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人活跃参与政治活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明朝文人活跃参与政治活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中国古代的文人结社发展至明代出现高潮，它的兴起、繁盛和衰落与多种因素有关联，其中政治因素，影响既深且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时局总是牵动着文人结社的发展进程，高层官僚雅好宴饮赋诗甚或直接参与社事，带动整个社会形成结社之风，激烈的党派之争促使文人结社变得更加炽盛，在总数、规模、管理、性质等方面都在向更高水平发展。

文人结社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自唐中期形成后一直是文人士子的重要活动方式。陈寅恪甚至认为：“治我国文化史者，当以社为核心。”①明代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鼎盛时期，据有学者研究，至少在680家以上②，其范围涉及明代的政治党争、科举制度、讲学思潮、文学流派、宗教风气以及节日习俗等，是治有明一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社会风俗史等都必需涉及的重要领域之一。关于科举制度、讲学思潮、文学流派等与文人结社的关系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而关于政治与文人结社的关系，仅有少数学者在阐释晚明社会衍变与文人结社的关系时有所述及③。事实上在诸多因素当中，政治对结社发展的影响既深且巨，政治局面的变化、高层官僚的参与、党派争斗的加剧都对明代文人结社的兴盛发挥过不同程度的作用。对这一现象的梳理，不仅有助于明代政治史、文学史、社团史中相关问题的探讨，而且有助于揭示文人结社发展的外在动因，对当代社团的建设与管理也会有借鉴意义。

　　 一、政治时局的牵动

　　依据社会的发展状况，史家一般将明代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洪武至永乐年间为巩固统治时期，洪熙至弘治年间为国势上升时期，宣德以后 ，　　至明朝灭亡为朝政衰落时期，为了研究的方便一般还会算上元明之际和明清之际这样两个特殊时期。在不同阶段，明朝有着不同的政治时局，对文人结社的进程或多或少产生过影响。我们不妨以时间为序，来看看那些不同的政治时局是如何牵动社局发展的。

　　元末，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各地形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他们拥兵自重，图谋发展。身处乱世的文人们或者择主而仕，或者易地避乱，这就为他们集中聚会、宴饮酬唱提供了契机。元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攻占苏州，招贤纳士，自图王业，唐肃、余尧臣、张羽等从各地奔吴，与高启、杨基等人结北郭诗社［1］卷2；至正二十三年（1363），何真左辖广州，开署求士，孙�、王佐回到广州，与黄哲、李德、赵介重开南园诗社［2］卷40；而闽中方朴、宋贵诚、朱德善诸人则不理世乱，开壶山文会，“赋诗弹琴，清谈雅歌以为乐。”［3］310入明以后，这些结社有的因战乱而消亡，有的则继续举行活动，成为明代文人结社的肇端。

　　朱元璋在乱世之中建立明朝，因政治原因不断采取高压政策，对异己势力予以打击和摧毁。高启因为魏观作上梁文而被腰斩于市，孙�因为蓝玉题书而坐论死，王行亦因蓝玉案坐死，黄哲以诖误罹于法，徐贲因事下狱死，张羽坐事自沉龙江等等，这些文人多是元季社事的活跃分子，他们的死亡不能不说对明初的社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文人结社由此坠入低谷，导致了明初近百年社事的沉寂局面。不过，朱元璋对文人的贬谪、放逐、戌边的政策，也在客观上促使文人聚会结社，休宁江敬弘以吏谪濠梁，与同时谪居濠上的唐肃、董喜等人结为诗社［4］，钱塘凌云翰坐谪南荒，举行清江文会［5］卷14。同时，一些文人为躲避政治风险而归隐山林，亦多结社，如福清林鸿性情脱落，因太祖治理操切而自免归，与乡人郑宣、黄玄辈结社，开启明代闽中风雅［6］1456。这些结社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明初的社局。

