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物的故事︱甘薯进华
甘薯原产中美洲，学名Ipomoea batatas (L.) Lamarck，系管状花目旋花科一生年草木动物，别号甚多，常见有红薯、山芋、地瓜、红苕、白薯等，其别号至少在四十种以上。
甘薯
中国持久占据甘薯第一大消费国和消费国的地位，今天甘薯做为大田做物的重要性不问可知，现实上汗青期间甘薯也是颇受王朝国度、处所社会与生斗小民喜爱的“救荒第一义”。传进中国后，甘薯即便在美洲做物中也颇为特殊，在美洲做物中最早（万历年间）发扬了粮食做物功用，也是美洲做物中独一拥有多部农书、弘历亲身三令五申劝种的勋绩做物，如斯在短期间内遭到重视，在帝造社会也是比力稀有的。
我们能够发现甘薯进华，并不是一人之勋绩，而是颠末多人、多途径（可能有的人仍是屡次）引种最末完成的本土化，差别渠道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影响大小、时间迟早。因而，一般论及甘薯进华问题，学界一般博摘寡长，一一枚举，至少必定福州、漳州、泉州、电白、东莞、云南此中的三条甚至更多线路，如许处置是最稳妥和全面的，已经成为了清规戒律般的“原则谜底”，上个世纪还有人对此中的部门线路有差别的看点，本世纪以来已经趋同般的吠形吠声。
那么看似已经没有讨论的需要了，其实假设认真根究，便会勾连起强烈的问题意识，做物传布的多道路是一个根本常识，所以理论上甘薯引种道路确实可能存在多条，但是甘薯的问题在于道路过多、过分详尽、论述过晚。
起首，甘薯进华九条道路，那相关于其他美洲做物来说是一个异类，其他美洲做物并没有如斯繁多的道路，甘薯缘何更为特殊？即便它最为卓著的救荒价值，明代也仅限于闽、粤一带，且并不是不克不及被其他美洲做物如玉米、南瓜所代替。其次，关于甘薯进华事务-过程其实描画得过于详尽，几乎好像亲眼所见一般，未闻其他美洲做物甚至外来做物有如斯详实的介绍，一般之论述多是研究者根据文献蛛丝马迹停止的合理揣度。再次，对事务的逃溯过于长远，相反记载呈现的过晚，都是时序渐近的说辞，不免有层累陈迹；在一个较晚的记载呈现之后，后面更晚的记载剽窃的陈迹又很明显，其实不能互相印证。
一、从菲律宾到福州长乐
即陈振龙一线。学界公认该线路影响更大，因为得到了金学曾全省范畴的妥帖。量疑的声音不是没有，但根本难以成立，如墨维干认为何乔远在《闽书》中不曾记载金学曾此事，因而认为金学曾觅种一事纯属伪造，后有个别学者拥护此看点，影响甚微。事实有万历《福州府志》等文献彼此参照，无可置疑。至于《闽书》失于记载，那是文献学的根本常识，能否方志就要事无巨细地记载一地全数大小事务？谜底能否定的，《闽书》中未记载的中国本土做物多矣，当然不代表它们就不存在于本地，诚如谢肇淛参与编辑万历《福州府志》，对金学曾颇为推崇，但其《五杂组》并未提及金氏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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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关于甘薯进华的流程，后世也是充满了想象，始做俑者可能是徐光启，徐光启道听途说“此人取薯藤，绞进汲水绳中，遂得渡海”，躲到了汲水绳中，很有创造性，似乎比当事人晓得的都清晰，都比力离奇。在不竭传播的过程了又繁殖了新的想象，步步层累、演酿成铁一般的事实。更好笑的是在当下网文的时髦年代，在写手的笔下，从菲律宾到福州长乐如许一条的通俗的道路，已经充满了玄幻色彩，让人瞠目结舌，那些，其实根本都是假的。
