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王是否也像生还的宝札那样具有独特的卡牌系统？
游戏王有没有和生还的宝札差不多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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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对日本发展有什么贡献？
在日本和中国史学界相当一段时间内都将日本在近代历史的崛起完全视为明治维新的功劳，而在此之前的德川幕府时期则被视为停滞僵化的时代，毫无发展贡献可言。甲午战争后无数志在改革图强的仁人志士在痛定思痛后开始总结日本崛起的经验，然而当时中国人的所有总结都只追溯到明治维新，放佛日本在短短几十年间所实现的跨越式发展全是明治维新的功劳。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在物理学上有一个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哲学上有一个与之类似的概念叫做物质不灭——物质是不能被消灭的，它只能转化为其他形态。事实上整个宇宙以及地球、人类的进化历史、人类文明的演进历史同样遵循这一定律：历史就犹如一条无法割断的河流。明治维新和古今中外任何一次改革一样不可能是凭空发生的孤立事件，而必然有其一系列前因后果——正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历史积淀才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提供了土壤。就此而言：那些认为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没任何发展可言的说法显然是伪命题。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可以说是日本古代史上难得的安定繁荣的时期：自公元10世纪武士阶级登上日本历史舞台以来的日本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持续不断的战争史，然而在1615年的大阪之阵后德川幕府却开创了日本古代史上少有的二百余年天下承平局面。这一时期德川幕府在总结之前历代政权的经验教训后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管理制度：在地方管理模式上德川幕府延续了以往的幕藩体制即幕府作为中央政府存在，允许地方各藩维持半独立状态。但藩与藩是不同的：主要分为与德川家族有血缘关系的亲藩、由德川家臣统治的谱代藩和德川幕府建立前的原藩主继续统领的外样藩。在权力分配上大领地和高俸禄被赐予外样藩，但外样藩主不得担任幕府官职，也就是说外样藩主享受大领地和高俸禄，但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类似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以高官厚禄笼络其交出实权。谱代藩则往往授予政治上重要的实职，但不享受高俸禄，如此一来即使有心反抗德川家，外样藩主没权力，有权力的谱代藩则缺乏足够的金钱和兵力。除了利用外样、谱代、亲藩相互牵制外，在京都以及人口多、盛产战略资源的重要地区不设藩，由幕府直辖，称之为天领，在当地设立直接听命于幕府的代官，京都的代官称为京都所司代，负责监视天皇朝廷和关西诸侯。幕府在经济上掌握了占当时全国粮食总产量1/4的富饶的土地，和大阪、京都、江户等重要城市以及主要的矿山，还垄断了金、银、钱三种货币的铸造权。在军事上幕府控制之下的直属武士旗本、御家人以及旗本的陪臣，号称“旗本八万旗”。相对于各藩在军事力量上占绝对优势。德川幕府还制定了参觐交代制度——就是要求地方藩主半年住在幕府所在地江户，半年住在自己的封地。藩主们住在江户的半年实际上和自家的人质一样处于幕府监控之下，而频繁往返于封地与江户之间则耗费了藩主们大量财力和精力，大大降低了地方藩主叛乱的可能性。
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和中国的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相似性：国民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士指的是文士，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的文官政治传统的国家；而日本的士指的是武士，因为日本长期以来就是由武士阶层开创的幕府在实际统治。其实在商之下还有两个阶层：一个叫秽多——就是非常脏的意思；还有一个叫非人——干脆就不当人看了。尽管农民阶级受到武士阶级的统治，不过他们并不是完全逆来顺受的主。本来德川幕府的法令是禁止农民迁徙的，可在现实中因为躲避灾荒和苛捐杂税而自发的迁徙却是始终无法禁止的，事实上日本历史上也爆发过反抗幕府统治的农民起义。在长期的天下承平局面之下商业和城市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时间日本出现了举世罕见的农民进城和城市化现象：1720年江户的人口已达到100万人，而清朝的首都北京在75年后才达到74万，直到光绪年间才达到108万。作为一个人口接近4亿的大国的首都人口还不如3000万人口的日本。