　　建文四年（1402），燕王夺位，是为成祖，明朝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社会逐步稳定下来，国势呈现上升趋势，至正统年间，国力开始强盛，此后的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时期，被史家称为明朝的“承平之世”，文人结社也随之逐步发展。由于“靖难之役”的影响，不少文人优游林下以避世远祸。永乐二年（1404），太平林原缙与丘海、何愚诸人“会里之花山，修白香山故事”［3］571；永乐七年（1409）之后，长乐陈亮“结草屋沧洲中，与三山耆彦为九老会”［7］7337；会稽漏瑜“建文初历河南道御史，靖难后不复出，侨寓乌镇”［8］卷24，至“宣德中，在乌墩为九老之会”［9］144，明代怡老会社自此兴起。而国力的强盛大大刺激了文人的自信心和养尊处优的享受心态，结盟会社渐成风气，如大学士杨荣就时常召集馆僚雅聚杏园，宴乐赋诗［10］卷20。李东阳《书杏园雅集图卷后》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普遍认识和心理：“自洪武之开创，永乐之戡定，宣德之休养生息，以至于正统之时，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称。庙堂台阁之臣，各得其职，乃能从容张弛，而不陷于流连怠敖之地，何其盛也！”［11］卷73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渐渐形成了南直、浙江、广东等几个社事最为活跃的地区。在南京，弘、正之间有“顾华玉、王钦佩以文章立，陈大声、徐子仁以词曲擅场”，嘉靖中期有朱子价、何元朗等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12］丁集卷七。在杭州，正统时“有耆德会，有会文社”，天顺时“有恩荣会，有朋寿会”，弘治时“有归田乐会”，被誉为“硕德重望，乡邦典型，酒社诗坛，太平盛事”［13］卷173。在东莞，天顺初有南园诗社，“东莞凤台相望而兴”，之后又有戴宾竹、谢兰趣等人续修社事，“绎志以联章，稽德以肖图”［14］眷38。

　　正德以后，明朝的政治和社会危机逐步加深，国运开始走下坡路。武宗、世宗长期怠政，宦官刘瑾、权臣严嵩先后擅权，导致“将疲于边，贼讧于内”，“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7］250251。如果说永乐至正统年间是明朝的治世时期，政局是从正面促使文人结社向前推进，那么正德以后至明亡以迄，政局都是在从反面刺激着社局的发展，甚至激发了结社高潮的出现。典型的情况是，由于政治的黑暗，正直敢言之士多被罢官放黜，明哲保身之人自求归田远祸，但都是借助结社活动来自遣怡情。正德初，刘瑾乱政，杨守随因抗疏为其所衔，传旨致仕，与乡之耆旧以诗酒相娱，结社于甬上［15］卷6。刘麟因不谒刘瑾而被黜为民，流寓湖州，与吴琬、施侃、孙一元、龙霓“结为崇雅之社［7］5152。嘉靖中，严嵩弄权，张时彻上疏忤之，归里修社，领甬上风雅达二十余年［16］卷42。张瀚亦因力劾严嵩而被削籍家居，与沈懋学、李彦明等人结湖南吟社，“明哲理道，雅善著作”［17］卷1。至万历时，明朝已呈“将圮而未圮”之势，“其外窿然，丹青赭垩，未易其旧，而中则蠹矣”，“明兴二百余年，至嘉、隆之季天下之势有类于此者多矣”［18］卷9。张居正柄政期间，“褊衷多忌，刚愎自用”［19］958，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多采用强制性乃至专制性手段，因而与之同朝的不少文人都或多或少受到打击。例如万历三年（1575），歙人汪道昆不满张居正引某人为上卿而“直摘其瑕”，引起张居正不快，“遂上书陈情终养”［20］55，并于万历八年（1580）解组归乡，然后与李维桢、屠隆、沈明臣等二十余人组织白榆诗社，社事之盛，“熏灼海内”［21］504。又如万历五年（1577），夺情议起，张瀚因不听张居正嘱咐，被“嗾台省劾之，以为昏耄，勒令致仕”［19］951。致仕后，张瀚亦“与同乡诸缙绅修怡老会，会几二十人，一时称盛”［22］643。天启间，阉党乱政，顺德梁元柱因疏劾魏阉而被削职罢归，招邀朋旧，与陈子壮、黎遂球等人“开诃林净社”［2］卷40。崇祯初期，思宗有过短暂的力除积弊、重振朝纲之举，但未能扭转朝政的颓败之势，在党派争斗、农民起义、满族入侵等内外因素的合力之下，明朝迅速走向衰亡。政局的黑暗与动荡、朝廷的荒诞与无能最终导致社会的失控，人心浮荡，世风奔竞，文人士子纷纷结盟立社，或借以干政，或赖以延誉，或藉以怡情，使得明朝中期以后全国各地社盟林立[注：据笔者考订，明代后期（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共有结社282家，足见晚明社事之盛。参见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丛考》附录三《明代文人结社分期与分类统计表》，上海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93页。]，出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结社史上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即使与近代的辛亥革命时期、现代的五四运动时期和当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相比，社事的数量、种类、规模等也都毫不逊色。

