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饮食之—蛇、蜥蜴、蛙、虫、鼠、蚁等

食蛇风俗存在于长江下流和珠江流域地域。蛇胆是贵重的药材，它有祛风、除湿、行咳的成效，蛇血可疗风湿，故前人有生吞蛇胆和吮吸蛇血的勇气，或把蛇胆、蛇血和酒饮服。《淮南子·精神训》云:“越人得髯蛇认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异物志》详尽记载了那种髯蛇的表面特征“蚺(rán)惟大蛇，既洪且长，摘色驳荦(luò)，其文锦章。”蚺即髯蛇。荦意为明显。可见，髯蛇是岭南地域特产的一种颜色鲜艳、纹样繁复的超长大蛇。《淮南子》中的那句话意在论述地区间的食俗差别。 岭南越人将大蟒蛇视为至尊的好菜，但对中原人士来说，蟒蛇并没有用途。 越人擅长烹造蛇肉，那种风气不断影响至今，闻名的“太史蛇羹”，仍在广州地域传播。

不只是蛇，在秦汉期间，蜥蜴、蛙、虫、鼠、蚁等也做为肉食资本，出格是岭南地域的越人，更爱食用那类“野味”。蜥蜴做为食物，传世文献尚未见记载，考古发现则有河南陕县(今三门峡市陕州区)刘家渠汉墓出土陶灶上的模印蜥蜴图纹，估量其时以蜥蜴为食物的情形其实不多。

蛙也是汉代人餐桌上的美食。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武帝欲建上林苑时，东方朔认为关中地盘肥美，物产丰富，“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丰衣足食，无饥冷之忧”，不该征之为苑。汉宣帝时，霍往病的孙子霍山诬蔑丞相的遁词之一就是“丞相擅减宗庙羔、菟、蛙，能够此功”(《汉书·霍光传》)。可见其时不只食蛙，并且连宗庙祭奠也用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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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人食用的虫豸品种也很丰富，见于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品种有:蜗牛、蚂蚁、蝉、龙虱、蚕蛹、蚯蚓、禾虫等。

汉代人最喜食的虫豸大约是蝉。《礼记·内则》和《盐铁论·散不敷》均以蜩(tiáo，蝉)为美食。汉连枝灯上扑蝉人物图像和陶烤炉上所放置的蝉，反映了汉代人取蝉为食的气象。《齐民要术》卷八“蝉脯菹(zū)法”提及三种烹蝉法，一云:“捶之，火炙令熟。细擘，下酢(cù)。”一云:“蒸之，细切香菜置上。”一云:“下沸汤中，即出，擘，如上香菜蓼法。”大致为:第一法，将蝉脯捶打事后，放在火上烤熟;把肉掰细，加醋调味。第二法，将蝉脯蒸熟，将香菜切细，码放在上面。 第三法，将蝉脯放进滚汤里焯水，随即取出，把肉掰细，像上“香菜蓼”(一种菜肴，造法不详)那样供上席。此中，第一法“火炙令熟”颇有汉人遗风。

汉代人食用蚕种，而且蚕种能够进药。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记载:“以冥蚕种方尺，食衣白鱼一七，长足二七。熬蚕种令黄，靡(磨)取蚕种冶，亦靡(磨)白鱼、长足。节三，并以醯(xī)二升和，以先食饮之。婴以一升。”“冥蚕种”指的是未孵化的蚕种，因家蚕都是在布上产卵，所以以方尺计量;“食衣白鱼”即指“衣鱼”，是一种外形似鱼的白色小虫;“长足”疑为一种长脚的小蜘蛛。那则药方的大意是:取未孵化的蚕种一尺见方、衣鱼虫子七只、长脚小蜘蛛十四只。 把蚕种烤至焦黄，再将其研磨成末，接着再研磨衣鱼和蜘蛛。取三指撮三节药末，并用二升醋调和，在饭前饮服。婴儿的药量为一升。

《礼记·内则》有“蜗醢(hǎi)”的记载。大大都学者认为“蜗醢”就是蜗牛之酱。考古学家在陕西靖边张家西汉墓随葬的一件(qūn，古代的一种圆形谷仓)内发现了大量的小蜗牛。那些小蜗牛被盛放于谷仓之中，天然是做为食物用处的。而据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记载，蜗牛能够进药治疗疾病。鉴于古代有药食同源的传统，所以汉代人食用蜗牛和蜗牛之酱并不是不成能之事。

《周礼·天官》《礼记·内则》等还有“(chí)醢”的记载。有学者认为“蚯醢”即蚁酱。 但彭卫先生则认为“”指蚁卵,“醢”应指“蚁子酱”。《大戴礼记·夏小正》云:“，蚁卵也，为祭醢也。”《国语·鲁语上》云:“虫舍(yuán)。”从那两笔记载可见，似乎是所有类型的蚁子都可进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