可以从无到有，起首有个生成的根底。那个根底，是元明之际的杂剧《岳飞破虏东窗记》。
清康熙曹寅刻《楝亭十二种》本《录鬼簿》
关于秦桧虐待岳飞的戏曲小说，在元明间曾相其时髦。如见于《录鬼簿》记载的就有平阳人孔文卿和杭州人金仁杰各自撰著的同名杂剧《秦太师东窗事犯》。《录鬼簿》的做者钟嗣成是元朝人，里面载录的是元朝的做者。那类做品，文字流变往往较大。如今我们看到的那类剧目，最早的一部，就是那个《岳飞破虏东窗记》。古代戏曲的研究者一般认为那种《岳飞破虏东窗记》的文本写定于明初，但此中保留有相当一部门元代的面目。
在《岳飞破虏东窗记》第二折，岳飞那个角色甫一出场，就唱了一曲《女冠子》：
怒发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猛烈。功成汗马，枕戈眠月，殿取金酋伏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空愁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
在接下来的念白傍边，复有句云：“饥飡胡虏肉，方称吾心；渴饮匈奴血，姑遂正愿。” （明富春堂书坊刊《新刻出像音注岳飞破虏东窗记》卷上）
明末富春堂书坊刻本《新刻出像音注岳飞破虏东窗记》
各人一眼就能够看到，那段曲词同《满江红》词中良多语句都具有高度类似性，不克不及不让人们想到二者之间存在秉承的关系。
在汲古阁刻《六十种曲》中，还有一种题做《精忠记》的戏曲，或题明无名氏所做，那在前面讲述夏承焘先生看点的时候已经提到，不外夏承焘先生认为它的做者是一个喊姚茂良的人。在《精忠记》的第二出，我们又看到了同《岳飞破虏东窗记》几乎一模一样的那段曲词，只是个别文字略有调整（如“殿取”改做“杀”字，“空愁绝”改做“空怨绝”；还有念白中的“姑遂正愿”改做“始遂吾意”，并将“飡”标准为“餐”字，“称”标准为“称”字），而改动的文字，似反不如原文合理。
一般认为，《六十种曲》中的《精忠记》应当是由《岳飞破虏东窗记》改编而来。夏承焘先生昔时只提《精忠记》而没有提到《岳飞破虏东窗记》，是因为他没有读到后者。如今我们讨论岳飞《满江红》词同那些戏曲的关系，自当起首根据《岳飞破虏东窗记》。
那么，到底是杂剧中的那段曲词秉承了《满江红》词、仍是《满江红》词脱胎于那段曲词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满江红》词最早的版本。那个版本，张政烺先生在阐述《满江红》词时已经提到，是河南汤阴岳飞庙中的一块石碑：
庙之东墙最南头，有“天顺二年春二月”庠生王熙用正楷体写的《满江红》词，文字与通行本同，仅末句为“朝金阙”而不是“朝天阙”。其后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做”两行十五字。那当是汤阴庙原有之碑，立石在西湖岳庙赵宽写刻本之前，早四十四年。（张政烺《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
若不合错误读《岳飞破虏东窗记》中相关的曲词，不大随便理睬那个最后版本中的“朝金阙”同后世通行本的“朝天阙”有什么区别（做为异体字，汤阴岳庙石碑帖《满江红》词，还把“凭栏处”的“栏”字写成了“阑”形，“飢餐”的“飢”字寫成了“饑”形），但一相比照，就会看到一个文句演变的序列：
就其前后发作挨次而言，我们无妨姑且假设，上面那个次序，就是《满江红》词的构成过程。
河南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石碑拓本
如今我又要向各人讲述一个昔时胡适之先生教诲我们的治学办法，那就是“斗胆假设，小心求证”。那两句话固然很简单，但却非常科学。那里所说“假设”，往往都是根究的成果。傅斯年先生教诲我们治史就是起首要“比力差别的史料”，而“比力”就要根究，所谓“假设”乃是初步根究的成果，是根究之后考虑到的一种较大可能性。有了那个较大的可能性做为目标，接下来的进一步根究才气有标的目的，才气愈加有层次，而那进一步的根究，就是胡适讲的“小心求证”。
那么，有什么更强硬的证据可以证明那一假设呢？有的，并且就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朝金阙”那几个字，不该该是岳飞口中该讲的话，也不是他笔下该写的文句。
为什么呢？“金阙”固然是同“天阙”近义的词汇，若是没有什么特殊情状，彼此替代，并没有什么本色性区别。但此外时候能够用，在南宋期间那种讲抗金志向的诗词里用“金阙”却不大好，因为那个“金”字也是敌国的国号，用了很随便引起歧义。宋朝国力不振，那方面的隐讳出格强烈。再退一步讲，即便南宋期间有此外人那么用，做为力主抗金的名将岳飞，一贯视金虏为寇仇，誓与之令人切齿，因而是绝对不会用的。宋朝消亡之后，到元明间人写剧本时，就完全没有那种隐讳了，所以能够随意写出“朝金阙”的语句。
关于岳飞来说，在其时，他对“金阙”二字需要避讳的事项。还不行于此。盖宋朝皇帝深信道教，徽宗有所谓“教门尊号”为“玉京金阙七宝元台紫微上宫灵宝至实玉宸明皇大道君”（岳珂《桯史》卷八）。因为他那个尊号里带有“金阙”二字，岳飞若是讲出“朝金阙”的话来，是很随便被解做祈愿徽宗重回大位的意思的，那等于伸着脖子让高宗往砍，是千万使不得的。