　　明清易代，使得处于鼎盛时期的文人结社迅速走向衰落。清初的文人结社多表现出遗民心态，或眷怀故明，如甬上遗民所结的西湖八子社、南湖九子社、西湖七子社、南湖五子社等［23］卷6；或抵抗新朝，如清河杨廷麟“招致四方义勇”立忠诚社［3］2910，甬上全美闲“自以明室世臣，不仕异姓，集亲表巨室子弟为弃纟需社”等［23］卷8；或躲避世乱，如吴江吴与湛“结诗社于江枫庵”［24］卷2，鄞县周惟一社于榆林［25］卷72，兰溪章有成“与同邑赵淳、吴鲲、范开文为诗酒社”［26］239等。这些故明遗老所结之社，无不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清人杨凤苞说：“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27］卷1正道出了清初时局对明朝遗民结社的影响。

　　如果以“治”、“乱”为标准的话，明朝的各个阶段分属于治世、乱世或者二者之间的过渡时期，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治世政局一定给予社局正向影响，也有负向的；乱世政局也不一定都起着负向作用，甚至更多的是起着正向的作用。从上面简略的缕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在明代尤为显著。

　　 二、高层官僚的带动

　　皇室贵族和馆阁重臣属于社会的上等阶层，由于政治身份的特殊性，他们的权力、地位、声望等影响力较一般文人更大，他们的行为更容易受到社会的关注，他们对结社的态度也就更容易为社会公众所接纳与效仿。

　　明代前期的几位皇帝都比较爱好文事，对于明代文化的繁荣、文学的兴盛包括结社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太祖虽出身农民，却“喜为歌诗”［21］1，“长篇短歌，操笔辄韵”［28］卷148，经常“与文学之臣燕饮庚和”，洪武十年（1377）就曾特制十题，“命典籍吴宗伯赋之”，又“命扈从儒臣和之”，再“命群臣赋七言律十二韵”［29］卷13，可谓“韵事特多，更仆难数”［9］1。成祖“戎马之余”，亦能“铺张文治”［21］2，视学后赐诗给太子和亲王，学士胡广进《视学诗》，“一时词林诸儒臣咸和之”［10］卷11。仁宗“好文重士，乐善有诚，时节宴群臣，间赐诗奖谕”［30］卷9。宣宗“万机之暇，游戏翰墨”，常常“君臣同游，庚歌继作”［21］3。宣德六年（1431），宣宗赐诗尚书胡�，杨士奇、杨荣奉和以献，又召大学士黄淮宴饮万岁山，黄淮献诗以谢。英宗“崇尚文治”，“频颁宸藻”［9］4。宪宗“时御翰墨，作为诗赋”［31］卷17。孝宗“非惟政事之勤，实启人文之化”［9］4。武宗经常命大学士费弘、杨一清更定其诗，“或御制诗成，令二辅臣属和以进，一时传为盛事”［32］38。万历以后，皇帝于文词一道只是偶尔为之，不再如以前光景。但是，当时文人结社之风已然盛行，许多宗室子弟都开始自行立社，或课诗或研艺。恭裕王孙三人翊钅氏、翊、翊�皆工诗，兄弟尝共处一楼结花萼社，谈艺不倦［7］3632。宁惠王第四子朱多火黑等王室后裔十人在南昌城外结龙光诗社，社诗辑为《龙光社草》［9］19。辅国将军朱�圻与��、��、��四人结社，日课以诗［21］779780。更多的宗室子弟则是与各地文人交游，参与到文人结社的活动中去，如宁献王六世孙朱多�就曾变姓名为来相如，与李维桢一同加入汪道昆的白榆社［33］卷71。