二、从菲律宾到泉州晋江
见于苏琰《墨蓣疏》，但早已不存，今人仅靠清人龚显曾《亦园脞牍》编录得以窥见一斑：
万历甲申、乙酉间，漳、潮之交，有岛曰南澳，温陵洋泊道之，携其种回晋江五都乡曰灵水，种之园斋，苗叶供玩罢了。至丁亥、戊子，乃稍及旁乡，然亦置之硗确，视为异物。甲午、乙未间，温陵饥，他谷皆贵，惟蓣独稔，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繇是名曰墨蓣。
近人对《墨蓣疏》的熟悉都是来源于《亦园脞牍》，但《亦园脞牍》自己就是再加工，“其略曰”已经不问可知了，能在多大层面上忠实文本，要齐截个问号。
幸甚，我们发现中科院天然科学史研究所藏书楼躲《金薯传习录》，与农业出书社影印福建藏书楼躲“丙申本”差别，竟然保留了《墨蓣疏》全文，尚无人利用，整理部门内容如下：
墨蓣之无人不种，亦自甲午始也，原其始有此蓣。漳潮之交岛曰南澳，温陵洋舶有福州船出海，陈振龙者往吕宋国觅番蓣种，挟小篮中而来，同舶洋中泉人闻知乞种携来，种在晋江县五都乡曰灵水，其人种之园斋，苗叶供玩罢了。蓣仅大于指，丙申、丁酉稍稍及旁乡，然亦仅置之硗确，视为异物。
《金薯传习录》完全复原了《墨蓣疏》，比照《亦园脞牍》发现二者引种时间与道路有严重差别，《亦园脞牍》之说是早在万历十二年（1584），甘薯就由泉州人从南澳岛携回，与陈振龙毫无相干，且比之提早九年，《金薯传习录》之说则是陈振龙回来船上，泉州人求种携回。比照《金薯传习录》中《墨蓣疏》全文，《亦园脞牍》剪裁、拼接了文本的挨次，并大面积缩写，比力而言《金薯传习录》愈加可信，在时间、配角问题上孰是孰非？我们倾向于《金薯传习录》，事务过渡愈加天然、合理，陈世元有没有可能私行窜改？我们认为不大可能，因为假设与陈振龙引进甘薯之说抵触，陈世元完全能够不收录《墨蓣疏》。
三、从菲律宾到漳州
万历《惠安县续志》：“甘薯，是种出自外国。前此五六年间，不知何人从海外带来。初种在漳，今侵泉、兴诸郡，且遍闽矣。”黄士绅修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万历四十年刻，“前此五六年间”，也就是万历三十三、三十四年，此时间隔万历二十一年陈振龙引进，万历二十二年金学曾妥帖已颠末往了十余年，很有可能并不是独立引进而是借由金学曾妥帖。“初种在漳”也其实不能阐明就是从海外引进到漳州，漳州地处闽东南，很可能其实不清晰闽东北福州发作之事或漳州确系闽南一带更先从福州引种甘薯，方有“初种在漳”之话语。
连系《墨蓣疏》原文，甘薯由陈振龙从洋船通商必经之地——漳州、潮州之交的南澳岛引进甘薯，既然能够带进泉州，传进邻接之漳州也在情理之中。从万历《漳州府志》的记载来看，“漳人初得此种，虑人之多种之也。诒曰：食之多病。近年以来，其种遂胜”，甘薯在漳州的普及速度也远不及福州，不似福建最早。
持甘薯最早登岸漳州的文献，最典型的当属《闽小记》：“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其实，认真比勘即可发现，关于甘薯的记载，周亮工完全剽窃、加工自《闽书》，但何乔远只表“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并没有“初种于漳郡”诸语，“初种于漳郡”完满是周亮工想象与建构的，那种错误又被后世文献继续。
最有趣的是，民国期间已经详细到特定人物张万纪头上了，《东山县志（民国稿本）》：“本邑之有甘薯，始于明万历初年。据张人龙《甘薯赋》其序云：……薯之进闽，盖金公始也，五都之薯，自万历初，宝穴寨把总张万纪出汛南澳，得于洋船间。”那与“盖金公始也”明显自相矛盾，但不是没可能漳州之薯在南澳岛来自陈振龙。我们目及2005年修《樟塘村张氏志谱》又将此事写进家谱，可见处所文献创做的微看过程，后来《闽南日报》等媒体痛快称东山岛是甘薯初次传进到中国之地、张万纪是甘薯传进第一人了。