除了江户之外日本的大阪也有38万人口、京都有34万，而英国伦敦同期的人口为70万，也不如日本的江户大。1700年日本有5-6%的人住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而同期的欧洲只为2%，如果算上人口1万以上的城镇，那么日本的城市化率则达到10%，而同期的清朝仅为6.9%。幕府制定参觐交代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削弱地方藩主的实力，然而无形之中这也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幕府出于让诸侯大名们在路上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目的而大力发展诸侯往返途中的商业贸易，希望诸侯们在沿途花的钱越多越好。事实上在明治维新之前大阪就已形成大米期货市场，这是全世界最早的期货市场。
德川幕府时代末期日本的教育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且形式多种多样：日本当时的公立学校叫学问所，主要教授中国古代的哲学和文学研究，还教民间小孩们识字。地方上的各个藩也有自己的学校，藩校设立的最初目的是培养武士阶层的文化水平——当时日本的军队系统实际由武士构成，包括部队的文书、会计等文职工作也一概由武士担任，这就要求武士必须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事实上在明治维新之前一些思想较为开放进步的藩校就已经开始增设外语、军事、工程学等学科。1850年的日本男孩识字率为45%上下，女孩为13%左右，总识字率不仅超过了当时的清朝，也超过了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学生学习的内容除了儒家经典，还会学习《商业指导》、《百商教程》等使用技术。通过学习，学生能够听懂官方文告，学会开具发票、记明细账、阅读农学手册等。除了学问所和藩校之外，日本还有民间学塾和寺子屋——民间学塾主要是一些学者自己开办的学校，传播儒学、国学，后来转而教授外语和技术。学生也不仅仅局限于武士阶层的子弟。江户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时期的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福泽谕吉等风流人物都毕业于民间学塾。寺子屋则是进行儿童教育的民间学校，从城市到乡村寺子屋随处可见。据《日本教育史资料》统计：19世纪初登记在册的寺子屋就已有16560家，到明治维新前夕算上没有登记的非正规寺子屋已达到7万家之巨。
过去我国一直将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我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进行对比并言之凿凿声称：我国近代化改革早于日本，理由就是我国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开放的国门，而日本却是在1853年黑船来航后才打开国门，比我国晚了13年。然而事实上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德川幕府就已启动了近代化改革——时间是在美国黑船到来之前的1841年，显然这与前一年中英鸦片战争的刺激不无关系。1841年幕府在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主持下实行天保改革，表面上看这次改革和之前中、日等东方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改革没多大区别，似乎完全不能和近代化挂钩，然而实际上这次改革是幕府在仔细分析了自前一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后为挽救自身统治危机为采取的应急手段。改革的要点内容大致如下：①巩固幕藩领主制经济基础,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强迫外流的农民返乡，严格限定农民外出做工期限，严禁农民从事副业生产。② 抑制物价上涨,实行公定价格，禁止奢侈，矫正风俗，严格限制城乡人民生活，并且解散“株仲间”（同业公会），以废除其对商品的垄断权，实行自由交易，增加江户商品进货量。③为增强幕府经济实力,稳定财政收入,1843 年9月发布《上知令》（封地调换令），宣布将江户城周围10（日）里、大阪城周围 4（日）里范围内的大名、旗本领地收作幕府直辖领地。④为避免重蹈中国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覆辙,缓和同西欧列强的紧张关系,幕府撤销1825年的《异国船驱逐令》，发布《燃料淡水供给令》，只要外国船只有求，就可以供应燃料、淡水和食品。⑤实行富国强兵策，加强对江户湾等战略要地的警备，以巩固海防。幕府的对内改革措施实质在于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和加强封建领主所有制，因此未能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反而导致经济混乱，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1843年9月水野忠邦下台，改革失败。