　　象征着最高统治权力的皇帝及其宗室成员们的行为，率先影响到与他们接触最紧密的馆阁重臣们。早在永乐年间，文人结社还处于沉寂时，大学士胡广就邀请同院之士“酒酣分韵，赋诗成卷”［10］卷20，开朝廷大臣节会唱和之始。宣德年间，由于英宗励精图治，君臣戮力，缔造了一个“治平之世”[注：《剑桥中国明代史》对英宗及其时代作出这样的评价：“宣德的统治是明史中一个了不起的时期，那时没有压倒一切外来的或内部的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争论。政府有效地进行工作，尽管宦官日益参与了决策过程。及时的制度改革提高了国家行使职能的能力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两者是贤明政治的基本要求。后世把宣德之治作为明代的黄金时代来怀念，这是不足为奇的。”牟复礼、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译本，第298页。]。在这样的太平盛世中，大臣们多优游唱和，如宣德三年（1428），学士杨溥掌院事，率众僚友宴于聚奎堂，“众皆赋诗”［10］卷20；正统五年（1440），杨士奇仿唐宋洛中耆英之会，与馆阁同志七人倡真率会，“文雅风流，道义相发”［34］232；弘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与吏部侍郎杨守�、户部侍郎郑纪、礼部侍郎董越诸人，“皆发身翰林者，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34］481；正德二年（1507），吏部尚书王华与礼部尚书刘忠、户部尚书杨廷和、吏部侍郎黄�、礼部侍郎马廷用、太常少卿罗王巳等人续举瀛洲雅会，“皆倡和成卷，以梓行于时”［34］481。这种事例几乎历朝历代都有一些，黄佐《翰林记》就记载着很多，并且说：“本院诸寮有文渊阁赏雪诗，盖词林纪事，多有题咏。”［10］卷20这些馆阁重臣的宴饮游赏、雅集唱和，虽然没有明确标名是结社，但它容易为下层文人所效仿，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文人结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人结社兴起以后，馆阁重臣不再仅仅是宴游赋诗，也经常参与到社事中来，或主动参加，或被邀主盟，或自立会社。成化后期，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王鏊结文字之会，“花时月夕”， “燕集赋诗”［35］卷10。正德间，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结西社，“与诸友生觞咏玉堂之上”［36］驻四。嘉靖间，户部尚书刘储秀与僚属倡和为诗社，“都下称西翰林”［6］1986，刑部尚书王世贞结六子社，“彬彬称同调”［37］。这些馆阁重臣对文人结社的影响，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结了几个社、参与了几个社，而是他们致仕或离职后，将这种结社风气散播到全国各地，并由于他们的影响力，很容易在当地组织起规模不等的社事。长洲祝颢，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参政，年六十致仕，“归田之后，一时耆俊胜集”，“高风雅韵，辉映乡邦，历二十年”［21］207。吴江莫震官至延平府同知，成化十九年（1483）归乡，择亲友中贤而有礼者，结为叙情之会，“每月会于一家”［38］卷16。鄞县杨守随官至工部尚书，正德二年（1507）解组之后，“与乡之耆旧以诗酒相娱”［39］卷15。寿光刘澄甫官至山西布政司参议，嘉靖十三年（1534）归田后，与乡大夫“结海岱文会，每月集于精舍。”［40］卷6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明代俯拾皆是。所谓上行下效，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开始，到皇室成员，再到这些馆阁重臣，他们的言行举止是整个社会的风向标，既然这些高层官僚如此雅好于宴饮社游，其他的下层民众热衷于此也就顺理成章了。可以说，正是由于皇室贵族和馆阁重臣们长期地、频繁地进行集会唱和、宴游赋诗，甚至是亲自参与社事，才带动结社之风由朝廷逐渐向民间扩散，并最终风靡全国。

　　三、党派斗争的促动

　　明代文人结社与政治党争发生直接联系是在万历以后，当时神宗长期怠政，皇帝、内阁、六部、太监、言官之间，各种矛盾错杂叠出，愈演愈烈，以癸巳（1593）京察为开端，党派争斗正式拉开帷幕。日益激烈的党争促使当时已经兴起的文人结社更加炽盛，发展的水平也更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激烈的党派斗争促使文人结社的数量增加。明代涉及党争的文人结社概括起来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党争中被削籍或乞归的官员进行结社。万历二十一年（1593），刑科给事中刘道隆论劾虞淳熙，吏部尚书孙�疏救失败，虞淳熙罢官归里，与冯梦祯、屠隆结西湖胜莲社［41］卷21；天启六年（1626），曹学�因著《野史纪略》，与阉党《三朝要典》相悖，忤逆魏忠贤，被削籍归里，与陈�、徐