四、从苏禄国到泉州晋江
李天锡根据发现民国三年（1914）修《墨里曾氏房谱》，认为洪式二十年（1387）甘薯已从菲律宾引进晋江苏厝。之所以无人拥护，因为那是与常识相悖的，美洲做物不克不及在哥伦布之前就流布旧大陆，持此看点之人与郑和发现美洲诸说一般无二。
除了时间上的硬伤之外，孤立的看《墨里曾氏房谱》其他“史实”，确实很难辩倒。那也是类似家谱那种处所文献不宜随便相信的原因，根据田野体味，家谱一类多强调功绩、隐蔽过失，新谱较老谱可信度更低，因而通过区区民国度谱的孤证，当然无法回溯明代之情形，必然要连系其他史料，史料互证，那里所谓的其他史料也需如果间接记载，而非间接描述，如陈振龙一线之记载那般方可。
五、从印度、缅甸到云南
美洲做物通过“滇缅大道”自西南边陲传进中国确实是一条可行道路，西南土司借此朝贡以至能够间接将之输送到中原地域，那也是何炳棣最早提出甘薯首进云南的根据，后人多有拥护，特殊是云南学者。但是与东南海路的普及性差别，只要部门美洲做物如玉米、南瓜等是通过该条道路传进。旧说认为万历《云南通志》所载临安等四府种植的“红薯”并不是甘薯，早在上个世纪杨宝霖、曹树基就已经责备此看点，今天“红薯”多指甘薯不假，但在进清之前根本都是薯蓣，苏轼都曾用“红薯与紫芋, 远插墙四面”之诗句。
我们讨论做物传进途径，除了最后的文献记载之外，还要特殊重视做物、做物名称的时空变迁。以云南为例，不只进清以来关于甘薯的记载十分少、晚（贵州比四川还少；并且记载集中在嘉庆以降，假设源自云南，不该如斯之晚），关于甘薯的称唤也是很晚才摘用“红薯”，云南邻省的贵州、四川文献相关记载如“红薯出海上”“种出交广”“来自南夷”“来自日本”等均展现贵州、四川之甘薯不是源自云南，我们再看云南的记载，不只同样少、晚，如乾隆《蒙自县志》说：“白薯，倘甸人王琼至坝洒携种回，教村夫栽种”，假设甘薯为明代传进，不该有类似记载，坝洒或为中越边境坝洒县，诠释了此时甘薯由越南传进。总之，一个明显的结论就唤之欲出了——云南甘薯是跟着西南移民潮而来，其泉源也是东南海路。
六、从越南到东莞
宣统《东莞县志》引《凤岗陈氏族谱》：
万历庚辰，客有泛船之安南者，陈益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飨本地货日薯，味甚甜，益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不多伺间遁回。以薯非等闲物，栽种花坞，久蕃滋，掘啖美，念来自酋，因名甘薯云。
我们并未目击《凤岗陈氏族谱》原文，但杨宝霖目及族谱本来，必定为同治八年（1869）刻本，《凤岗陈氏族谱》记载愈加盘曲，“酋以夹物出境，麾兵逐捕，会风急帆扬，逃莫及，壬午夏，乃到家焉”。因而杨宝霖等坚信陈益为甘薯传进第一人，看点不断较有影响力。
即便《凤岗陈氏族谱》实为同治八年刻本（族谱那种处所文献的成书年代比其他文献更易做假），对万历十年（1582）年近三百年前发作之工作节性如斯之强自己就颇有问题，通过族谱故事的前续缘起、后世开展记忆犹新，构建起事务停顿的根本链条，可信度不高；再者，即便是明末清初之文献一般论述甘薯传进时间也多是模糊处置，族谱详细到庚辰、壬午夏，疑点颇多。
七、从越南到电白
道光《电白县志》最早记载此事：
相传，甘薯出交趾，国人严禁，以种进中国者功死。吴川人林怀兰善医，薄游交州，医其关将有效，因荐医国王之女，病亦良已。一日赐食熟甘薯，林求食生者，怀半截而出，亟辞回中国。过关为关将所诘，林以实对，且求私纵焉。关将曰：今日之事，我食君禄，纵之不忠，然感先生德，背之不义。遂赴水死。林乃回，种遍于粤。今庙祀之，旁以关将配。其实伪固不成辨。