那么，那种“朝金阙”文本的《满江红》词又是如何演变成“朝天阙”的呢？张延和先生比来在《文献》2022年第6期上刚刚颁发的《〈精忠录〉初刻本的发现及其编辑与传播》一文，为我们破解那一问题，供给了关键的线索。
日本国会藏书楼躲成化五年本《精忠录》
《精忠录》是一部汇纂岳飞事迹和相关著作的册本。根据张延和先生的研究，它是由河南汤阴县教谕袁纯初编于明景泰、天顺年间，不外那部书在成书后并没有立即付刻，至成化五年，始由刚刚卸任的汤阴知县尚玑主持刊刻。恰是那个初刻本《精忠录》，增进了袁纯原编本没有的岳飞《满江红》，而它的根据，“或为立于汤阴岳庙，由庠生王熙书写于天顺二年的石刻。”窃认为张延和先生那话讲得过于隆重了，做为本地的县令，尚玑只能是根据本地岳庙的石刻增进此词，别无其他路子。
张文又指出，大致在成化八年稍后，呈现了《精忠录》的第二个刻本，主持其事的是一位杭州府官员。至弘治十四年，镇守浙江的寺人麦秀，主持刊刻了那部书的第三个刻本。就是在那个版本的《精忠录》中，《满江红》词末句的“朝金阙”被改成了“朝天阙”。张政烺先生过往在研究时已经指出，就是在此次麦秀主持刊刻《精忠录》的第二年，亦即弘治十五年，麦秀又指示赵宽用草书书写改定过的《满江红》词，在杭州岳庙将其刊刻上石（张政烺《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从此以后，所谓岳飞《满江红》词，就以那个文本流行全国。
对成化十四年刻本《精忠录》把“朝金阙”改做“朝天阙”的原因，张延和先生也做了揣度，他认为是因为“金”字随便令人联想起“金朝”，“朝金阙”易犯朝拜北族政权的隐讳”，故“改字当与此有关”。那一推论，很有事理，明末人蒋一葵即谓“金阙”二字乃“后人以‘朝金’为语忌改‘天阙’”（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五七）。不外我想寺人麦秀在脱手改动那个字的时候，应当已经想到”朝金阙”绝不应是岳飞该用的字眼。明朝人都那么需要避讳，岳飞在南宋，间接面临仇人之金，当然也就更不克不及不讲究那一点。
明万历刻本蒋一葵《尧山堂外纪》
如今我们无妨再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一看杂剧《岳飞破虏东窗记》和《满江红》到底是谁抄了谁的问题。尚玑刊刻的那部《精忠录》，从成化五年（1469年）到弘治十四年（1478年）在不到十年时间之内持续上版印行三次那一情状，清晰告诉我们此书在社会上时髦的水平，若是用“流行于世”来描述，恐怕也不算过火。
明末继志斋书坊刊本《重校五伦传香囊记》
跟着此书的普遍畅通，在后出的一些岳飞戏里，就不再沿用《岳飞破虏东窗记》的《女冠子》，而是改而增进了《满江红》词，如邵璨写做的《香囊记》和冯梦龙改定的《精忠旗》就都是如许。
如许的事实也大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剧本中写进《满江红》词，显然要比《岳飞破虏东窗记》中以做者身份编写出的《女冠子》曲词和“飢飡胡虏肉，方称吾心；渴饮匈奴血，姑遂正愿”那两句念白更爲完美，所以编剧者一看到《精忠录》签名岳飞的《满江红》词，当即收进该词并剔掉本来与之响应的内容。可见在编著《岳飞破虏东窗记》那部杂剧时世上还不存在所谓岳飞《满江红》词，所谓岳飞《满江红》词只能是从《岳飞破虏东窗记》的曲词衍生而来。
在那些被写进剧本的《满江红》词中，剧本的编写者对那阕词的文句确实很不称心，以至因为其实看不下眼往而不能不罢休修改。
譬如深受张政烺先生诟病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那两句词，前面我已经讲过，张先生说它“似通非通，‘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假设是五言绝句也还通畅，加上‘壮志’、‘笑谈’就不三不四，有点格格不进”。如今比照《岳飞破虏东窗记》可知，在做伪者所根据的“飢飡胡虏肉，方称吾心；渴饮匈奴血，姑遂正愿”那两句道白中，“飢飡胡虏肉”和“渴饮匈奴血”正骈偶相对，好像五言绝句的上下句。
在邵璨《香囊记》中是把“壮志饥餐胡虏肉”改为“燥吻饥飡胡虏肉”，冯梦龙《精忠旗》则是改为“壮吻饥飡金人肉”，同时把下句也改成了“笑谈渴饮金人血”。还有《香囊记》和《精忠旗》还都把“臣子恨，何时灭”改成了“臣子恨，何时竭”，当然也是“竭”字要更允当一些。
请重视，那些被改写的内容都是《岳飞破虏东窗记》曲词中没有而由伪造《满江红》词的人无所依傍地硬造出来的句子，而它不被邵璨、冯梦龙那类成就较高的戏曲做者所承受，阐明白实如张政烺先生所云，《满江红》词的艺术程度相当相当低下。连个词儿用得都不合错误，还不既低且下么？
清康熙刻《墨憨斋传奇十种》本《精忠旗》
好了，那就是所谓岳飞《满江红》词的面世过程。讲到那里，我再和各人讲一点研究汗青做学问的体味：那个行道其实不需要太有才调、过分伶俐的人，只要你是个中人之才，静下心来做勤奋，不要怕烦；耐下心来，一点儿一点儿地对峙下往，就必然会获得很丰盛的收获。当然，那更多地不是因为你本身做得特殊好，而是你锲而不舍还在做，那些伶俐人耐不住那个烦，早就功败垂成了。
谢谢各人。
2023年2月12日晚草成初稿
2023年2月22日上午改定
2023年2月26日晚讲说于西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