　　火勃等修阆风楼诗社［9］568；启、祯之际，刘宗周以忤魏阉削籍归，举证人社于塔山旁［3］2873，等等。另外一种是在党争中发展起来的结社。其中，有正直文人为匡扶正义、反对阉党而成立的社，如崇祯元年（1628），徐孚远、陈子龙等人立几社，“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以上副崇祯帝崇文重道、去邪崇正之至意”［42］458；崇祯二年（1629），掖县贡生赵士�“倡山左大社，以应复社”［43］638；崇祯十二年（1639），陈贞慧、吴应箕举国门广业社，“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等［44］353。也有阉党成员为与

　　清流抗衡而结成的社，如崇祯八年（1635）前后，正被废斥匿居的奸臣阮大铖迁怒于东林党人及其子弟，组织成立中江社，“网罗六皖名士，以为已羽翼，一以标榜声名，思为复职之地；一以树立党援，冀为政争之具”［45］。这些社事都是由于党派之争而产生的，它们在总量上增加了明代文人结社的数量，是社事高潮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其次，激烈的党争促使文人结社的规模不断扩大。明代前期的社事承宋元遗绪，规模都不是很大，一般只有几个或十几个成员，如莆田的壶山文会“初会九人”，“ 续会者十三人”［3］310，广州的南园诗社“有孙�、赵介、李德、黄哲、王佐辈，世称前五先生”［46］卷首，山阴的清闲会只有“里中遗老十人”［47］卷6，南京的清恬雅会“凡十二人”［48］卷14等等。党争加剧以后，为了达到由野制朝、以社援党的目的，文人结社由讲求宴游怡情逐渐变为讲求声气延誉，对于成员的吸收和接纳就比较宽松，入社成员越来越多，社事规模也越来越大，以至动辄几十人、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张溥等人在京师倡立燕台社，“稍稍至二十余人”［42］458，阮自华招邻霄台大社“宴集者七十余人”［21］445，赵士�倡山左大社有“九十一人”［49］卷3之三，姚�续国门广业社“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士百有余人”［50］下卷，后来还达到了“几二千人”［51］卷1。最大规模的结社是明末的复社，时人周同谷曾说张溥创举复社“门人七千，称西铭夫子”［52］。七千人之说，或属夸张，依据确切资料记载，复社成员至少有“三千二十五人”［53］30，而据今人研究的结果，其数量甚至还要超过此数[注：日本井上进大量搜集今存资料，对复社成员进行全面整理，集成《复社姓氏校录》一文，计有3043人，是今天所能知道的最多的复社名单。见《东方学报》1993年第65册。]。

　　复次，激烈的党争促使文人结社的组织性增强。为了加强社中成员的联系，更好地开展文事、政事活动，就存在着如何管理社事的问题，尤其在规模扩大以后，这个问题就更为凸显。于是许多结社都通过制定社约来规范管理，如祝时泰的西湖八社、张瀚的武林怡老会、顾宪成的东林社、闻启祥的读书社、张采的应社等都有自己的规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复社。在崇祯二年（1629）的成立大会上，张溥首先提出了结社的纲领：“兴复古学”，“务为有用”［54］210。为了贯彻这一纲领，复社制订了社规，对入社人员提出具体要求：“毋从匪彝，毋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已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并且规定“犯者小用谏，大则摈”［54］210。所谓“摈”，就是逐出社团，类似于今天的除名条款，规定是极为严格的。复社组织的严密性不仅仅体现在制定社约这一个方面。为了强化管理，复社以府为单位，每府选出社长一人，负责本府社友的联络：“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54］210211，这样就把各地的文社有机地置于自己麾下进行统一管理。在选文的分管上也是依地划分，将全国分为若干区域，分别由不同人员主持，如“介生、维斗、子常、麟士、勒卣主吴”，“彦林、来之主越”，“眉生、昆铜、伯宗、次尾、道吉主江以上”，“大士、文止、士业、大力主豫章”，“曦侯主楚”，“昌基、道掌、仲谋主闽”，“澄风主齐鲁之间”［55］卷4等等。同时，将社员孙淳安排负责发展社员、联络社友、传递邮件等日常事务，成为专职的管理人员。这些都说明复社有着非常先进的管理方式，组织的严密性为此前任何社团不能比拟，也正因为如此，复社才会发展得极为迅速、极为壮大，才能开展各种干预朝政的活动。