林怀兰之事虽未引自家谱那种信度低的文献，但与它们一样都是呈现过晚。但撰者尚比力公允，也知描述过于戏剧化，遂阐明“相传”“其实伪固不成辨”，已经很大白了。
但到民国《桂平县志》则说：“甘薯，自明万历间由高州人林怀兰自国外挟其种回国，今高州有甘薯大王庙以祀怀兰为此事也”。“相传”等词汇不知所踪，再冠以“万历间”如许的时间定语，已经以假乱实了，林怀兰是又一甘薯传进第一人。其实，无论是福建仍是广东，明末甘薯就已经妥帖颇佳，进清以来特殊是乾隆之后，已经稳居二者粮食做物之大宗，加之福建的金薯记忆与金公崇奉的传播，此时有心者妄图建构所谓的引种功绩是极有可能的，不外那类文献都呈现比力晚，完全没有明代的文献佐证。诚如郭沫若所说“林怀兰未详为何时人。其履历颇类小说，疑林实从福建得到薯种，矫为异说，以鼓励种植之传布耳。”
八、从文莱到台湾
清代以降台湾文献中频繁呈现的“文来薯”，望文生义，认为台湾甘薯除了引自福建之外，也有本身间接的线路——文莱。最早的官方记载当是康熙《诸罗县志》：“……又有文来薯，皮白肉黄而松，云种自文来国。”之后，该说法得到台湾诸多文献的继续。清季之前，从未闻“文来薯”之说法，台湾相对闭塞，私认为“种自文来”很可能是本地人的“想象力工做”，就好像台湾关于“金薯”的想象一样（“金薯”一词可以传布至台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福建移民携种而来），《台海摘风图》：“有金姓者，自文来携回种之，故亦名金薯，闽粤沿海田园栽植甚广。”金学曾倒成了从文莱带回甘薯的配角了，将在纪年中所包罗的事实停止编码，使其成为特定品种的情节构造的成分，乾隆《台湾通志》引用《台海摘风图》后，后世陈陈相因。
所以所谓的文莱传说可信度是比力低的。越是后世文献，对不异事务添枝接叶、横生枝节的情状就越明显，今天的学者却不加思疑的摘纳，让人费解。
九、从日本到船山普陀
因为日本学者研究认为日本甘薯源于琉球（1605）、琉球又源于中国（1610），因而郭松义认为浙江甘薯引自日本或南洋往日本的商船，其实都比力牵强。其次要根据万历《普陀山志》确有：“番芾，种来自日本，味甚甜美”的记载，但是“番芾”一词再未见于其他文献，到底是不是甘薯仍是两说。郭松义认为《紫桃轩又辍》也是记载甘薯的早期文献，刚好证明了普陀先有甘薯：“蜀僧无边者，赠余一种如萝葡，而色紫，煮食味甚甜，云此普陀岩下番薥也。世间奇药，山僧野老得尝之，尘埃中何得与耶！”
现实上，“番薥”纷歧定是甘薯，根据李日华的描写“番薥”也不似甘薯。假设，浙江确系独立引种甘薯，关于浙江不断没有妥帖甘薯，郭松义给出的阐明是“山僧吝不传种”，那也是阐明欠亨的。此道路存疑，但是相对陈振龙道路之外的其他所有道路，已经有必然可行性了。
自陈振龙将甘薯从菲律宾引进福州长乐之后，各方不竭抽绎出此中的合理元素，建构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途径，最末构成了甘薯引种的多元途径看。明人即便不详细晓得是陈振龙传进一事，多用“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那种较为模糊的客看书写体例，清代以降，越是后来，说法越是八门五花，反而描述越来越精准，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一批又一批后报酬之背书，三人成虎，足以以假乱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