　　最后，激烈的党争还促使文人结社的性质有所转变。明代中期以前，文人结社多以宴饮赋诗、呈才怡情为主，一般较少涉及时事政务。即使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闽人祝时泰游杭州，与高应冕、方九叙结西湖八社，还是规定“会间清谈，除山水道艺外，如有语及尘俗事者，浮一大白”［56］643。清雅所至，视时事政务为“尘俗事”。万历十三年（1585），张瀚在杭州组织怡老会仍然还是“闲谈山川景物之胜，农圃树艺之宜，食饮起居之节，中理快心之事”，而“若官府政治、市井鄙琐，自不溷及”［22］644。其时，张瀚因张居正夺情事而被勒令致仕，结社背景的政治色彩已经非常浓厚，但由于当时党争之局尚未形成，党局对社局还没有多少渗透。随着党争的形成和愈演愈烈，文人结社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文学色彩渐褪，政治色彩渐浓，社事活动不仅不再避谈俗事，而且以直接干预时政为务。张溥诸人即因对时局的不满：“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息，慨然结纳，计立坛坫”，故而“倡燕台十子之盟”［42］458。几社起初只是“读书讲义”，“偷闲息影于东海一隅”［42］459，后来也为时局所迫，“言皆机务”，而“绝不论文”了［57］卷中。复社自崇祯元年（1628）初创，历十七年而亡，与崇祯一朝相始终，可以说崇祯年间的许多政治事件都与复社有关，举桃叶渡大会、贴《留都防乱公揭》、创国门广业社、倒温体仁下台、拥周延儒入阁等，都是复社成员借结社以参与党争、干预朝政的具体表现[注：复社与崇祯年间政治形势的关系错综复杂，可参阅吴伟业《复社纪事》不分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陆世仪《复社纪略》四卷，清抄本；（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复社参与党争的具体行动，则可参阅陈鼎《东林列传》二十四卷，文津阁四库全书本；陈贞慧《书事七则•防乱公揭本末》，丛书集成续编本；佚名《研堂见闻杂录》，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五《与友人论留都防乱公揭书》，清刻本；张廷玉《明史》卷三○八《周延儒传》、卷二八八《张溥传》等。]。从最初的“一件读书人的雅集”最终“变成了一种社会上的运动”［58］101，复社性质的演变轨迹清晰可见。

　　明代党争与结社的关系先后经历了“党社相分、党社并兴、党社融合”［59］91的三个阶段，万历以后，党社之间逐渐融合，互为依凭，形成了党社一体的局面：“朝之党，援社为重；下之社，丐党为荣”［58］172。“野之立社”就是“朝之树党”［58］172，党争表现为“社争”，党争日剧，社局日盛，党局的激化不断促动着社局的发展，无怪乎杜登春在对明清之际的社事研究之后慨叹道：“社局原与朝局相表里”［42］465。

　　明代文人结社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因素只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同时，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因素都是有利于结社发展的，也有一些不利因素。从本质上来说，结盟立社是文人群体意识和自由意识的反映，与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是极相抵触的，容易“发展成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从而“导致了政局的动荡”［60］576。因此，从国家统治的角度出发，朝廷对于士子会盟总是比较警惕，大都采取禁止措施，明朝也不例外。明初，朱元璋就曾颁令不许生员干政：“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61］卷下。万历、天启两朝也对聚众讲学进行大肆弹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阻碍了处于兴盛时期的文人结社的发展势头。尤其在清朝定鼎之后，朝廷有鉴于明季社盟之弊，屡颁禁盟法令。顺治九年（1662），由礼部题奏，颁令“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62］卷下。十七年（1660），礼科给事中杨雍建有感于结社流弊而上《严禁社盟陋习以破朋党之根事》疏，奏请再次重申禁盟条约，而且变本加厉，“士子不得妄立社名”，“其投刺往来，亦不许仍用社盟字样”［63］。疏上不久，清世祖即颁旨：“士习不端，结订社盟”，“深为可恶，着严行禁止”［42］。至雍正三年（1725），清世宗再次颁布更为严厉的禁令，“假托文会，结盟聚党”者会被“拿究申革”，“标立社名，论年序谱”者则会被“照奸徒结盟律，分别首从治罪”［64］卷383。正是在这样的严禁政策之下，文人士子开始渐渐敛迹，中国古代的文人结社由此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